我在想，我姐姐和我父亲算不算一家人。我父亲自杀后因为他手下那些警察的帮助，我们得到一笔来自保险公司的意外死亡的赔款，靠着这些钱，我们艰难度过了两年；我姐姐的飞翔演出又给我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我母亲借此供我念完大学。

所以，我姐姐是我父亲的女儿。

我母亲走后我没有收到什么意外的收入。我表姐总问我为什么不打听一下老太太是怎么死的。因为我知道母亲是善终而亡。还有，我知道，她不是我姐姐的母亲，原因是姐姐恨她，也不是我父亲的妻子。

我们不是一家人。

我姐姐挤在人群里盯着红榜，努力寻找“雷莲”这个名字，她从右下角看起，向上，再向左，向下，向左，向右转个弯，再从下面绕个弧线，最后从左下角那个名字的出口逃出迷宫。

我母亲那时在她前面。如果不是有三个男孩，五个女孩，以及七个家长挡住她的视线她应该能够看到我母亲。

她没有看到我母亲。她对母亲说她考得很好，录取了。就是这样，她的眼神像漫开的水一样发散而且无神。

“是么？”织布大王的孙女故作惊喜地说，“那么通知书什么时候寄到家里呢？”

“我想一旦确定就会寄到家里的。”

“要是真的可就好了。”

我母亲开始盯着姐姐的眼睛，为了掩饰空洞的眼神，姐姐的眼睛随之闪躲。织布大王的孙女的眼睛紧跟着追上去。双手握枪却不敢扣扳机的臭警察女儿的眼睛再次逃跑。别跑！后面的那双眼睛差点就要抓住狡猾的罪犯。前面的一双眼睛跑疯了，它们跳过深渊，翻过高山，淌过河水，然后在一片充满花香的田地里狂奔起来。两侧的风把她们的睫毛吹弯了，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最终它们实在太累了。眼睛躲进了眼皮的后面。

“我困了。”我姐姐说着躺到了床上。

“那你就睡吧，你睡死算了！”我母亲的语气开始转折了，“你啥也不是就是啥也不是还跑过来蒙人你是不是当我脑子进水了？我没有说错吧没说错吧你就是个废物！你看你这一身打扮你过来照镜子瞅瞅像个学生的样子么？你爸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住了我看你和你爸都一个样！姓雷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我不想说了。

我父亲那几天不住家里，因为他要办案，他住在警局里。每个星期他都会在那里住两三天。后来他辞职不做警察了，只能住在家里，不到一个月他就受不了了。

圣诞节那天他撞到了一辆去北京的火车上。

我姐姐又一次像风一样地从屋子里冲了出去。飞下�ニ�馨∨馨Ｋ�氚迅詹叛劬λ�吹降囊磺卸寂鼙椤Ｋ���罱Х��呱教使�铀�脊�锛洌�钪兆�谔逵�≈飨�ǖ穆ザァ?br/>我母亲给我父亲打电话。她说：“你的女儿高中没考上。就冲着我说瞎话，我还没等说她，就撒欢儿一样地跑掉了。”

这是诬蔑。两年之后法庭也用同样的方法诬蔑我姐姐。

前几年我曾经问过署名为芭比娃娃的作家“诬蔑”是怎样定义的。她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是在对象上歪曲事实添加罪状。我问，那如果污蔑者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但全听下来就感觉对象有罪的样子，又算什么呢？芭比娃娃说，这就是诡辩的艺术。

楼顶上停落着很多飞鸟，它们在我姐姐的周围蹦蹦跳跳。几十个孩子在操场中央抱着足球大声吵着架。后来下雨了，孩子们不欢而散，群鸟飞走了。我姐姐还是没有动，她坐在老式避雷针的下面，看着雨水顺着台阶一层层地往下流，绕过她的身体，分成两个支路，各向一方。

“你见到一个短头发，这么高，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吗？”我父亲拦住每一个路人这样问。真糟糕，没人见到过。这样的女孩儿太多了，谁知道哪个是呢？我父亲明白这一点。他找遍了所有网吧，走进迪厅审视了每一个狂乱的面容。后来他坐在体育场主席台对面的看台顶层。看着乌云我父亲在想，等这个案子结束，就不要再做警察了。

气温转冷，很冷。我姐姐起身想沿着操场的看台走一走。我父亲那时抓着扶手任凭雨水从指尖点点地滑过。他们像壁钟的时针和分针那样有角度地移动，不时有秒针在他们之间传递信号。

午夜零点钟，分针和时针重合在一起。

我姐姐靠在我父亲身上，他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雨渐渐小了很多，姐姐仰头看着父亲笑了，父亲也难过地笑了。

