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姥在晚上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姥爷。我姥爷把烟点上没有说话。晚饭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们毛毛的爸爸明天还要来。“那怎么办？”我姥姥放下碗筷，她根本吃不下去。“千万不能把宇琪家里的地址给他。”他说完便回屋看京剧去了。尽管我姥姥想了一夜应付毛毛的爸爸的答话，不过他却没再来我们家，以后也没再到这里来。正像邻居们所预料的那样。毛毛死后的几年里他迅速垮掉，已无力再去做财政局局长的工作。辞职后每天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花园的长椅上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把耳朵贴在出事地点的那棵白杨
树干上倾听自然的声音。然而他还是没有经受住命运的折磨，五年后的一个秋天死在了湖北老家。我姥姥在第二年春天知道了他的死讯。他妻子把他葬在毛毛的身旁，那片长满蒲公英的墓园里。
我将我表哥杜宇琪的酒杯添满。底层的气泡将杯里的野葡萄酒溢出来，紫红色的酒水积成一股细流在桌面流淌，好像要写出几个字母那样曲折地前行。我们漠不关心地听一首歌直到结束。我说我想知道这些年他都在做什么。“写小说，”他托起高脚杯看着我，“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旋转的灯光落在酒杯的表面呈现出各种被染过的颜色。我计算出在前四分三十秒里缓慢移动的灯光始终照不到东南角和西北角，而后四分三十秒另外两个相对的角落则保持着同样的黑暗。我表哥接着写了十分钟后停下来，双手放在桌面上，之后他的目光就盯在某一处想着下一章的细节。他涂满亮甲油的指甲在黑暗中闪着荧光。他把这当成时间对他的约束。每次他要写一篇小说时总会在十指涂满亮甲油，告诫自己在最后一丝亮甲油从指甲上消失之前一定要完成这篇。我告诉他我真不明白是什么使你生出去写作的念头。他举起酒杯尝了一口，回过头冲着吧台向服务生要冰块。在我起身时他才想起他要找的人就是坐在对面的我。“那先别走了，”他笑着说，“因为我想把毛毛的死用心地写下来，而这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做到近乎完美的程度。这是我能给毛毛的最好的补偿，也是我得以解脱的唯一途径。”
公告在黑板上贴了不到一个星期便被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女人扯掉了。星期一傍晚她挤进聚到公告前互相猜疑的人群中，不动声色地用小指将风干的公告揭下来。似乎她并不想破坏这张公告的完整，细心地起开四角后整张公告便轻轻地落到地面上，她捡起来铺在双膝上叠了四折把它放进挎在右肩的红色绒面的包里，然后穿过目瞪口呆的众人消失了。那些对此无法理解的警察在第二天清晨又贴了一张比原先更大字也更清晰而且粘得更牢的公告。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他们派了专人在宣传板的一侧二十四小时守护着。但是那几天实在太热了，尽管大多数人希望尽早见到雨而满心虔诚地去七街从坐在路旁占卜的老人那里买来了各种各样的神像，然而雨却迟迟未被请来。在烈日下守护的警察每隔两小时便忍不住跑到楼后的凉亭喝瓶冰镇啤酒，回来时他刚刚转到楼前就看见远处的宣传板上已不知被谁用墨汁弄得一片模糊。接下来警方除了再写一张公告贴上去之外几乎无能为力。
由于我姥爷时常在晚饭过后的两小时里伏在茶几上盯着玻璃板下的公告沉思不语，星期二下午我姥姥整理房间的时候将那压了近十天的公告从玻璃下抽了出来。她带上花镜在窗前重新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摘下眼镜，却忘了眼镜盒被她放到了哪里。她走遍了三个房间和整个客厅也没有找到才躺到床上。我姥姥望着天花板默不作声，我知道她在想整个家里会从此失去了什么。后来她双手捂住眼睛，仿佛在止不住地伤心。去年年底我姥姥已请人粉刷过一次奖冢�衷谔旎ò逵捎谘涛沓な奔涞难�怯只指次��纯莼频难�印！安豢赡艿模�右豢�嘉颐蔷褪钦�扇恕！彼�低辏�鹕砘��鸩竦闳剂四钦帕钊瞬话驳墓�妗?/p>
我在那年秋天的区运会上没能跑进决赛。我妈妈对此很失望。尽管教练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我接触这项运动的时间太短了，但我明白自己并不需要这样的安慰。苦练了一个冬天之后，在春运会上我总算跑出了第三名。靠这个成绩我直升到区里最好的中学念书。体育队很乱，里面的人很杂，大多数队友都已不再上学，他们在不训练的时候便跑到学校门口帮别人打架。我爸爸第三次在迪厅把我从队友中间拽出来时就作出让我从此离开体育队的决定。他拨通教练的电话在一阵吼叫般地责备后语气平静地对那边说：“周贺不再搞体育了。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要让他学习。”我从没认真想过自己具有哪一方面的天赋，绝不会对我爸爸让我学习而放弃体育产生任何抵触想法。在我爸爸的督促下我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光。我父亲仿佛一位通晓一切的占卜师打我一出生就开始控制我此生要走的路。以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在电影院里凑近我的耳朵低声对我说她发现原来我是个很本分的人。我不清楚这有什么不好的，就好像我始终弄不懂我表哥杜宇琪为何那么叛逆一样。我觉得既然我爸爸已经为我设计好了一生的道路，我就不该去过那种与他的意愿相背离的生活。
