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是那个打奶的女人发现的。七年来她始终宣称奶油因为比水轻而浮在上面，为此每天早晨五点钟她都要赶到花园门口以求买到最浓的牛奶。有时候送奶人未能在天亮之前准时到达，她便沿着送奶人的来路迎去，决不容忍有人在她之前买到奶。同往常一样，送奶人在奶桶顶层舀出一斤奶后，她坚持要再添半斤。然后她走回花园，朝杂草丛生的小道走过去，她将小道称为“牛奶之路”，前后走了七年之久，以至于天色黯淡的时候她也能巧妙地绕过一株株浅色而近乎透明的白杨树，而且从不被野草丛中的连秧缠住。走到中途她觉得自己踩
进了泥里，黑暗中她无法看清自己的脚，只是感到双腿怪沉的。她知道雨终于来了，同时想着这是走到哪了。然而不多久她便走了出来，拨开低垂在右眼前的柳枝，跨过齐腿高的铁围栏，看了看身前的那栋楼，还是只有一扇亮着灯的窗户，亮灯的是她自己的房间。
她上楼的声音震亮了楼道里的灯，借着光亮顺便看看今天的牛奶浓度如何。进屋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收音机，随后来到厨房，将牛奶倒在灶上的奶锅里，点上煤气，最后才走回门口脱鞋子。广播上说今天仍没有雨，算上昨夜已经是连续三十七天没降一滴水了。火的外沿将奶锅围成了一圈。她想再没有什么能使这夏天变得凉一些了，除非是秋天提前到来。牛奶开始向上涨，她调小一些火焰，然后又熟练地在牛奶落下去时提升火温等着第二次上涨。昨晚又没下雨，早该下一场的，她望着冒泡的牛奶想着。没下过雨？她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俯下身看看地面，地上满是从她鞋上掉下来的泥。她匆匆跑到门口，把那双拖鞋翻过来仔细盯着。光线有点暗，她看不清什么，只看到鞋底花纹间的空隙塞满了泥。她推开门走下楼梯，发现一路上都是她留下的脚印。她摸不准这是什么颜色的鞋印，但却如此清晰，甚至可以沿着印迹一路走回去。
起初她以为走错路了，可能是记忆的岔口使她无意中发现另一条打奶的捷径。太阳渐渐升起的时候她辨认出这确实是走了七年的小路，不一样的是很明显昨夜有人来过这里，很多树枝被折断，成片的杂草也连根卷起。风过之时飞起一片受惊的昆虫向她扑面滑过。她终于找到了那块最泥泞的地方，蹲下来用手指蘸了蘸草上的湿泥，举到眼前，在晨光中她辨明这就是鞋底泥土的颜色。她再次小心翼翼地将手臂向草丛中探去，仿佛一条蜿蜒前行的蛇那样缓慢移动。她明白自己摸到的是什么，左手将高矮不齐的杂草拨开，她看见有人死在了这里。不是雨，而是死亡。死者的面孔被她长长的玫瑰红色的头发遮住，一双睁着的眼睛由于剧烈肿胀而凸现于头发之上，即使是无家可归的乞丐也不会对那女孩身旁被扯碎的衣服怀有指望。不会再有什么能使她如此恐惧，她起身向后退了半步，长吸了一口气，惊吓得喊了出来，不是因为见到了令人心寒的尸体，不是因为闻到雾气中向四处延伸的血腥味，而是意外地发现那锅不停冒泡的牛奶竟然还在她的手中。牛奶被晨风吹得起伏不定，伴随着树叶的沙沙声滚到她的手指上，烫得她松开双手。奶锅掉到女孩裸露的肚子上，牛奶漫过尸体向身下流去，发出咝咝的热气，将好不容易才凝了的血重新融开。
在警察离开之前没有其他人来过这里，早在雾气还未散尽之时，警察便清理了现场。然而消息依然像波涛汹涌的水一般迅速传遍整个社区，我们是最后知晓此事的几个人。那天住在一楼的张爷爷照常在正午十二点一刻拎着一袋烟丝爬到楼上来与我姥爷下棋。从他老伴因肺癌死后的第二年起他就每天都在这个时候找我姥爷下棋，而且总是落败三盘而归。这一次他坚持着要再下一盘，“昨晚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他抹着额头上的汗说，“我之所以从没赢过你，是因为我们还没下过第四盘。”