“爸，我没考上。以前我说考得好都是抄的。”

“我知道，”他摸着女儿的头说，“你能上高中，我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你。”

我们家那顶黑锅是十多年前买的，打成铁不值两块钱。电视、冰箱和衣柜，捆在一起卖也不会超过五百块。我姐姐之后去了护士学校还记得我父亲的话。她从没觉得我父亲在骗她。她说她喜欢这样的谎话。

一个像我姐姐那么大的女孩在花园的高草丛中被人奸杀了。这是我父亲一生中办理的最后一件案子。并不复杂的命案，我父亲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查出来。警局开始有人站出来质疑我父亲的能力。凶手是位患有妄想症的疯子，他对所有小名为“毛毛”的女孩产生难以理喻的冲动。包括他女儿，这是他杀死的第二个女孩。案发之后他曾三次到警局自首，每次都被我父亲骂了出去。按照那些怀疑我父亲已经老了的警察的话说，这是一出精彩绝伦的滑稽剧，罪不可赦的凶手（！）竟被当职的队长几次推出了大门外。我姐姐后来讲给我听的时

候，她说她不这么想。她说爸爸只不过把一些过于简单的案子看得太曲折了，他不相信这世上办一些事情会如此容易。

不单是办案，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扑朔迷离。那几个月他下棋输的钱越来越多。而高叔却很严肃地称他的棋艺已经达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看似天衣无缝的步局，往往都毁在一个明显而又白痴的错误之上。

此前的父亲，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扑朔迷离。那几个月他下棋输的钱越来越多，而高叔却很严肃地称他的棋艺已经达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只是看似天衣无缝的布局往往都毁在一个明显而又低级的错误上。

死前的父亲把周围的一切都看成了迷宫，他总是把容易的情形想得复杂，好在里面寻找思维的乐趣。有时候是这样，乐趣在思考的过程中出现了，事情却办得一团糟。

将近二十年我都在想我父亲那时候走在铁轨上思考什么。那段铁轨的上方是宽平大桥。我父亲在那里下棋输了很多钱，偶尔也赢过，但那一天输了。父亲队里姓张的警察，为此询问过在桥顶摆棋的江湖人。他说雷队长那天棋下得很差，极其糟糕，仿佛把下完这盘棋当成生前的最后一件工作那样无可奈何地对待。傍晚我父亲拎一瓶酒走在独木桥一样的铁轨上，他突然明白，简单的道理也可以做成很多事情，比如沿着这两条简单的平行线可以一直走到北京。

甚至，行驶在上面的庞大物体可以将一个人的头辗得粉碎。

我大学报考的是铁道学院，我母亲发疯一样绕着屋子走来走去地叫喊。她责令我表姐去学校找我的班主任把志愿改掉。我表姐不会听她的。她不允许我去学铁路的知识，她怕我所学的每一件事都会伤及她那不可抚触的记忆。我没有听从我母亲的叫喊，打我十五岁的生日过后，她就无法再控制我的生活了。我母亲跑到学校去，得知报考表早已连夜送往省招办。她骑车赶到市郊的红色大楼，在那里，她由于证件不足被禁止更改最后的大学志愿。凌晨两点钟她一踏进屋子就将我和表姐从梦中喊起来。她敌视着我及我的同盟者。

“如果，”她缓慢地说，“一旦你考进那个学校学那些烂东西，就永远也别想再进这个家。”

高考前表姐曾问我为什么这么想学铁道方面的知识。我说我想了解两轨之间有多宽，火车有多快。

“这个可以上网查的。”她说。

考试那天她说两轨的距离为一米，火车的时速为一百五十公里。

我看了她两秒钟没再说话。

一，二。火车前行了八十三米，有人从二十米的高楼上飞走了。

我父亲到家的时间大概是傍晚七点，他把背上的大包行李抖落在地板上，拍了拍双手。我母亲关掉电视，不解地看着他。

“还有吃的吗？”他说。

“没有了，你拿这么多东西干吗？”

“我辞职不干了。”他说。他弯腰从床下取出象棋，下楼了。

我母亲沉默着，摁着手中的摇控器从一个台播到另一个台。突然停电了，她又躺回床上。每十分钟她起来一次，到窗前看看楼下。对面两个阳台的人在高声叫骂。我母亲在月色中渐渐不再起身。

天亮之前有人轻轻打开门锁推门进来，靠在墙上点起一支烟。一刹那的火光在我母亲额前闪过。她突然坐起来。

“孩子都睡了，不用你跟我说，”他说，“我明天就去找事做。”

