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等树上那只喜鹊飞走的时候，他就从大厅里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在大厅里来回地走着。正前方巨大的木钟在左右摇摆，他盯着钟摆看了一会儿，随着五声钟响，他将视线又移回窗外。
时值五月，整个大地都已经显现出一片春色。他记得他刚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冰雪附在地面上呢，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他掐指算着，从家里逃出来的那天是正月初五，距婚期还有十天。之后他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一般在武汉熬过了极其痛苦的一个月。在那里的最后几天，他给他父亲写了一封充满苦闷、忧伤，甚至有些绝望的家书。他父亲在回信里夹了二百块钱寄给他。他知道这几乎是家里全部的积蓄。他满眼泪水地看完了那封信，信里面他父亲说想尽办法才帮他联系到远在长春的一位姓王的表叔。“或许他可以帮你谋个职位。”他知道信是父亲求人代写的，信里面说可能一开始并不能赚多少钱。“不过稳当，”他父亲说，或者说是代笔的李老师这么写。“安稳的工作。只要你踏踏实实的，总有出头的日子。”出头，他记下这个词，把它写在那件灰色西装的领口处。离开武汉的那天正好下雨，他在淅淅沥沥的雨点下缓步行走到火车站，在铃响好久才背对着火车倒走上去，心里滋生出无法融化的忧郁。火车启动的时候他冲着车外在风中飘摇的树枝，静静绽放的花朵和雨中漫步的的行人喊了出来。假如荆州算是狭义上的家乡，而从广义上讲湖北才是他真正家乡的话，那么这一次他确实远离了自己的家乡。“狼狈地出逃，”坐在急速奔跑的火车上他想，“或许再也回不来了。”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那些散步的人们已经像回巢的鸟儿一样向家跑去。然而过了不到两个小时，他就见不到雨了。
因为他对未来的生活并不抱有多美好的憧憬，所以当他听说他的工作不过是个图书馆管理员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失落。“简单点儿说就是把还回来的书按编号一一放回原位。”那位年迈的远房亲戚说。他去见老人时在路上想了许久也弄不清楚该怎么称呼他。“表叔爷？”他造出这么个词，不过始终没敢叫出口。他恭敬地坐在他的对面，努力想出一句合适的措辞来表明自己一直念到高中毕业，而且读了不少名著，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应该有能力胜任一些更复杂的工作。“这才刚开始。”他表叔爷摇着右手食指说。随后两个小时他留客人吃了顿便饭，其间给他讲解了工作的程序和常遇到的几类麻烦。临告辞时他接过了已经预交三、四月房租的一个地下室的地址。
坐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他还在想着刚听到的那句话，“这才刚开始”。他无法确定这指的是工作刚开始可能会有些不如意，还是责怪他才刚开始就挑三拣四。他宁愿相信是后者，这使得他从此以后再没去拜访过表叔爷。到长春的第一夜，外面呼呼的寒风刮得他难以入眠。他点亮灯，想随便给谁写点儿什么，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此时唯一能和他保持联系且可以信任的只有他父亲了。他坐在桌前给他父亲洋洋洒洒地写了五六千字。清晨当卖鸡蛋的女人走进社区大声吆喝的时候，他划掉了全部的文字，只在最下面加上一行字：“一切安好。”不过他并没有撕碎那些废掉的纸张，而是连同仅存的那一行字，一并装到了信封里。他知道李老师会用他独一无二的沙哑嗓音读给父亲，然后会表情严肃地告诉他：“你儿子失去了提起这些的勇气。”
然而他父亲在回信里还是谈起了那件事，父亲说在他最初消失的几天他一直对女方的家人说文再只不过是去一个亲戚家过年了。不过到正月十五那天他父亲终于瞒不过去了。一大早那些等不及了的小伙子就吹着唢呐抬着坐在花轿里的新娘赶了过来。他父亲看着陆续到来的宾客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要是你妈还在就好了，”他父亲说，“这种事女人比男人更会应付。”“是啊，”文再放下信想着，“她既然能把婚礼说合，也一定能把这件婚事说破的。”可惜她死了，在去年十月份某天只因为和他父亲拌了两句嘴就在当天下午喝农药自杀了。好多年以后，当他父亲都记不起来当初他们为什么吵架的时候，倒在床上的母亲惨白的脸色和紫色的嘴唇依然历历在目。他父亲在信的后面说自己不明白既然他不想结婚，为什么还要做出那样的事。文再已经读出父亲的愤怒，简直是质问的语气。不过仿佛出于对儿子的愧疚心情，以及对妻子自杀的悔恨，他没有过多责备儿子，反而在信尾询问他对新生活能否适应。“长春很冷，多穿点儿衣服。”只有这几句话，可能是激动，他父亲没再多问什么。“我过得很顺利。”文再提笔写道，后来他想想，把信纸撕掉了。“算了吧，”他想，“要我回答的太多了。”