我姥爷告诉他本该把第二天的棋当作四、五、六盘的。“把风扇打开吧。”他说，“打从早上一死人，我就明白要有奇迹发生的。”我姥爷端起茶杯，吹着浮在水面之上的碎茶及白沫，细小的水沫仿佛堆在路边的柳絮从一侧飘到另一侧。我姥姥在沙发上坐起来，手里还织着毛衣问他谁死了。张爷爷将象棋摆好，“下棋吧，”他盯着棋盘说，“什么也不比象棋重要。”我表弟把线团从沙发上滚到地上，然后又兴高采烈地缠回。“到底是谁呀？”我姥姥又问了一次。我表弟抱着线团向里屋跑去，他想看看这紫红色的线团究竟有多长，能把他一直带到哪里。“毛毛，对楼住的那孩子。”我姥爷喝了一口吹凉些的茶水，咬着滑进嘴里的茶叶。茶叶散出浓烈的苦涩，他又吐回杯中。而那边的我姥姥则将针抽出来插在没有袖的毛衣上，从花镜上方看着张大爷，同时起身拉开风扇。吐回去的茶叶在杯中缓缓张开，下沉，最后降落至底，消失在深褐色的茶叶之中。“棋收起来吧，”我姥爷点起装满烟丝的烟斗，“给我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毛毛的死讯传遍了整个社区。
那一年我九岁，或许是十岁，不会更大一些。整个夏天也没有下过一场雨，老人们搜寻了记忆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这么奇怪的天气，此后也一样，哪一年都没能热过那年。我姥姥禁止我们在上午九点后下午五点前出去。前后一个多月里她讲了七次她是怎么看见那个人被一点点晒成水汽的，就好像从一街到七街的每条路上都发生过似的。“我们都是糖捏的，”她在冲橘子粉的时候告诫我们，“像这样，一烫就化掉。”每天早饭后她都要配好各种果味的饮料放到冰箱里。为了抗衡炽热的气温，那台八八年就买来的冰箱时刻都在无力地驱动着充满噪音的发动机。我们封死了所有的窗户以抵挡高温的侵袭。在那一刻烟雾弥漫，风扇和冰箱交替鸣响，透过玻璃我们能看见白云之下热气的流动，就仿佛火焰上方的空气那样凝在一起。他们刚刚开始说话，我姥姥就让我和表弟回屋里午睡。她从充满柠檬味的冰箱里拿出两瓶葡萄汁放到桌子上，“喝完就给我躺到床上去。”之后她抢回我表弟手中越变越小的线团像个放风筝的人那样走遍每个屋子将散落一地的毛线一点点缠回去。“才十六岁的姑娘。”我退出房门的时候张爷爷说。
天气热得无法入睡，阳光透过玻璃穿过窗帘将热量一路送到床上。我们躺在凉席上面，全身热乎乎的，我表弟在床上反复转身，倒在我胸口上，汗流不止。每隔十秒就有一股热风被左右摇摆的风扇吹过来。我双手摸着头顶的白墙，汗渍在墙上留下十指微黑的印迹。后来我们在嘶鸣不止的知了声中睡着了。
到了晚上八点钟以后，人们陆续走了出来。每一个靠在树下的人都在回想着最后一次遇
到毛毛的情形。大多数人早已想不起来，对毛毛的印象同他们对往昔的回忆掺在一起，渐渐模糊不清。这使得他们一边扇着当晚的暖风一边随心所欲地描述着死前的毛毛。有人在散发出酱油气味的小卖店里碰到过毛毛，在对面八十九栋的五层楼梯口和毛毛说过话，在挂满葡萄藤的凉亭里和毛毛一起避过雨，仿佛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即使是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也会出现毛毛的身影。我姥爷一直没说话，从铁盒里抓了一小撮烟丝添到烟斗里。我表弟在树下捡了几只断掉翅膀的死知了放在手心给我姥姥看，“为什么这些没被晒化呀？”人们围在一起猜测着凶手是谁。我姥爷敲了敲燃尽的烟灰，以像是对着全世界宣布的声音说：“别猜了，准是她后妈干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毛毛总是往返于她父亲和她亲生母亲两人之间。也没有人能弄清楚她父亲是什么样的人物，打我记事起他们就住在对面八十九栋的第五层与第六层，我们没见过她的父亲与后妈。每天早晨鸟鸣声还未停止时，就已经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停靠在楼下等着他们，他们在人们渐渐入睡时的夜色中归来。有一段时间好像人们在猜想毛毛的爸爸到底是个多富有的人，而现在他却成了我们心中最可怜的人了。