我和我表哥偶然遇见后的几年里我总是在想我们的差距为什么那么明显，就算我马上就向着他那里行走一辈子也无法到达他那一侧。在他从大学消失后的前三年我舅舅偶尔会收到他没有回址的来信。这些信居然一改他往日的忧伤以一种令人愉悦的笔调记述了他路上的各种见闻。我那敏感的舅妈仅仅从结尾的一句“渐渐忘掉那个有负于你们的孩子吧”就断定杜宇琪的生活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我舅舅按照信封右上角隐约可见的邮戳上所标明的城市带着我舅妈登上火车去找我表哥。他们一一到了每个邮戳上的城市，仿佛一路上都在追随着我表哥的踪迹，在长沙他们骑着一辆自行车问遍了所有能够过夜的地方，在重庆的盘山道上他们险些和那台租来的摩托车一起丧命于深涧之中，在上海他们有些鲁莽地闯进每一家酒店进行搜寻，望着杭州碧绿的西湖我舅妈终于绝望了，她不得不承认她的儿子杜宇琪彻底从这世上消失了。
有一天深夜我姥爷和我姥姥在客厅里吵起来了。我受惊的表弟抱着我的头把我从梦中摇醒。我听见我姥姥不停地哭，同时用尽全力摔玻璃，大声质问他凭什么要比别人更关心“毛毛惨案”。其实我姥姥也知道她并不比我姥爷想得少，自从那张公告出现她就开始害怕听到任何人再谈起它。那天我姥爷由于持续不停的胃痛在凌晨一点半从床上下来到客厅找药吃，黑暗中他竟摸不到刚刚放在茶几上的药丸，他打开灯在桌脚找到那颗滚落在地的褐色药丸。在茶几上掰开时突然发现玻璃下面的公告不见了。于是他走进我姥姥的房间叫醒她。“烧掉
了。”“但你从没对我说！”“跟你说什么？你一直就瞎猜谁是凶手。”“我猜谁了？”“杜宇琪！”她跳下床，大声喊着，“还把警察叫到家里来调查。我告诉你，宇琪不是！他是我孙子，我的孙子这事他不会干的！”
就这样他们吵了起来。到最后我姥爷一句话也不说了。我姥姥就伤心地哭着往地上摔东西。不同的东西落到地面会发出不同的响声。我和表弟在里屋能听见各种杂乱的声音，就像一间堆满杂货的仓库凌乱不堪。我表弟抓着我的手臂害怕得发抖。我姥姥在客厅里慌乱地走动，双脚踩在玻璃上发出喀嚓喀嚓的声响。碎玻璃扎透拖鞋，划破她的脚心，鲜血滴满凉席，她却全然不知疼痛地低声哭着。我们躺在床上听着街道上来往的汽车，随着每一辆汽车的经过，车灯照进窗户，我们大大的影子便绕着墙的四壁滑上一圈。汽车驰过之后，窗户两侧的角落里的黑暗就一片片地向四周扩散，仿佛无数条深青色的蛇在屋子里静静地爬行。我听到墙角咝咝的声音和墙皮脱落的声音，那是黑暗的响声。我开始乞求夏天快点过去，太热了，热得好多事情都变得不成样子了，以至于一场凶杀案便令所有人都落进迷惘的陷阱里。这场命案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因为这个，每个人都变了，认不出原来的模样。这世界变得不能让人相信。有一阵风从花园的树林深处吹过来，一丝凉意袭过我的全身。我表弟抓着我的手睡着了，我能感觉到他的和自己的心跳。或许雨就要来了，雨一来这夏天就会过去的。雷奇队长说过，这夏天一过命案就结束了。快点结束吧，一切都回到从前，大家不会再互相猜疑，也不必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我在黑暗中打着手影，等待下一辆车的到来，看着大雁在墙壁上自由自在地向南飞，直到飞得看不见为止。
在离开长春上大学之前我表哥杜宇琪最后一次回到他爷爷家里。他是来和家里人告别的。这一次告别却成了永别，七天后他乘着往南飞驰的火车驶向北京，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一路往南走，很多城市他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却再也没有回到长春来。在长春的最后几天他收到了我的姨妈们和姥爷送给他买衣服的钱。上午他先和我姥爷单独说了会儿话，然后拉上我去了文化广场。下午三点的时候杜宇琪怀里揣着一千块钱走进文化广场，像个赶集的妇人那样不知所措。银灰色的鸽子仿佛一群刚刚上岸的企鹅摇摇摆摆地走进花丛中啄着靠在树下睡觉的乞丐的指甲，被惊醒的乞丐赶走后它们便躲开川流不息的人脚走近那条正伴随着杂耍人的笛子声翩翩起舞的青蛇。五分钟之后我表哥将所有的钱都输在了地下游戏厅里。他走上来默不作声地喂了半小时鸽子。那些卖货的小商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试图吸引匆匆过往的游客。一位带着红袖标的老太太走过来请杜宇琪不要再喂了。我表哥对她笑笑拉着我上了回去的电车。电车每五分钟停靠一站，在有节奏的铁轨声中我告诉他就这么空着手回去会挨说的。“不可能，”他盯着刚上车的那个衣着怪异的女人说，“因为我把晦气也输在那儿了。”