外面开始下雨了，有几个学生头上罩着塑料袋从雨中跑到银行的大厅里躲雨。他们开心地说笑，后来干脆在地上铺张报纸玩起牌来。银行工作人员走过去告诉他们这里并不是他们打牌嬉笑的地方。“哦。”看样子他们很听话，可是待那个人刚刚走远几个男孩子又偷偷地抽起烟来。他看到并没有谁禁止他们吸烟，便也抽出一支点上。本来他打算离去，不等下去了。但突然袭来的暴雨令他相信这是缘分使然。他又坐在位子上，或许他会在等待的时间里好好回想一下过去的事情。
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经历可回忆，八一年，减去五十七，他只有二十四岁。他母亲在前一年翻过两座山，趟过一条河，走过一片葱郁的树林为他说了一门亲事。对此他未曾表露过任何心情。他那种对终身大事冷漠的态度让他母亲感到不可理解。直到秋天，从他母亲死去的那一天起，他才真正开始对人生的价值有所反思。“平庸的生活。”他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扉页上写道，“就如父母和生于此地的其他人。”他渐渐明白一旦结婚，他将不可避免地和他父亲生活在同一种模式下，放弃少年时的理想，每天早出晚归地耕地，连夜里的
做爱都会成为一种责任，而不是令人兴奋的感官愉悦。他决定逃离这一切，然而还没有足够的勇气。随着婚期的临近，这种彷徨无定的心情在大年初四才有了最终的取舍。那天他堵死了自己的后路，让自己就此别无选择。
大年初四他听从他父亲的安排带着年货翻山越岭沿着他母亲一年前走过的路线去女方家里拜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他的未婚妻。在路上他想好了四条理由以推迟婚礼的举行，然而当他见到女方时他就发现，最初的计划脱轨了。姑娘远比他想象的漂亮，而且他盯了一会儿就想起来不久前在集市上见过这女孩，那时候他坐在街对面的茶馆里一直注意着她，她的一言一行都令他心动不已。而现在他却要说服自己和她分手。“莎士比亚的绝妙反讽。”他想起《罗密欧与朱丽叶》，不禁苦笑起来，默不作声地吃起瓜子。
家里人似乎是有意回避，他们嚷着要去串亲戚，然后一窝蜂地消失了，只把他们两个留在屋子里。整个房子都贴着红福和年画，显得屋子暖洋洋的。他不自觉地搓着双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想还是等她父母回来公开挑明的好，告诉他们人各有志，谁也不能把谁锁在一起。虽然那姑娘较平常打扮得更漂亮一些，不过看上去她比他还要尴尬。实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她问他到那一天穿什么衣服好看一点儿。“这件？”他摇摇头。“那这个呢？”他还是摇头。在她拿出第三件衣服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的摇头不是针对某一件衣服，而是针对这场婚礼，自己的优柔寡断，以至难以自拔的生活感到不满意。所以他没有对最后一件衣服做出任何表示。姑娘以为这是肯定的默认。“我试试。”她说着脱下了白色毛衣。他对她那么随意地脱下毛衣感到惊讶，然而使他更为惊讶的是自己到这时候居然还会对她粉红色内衣下隐约可见的乳头饶有兴趣。他移开盯得发呆的视线，看着别处。“耳环太重了，”她不但没马上穿新衣服，反而说起别的来，“我都跟我妈说了，耳环可不是越大越好看。”她侧过身求他帮忙摘下来。尽管他没接触过耳环，不过他自信可以帮这个忙。他向她凑过去，闻到一股薄荷香，手指碰到她脸庞滑滑的。他情不自禁地吻了她的耳垂，然后胆怯地看着她。奇怪的是她并没有责怪他什么。他单臂抱住她的脖子，向下倒去。有孩子在外面放鞭炮。“应该拉上窗帘。”他听从她的话抬头望去，玻璃上起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六个大福字贴在每一块玻璃上，映得屋子里红彤彤的。
“结婚吧，”他躺在床上看着昏黄的吊灯想，“一生毁于一瞬间。”院子里的狗叫起来。她母亲推开房门惊呼：“天哪，看你俩的好事！”她女儿钻进被里面趴在他肚子上哭了出来。而这一切没有打断他的沉思，他看着她母亲微笑着。“怕什么？怕什么呀？”她隔着被子摸到她女儿的头，说，“还有十天就结婚了呀。”“阴谋，”他坐起来穿上衣服，想，“精心设计的诡计。”他开始厌恶这个家，厌恶他自己，以至于接下来的几小时里他一句话也没说过，连晚饭都没吃就往回赶了。
当天夜里他父亲还在熟睡的时候，他带走了家里所有能找到的钱坐了一夜汽车到了武汉。越来越拮据的日子慢慢表明武汉并不是他新生活的开始。二十天后他在那封绝望的信里面告诉他父亲最坏的结果是他不成样子地回去。“就像只丧家犬。”他说。令他欣慰的是他父亲在回信里劝他不要回来，他说他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和他一样，单调而苦闷地生活一辈子。他心怀感激地听他父亲的指引来到长春。尽管他父亲没说出来，但是他知道，在女方家里的催逼下，他父亲一定过着难以想象的贫苦生活。第一个月他省下十五元，自己留下三元，其余的十二元寄给了父亲。后来他觉得每个月花销一块二毛钱的邮费有些得不偿失。于是他决定每月先把钱存下来，待攒到一大笔再一并寄过去。遗憾的是等他攒到一百零八块的时候，这笔钱都用在了结婚上面。
外面雨已经停了，几个坐在地上的孩子又跑了出去。他看着大钟，掐灭烟头，站起来拍拍衣服，银行的几个出纳员从里面走出来。他一直在等的人来了。
“咦？”她奇怪地看着他说，“已经下班了。”
“我知道。”
他说。他发现她不但很迷人，而且还比其他的出纳员热心。