我父亲送姐姐去护士学校入读。九月的秋风吹过宿舍的玻璃发出低泣的声音。窗外的树叶脱离枝条吹到了屋子里。

“最多念一年，”我父亲吸着烟说，“明年我赚足钱就让你回去上高中。”

“算了吧，爸，我在这儿挺好的，毕业就能工作了。你看这学校，还有幢九层的高楼呢。”

“那楼太高了，不好。”

我姐姐扭过头，看着墙壁上的斑点。她想该贴哪位名星的海报合适一些。

我父亲站在红砖的中央，两边施工的声音太吵了，他听不清对方的声音。

“多少钱一个月？”他又问了一次。

“每天八点开工，晚上七点收工，除去吃饭干十个小时，一天拿二十块钱。”

“这不过是我输一盘棋的钱，”我父亲说，“而且，这工作也没有思维的乐趣。”

“我们做点买卖吧？”我父亲提议道。

“哪儿来的本钱啊？”

“向你哥哥借一点应该没问题吧？”

我母亲停下手中的活，转身看着我父亲，甩了甩双手，用毛巾擦干。这是前奏，暴风雨又要来了。

“你还是不是男人我问你雷奇你还算不算个男人？做男人做到这个地步你也真够可以了还过来犯贱向我哥哥借钱！我这个女人都觉得羞得慌你还好意思觍着脸跟我说！！你到大街上看看找找去有没有男人连儿子上幼儿园的事情都办不成女儿上学都供不起的！！！你去找找吧啊雷奇一个拿着枪都不敢开的臭警察你都不愿意干你还想干吗啊……”

“力力的事情我已经弄妥了，莲莲我保证她明年有学上。”我父亲弯下腰在床下寻找总共三十二颗两种颜色的棋子，“不到最后你还真不能说我不算男人。”

有个男人把自己反锁在房里，打开煤气，恭迎死神的到来。屋子里弥漫着甲烷的味道，他充满恐惧地看着自己的影子正渐渐消失。他用头撞碎玻璃，头向前倾，大口呼吸，为了远离死神，头尽量向前倾，远一点吧，死亡，再远一点。

他从四楼掉了下去。

人们围着一摊血迹低声议论着。我父亲从人缝中看到血已经凝了。

“为什么要自杀呢？”我父亲问。

“据说一个月前刚入的保险。”一个老人对他说，他以为这样的人很奇怪。“可能会赔钱，他家人以后也用不着再受苦了。”

“是啊，用不着再受苦了。”我父亲笑了，他知道该如何证明自己算个男人了。

元旦那天我表姐清晨五点钟就起床。七点之前她打扫了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之后我们决定去南湖看冰灯。可是我们刚出门就在寒冷的天气面前畏缩了。我表姐回到屋子里继续看电视。教堂合唱的歌声由于风雪的磨蚀而变得混浊混沌。

“牧师来咱家的那天，你不是说你要过新的生活吗？”

她换个频道，沉思起来。

“我是说，你想怎么个过法？”我继续问她。

“可是我都不知道新的生活从哪儿开始。”

“没想过去结婚，去组成一个家庭吗？”

“你不是也没结婚吗？怎么急着操心起我来了？”她笑了，“再说我都四十多了，这把年纪你让我去找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儿嫁出去呀？”

“你和我不一样，我是男人，我还有琪琪。”我说，“你不行，你不能一辈子做个老女人。”

她转过身，仰卧在沙发上长叹着气。电视里火拼的声音掩没了她的哭泣声。“就算我这辈子都做不了人家的老婆，”她目视着天花板说，“老太太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我不明白她干吗老说这个。

我母亲总爱说同样的一句话，但有一点我表姐和织布大王的孙女不一样。我母亲对不同的人会说不同的话。她对我姐姐常说“你去死呀去死呀”，对我表姐说“嫁吧嫁吧嫁了就能逃出这个家了”。

我母亲对父亲说，你还算不算个男人？

我父亲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终于走进了咨询室。

“我想问一下有关意外死亡保险的情况。”

“您好，请坐。”她微笑着说，“入保之前我们会检查您的身体状况，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您将有资格购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意外死亡保险。”

“呃，”我父亲竭力想出一些问题问她，“那自杀算吗？”

“不算，要是这样，世界上想去寻死的人都跑过来入保，会有多可怕啊。”

“哦，不过关于自杀还是意外死亡的鉴定是以什么为凭据呢？是保险公司还是法医？”

“一般情况下我们尊重后者的意见。”

“入保的时间都有多久的呢？”

“三个月，半年，一年，以及三年。”

“好，我买三个月的。”我父亲站起来打算告辞，“最多可以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