好多人都开始认同我姥爷的猜断，他们不再相信会有其他的什么令毛毛死于非命。聂大娘对此惊叫了一声。她儿子在大连上学，本来打算要在暑假回来的，后来在电话里她告诉儿子等这里下场雨再回来吧，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刚从外地来的人能忍受这场高温，医院里住满了热病患者。整天希望能见到儿子的幻觉使聂大娘成为本社区为求雨而供奉关公的最虔诚的女人。我姥爷没回答她，那些喷出来的烟雾在他面前筑起一道灰白色的屏障。有些人站起来给季三叔让地方。按时将一只灯泡吊到树下，每天晚上九点一刻开始总是他们四个人在蚊虫聚集的灯光下，在四周起伏的风声中度过八小时的夜晚时光，早上五点多才各自返回。这是消磨仲夏的一个不错的方法，而此时其他人还在不安的睡梦中等待天亮。季三叔在突然亮起的灯光中敬我姥爷一支烟。“我说杜老爷子，警察已经说人家是被强奸的了，又碍着她后妈什么事了？”
每天晚上回家之前我都会绕着楼后的花园计时跑圈。我打算再开学时参加区运动会。我妈妈在年初的一个周末为我在省中长跑队报了名。原因在于有一位胡子看上去比头发还要密集的老中医摸着我的手腕和膝盖骨说我是个练跑步的料子。我妈妈对此深信不疑，每星期三和星期五的下午以及节假日我们就被教练的摩托车追着从长春的一头跑到另一头。按照我妈妈的解释是即使有一天我没有成功，也可以凭借这个上一个重点初中、重点高中，甚至更远一点。那天我每次跑到花园附近时总是看着铁栏里的高草放慢脚步，里面依然是漆黑一片，天天都是这样。自从那些红色的彩灯第三次被在此等女孩子的小伙子们用石子一一击碎后，物业局就已经失去了足够的耐心去搭理这种事。人们已经习惯了走在花园里由于看不清对面迎来的朋友而不打招呼的做法。我扶着铁丝寻找着被压下去的高草。所有的草都有我胸口那么高，没有一处凹下去的迹象。除了报警的人和警察以外，谁也不会知道尸体曾经躺在哪里。或许，凶手知道。
我推开门的时候我姥爷正在看京剧。他痴迷地盯着电视，连我表弟在他身旁跑来跑去弄打了水杯也不去搭理。我姥姥从后面抓住表弟，硬是掰开他的左手，夺下他从外面带回的死知了。“这可不是放在杯里养的东西。”说着她不顾坐在地上哭闹的表弟把知了扔进垃圾桶。我姥爷将季三叔给的那支别在耳朵上的小熊猫叼在口中，划起火柴。京剧里的小丑开始翻跟头，一个，两个，三个，他还在向前翻，仿佛用它来代替走步一直要翻到幕后。我姥姥从垃圾桶旁抱起表弟走进里屋，她回来时揉揉鼻子，跑到电视后面看看电源，然后向厨房走去。她返回屋时打开日光灯，观察了许久，突然冲着我姥爷叫了起来：“你把烟叼反了，老头子！”我姥爷将烧焦了的烟扔到茶水中，平静地说：“我在想，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没什么比奸杀更能掩饰罪行了。”