“您有事儿吗？”她问。
“我在等人。”
“里面已经没人了呀。”她说着走到门口，“怎么下雨啦？”
“你什么都不知道。”她的朋友们拉着她往外走。
“袁南。”他在后面叫她。
“咦？”她回过头。
“走不走啊？”朋友们在雨里催促她。
“你们先走吧。”他说，“我是她朋友。”
其余的人跳过一摊水，踩着现拿红砖搭起的路向远方走去。
“等等我！”她喊。那些人没有听见，拐过红房子，消失了。她转身说：“我不认识你呀。”
“我们认识的，你很像我的小学的一个同学。”
她笑了起来，说：“小学？你知道我在哪儿念的书吗？孤儿院。”
他向后退了几步，后鞋跟踩碎了大厅地面的积水中的光影。“但是我认识你的。”他语气有些无奈，“你叫袁南，我是张文再。”
袁南想了一会儿，然后笑了，指着墙壁上贴有几十张相片的光荣榜问：“你真认为我是那里面最漂亮的吗？”
他没说话，点起一支烟。这让她觉得自己说的话是不是有些自以为是。她脸红起来，低声说：“我想我们的确两不相识。”
这时一个矮小的清洁工推着一把能有两米宽的拖布以仿佛在擦拭这世界般缓慢的脚步硬要从他们中间走过。他又向后退几步，靠在墙壁上。“哦，”他肯定地说，“你是所有人里最迷人的女孩。”
她看了他一眼，转身向门外走去。屋檐下在滴水。她听见有脚步声跟在她身后。“从今天起，”她想，“我的故事开始了。”
第二章
一直到九月份张文再去了六次银行找她。每一次他都是从四点半开始在大厅里静静地坐上一个小时，直到五点半她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才显露并不自然的笑容。为了更频繁地见到她，他将每月存一次钱的习惯改为两次。这样每个月的十一日和二十六日他都会心情不安地一路送她到女子公寓，然后听着心底严厉的斥责声匆匆赶回地下室。他为自己近乎懦弱的性格自责，以至于他根本就不能说出——哪怕是一半——头天晚上准备好的话语给她听。大多数时候他们谁也不说话，张文再常常看着马路上奔跑的汽车或是路旁的一支蒲公英来掩饰内心的狂乱。
“我担心这是今年我们能见到的最后一场雨了。”有一次她说。
走到中途突然下起雨来，雨水从屋檐上流下来，润湿将要枯黄的草地。一些树叶浇落下来，飘飘荡荡地落在路旁，被向下流淌的积水带走。他们逆流而上，艰难地行走。
“是吗？”他说，“我以为还要下的呢。这是我到长春的第一年。”
他们各自撑着一把伞，文再后悔带着伞来。他没想到袁南已经对这场秋雨早有准备。这样便无法如他所想，两个人在一把伞下漫步。他把伞压得低低的，看着地面荡起水花的流水。
“在这一年里，我认识了你。”他鼓起勇气说了一句含混不清的话。
“哦？”她笑了，“你不是说你早就认识我了吗？”
他没再说什么，始终和她保持着大约半米的距离，心里却在哀叹着两颗心的距离如此之远。他走上马路边的台阶，双手插在裤袋里，像走独木桥一般小心地任凭水流穿过他的脚趾向后滚去。
“袁南！”
快到女子公寓的时候他叫了一声。她回过身，看着遮住他面孔的伞，等待接下来他要说什么。他想好要说的话了。“去你家避避雨吧。”或者是“你在雨里看起来比我想的还要漂亮。”他扔下伞，向她走近两步，忽然发现眼前的人是如此陌生。
“你的衣服全湿了。”他说，“回去还是洗洗吧。”
他右手在裤袋里狠狠掐了自己的大腿，然后转过去向原路返回。他又一次谅解了自己的胆小，决定不再回头望她了。
“伞！”她在后面喊道。
“不是说最后一场雨吗？”他回头对她笑了笑，往远处走去。
就这样他们一起走过春天，穿过百鸟齐鸣的夏天，谁也说不准充满忧伤的秋天是他们的终点还是他们又一次旅途的起点。张文再从来也不明白自己是否真的爱她。尽管有些无法入睡的夜晚他为此感到难过，然而他还是不得不提醒自己——他对袁南并不了解，以至于他很难为自己找些理由来爱她。“或许只是因为孤独，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他想，“孤独使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依托都沾染了爱的色彩。”为避免自己在爱情的茫茫荒原上迷失方向，他把精力全都消耗在工作和读书上面。随着他做这项工作的日子渐渐增多，他发现原来自己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每天只需抽出两个小时来将书籍归类和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了，其余的时间他便在长桌前阅读那些很早就令他起敬而一直没有机会了解的大师。他开始喜欢巴尔扎克，他觉得在这个法国人的世界里所有人物的性格都是那么明显和一成不变。“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巴尔扎克都不会给他们背负沉重的意义。还有爱情，”他思考着，“简单而明显。没有任何使人游移不定的累赘。”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在又一位意大利式的法国人身上，他看到另一种使他难以取舍的爱情。在巴尔扎克的那里一切事情的原动力皆为金钱。而司汤达这里，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也是金钱和权力，但是故事驶向结尾的时候还是要将主题回归到爱情的港湾。