那女人穿着那种只有上了岁数的老人在过年时才会穿的唐装，红色丝绒面上绣了一个顺时针念是“唯吾知足”的中国古币。她从腰间拽了一条白布带系在额头上放声哭起来。车上其他对此感到莫名其妙的人同情地问她怎么了。“王伟死了，邵云环，朱颖她们也牺牲了。”她跪在铺好的国旗上开始磕头，唱着凄切的哀歌。“你们现在和我一起喊，”她起身冲着那些冷漠的人群说，同时挥起国旗，“打倒美国佬！”没人应合。她又喊了一次，“推翻美帝国主义！”有人忍不住笑了出来，他们想不到还有谁能病到这种地步，跑到车上来这么夸张地煽情。“你们个个都是中国人！”她收起国旗打算下车，“一点也不知羞耻。”她在车外扔进一个纸团。车开的时候纸团刚从空椅上吹下来，在颠簸的汽车上滚来滚去。一个好奇的女孩把纸团捡起来，看了一会儿问她妈妈倒数第四个字念什么。“葬，就是办丧事埋起来的意思。”她妈妈说完看着窗外，然后转回去又看看纸条，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旁边的人抢过纸条，大声将后来引起骚乱的那句话念出来：“四点一刻，两声连响，陪伴英雄，葬身于此。”
车上顿时乱成一团，那些胆小的女人求司机停车嚷着要跳下去，几个男人很细心地将电车上每个角落都搜寻了一遍也没找到炸弹，唯有一个不相信的小伙子看着表大笑不止：“还有三分钟，两分四十秒啦。”后面的车连续鸣响汽笛催促前车。车上所有的人连同司机一起跑到车外。他们在等着看四点一刻是否真的会爆炸。外面下起小雨，细雨落到树叶上，路面上，以及高高挂起的广告牌上，整个世界都显得亮晶晶的。我表哥一直在想什么而不说话。没有爆炸，人们长舒一口气又回到车上。我表哥拉着我从两个男人中间挤出去向家走，过往汽车溅起的泥水落到我们裤子上的时候，杜宇琪终于想通了那个折磨他一路的问题：“那女人是毛毛的亲妈妈。”
宣传板上的公告所引起的不安不单降临在我姥姥身上，很多邻居都已经感觉到那种凶手可能就在附近藏匿的恐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聂大娘渐渐明白了这个暑假她将无法和儿子见上一面，这使她开始对生活中任何细微的事情都变得敏感起来。她再也不敢一个人在天黑时走出房门，甚至楼道突然亮起的灯光都令她感到恐慌。尤其是那位岁数大得已无法记清的李奶奶，总是在人最多时说出几句莫名其妙的话给社区的傍晚时分制造紧张气氛。她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在上星期四夜里看见一位右臂缠着绷带的男人在楼前晃来晃去。季三叔笑着劝
她还是先想一想到什么时候才能去上敬老院这类实际点的问题。“就快了，”她握着自己的小脚说，“一下雨我就走。”虽然公告不断被人破坏，不过人们早就背熟了疑犯所有的特征。耐心的警察还是在公告被破坏后及时地补一张上去。到了宣传板上的纸足足贴成两厘米厚的时候，一直隐藏在花丛中的警察在正午十二点抓住了一个双手沾满墨水的女人。他们警告说这样的行为足以让她受到刑事拘留的惩罚。“卑鄙的诱导。”她指着通缉令说，脸上保持着准备承受灾难的悲壮。似乎正是这种悲壮预示了她后来的不幸。两天后雷奇队长以强奸及杀人罪逮捕了她丈夫。尽管她后来坚持上诉了三次，大概过了六十多天，新年前的某一天，她丈夫还是死在了刑场上。
我和我表哥杜宇琪在三里屯的那家酒吧只共处了三个晚上，每天清晨他都是在我忙着工作时不打招呼就走了，就好比他呆在那儿的最后一个晚上也丝毫没暗示过不再来的意思。在我认出他的那个晚上我就知道他是这里的常客，他把酒吧当成了写作的栖息地。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他的座位是空的，那是一周里人最多最吵闹的两天。星期日和星期一他又来了两次，我们前后有三个夜晚的时间来怀念过去的一切，然而大多数时候却仅仅是我们不说话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情。星期二以后我便再没看到过他。我知道他自从与我舅舅决裂的那天起，就不希望再见到故人来引起他对长春的伤心回忆。
杜宇琪在几个小时里都沉闷不语，于是我会很难过地以为能表明我们是亲人的做法就是请他喝杯红酒和不加冰的酸枣汁。不过我表哥总是坚持要一大杯自己天天都不错过的扎啤，而且每次天亮他离开时都要在桌上留下那杯扎啤的酒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不通为什么他在的那几天我们彼此都找不到什么话可说，然而星期二以后我一个人度过漫漫长夜时却渐渐觉得那三天在我的生命中将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或许是情绪，他那种仿佛已跳出这世界的冷漠情绪感染了我。没有人比他更痴迷于构建自己的王国。
我表哥不想让人知道他还在北京，之后我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过，即使是那年国庆节我无意中说漏嘴被我舅妈追问的时候我也硬下心肠将话题岔过去。有一天中午我在帮我姥姥包饺子时终于忍不住告诉她了，我说在北京我曾见到过杜宇琪，他比我们记忆中的还要麻木和冷漠，看样子好像地球在明天就要毁灭也不会引起他的一丝触动。我姥姥侧过身来边剁肉馅边努力地听着。我真想不到已经一个人孤独生活了将近十年，我姥姥还保持着她那个年龄的老人早已丧失的丰富感情。她像个听童话的孩子那样认真地等我讲完后放下手中的面团，掌心向外十指插在一起水平伸出，靠在椅子上。“我早就说过了，都怪那该死的案子。”十几年过去了，我姥姥依然对“毛毛惨案”恨之入骨。