我姥爷连续几个傍晚对邻居们讲出了自己的看法，星期五晚上八点半来此调查的雷奇队长也得知了此事。雷奇队长劝我姥爷不要再乱说了，他说没有找到足够证据之前对任何人的怀疑都会显得很愚蠢，而且据他所知那个叫朱珍珍的女人绝对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后母。然后他坐在聂大娘递过来的板凳上打开调查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作为本社区刑警队的队长，从未留下过一宗遗案，包括那次因为下水道堵塞管道工在井下捞上来一具女尸的案子，以及长期流窜到各小学的女洗手间骚扰小孩子的变态狂的案子，他都一一破解了，前者凶手处在一个最难以辨认的职位上，而后者无法确定罪犯的精神是否正常则很难为其定罪。雷奇队长问我姥爷在那夜一点钟左右是否听到过求救声。我姥爷告诉他为了抵抗热浪的袭击我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敢开窗户了，不时会有虫鸣声和汽笛声透过玻璃传到睡梦中，但确实没有听到毛毛的呼喊。雷奇队长稍显失望地又问了那些打麻将的人。“那天不巧，停电了。”他们回答的时候继续玩着手中的牌。当天十二点多灯突然熄灭曾使他们陷进了一阵混乱。每个人慌忙收好还在桌面上的钱便开始检查灯丝及电路，后来他们确信原因是总闸的问题而不是保险丝烧断了的缘故便一边装麻将一边打算聊点什么。不过他们渐渐意识到自己和别人唯一的话题就是彼此输赢多少的时候，每个人都各自上了楼。“以前偶尔也停过电，”季三叔说，“只是孩子是那天死的，正赶上我们不在外边。”他说由于停电看不了电视，风扇也不能转动，而在白天他早已睡足了觉，他走进厨房将剩下的一点饭菜吃光，然后冲了一杯牛奶，在摇杯子时隐约听到一声喊叫，他以为又是哪一个姑娘失恋后绝望的发泄，温度使所有的声音都产生了错觉，为了不破坏自己多年赌博生活养成的生物钟，他是在五点之前洗完了自己攒了一个多月的衣服才上床的。
“别人都不知道，只有我看见了。”这种苍老得令人难过的声音来自姓李的奶奶。她是这栋楼唯一一个还裹着小脚的老太太，裹脚的时间就仿佛她的年龄那样无法猜测。在年初她就对邻居们说她要去敬老院，即使是到了那里自己也将是岁数最大的老人。后来她不时地推迟离开的日期，到上一个月她决定在此再呆最后一个夏天就去享受那种备受其他老人敬重的生活。然而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很多人都已慢慢看出来，假如这个夏天还要继续升温的话，很有可能她将怀着去敬老院安度余生的美好憧憬死在本社区。雷奇队长冲她笑了笑，不再相信
她的话，他完全清楚这些疯话不过是将近一百年的经历附在一个人身上所衍变出的怪诞幻觉。上次就因为她说在天亮时曾看到一个从井里爬出来的人在绕着花园跑了一圈之后又跳回到井里，才使雷奇队长一度视案情为自杀而非谋杀，走了很多弯路。我姥爷卷了一支烟递给雷奇队长，问他现在有什么头绪了没有。“有的，跟以前的一样，开始都是线索太多了，好些都用不上，迷惑人而已。”雷奇队长大口地嘬烟，“像这样，直接喷出来的是假的，吸到肺里面的才是破案的关键。”我姥爷想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结果。雷奇队长并没回答，默默地看着眼前的白烟，他的头随着烟雾的上升缓缓仰起。他轻轻地捏住落到他头发上的瓢虫数着壳上的星，过了一会儿扬起手臂将它重新放回空中。“二十四颗。”他嘀咕着，把烟头扔到地上，皮鞋踩在上面狠狠地碾了半个圈，随后站起来低声对我姥爷说：“夏天结束之前吧，不会迟于那时候的。”
在星期三下午差一刻三点钟的时候雷奇队长过来拜访我姥爷。我姥姥告诉他现在正是我姥爷禁止任何人打扰的午睡时间。我姥爷在雷奇队长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从里屋走了出来。“这是我外孙。”我姥爷指着我说，“里面还睡个小的。”雷奇队长走过去和我姥爷坐到沙发的同一侧。我姥爷叫我去拿点冷饮。“太热了，听说工厂都停工了。”我姥爷说。我姥姥在厨房把最后两杯菠萝汁塞到柜子里，她可不喜欢警察把案子查到自己家里来。“什么都没了。”我告诉我姥爷，“正烧水呢。”“啊，不必了。”雷奇队长点起烟，“您有孙子叫杜宇琪吧？”“是啊，他是我最大的孙子，过了夏天就满十八岁了。”“嗯。”他手中的烟上已经挂了两厘米的烟灰，他向四周看看，发现电视顶上有一个白瓷烟灰缸，起身走过去，烟灰在途中就掉下来了。他低着头看着像雪花一样散落的烟灰，在最后一片烟丝飘到地板上之前他冲着我姥爷说：“就我们所知道的，他搅到了案子里面。”我姥爷听后不紧不慢地卷起纸烟，当他认为烟丝刚刚合适的时候就叫我先出去，“还有，跟你姥姥说，水用不着再烧了。”