张文再不愿再费尽脑筋去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爱情，更不敢把这些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他尽量让自己忘记这些。他想静下心来学着去写一些故事。然而不多久他就明白自己根本就没有构造故事和驾驭语言的天赋。尽管他确信他读过的很多书的作者都不曾拥有这一天赋，不过他还是放弃了写作的想法。于是面对白纸他开始思考文学的意义。“大众消遣？社会的责任感？”他摇头写道，“不是，都不是。只是为了使读书的人更迷惘。”
就如他思考的那样，之后他在莫泊桑的小说里读到了更为苦恼的第三种爱情。他从没想过爱情在这里是如此轻佻和随意。几天之后，他在那本书里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答案。领工资的当天下午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轻松地走进了银行。在袁南的窗口他存下了十五块钱，同时对着窗口学着小说主人公的语调低声说：“我在大厅等你。”
这句话很快就因为她立刻表现出来的激动不安而奏效。他略显得意地坐在长椅上抽了四
支烟，职员们陆续走了出来。他看了看，没有袁南的身影。“可能是不好意思。”他想，“她在等旁人走散。”虽然这理由有些牵强，不过他依然守在大厅等下去。大概将近六点钟里面已经没有人再走出来的时候，他站起来往里走。他推开门，看见她的确还在那里坐着。她在同另一个男人兴奋地说着话。他确信那不是银行的职员。他想冲进去质问她几句，后来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她面前其实什么也不是，凭什么对她说三道四呢？他倚在门旁失望地注视了几分钟，在她瞪大眼睛听着对方说话的时候悄悄地退了出来。
第二天下午同样的时间他又一次来到银行等她，他说不清自己此行还能有什么目的。五点一刻她走出来时看到了站在角落里的张文再。同往常一样，他们在落叶中静静地走着。
“今天要下雪的。”她说。
“昨天我一直在等你，”他停住了，说，“可是你并没出来。”
“我昨天有事，先走一步了。”
“你说谎！”他没有将这句话说出口，反而比她更为紧张地躲闪对方的眼睛。
他看见她捡起一片杨树叶，仔细观察着叶片的脉络来逃避彼此无话可说的尴尬。张文再几次想抓住她的手，然而都没有足够的胆量。他握紧空拳，看着空中成片成片的乌云。后来他决定最后和她吃一次晚饭，以后永远不再见到她好了。
“你饿吗？”他问。
“我不饿。”
“我饿了。”
他拽着她走进路旁的饭馆。他们在靠窗的位置找了两个座位。他坐在她的对面，心里生出难以述说的忧伤。饭菜上齐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想吃。他要了两瓶啤酒，直视着袁南一句话也不说。啤酒不一会儿就被他喝完，然后他又要了两瓶，之后又上了半斤白酒。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握住她的双手。他害怕这顿晚餐过早结束。半年来每个夜晚对她美丽容颜的回忆占据了梦境里的所有时光。假如从此以后她的形象真的离他远去的话，他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来替代这一切。有客人在他身旁晃来晃去，旁边的两个男人嚷嚷着划拳喝酒，外面的厨师将刚杀死的一只大狗拖进厨房，一个男孩子爬到桌上又勇敢地跳下去。
“我……”
他视线迷离地看着她的脸，一杯白酒在他眼前左右摇动。他说出第一个字，接着甩甩头，说下去：
“真的……”他握紧她的手，“真的……”
她的手被压麻了，想挣脱他的手。她看着旁边的镜子，发现自己的脸像他的一样通红。
“你醉了。”她说。
“没有……我很清醒。”
他松开她的手倒在了盘子上。
他听见水房里刷刷的洗衣声，有人在窗外叫卖糖葫芦，然后他睁开了眼睛。视线模糊，仿佛一层水帘罩在眼前。随着水滴向四周逐渐扩散，他看见袁南端着一盆湿衣服走进屋子里。他认出那是他的衣服，而这里应该是她的公寓。尽管以前他独自一人绕着这座公寓走了很多次，然而直到现在他才能好好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我昨晚喝醉了。”他说。
她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放下洗衣盆，坐到床前。他在这张床上睡了一夜，还剩下一张空床大概是她室友的。他支撑起身体寻找袜子，发现正放在暖气处。他拿起还没有干的袜子穿上，像是自言自语道：
“有点儿失态，是吧？”
“你都忘了？”她问。
他摇摇头，穿上皮鞋走下去从盆里捡起刚刚洗过的外衣套在身上。
“你要走吗？”她说，“昨晚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说什么了？”
他感到奇怪地问她。她没说话。他能想象袁南在他醉倒后把他吃力地背回来的情形。在路上他不断地向她抱怨，她则一句句地对他解释。最后他伏在她肩上放声痛哭的时候，她开始明白爱情已经不期而至了。整整一夜她都坐在这个男人身边不安地想着心事。到了清晨雪慢慢停下来的时候她明白这一天就是她幸福的开始。
“那个人先找到我的。”她将昨夜的话又解释了一遍，“他自称是我表哥，说是知道我的父母在哪儿，让我跟他回趟老家。”她说着啜泣起来，“我天生就注定没人疼。”
“你什么时候跟他回去？”
他问，他相信了这一切。
“后来我看出来他是个不怀好意的骗子，他说出的那些我的生日呀、血型呀都是在孤儿院查到的。”