不出一个星期，有人告诉我外公凶手抓到了，是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男人，在星期三下午最热的一个小时里他在警察的看管下绕着整个社区缓缓地走了一圈。经过窗外的时候我们在厨房看着远处的锅炉不时升起的黑烟，听到了锁链趟地的声音。我姥姥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轻松，晚饭之后她带着我去七街的市场抱了两个西瓜回来切成几十块分给树下的邻居们。而我姥爷却像一个沉思者那样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连树叶落到他头上也不知道。第二天警察将凶犯押到花园的喷水池旁，三名持枪的警察站在他身后。池子还没开始喷水人们就跑下楼将凶手围成一圈。两年前雷奇队长就命令过那个杀死自己女朋友的交警站在凉亭外游街。这是告诉人们从此可以不必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因为这宗案子，整个夏天几乎没人在十点钟后还敢走到外面去。以后自然就不必如此小心了，那些相爱的恋人们甚至可以像以往一样在花园约会到深夜也用不着再顾虑家里父母的担心。
一些胆小的人起初只是低声猜测着他杀人的可怜目的，然而不多久看到几个淘气的男孩向他投从家拎来的鸡蛋他竟还保持着难以捉摸的微笑时，就放心地捡起石子打过去。我看见我姥爷协助雷奇队长一起阻止人们这样做。我姥爷走过去和凶手说了几句话，那个人却只是点头摇头而未张一次口。他的双手被铁链勒出一道道红印，头发刮得光光的。他妻子始终在一侧紧跟着他。两天前她因连续毁掉了十一张宣传板上的公告在警察局呆了一夜，此时她明知不会有人同情自己但还是冲着人们大声哭诉她丈夫是被冤枉的，后来她喊累了就蹲下去捂着脸哭了。我姥爷想去和他握手却被旁边的警察拦住了。“愚昧的妥协，”我姥爷对凶犯说，“无知的替死鬼！”我明白我姥爷在说什么，那的确是个“替死鬼”。雷奇队长两次来到我们家就已经说明一切。虽然谁也没挑明他是替谁的罪，但我姥姥心里清楚正是因为他才使我表哥杜宇琪没有受到同样的惩罚。我姥爷在午饭时告诉我们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毛毛惨案”。“求之不得呢。”我姥姥说。果真以后我们就再没谈起这些，社区的邻居们也不再提起这件事。过了那个夏天及多雨的秋季，在凶犯的妻子不服判决三次上诉而一一败诉后，他终于在死亡面前低下了头，在十二月的那天清晨，脸冲着两颗向他飞来的子弹的方向倒在了茫茫白雪之上。
警察没有审判我表哥，但杜宇琪却给自己宣判了死刑。在我舅舅经过两年多的全国旅行花光了他近一生的积蓄之后，家里面已不再留有杜宇琪的影子。我舅舅那一年停止向杜宇琪的龙卡寄钱，他以为这样做总有一天我表哥会因为饥饿，寒冷，回到家里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不但没有回家，反而去了越来越远的地方。我那心软的舅妈为了让杜宇琪吃饱饭背着我舅舅在福达酒店和十一中找到了两份清扫厕所的工作，在每个发工资的日子把六百块钱偷偷寄给我表哥。杜宇琪的来信里居然对钱的问题只字未提。直到第五年我舅妈终于累倒在病床
上时，我舅舅才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每天他上班的时候下岗在家的我舅妈都去了哪里。第二天他跑到银行去查我表哥的账户。“五年的日子去掉节假日共有多少天？”他一进门就问我舅妈。“一千八百天。”我舅妈躺在床上平静地回答，仿佛她是数着日子一天天熬过来的。我舅舅握着她的手心疼地哭了。“一千八百多天的辛苦全都付之东流。”他告诉她我表哥的那张龙卡早已作废，银行的客户里不再有杜宇琪这个名字。三万六千块钱像个吊钟一样在我舅妈和表哥之间荡来荡去，最后流失到银行的金库之中。
在北京我对我表哥杜宇琪讲了此事。“我一直呆在北京，十多年里。”他摇着奶茶说。我后悔对他讲这些事，应该会想到他的回答只不过是一些敷衍的谎话。我不可能离家出走，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这么干了也不会给家里写那种令人忧心忡忡的信。我告诉他这样做并不只是花掉他们攒下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你让父母去承受必须要离开重庆、长沙、上海那些城市却又不甘心就此放弃的绝望心情。我们默默地喝着奶茶，古老的爵士乐穿过几千年的忧伤弥漫在我们周围。“我没有走，”他在第二天临走的时候说，“我没有钱，我只能呆在这儿，那些信是我各地的朋友转寄过去的。”
没人再提“毛毛惨案”，但我们都看得出来，我姥爷在其后的两年里却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思考的内容扩散在弥漫着的烟雾里，消融在碎茶叶上下涌动的茶水中，甚至在洗手间的浴缸边沿也留下了他答案的假设。我姥爷在人世行走了七十多年，在一个夏天的凌晨止步于一辆疾驰的出租车里。我姥姥不停按压他的胸口却不明白心脏并不会因此而重新跳动。她求司机别去医院了，绕着这城市好好转一圈吧。道路两旁被风吹弯的树枝冲着红色的捷达车微微点着头。“慢点儿开，再慢点儿开，行吗？”我姥姥从反光镜上看着自己哀伤的面孔说。于是汽车仿佛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的步子那样缓慢。天空下起纷纷的小雨，好像无数的白色花瓣落到汽车上，淋湿耸在半空的路灯，消失在无法捕捉的风里。当时几乎所有的梦游者，饱受折磨的失眠者，连同夜间飘荡的幽灵都目睹了这一场景。他们说，就像一辆满载着无限荣誉的巡礼车。