不过我姥姥还是把沏好的茶水送到客厅，想去听听他们都在说什么，然而不一会儿她就出来了。“难道我们家里真藏着凶手不成？”我姥爷和雷奇队长在里面谈了一个小时，之后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姥姥端着水进进出出好几回，依然弄不清他们在谈什么。那座檀木古钟敲过五下后她让我进去问问晚上留客人吃点什么好。她认为这么说即使是再不识趣的客人也知道是该告辞的时候了。我去问了，要不是我姥爷执意挽留的话，他确实就要离开了。“留下来，咱们还没一起吃过饭呢。”我姥爷说。
一开始我姥姥一句话也不说，装出喂我表弟吃饭的样子，而我表弟却不停地问那两杯菠萝汁哪去了。我姥爷劝雷奇队长喝酒，雷奇队长说：“睌上还要走些地方，我真喝不了。”于是我姥爷就斟满了自己的杯子。那个巨大的酒瓶里养着那么多奇怪的动物，每次倒酒我都害怕沉睡在枸杞底层的海马以及将人参缠成一圏的蛇会从瓶口钻出来。“他说晚上要过来和您谈谈的。”“谁呀？还要来？”我姥姥停下来看着我姥爷。“回家之前他想先到这儿来。”雷奇队长冲我姥姥笑笑，“看得出来，他难过得要死。想想也是，走了两星期后就这么狼狈地回来了。”“两个星期？”我姥姥突然站起来，“找到宇琪了？”
雷奇队长与我姥爷告辞两个小时后，我表哥杜宇琪仿佛身后拖着无限长的夕阳那样疲惫地站在了大门外。就算我姥姥那么想知道杜宇琪在离家出走的两个星期里都去哪儿了，我姥爷也始终盯着窗外飘落的杨絮而无应答。跑去开门的我姥姥因为我表哥的落魄而尖叫起来：“天啊，别跟我说他们把你抓去挖煤了。”我表哥茫然地摇摇头将背包从双肩卸掉，同时有一些泥沙抖落下来。他左手拨一下由于汗水而贴在额前的又长又乱的头发，走到我姥爷身前。“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姥爷双眼直直地盯着他，仿佛仅仅是将目光从杨絮那里缓缓移到杜宇琪的脸上，“要知道，过了这个夏天你就十八了。”我表哥从背包里掏出几张沾满油渍的报纸，接着去书架找出了积攒近半个月的晚报，把这些带到浴室。“你本来就该好好休息。”我姥姥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喜欢在洗澡这么惬意的享受中还要费脑筋做其他的事情。“没关系，奶奶。”杜宇琪关门时对她笑着，“我就是想看看半个多月来世界都变成什么样了。”
隔着门我们听见水流的声音，里面的热气从门底缝一点点钻出来。我姥姥告诉他如果感到气闷的话可以打开排风扇。不过没人回答，可能是水声高过了我姥姥的话音或是杜宇琪的答话。我表哥杜宇琪将水龙头开到最大，外面的虫鸣声及叫卖声都消融在水声之中。池子里的水位迅速上涨，一直淹到水龙头声音才逐渐变小。之后水便从浴室的门底缝流出来，浸湿了地面。要不是有哭声从里面传出来我真的认为我表哥已经死在了五十多度的热水里。那是杜宇琪的哭声，开始低低的，像从耳边轻轻吹过的风。几分钟后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就在里面失声地痛哭起来。很多年以后我都无法将那种声音遗忘，一种可以漫过水面，浮在空气中，将玻璃击碎的声音。