“别说没人疼。”他抱住她的肩，说，“从今以后，我会疼你的。”
他冲她笑了笑，擦干她脸上的泪水，拉开门走出去了。
元旦之前他每天傍晚都和她在一起，他们一直计划着攒一笔钱去一次长白山，虽然两个人并不曾对手挽手从街道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以及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堆一个白胖胖的雪人感到厌倦，不过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爱情会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可惜图书馆临时取消了文再的假期，这样他也只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才匆匆赶到女子公寓和袁南及室友边嗑瓜子边打牌。
很多年以后当张文再失去女儿、失去职位、失去此生的幸福的那几年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花园的长椅数着飘落的树叶的时候也想不清楚，在那时他对袁南是因为同情还是爱情才和他走到一起的。在两个多月的聊天中他得知她成长在那样的环境。每一个刚从院里出来的孩子走向社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自己的档案袋寻访父母及亲人。那种“失根”的想法仿佛一个永远都无法原谅的过错困扰着大多数人的一生。直到现在袁南还在留意与自己身世沾边的事情。有一次张文再在上班的路上见到那个自称是袁南表哥的骗子。他正与另外一个似乎是
和袁南有相同处境的女孩谈话。当天晚上张文再将此事告诉了袁南。于是袁南让张文再装扮她的哥哥将那个人戏弄一通后送到了公安局。
星期天两个人跑到庙会痛痛快快地玩了一整天。
“你呢？家里还有谁？”
到晚上他们在地摊吃面时她突然问他。她冲他眨着眼睛，警告他别说假话。
“我爸爸，”想起他父亲他有点儿不好受，“他已经老了。”
第三章
尽管张文再始终没有把自己逃婚的经历讲给袁南听，然而他父亲在来信里却一次又一次地提及了此事。在七月末的一封信里他父亲劝他不要再给家里写任何回信。“他们正四处找你呢。”他父亲说，“咱们所有能沾上边儿的亲戚他们都问遍了。”就只有这么几句话。他父亲没有告诉他别的，没有告诉他那些人是如何逼着他说出他儿子的去处。“别寄钱给我。”他信里写道，“他们翻走家里所有的值钱东西，而且说这些还不够偿还一半的。”通常读这些信的时候张文再总会泪流满面，他不愿意自己的愚蠢行为给父亲带来那么多的麻烦。父亲后来的一封信提醒他应该想一想对女方的伤害。“她怀孩子了。”他父亲转告他，“他们吓唬我说要打掉他，不行，我不答应，我是他爷爷。”为此他父亲将家里的那头黄牛和两只小猪一并拉到集市上变卖了一笔钱送到女方家里才保住了他孙子。“人们在骗您。”张文再在拟好的一封回信里写道，“那不是我的，她已经不是处女了。”不过张文再还是没敢把信投出去，不是因为担心他们会在信封上查出他的住址，而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让父亲再尝受一次受骗后的痛心。
十二月初的时候，孩了出世了。“是个男孩。”他父亲高兴地告诉了他，“但是他们不给我。”他父亲三次踩着枯黄的树枝，趟过冰冷的河水，忍着饥饿在天黑之前赶到女方家里，却一眼也没有见到孙子的模样，反而在遭到一阵奚落后于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走一夜的路回到那间破房子。没有讲，他父亲连这些也没有抱怨过。他没有抱怨那些邻居们当面嘲笑他们父子两人，一个逼死了自己的女人，一个抛弃了自己的女人。然而这些张文再都从字里行间读出来了，他伏在桌前为他父亲的屈辱痛哭不止。虽然他母亲刚死的那几个月里他就对父亲暴躁专断的性格记恨在心，然而越来越多的经历使他开始明白，悲剧的发生并不是某个人的过错，只不过是上天将人物关系组合错误的结果。
一月份过后他父亲来信劝他今年不要回家了。他说他知道一个人在外地过年孤零零的痛苦。“而且我也将面临同样孤独的折磨。”他父亲说，“打这个号码。”他父亲说他打算在除夕夜去乡委守候他的电话，“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我儿子的声音。”
张文再把号码记在墙壁上，记在手掌心，记在灰色外套领口处“出头”两个字的下方。随着春节的渐渐临近，他明显地感觉到身在异乡的落寞。小年那天他去参加袁南单位举办的联欢会。坐在角落里他边吃花生边欣赏她美妙的钢琴伴奏。“她拥有艺术的天赋。”他想，“而我，充其量也只是个文学的附庸者。”一阵热烈地掌声过后，他对从台上向他走来的袁南许诺，如果将来他攒到一大笔钱，他一定要买下这世界上最好的钢琴送给她。
“只由你一个人演奏。”他说。
“咱俩捆一起卖了都换不来呢。”
她笑起来，眼睛清澈明亮，像外面飘落的新雪。他没有随她笑，点起一支烟静静地抽起来。不知为什么，原来他以为爱情或许可以抚慰他心灵的孤独，然而等爱神真正降临的时候，他又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空旷。他确信自己爱她，以前从未有过这样一个女孩令他如此动心，然而这似乎并没有使他快乐。“可能是事业上的碌碌无为吧。”他想。