过了那么多年我跟我表哥杜宇琪讲述了这些事。我说家里人发了三封电报通知你也没有回音，后来你爸爸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跑到北京来找你，结果才明白你——杜宇琪是个游离在这世界之外的人。假如我不是在这里碰到你，我真以为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融化了。我将葡萄酒与半杯啤酒混在一起，想看看这会不会变为别人所说的孤独的颜色。我尝了一口，气泡跑光了，嘴里留有淡淡的苦涩。我表哥把写废了的稿子挑出来，重新读一遍寻找失败的原因，后来他发现这些文字之所以用不上只是由于它们写废了，根本搜寻不到小说的缺陷在哪里。这令他难过地把几十张写满钢笔字的信纸一一叠成了纸鹤、飞机和按一下就可以跳出好远的青蛙。等这些可爱的东西铺满长桌的时候他抬头看着我。“他们不知道我改名字了，”他说，“我叫杜宾，没有人能找到杜宇琪。”我表哥张开双臂做了一个令我无法理解的夸张手势，“杜宇琪已经死了，就死在那个没有雨的夏天。”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住在一楼的那位谁都说不清其年龄的李奶奶在第一场雨来到的八天前死在了自己的那间小屋子里。她一走夏天就结束了，仿佛她生命的最后意义就是守住这个夏天。尽管两个月里采用了各种避暑的方法来远离令人恐慌的炎热，然而在星期四的凌晨——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刻她还是怀着对一个多世纪的回忆安静地长眠在那张能容下她两个身长的单人床上。她面向枕头趴在深蓝色的床单上，由于剧烈的疼痛她甚至咬碎了自己绣有金菊花的枕巾才不至于吵醒隔壁睡梦中的人们。在气温最高的那一年夏天她却在忍受着年轻时留下的手脚冻疮的煎熬，而这些痛苦导致的彻夜难眠使她在几年前就能在别人都熟睡的时候见到众人所不相信的奇境。
星期四一大早人们都跑到花园去看游街的凶手，无人察觉已经有人在那间最阴暗的房子里停止了呼吸。八天之后因为越来越重的腐臭人们撞开了那扇朝北的房门。有人实在无法忍受君子兰花开和死亡气息混在一起的味道，在那双有些畸形的小脚旁呕吐不止。季三叔撬开那个看上去有几十年没打开过的抽屉，从沾满灰尘的户口本里发现她年龄大得已经找不到一位活着的亲人为其送葬。许多人捐了钱置办了一次简单的丧事。在白天几个因夜班留在家里的男人将红木棺材抬上了殡仪车。车行到人民广场的时候开始下起雨来。所有人都下了车感受着这场恭迎了那么长时间才姗姗而来的暴雨。雨落到枯黄的叶子上，流过干燥的土地，在井盖上方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兴奋的人们拢起双手接着豆大的雨点。漫天飞舞的纸钱被雨水一一拍落在地面上。每一个人心里都愉快地想到，上天终于把这个燥热的夏天赶走了。
要不是写作的话，我猜想我表哥不会到三里屯来。每天晚上十一点到次日清晨六点钟他会伴随着扎啤的苦涩芬芳写上七个小时。他念高中时就养成了读书和写东西的习惯。自从我舅舅被老师告知他的儿子竟然在考试的时候也要抽出一本小说看之后，他和我舅妈两人就合力搜出了杜宇琪近十万字的手稿，把它们撕毁，同时烧掉了装在他抽屉里的几十本书。实际上家里的藏书远远不止这些。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谎称学校收费从我舅舅那里骗走了三万块钱陆续买了五百本书。其中最令人心痛的一次是他自称弄丢了一万八千元的学费而让我舅舅盲
目地寻找了三个月。在那封印有武汉邮戳的信里他向父母承认靠着那笔钱他坚持着活过了开始最艰难的三年。那种轻快的笔调令所有读过此信的人都感觉他似乎只是在讲一个听来的笑话而不是令人心痛不已的亲身经历。我舅妈按照信中所指从床底的最深处找到了五百本藏书，新年的时候她将这些都锁进了刚刚请人打好的书架里。在晚年时她还坚信我表哥会回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他舍不得抛下这么多的书置之不理。
我看着他在呈六边形的彩光映着的白纸上写字。他说他正等着灵感的到来，之所以不停地写是为了在灵感女神敲门进来的那天不至于让她觉得自己毫无准备。我坐在高脚椅上听着他风吟般的倾诉。是啊，毫无准备，他怕灵感女神毫无准备，却不在意我们所有的人都毫无准备，就算他没有考虑自己这二十年是怎么长大的，只出于那么一点点怜悯他也应该回到父母的身边。在那之前我就想过，碰到我表哥后我更加确认这一点，我这一生一定要负起我该承担的责任。一个留着长发的男人过来要给我们照张相，我和我表哥肩挨着肩一起走进了照片。这是我和我表哥的唯一一张合影。后来我没有见到这张照片。那个人让我们写一些他们杂志在调查的问题，上面说如果你拥有魔法将要达成什么心愿。我表哥在署名杜宾的上面写下了一句令人匪夷所思的话：“让这个世界以这本杂志名字的方式认识我。”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杜宇琪也没有过多地解释，直到年底我回长春时才想起那本杂志叫《追求》。