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明白到底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才能使人如此伤心。后来有个女孩告诉我，假如一个人痛苦到极致，眼睛就不再是泪水的唯一出口，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可以流出眼泪，譬如你会伸出手指迎着阳光哭泣，或是仰望天空在心口流泪。在那一刻我就明白，从底缝渗出来的或许并不是充满柠檬香泡沫的温水，那是我表哥杜宇琪的泪水，他的全身都在哭。他平躺在浴缸里，看着自己的泪水渐渐漫过身体，溢出浴缸，沿着红色瓷砖流到外面的蜡油地板上，风过之后会留下乳白色的颗粒，醮在食指舔一下，稍有咸味的那种。
直到我长大以后都不知道我表哥在那一段时间曾经离家出走十五天而没有给家里留下过任何音讯。我太小的时候不了解此事是因为没人认为给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解释他表哥怎么会突然失踪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当我慢慢长大时家里面已不提起我表哥，包括他的父母——我舅舅和舅妈。我姥爷还活着时他们有时会应答他几句关于杜宇琪在外地念书的情况。自从我姥爷去世后，几乎没有任何人再想起我表哥。逢年过节大家聚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对我姥姥聊工作，说说以前的朋友，偶尔会回忆我舅舅姨妈他们小时候有意思的往事。到最后实在无
话可谈他们就陪我姥姥打麻将，唯独不提“杜宇琪”这三个字。要不是十年以后我在北京偶然地遇上了我表哥杜宇琪，我真以为他从人间消失了。当时看着他我简直不能将他的容貌和记忆中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并不怎么说话，这令我感觉对他来说自己仿佛是个陌生人，以至于我们只是默默地喝扎啤以及吸那种先把珍珠吃掉的奶茶。我想不起来是我忘记了问他那时为什么要失踪了十多天后不成样子地回来了，还是我问过的而他却根本没有回答我。总之，那次的出走只是个小小的预演，一年之后他在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彻底地离开了长春，以后再也没回来。尽管他知道这很可能会令我舅舅和舅妈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但他却似乎毫不在意，仿佛是就此远离自己的伤心地一样了无牵挂。在北京杜宇琪摇着粉红色的奶茶告诉我，我是他这十年来见到的唯一的家里人。
虽然我姥爷对雷奇队长说过他要和我表哥谈一谈，然而整个晚上他也没去找杜宇琪说什么。他静静地坐在床旁边直到我表哥深沉入梦，然后在黑暗中他对着窗口一边吸烟一边哼唱着那些听不懂的戏词。他将谈话的时间推迟到第二天早餐之前，连我姥姥也不清楚他们在客厅都说了哪些事情，在饭桌上她还狐疑地看着杜宇琪：“告诉我，你真的知道毛毛是怎么死的？”我外公示意她别问这个。杜宇琪用匙子搅碎豆腐脑，“我真的不去了，爷爷。”“嗯，不过我还是得参加的。”“什么？”我姥姥问。我外公将几个用过的空碗摞到一起放到水池里，回头说：“毛毛的葬礼。”
我表哥杜宇琪在九点一刻背着旅行包回去了。那时太阳已经升起在东南，他顶着三十五度的高温从昆明一路一直走过迎春路回到了家里。此后的一年多他来我姥姥家只有两次。第二年年初的春节他来了，满天鸣响的爆竹声令每个人都说不出什么话来。在那一年的八月末他来和家里人告别，七天后他去了北京，此后谁也没再见到他。不出一年他终于因为要中途退学在信里和我舅舅闹翻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长春，甚至在我姥爷由于突发性心脏病死去也没有回来与我姥爷告别。我姥姥将丧事延期了七天之久，每天夜里都在企盼杜宇琪从天而降，然而直到尸体生出了气味也不见他的身影，连问候的电话也不曾响起。那场过于悲凉的葬礼过后，人人都绝口不提我表哥，仿佛是大家约定的一样。