由于他讨厌去见那个傲慢且自以为是的远房亲戚，所以并没有得到提升的机会。工作十个月后他的工资从原来的十五元提到二十五元，还有，他终于从临时工升为正式职工。就是说他注定要在这座由书籍筑起的迷宫里用一辈子的时光来寻找出口。他不敢想象自己年岁大了的时候还坐在这里气喘吁吁的情形。“到那时，”他在从架上随意抽出的一本书的扉页上写道，“我真希望这里面有一本书写的是我，或者是我写的。”
馆里在春节休假三天，大年三十那天他忙完了一上午带着一本《半生缘》回到了地下室。躺在床上借着微弱的光亮读完张爱玲的这本书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然后他走出去决定找个地方给他父亲打电话。电话那边占线，他知道在这一刻有好多人都围在那里等候远方亲人的电话，他父亲倚在门外焦虑地吸烟，却无力催促别人让他们的通话快些结束。
人们陆续在街道两旁燃起烟花，直飞云霄的爆竹仿佛要将夜空的星星炸落下来。寒风夹杂着轻雪吹在他脸上迅速化为水珠。他走进一家饭馆打算吃点饺子来送别这即将过去的足以令他反复回想的一年。因为新一年的到来老板送给在座的客人每人一瓶啤酒。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剥花生的中年人冲他笑了笑，他琢磨着是不是该把这个同样孤单的男人请过来一起喝酒。他在斟酒的时候想到了明年这时候他是不是还会如此孤寂地熬到午夜的钟声响起。那个男人冲他摆摆手谢绝了他的邀请。
“我在等我儿子。”
他说。但他还是搬着椅子坐到张文再旁边，并且又付账买了一瓶二锅头摆在两个人的中间。他倒满了两个酒杯。
“来，干一下吧。”他说，“我儿子今天回来。”
“我父亲，”他断断续续地说，“他也在等着我。不过他希望我活出个样儿来，所以我不能回去。”
他们碰了一下杯后一口喝尽。那男人把剥好的花生放到盘子里。花生在平底瓷盘里向四周滚去。他匆匆捡起几个就要掉下去的花生吃下去，问道：
“南方人？”
张文再没回答，用手抓起花生剥下红皮扔到嘴里，接着又喝了一口白酒。他怕张文再将他的问话误解为本地人对外来人的轻蔑，又接了一句：
“留在长春吧，她会越变越好的。”
“是啊，”张文再说，“整个中国都会越变越好的。”
“十年了，该到好好发展的时候了。”
之后他们便没再说什么。张文再拿出一包烟递给他一支。
“我答应我儿子要戒烟的。”
“过年了，抽一支吧。”
张文再给他点上火，两个人看着远处的烟花默不作声，玻璃不时被鞭炮声震动起来。一个挎着背包的男孩走进饭馆四处张望。
“这儿呢！”他拿着手臂叫道，“来，再干一杯，我儿子回来了。”
他在喝下一杯酒后接过他儿子的行李高兴地离开了。张文再走出去给他父亲打电话，那边依然是忙着。他走回来继续喝着剩下的酒。人们渐渐离开座位，高声呼喊着走到大街上欢庆新年。他向老板要了纸和笔打算给他父亲写封信。“别再自责了，爸爸。”没有称谓，没有问候，第一句话他就这样写。随后他说他相信远在天边的母亲一定会原谅他的。后来他考虑了一会儿将这一页撕了下来。他在新的一页对他父亲讲了长春出奇寒冷的冬季，这场突如其来的爱情，以及他得到了稳定而轻松的工作。“还有，我发现在这里我完全可以找到我的幸福。”
老板拎着一袋烟花走过来叫他一起出去放。
“全都放了，咱俩过过瘾。”
他们沿着大街放了一路的烟花，不时有一些孩子提着灯笼在他们身旁走来走去的。张文再告别老板又拨了一次电话，他听到他父亲的咳嗽声。
“我是文再，爸，我在这儿过年挺不错的。”
他父亲在那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把嘴唇贴在话筒上，看着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往家里赶路。
“我姨妈她们过来了吗？”
他问。他知道不该问这个。打从他母亲死后，他父亲和她们只在送葬的那天见过一次。此后他们便形同陌路。虽然他父亲在几天前的来信中曾欣喜地说她们打算在除夕夜一起回家过年，但他看得出来，那只是他父亲为了让他在外地安心生活的众多谎言的一个，不然他父亲也不会自己跑到乡里来在电话前死守到深夜。
“哦，”那边有人说话了，“你是抽烟袋那老头的儿子吧。他睡了，在会客室呢，我叫他去。”
“不，不，让他睡吧。”
他匆忙挂掉电话，拐过烟雾缭绕的路口，靠在一棵枯死的杨树下抽起烟来。他不敢再听到他父亲的声音，害怕听到的声音会变得难以预料的苍老。“还是写信吧，”他想，“透过纸张的感恩。”不过那封写好的信被他忘在了饭馆的桌子上，他不愿重复自己走过的路去取回来，于是踩着爆竹的碎屑他向袁南的公寓走去。
冷风吹过他的胸口，眼前的街道渐渐向四周散开分成好多条上下晃动的小路。他系好大衣上的每一个扣子，确信自己还没有醉。他扒着脱落的墙皮走上二楼，倚在门旁喊她的名字。
“都这么晚了……”
她说着收起还差右袖口的灰色毛衣，打开房门。十二月份她在一个下雪的周末从朋友那里学会了织毛衣。然而越来越多的麻烦打乱了她在新年前完工的计划。除夕夜她望着散落一地的毛线和残缺不整的毛衣开始为不能把它当成新年礼物送给张文再作为一个惊喜感到难过。后来她安慰自己完全可以延期到元宵节再送出去。这一夜她一个人守着空房子赶织毛衣。傍晚的时候她到收发室接到了老院长打给她的电话。直到现在孤儿院里还保持着每到新年便问候从那里毕业的孩子的良好习惯。她不禁为院长的殷勤慰问感动。只是院长过多的勉励和忠告令她渐渐察觉到他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使她工作更为上进而为院里争荣誉，并非源于对她的关心。她有些悲观地感到这世界不会再有什么人关心她了。怀着这样忧伤的想法她谢绝了三楼的一位同志要把她领回家过年的邀请。织累了的时候她便用指甲在窗前刮下一层白霜看着外面散开的烟火。相信他一定会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前赶过来陪着她的预感使她到这时候都没有入睡。