那场命案发生一个多星期以后雷奇队长最后一次拜访我姥爷。出于一种近乎暧昧的感激我姥姥在他刚进屋时就赶到市场买回来各种蔬菜及肉食，然而在起火的时候她就开始蔑视自己到老了还有这么势利的行为，于是她离开厨房冲着客厅的雷奇队长笑了笑回到了里屋。奇怪的是雷奇队长这次并没和我姥爷谈什么，他放下自己带来的一大包行李便告诉我姥爷他想下棋。他说没人再和他下棋了，虽然象棋伤透了他的心，但他还是觉得象棋是他生活的依托。我姥爷和他下的前四盘棋他们各自赢了两盘。不久他们就发现试图用第五盘来决出胜负是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第五盘他们和了。第六盘、第七盘依然是和棋，好像他们约定好谁也不赢对方一样。两个人不停地吸烟喝茶。直到深夜看上去雷奇队长马上就要赢了的时候他推掉了棋盘。“我看我们真没必要分出胜负了。”他说完这句话，在半个世界都已熟睡时一个人背着行李顶着绵绵的秋雨离开了我姥爷。十年过去了我姥姥还在懊悔当时真应该请雷奇队长吃顿饭。因为杜宇琪的关系他丢掉了自己警察的职务，三个月之后他怀揣一张全家四口人的相片躺在铁轨上等待下一班的火车。那天是圣诞节，晚上，整个长春飘着雪花。老人们不知圣诞算什么节日，而年轻人则把圣诞当成了与恋人互送礼物和出去约会的美妙托词。雪落在每一个行人的脸上，嵌着绒毛的帽子上积起一层层清纯的白雪。世界仿佛落在了可爱的雪人王国里。
昏暗的灯光，七色玻璃球每三秒钟旋转一周，照在正下方三点五米处我们的桌子上。桌上摆放着五个褐色酒瓶，只有一瓶盛满三分之二的深黄色啤酒，另外几个是空的，每瓶都留下些许残余，其中最多的一瓶大约有二点五厘米高的酒沫，或许由于瓶壁的折射，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我们面前各有一只高脚酒杯，一只装有半杯啤酒，另一只盛满的酒沫顺着光滑的外沿流到桌面，每秒都有几百个气泡在杯中胀破后消失。杜宇琪随着音乐用黑色皮鞋击打着四二的节拍，左手持着烟，上面积下半个手指长的烟灰，右手平铺桌面，五指留有长长的指甲，中指和无名指的亮甲油在灯下闪着荧光。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喉结前后涌动七次，然后他展开菱形的纸巾擦拭嘴角的酒滴。分针陡然走过一格。杯底沾满酒液开成大大小小的气泡。前后有三个人从桌前走过。这种状态持续到钟响之前。
杜宇琪告诉我有段时间他一直在练习充满类似上面那种细节的小说，几乎不去写任何情节和人物，只是不知疲惫地构画场景。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处。“表达某种情绪。”他说。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讲明，而如此绕弯地描述。“语言的苍白无力。”他说，“人类还创造不出足够的词汇来形容这些情绪，就好比我们现在，各自在自己的荒原之上长途跋涉。”他看着那个弹吉他的长发男人。昏暗的灯光，七色玻璃球每三秒钟旋转一周，照在正下方三点五米处我们的桌子上。
雨过之后我姥姥推开了每一间屋子的窗户，世界仿佛刚刚被清洗过一遍，每片树叶上都闪着七色光泽。树上的知了将所有喜悦都宣泄在这个初秋。下午三点钟机器割草的声音将那些还在午睡的人们吵醒了。因为这场已经过去的命案，物业局将花园里成片成片的高草割掉了。从此以后除了冬季他们保持了每月都割草的习惯。草坪一直维持在脚踝的高度，风起的时候不会再出现连续跳动的蚂蚱和蛐蛐，在那之后慢慢长大的孩子们再也没有享受过在高草间追逐蝴蝶及蜻蜓的乐趣。他们还运来了两箱灯泡照亮了花园里每一处黑暗的角落，此后的几年里他们都坚持夜巡盯防那些偷偷掏出弹弓的小伙子。后来过了很多年人们夜里走在灯火通明的花园里却遗忘了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惬意时，还有警察在甬道间反复地走着折线来防范再没发生过的突发事件。
上了岁数的老人总是劝诫那些离婚的夫妇要顾虑到两个人的孩子，老人们说所有像毛毛那样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最终只能是自行堕落或惨死街头。这也是人们为数不多的几次回想起毛毛。毛毛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还要走自己的路，真的没有必要对他们同情过的人永远都念念不忘。于是在毛毛父亲死去的那一年也没有人再重新回忆起此事。有时候我就想，我表哥做得对，对于一件他此生永志不忘的事情，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它记下来，即使没有一个读者来看也要充满激情地写完它。
有个犹太人在美国写了一本叫《杜宾的生活》的小说，小说里的杜宾是个鲜为人知的传记作家；一百多年前在另一个美国人写的一系列短故事里面也有个叫杜宾的侦探。我表哥因此开始迷恋杜宾这个名字，他后来的三十年里写过十多部署名杜宾的小说。成名之前没有人读过这些书，然而当他五十多岁已不再写东西的时候，知道他的人反而多了起来，人们拼命地去买他所有的书，包括他的第一本书《维以不永伤》。我在三里屯碰到他时他才刚刚动笔，他告诉我他一直想写这部小说，再没有什么比他要讲这个故事的欲望更强烈，这也是他离开我们去当作家的目的所在。为了写好它杜宇琪读遍了他见到过的所有小说，找到了大多数书中的不同缺陷以及令人怀念的美妙之处。他十八岁那年还在长春念书时从一本标有四种注解的《诗经》中发现了自己小说的题目。很久以前他就确信每个人都能在他读过的书中找到一段一句甚至一个词来概括他的一生，仿佛这些作家就是因他才写作的。后来他更加认定这一点，“维以不永伤”，没有比这句话更合适的了，即使是之前吟出的“维以不永怀”也不会如此准确地彰显他写这个故事的意义。他明白打从毛毛的事一发生，强烈的自疚与负罪就会如忘不掉的梦一样困扰着他。“只有把它写下来，”他的话音混杂在碰杯声和架子鼓声中，“我才不至于在伤感的道路上孤独前行。”