好多年以后我在三里屯的一个小酒吧见到了他。我说家里的亲戚都挺挂念你的，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令他们很痛心。就好像没听到我的话一般，他长吸一口气鼓足劲儿对着插在柠檬汁里的吸管吹气，杯中的果汁下面生成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气泡涌上来溅到他脸上。他向我要了一张面巾纸，摘下眼镜在闪烁不止的灯光下反复擦着镜片，看着反射七色光圈的镜面他告诉我：“别怪我，杜宇琪早就死了。”
我告诉他我姥爷——你的爷爷是死于你上大学两年后一个雨夜的凌晨两点一刻，虽然我姥姥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他找来了那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来给他送别，但规模上还是无法与毛毛的丧事相比。在毛毛父亲的邀请下，市政府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到场表示哀悼。覆盖着白花的汽车挤满了整条东风大街，好多人都在快要到殡仪馆的时候下车围着那辆挂满毛毛黑白遗像的灵车缓慢前行。下午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照在车前“张雨卉”这三个字上面，像是流金从每个人的眼前掠过，那是毛毛的名字。
毛毛的父亲对到场的所有人以一种悲壮得令人心酸的语调讲着话，悲伤在他心中凝成一个结，原先那些羡慕他拥有财产及官职的人现在开始以强者的姿态去同情他。他用不成调子的声音说他这一生绝对没想过要去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这几天他总在不断回忆自己可怜的女儿。“我不愿意让你们也沾染到我的痛苦。”他把白色的花瓣撒到毛毛的身上，“让她安心地走吧。作为父亲我保证，那个残忍的凶手是绝不可能逍遥法外的。”
整个葬礼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包括市长在内的所有领导说了些简短而伤悲的悼词。毛毛的父亲始终在一旁呆滞地看一只反复飞旋的黄蝴蝶，强忍着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他的十指紧紧插在一起拄在下巴上。毛毛那面色苍白的后妈止不住地痛哭之后晕倒在大厅外，在场的任何人，尤其是我姥爷这时也已经明白，曾经怀疑过这么弱小的女子是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我姥爷抓住我的手，他怕我在伤心的人群中迷失了方向。毛毛的爸爸拒绝接受任何人的白包。“你们能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真的感谢大家。”他和众人一一话别的时候说，“这是我女儿死后的荣光。”随后他撕下一张白纸，慢慢地叠成一只纸鹤，咬破手指，用涌出的浓血用心地写着“张文再唯一的女儿”，连同毛毛的一只白色的瓷猫放到墓碑旁。成团的杨絮花在飘舞的过程中被墓碑挡住，缓缓地落在下面开放的蒲公英上。五年后，市财政局局长张文再先生也葬于此地。