“这么晚了，”她明白自己在这一夜的长途跋涉中熬到了终点，说，“进来吧。外面怪冷的。”
“出来吧，”他拉到她的手，缓缓说道，“我们，谁都不应错过这么美妙的夜晚。”
穿好衣服她跟他走到外面，所有的人都摆放好爆竹待新年到来之时一并点燃。
“你又喝酒了。”
他停住脚步侧身看着她，他想说以后绝不会再喝了，但他怕这句话一旦说出来他就会背负责任，而且他担心她将这种话理解为丈夫对妻子的许诺。他们专挑没人踩过的小路走去，双脚藏在雪里像个孩子滑着地面前行。
“我从没像现在这么清醒过。”
他说。附近的人们听着收音机里的倒计时。“三、二、一。”他们喊着。然而广场的大钟没有响。有人用望远镜看到大钟的时间慢了一分钟。迫不及待的人们点起了爆竹。声音随着空中的烟花此起彼伏。张文再冲着夜空大喊了一句，但还是被漫天的爆炸声淹没。
“你喊什么啦？”
她问。她觉得这种狂吼式的发泄并不会让任何人听到怪有意思的。他双手伸出袖口，反复地搓着，低声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我们结婚吧。”
声音太小了，更不可能被听到。“算了吧。”他为自己一时的冲动感到可笑。大钟终于敲起来。虽然迟到了六十秒钟，仍然又一次激起人们的热情。大家热烈地欢呼着。人们开始团起雪球互相扔着。她躲开一个不知从何处飞来的雪团。张文再对她笑了笑。然而她没有笑，表情严肃，静静地站在原地。风将她披散着的头吹起来，她在出门前忘了将头发像平常那样束起来。此时她正在考虑一件事，不久等鞭炮声渐渐减弱的时候她作出了这个值得她一生骄傲的哪怕是二十多年后当她知道张文再就是杀害她女儿的凶手时也不曾后悔的决定：
“我答应你。”
第四章
最后他们把婚礼的日期定在正月十五。尽管一开始张文再不能接受和去年的婚期在同一节日的巧合，然而后来他却成了在此日结婚的最坚定的拥护者。“或许是命运的嘲弄。”他在初七晚上给他父亲的信里写道。他知道这封信要在北京和武汉停留两次，等他父亲来到也会是十天之后的事情了。第二天他又给父亲发了份电报。两天后父亲把电话打到他单位告诉他自己日渐衰弱的身体已不允许他坐上五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前来参加。“还有，”他父亲说，“把这笔车钱省下来，你们也充裕些。”
他父亲当天又寄给他们二百元钱，这已是他父亲第二次挨家挨户敲门才凑齐的钱。张文再拿出本来打算寄给父亲的一百元钱添了进去，加上袁南攒下的一些刚好够置办一次简易的喜事。张文再退掉地下室在市郊租了一间稍大一些拥有充足阳光的房子。正月十四两个人花了一天的时间用彩带和气球将小屋子点缀成袁南在童话里读到的那种样式。
到他们备好了喜糖和花生打算请一些不错的朋友前来参加的时候张文再才想起来，虽然他在图书馆干了将近一年，却没有交下一位要好的朋友。他父亲在电话里提醒他别忘记邀请那位远方的亲戚，但由于张文再实在不敢想象他和袁南两个人在这个都不知怎么称呼的亲戚面前鞠躬，就没有在单位告诉任何人。
倒是袁南有好多亲密的朋友。元宵节一大早他们就赶到新家，然后逼迫着他要一切按照习俗那样坐车到女子公寓去接袁南。十几个人轮流架着新娘用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回来。在其他人还围在火炉前取暖聊天的时候几个手艺不错的朋友做好十二道菜摆在桌上。在弥漫着腊梅花香的屋子里张文再不停地接受着朋友们的劝酒，连袁南也经受不过死缠般的劝酒不得不喝了几杯。那些下了饭桌的朋友将浮在空中的气球推来推去。几个年轻人在苹果上面系上一根红线吊着让两位新人去咬。苹果垂在袁南的眼前，她凑上前去的一刹那有人推开了线上的苹果使得她吻到了苹果另一侧的张文再。人们起哄将苹果又吊在原来的位置，并保证说这一次绝不会再捣鬼。她闭上眼睛，头轻轻探去。等苹果被张文再咬住的时候她也咬下一口。苹果很甜，她睁开眼睛，忽然尖叫了一声。人们转到这边来看到有一只小虫正从苹果中间的小黑洞里爬出来。
然而这并没有消减大家的兴致。傍晚时分他们拽着新娘一起到门外看漫天纷飞的烟花。文再在大家的怂恿下点燃了朋友带的爆竹。
“新娘也要放！”朋友喊着，“不然就不幸福。”
袁南单手捂着耳朵，接过张文再剩下的半截香烟胆怯地点燃火药线后跑到十米外他们身旁。远处散落的彩带令人们惊呼起来。大家回过头才看见那根爆竹还在那里没有动静。
“没有点着吧？”有人问。
“我点着了。”她说。
“再放一个新的吧。”
张文再说，他又点一支烟递给她。虽然他从不相信这些奇怪的说法，但是既然别人说了这能证明他们在一起是否幸福，他就不愿再给日后的生活留下阴影。袁南不情愿地向前移动，她害怕再经受一次这样胆战心惊的恐惧。手臂向前伸，再向前一点。她不敢去看它，转过身去，觉得手指前方的烟头就要碰到了。
砰！
她没想到还未来得及闪躲就爆炸了，她瘫坐在雪地上，一动也不动。人们笑起来，她红着脸看到自己并没有点着那根爆竹。顺着他们的手指望去，她刚才点燃的那根终于响了。
直到午夜人们才陆续离开。她顺从地让他的手解开了自己的衣服。她躺在床上看到他的脸红红的。一股酒气从他的口中喷到她的嗓子里。