我姥爷去世的时候不但是我表哥，被我姥姥邀请的毛毛的父亲也未能到场。人们为我姥爷送行的那天他正坐在花园的长椅上顶着秋雨默默地数着一小时里会有多少树叶被风吹落。什么也不能打乱他辞职后的单调生活。对女儿长时期的依恋在他心中已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几年的时间里他迅速变老，一个人不停地在花园里的鹅卵石路上漫步占据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偶尔他会坐下来静静地望着对面长椅上热吻的恋人却全然不知回避，直到那对尴尬的男女不得不局促不安地离去他才自嘲般地笑出声来。所幸命运并没有过多地折磨他，不多久他终于死在了湖北荆州。
他是在秋末死去的，过了那个风雪四起的冬天，当春天将要到来的一个上午我们得知了死讯。整个冬天那些来求我姥姥织毛衣的邻居们聊了那么多的话却从未提及过他的死，仿佛重新回忆“毛毛惨案”是我们越不过的禁忌。我们揭开糊在窗框上的报纸以便更清楚地听见春天的脚步声。我姥姥将压抑了一个寒冬的热情都释放在清理房屋上面，一个上午她扫出了十一只死蟑螂，捅破了七个挂在角落的蜘蛛网。冬日午后的阳光温和地照在刚刚擦过的地板上。她用刷子润湿贴在窗框上的报纸，像个完成作业的孩子那般认真地用指甲刮掉。只有她左胸前上方一条报纸她用尽力气也弄不干净。她将脸凑上去仔细瞧了瞧，然后下来找铲子，环视了一遍屋子后她跑到客厅打开所有的抽屉，将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翻过一遍后把我叫过去。“我的花镜没了，”她指着那处刮不掉的痕迹对我说，“给我念念，那写的是什么？”我走过去仰头看着，那是报纸的一条中缝，报社在上面排满了广告赚钱，在一则治疑难杂症的医院简介旁边是寻人启事，寻找一位因精神失常走失的女人，身高一百六十公分左右，身穿红色外套。“不是，”我姥姥摇摇头，“往下念。”下面是一则讣告，简短，纸张泛黄很不清晰，全文不超过四十个字，一看我就明白随着我读出的这三十几个字，有关我少年时期的回忆就此终结了。“前财政局局长张文再先生于昨日死于湖北荆州市，骨灰将于明日由其妻朱珍珍女士运回长春。”讣告登在晚报的中缝处，寻人启事的下面，一则征婚启事的下面，几乎无人看到这几行孤单的宋体字。
杜宾打算把《维以不永伤》分成四部来写，听起来这是个宏大的构想。这本书在我们分开后的第二年写完，又过了很久才在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出版社自费出版，初版仅仅印了三百册，就算印数这么少也没有卖出去，到最后杜宾只能像小偷一样把这些书一一塞到车上乘客的大衣兜里。即使在他被公认为大师之后我也没读过这本书，这使得迄今为止我读过的四部小说也只是《战争与和平》。
杜宾告诉我他在二十岁之前始终像个试图洞晓远古时代的考古学家那样不知疲惫地寻找着讲故事的方式，他无法确定谁来作为第一部的叙述者。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躺在体育场的看台上仰望深蓝色夜空的惬意时刻，就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他手指在杯口敲着音乐的节拍对我说——没有谁会比杜宇琪的表弟更适合讲述这部分的故事了。我当时起身去招待两位来自南非的客人，我听不明白他们那种奇怪的发音。我还在想着杜宾刚才的话，他要把我也拉到这个故事里来，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不想我本分的一生因为进到这个故事之中而彻底转变。我回到位子上安静地听着音乐。杜宾对我说他没想过让我来讲什么，他只是在虚拟一个表弟而已。然而他竟意外碰到了他一度以为是他小说叙述者的我。在构思好的故事里他会和他的表弟在此相见，这么做的好处是描述另一个人物杜宇琪会更容易一些。现实中却真的如此，他相信这是作者的安排。“你是小说里的人物，我也一样。”他抬起双腿架到桌子上，“我们被同一个作者所拥有。”
我妈妈和姨妈们在我姥爷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更为频繁地去看望我姥姥，她们不想让她的晚年生活过于凄凉。不过我姥姥对此并不高兴，在那时候她每天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织毛衣。那些目睹我姥姥日益衰老的邻居们不好意思再拿着毛线去求她做活了，于是她就将我姥爷剩下的和我们穿不了的毛衣拆成毛线重织一件，不过没人去穿它。她就这样反复地织啊拆啊直到那些白色和粉红色的毛线从中断掉为止。我回长春之前曾问过我妈妈给我姥姥带点什么好。我妈妈在那边长时间不说话。我说现在运输这么发达，北京有的家里都能买到。“是啊
，”她考虑了半天告诉我，“带两盒毛线回来吧。”
每天晚上杜宾会吸二十支烟不间断地写上七小时。四点钟以后我坐到他的对面，虽然我们实在说不出什么来，但我清楚，他希望见到我，看看我和故事里的表弟有什么不同之处。他告诉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那些伤心的日子，然后他又埋头去写，打算在天亮之前完成第一部。“我们尽量不说话，”他摇着珍珠奶茶说，“不然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被写进去，这是我的作者告诫我的，而太多与故事无关的对话会毁掉这本最出色的华语小说。”
因为有人亲眼看见送奶人向奶桶里掺马尿以去除浓重的奶腥味，送奶人在被质检局罚了一大笔钱后便再也没有在花园的门口出现过。这成了那一段时间人们坐在树下谈论的主要话题。奇怪的是那个坚持买了十多年奶的女人也是此事最大的受害者却没有说过一句送奶人的坏话。几年前人们去追问她是怎么发现死尸时她也保持着同样的沉默，仿佛担心自己会把不该说的话透露出来一般。
那天五点半她是在七街路口用ＩＣ电话报的案，雷奇队长带着警察在十五分钟后倾巢而来。虽然她满心都是恐惧，但还是坐到了毛毛的身旁，出于怜悯她将散落一地的衣服盖在死者裸露的身体上，之后她收拢死者叉开的双腿，却怎么也不明白死者的腰部为何向上挺起，她将尸体翻过来，看到了那件令她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东西。她捡起来在警察赶到之前离开了现场，以后也没让警察知道她带走的是什么。在她看来，对于一个女人来讲，让众人见到这个是比死亡更大的伤害。她揣在怀里把它扔到了毫无涟漪的喷水池中。她目睹它渐渐沉下去，那是一根沾满血迹的木棍。
好多年前一位指挥交通的警察喜欢上每天上午七点半和下午五点钟都从他身边经过的那个长发女孩。经过长时间的追求几乎是在十字路口他们就相爱了。然而没多久他发现女孩并不爱他，在威胁了三次之后他把女孩推到了井里。从此夜里他都要钻到井下与女孩相爱。半个月后他站在十字路口挥动着手臂眼睁睁地看着管道工把女孩从井底托上来带走了。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他借着月色伤心地撬开井盖的时候被伏击的雷奇队长摁倒在地。他绝望地哭了，他说他不能想象自己孤独地死在刑场上的情形。“相爱的人应该死在一处，不是吗？我爱她，让我死在这里吧。”
一个变态狂在十天里流窜到七所小学的女洗手间，前后强奸了六个女孩，其中有三个孩子被吓得永远也无法步入生活的正轨。他那老母亲跪在雷奇队长的脚下哭着告诉他自己的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雷奇队长经过十七天不知疲惫的走访查证出所有出示的鉴定都是伪造的。“谁都不能逃避自己的罪行。”他握着罪犯母亲干蔫的双手说，“人活着就要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
似乎是为了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雷奇队长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圣诞夜里死在了两条平行的铁轨上。
杜宾在天蒙蒙亮时要了两杯咖啡，不顾我的阻拦掏出所有的钱放在桌子上。他刚刚写完小说时就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他写的。“我只是个记录者，懂吗？像个打字员那样机械地写它。”他用吸管摇着暗褐色的咖啡。一组疯狂而无名气的乐队冲每一位还活着的人号叫。我单手托着下巴心里生出不知从何而来的忧伤。由于杯子的折射我无法确定将有多少咖啡流入我的口中。杜宾抓着自己的头发对服务生大喊着咖啡太苦了。他撕开接过来的一袋奶精倒在杯中。我们看见白色与褐色相互交融。
他说写到后来就发现自己根本不能控制小说，故事已不再顺着他的意念进行下去了。我告诉他这世界不存在上帝，没有谁可以控制你。“苦！为什么加了那么多糖还是苦？”他将文稿收起来放在包里，开始巡视着酒吧里的所有人。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在那之后他就没再来过。我继续在这里干了三个星期，找到工作后也不再过来了。我父亲到晚年时希望我回长春陪他，他说他不想一个人冷清地死去。于是我就辞掉工作带着攒了几年的钱回去又找了个工作。从生到死我都是个很本分的人，我没法想象杜宾的那种生活。我表哥在我忙着给客人上醒酒的酸梅汤时独自离开了。他把剩下的咖啡倒在桌上，好像在寻找是否还有未溶的糖粒才使他觉得如此苦涩。下面被染黑的纸上留有一段他写下来的话，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段我无法理解的文字。他说确实，这世界不存在上帝，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者在控制他。“你和我同属一位作者，对我们而言他仿佛是全能的上帝。一个人活在这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摆脱作者对他的控制，现在我做不到，不过总有一天我会逃出作者的掌心。然后回过头去理直气壮地告诉他，《维以不永伤》是我写的，而不是你功成名就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