“把灯关掉吧。”
她低声恳求。他没有理会，将她抱起来。她扭过头看见屋子里确实关着灯，只是挂在天
棚的红灯笼映着她的脸。一股疼痛传遍她的全身，然而令她更为心痛的是这一天发生了那么多无法解释的怪事情，她将这看成了他们婚姻的不幸兆头。一只虫子从苹果里四处张望着爬出来，她吓得闭紧双眼；随着砰的一声巨响她又心惊地捂住双耳，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张文再掰开她的双手，吻着她的耳垂。她开始对他的动作如此熟练产生怀疑，她说服自己这一切只不过是她过于紧张的神经所导致的错觉。在前方，不可能再有什么阻碍他们的幸福。
不过后来她还是望着沾染血迹的床单哭了。一点声音也没有，泪水一滴滴地落下来，悄悄脱落的墙皮那样寂静无声。他觉察到她的哭泣，从后面摸到她的腹部。
“怎么了？”
他问。同她一样，他也逐渐对此事感到迷惘。在今夜他才第一次见到她迷人的身体。不知道为什么，这并未使他兴奋，产生一年前在他的未婚妻家里所出现的相同的冲动反而令他倍感耻辱。虽然他比袁南更为主动一些，然而他却更加为此感到羞耻。他点起支烟，思考着结婚的意义。“还有，相爱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想。
“没什么。”
她说。她找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仿佛她担心的一切仅仅是在由姑娘变为女人时都曾有过的那种无谓的伤感。她抓着他的手放在自己的乳房上。天色已经泛白，红灯笼在最后一滴油燃尽后熄灭。
“听，我的心跳。”她说，“它在说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
事实上婚后的生活比他们所预料的要幸福得多。虽然第一年两个人的日子过得相当拮据，不过他们还是在第二年春节之前攒下了一台电视的钱。袁南找人打了一套简易的家具作为结婚一周年的见证。成长于孤儿院的经历养成了她那不可思议的坚韧性格以及常人所不及的勤劳品德。张文再逐渐发现袁南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女人，和她生活得越久，就越容易在她身上找到各种受人敬重的美好品质。他在给父亲的每一封信里都要说几句夸赞他妻子的话。即使他父亲的回信越来越简短，他也看得出来，他父亲为他对生活的满意而感到高兴。
入冬前夕他给父亲写了一封洋溢着愉悦的长信，开篇第一句话就告诉他父亲袁南怀孕了。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他看到袁南做了好多件那么小的衣服时已猜出几分，等袁南羞涩地指着自己的肚子告诉他事情真相时，他再也无法抑制将为人父的骄傲。这是他寄出的唯一一封整篇都充满轻松笔调的信件，而他父亲的回信却让他空前失落。他父亲提醒他他并非初为人父，在荆州他的儿子刚刚过完一周岁的生日。经过一年多的苦苦哀求，孩子的姥姥终于答应下个月在孩子母亲嫁给那个跛脚的生意人时归还给爷爷抚养。他父亲问他除了把孩子的刘姓改为张外，重新起一个什么名字才合适。“张雨霖。”他父亲说，“李老师帮我想出来的。”张文再看到这名字的时候不禁苦笑了。仿佛这名字只是对这一年干旱天气的一种嘲讽。他想说他怀疑这孩子能否算作他的儿子，然而还是没有说出口。“既然他喜欢，”他想，“那就把孩子养大吧。”他知道从今以后自己将承担起又一份责任，不得不考虑每个月寄回去多少钱才能够用。
六月份袁南在职工医院顺利生产。按照他父亲那种同辈同字的说法他给女儿取名为张雨卉，不过袁南却始终坚持管她的女儿叫毛毛。张文再一想到毛毛这两个字很可能是出于她对儿时的某种回忆就觉得好笑。
“让她睡在哪儿呀？”她问。
他为自己居然忘记给女儿做一个摇篮而羞愧不已。在用几条被单临时搭建的吊床上对付了几天后，他在旧货市场买到了一个漂亮的木制摇篮。摇篮摇晃时咯吱咯吱的声音总是被毛毛的哭声掩盖。在周末他时常一整天都看着女儿而不知疲倦。
将近二十年以后当袁南整理信件的时候总是泪流不止地阅读他和父亲那一段时间的通信。她看到无论是谁的信里面都在向对方讲述孩子的趣事。张文再每次都会欣喜地告诉父亲毛毛的事情。“她会叫爸爸了。”他说，“那种吧吧的声音。”而他父亲的回信却对毛毛只字不提，只是讲述着另一个男孩慢慢长大的情形。“现在我跟他去地里都不用再抱着他了。”他父亲说，“林林能走好远的路也不说累。”张文再知道他父亲到老了的时候还要抚养孙子的酸楚，这使他生出想再次见到父亲的急切愿望。他在信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他想休假一星期回趟老家。他父亲在信里劝他不要这样。虽然林林的母亲嫁给了那个中年商人看起来过上了较为富裕的生活，可是谁都看得出来，她一年四季都独守着空房，他们的婚姻注定只能是一个悲剧。他父亲担心这里的人会把这场悲剧归咎于文再，让他在回乡时受到不公的待遇。最后他父亲决定亲自来长春，“看看儿媳和孙女，”他说，“另外，林林毕竟是你的儿子。”
经过几夜的辗转反侧文再同意了父亲的要求。他请求父亲千万不要对他妻子说带来的那个男孩是他儿子。“就说是表哥的吧。”他恳求道，“我不想让袁南承受打击。”他父亲理解他的心思。三天后，张文再和袁南接到了那位抱着男孩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