我大学毕业时对我父亲说我打算留在北京，于是我白天去各个公司找工作，夜里在酒吧做服务生。我对所有的公司的经理说我学的是防黑客的那种专业。他们都是说过一段时间再给我答复。一个多月我穿梭于不同的公司之间，同时做了四五十夜的服务生。我幻想自己在某一天突然收到十余家公司的聘书供我挑选。我常常担心在哪一天我的调酒技术会比我所学的专业还要熟练。我父亲劝我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好还是回去生活。他来信告诉我：“在长春你可以过得更好。”
我表哥杜宇琪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都会提着一个皮包独自去我们那里。皮包里装着他写过的稿子和白纸。他通常要一杯扎啤，之后就拿出纸笔借着彩色的昏暗灯光一直写到早上六点半。有时候他会伏在桌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酒吧里有很多奇怪的人，有人会用画笔在桌子上、墙上或者酒饮单上画下各种事物的速写，还有人在凌晨四点钟写一个谱子求乐队演奏。我真想不到这里面会有我表哥杜宇琪。由于家里人从来不提起他，使得他在我的记忆中只是一个忧郁的解释。有一次他的酒被那些喝醉的人碰洒了，浅黄色的酒水在桌子的右上方向四周蔓延。他叫人拿些纸巾来擦干他那晚写下的文稿。他用纸巾细心地吸稿子上的酒沫。在每隔三秒闪一次的灯光中我看见整张写满小字的纸上四次出现“毛毛”这个名字。看着他我渐渐回想起他十年前的样子。“杜宇琪？”我接过那些吸满酒水的废纸巾问他。他仰头望着我，从桌上的烟盒里挑出一支还未沾湿的烟点上。“我是你表弟，”我向他伸出右手，“在长春的周贺。”
警察局在星期天的早上给本社区的每一个信箱投放了一张打印好的公告，同时将一张放大了的贴在花园正门的宣传板上。我姥爷在午饭过后等张爷爷下棋的一个多小时里大声读了三遍，然后把它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默默思考着。上面说凶犯身高一米七三左右，Ｏ型血，手臂上有指甲抓过的伤口。“连张照片也没有，”我姥姥洗着我表弟的衣服说，“分明是他们查不出来了嘛。”张爷爷拎着烟丝进来时我姥姥下楼去晾衣服。他们下过了两盘我姥姥还没有上来。第三盘刚开始她把带下去的湿衣服又连盆端上来了。“你想起来没有？”我姥姥指着姥爷问，“那天宇琪来时手臂不是有伤吗？”“我知道。”我姥爷迫不得已地跳了步卧心马。“别下了，”她跑过去推掉棋盘，“他是什么血型来着？帮我想想。”他把散落一地的棋子一一捡起，但记不清它们原来的位置了，“应该是Ｏ型。”一直在思考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张爷爷将棋子摆回原位。“天哪，”我姥姥回头看着镜中的自己，镜子早在春天时就被我表弟从中间撞出一条裂纹，“去年过春节时他刚好一米七零呢。”
第二年春节我表哥杜宇琪住在了我姥姥家。大年三十我舅舅开车到郊区买了足足有五箱炮仗。他指望这么多的烟花会给我表哥七月份的高考带来好运气，虽然杜宇琪曾经表示过上大学并不是他人生的唯一道路，他说他实在不敢想象自己在一个地方再呆四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灾难。新年钟声敲响之前我和杜宇琪沿着灯火通明的大街放了一路的烟花。燃起的小飞碟仿佛张开双翅的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礼炮在夜空中散开后抖落出几十个小降落伞飘浮在夜色里。我表哥静静地走在积雪之上。满天的鸣响将所有的声音掩盖掉。前面传来欢呼声，人们一起仰望紫色的火焰在天空排成“恭贺新春”四个字，炸开后又形成五色的花朵。“为什么只想看看有多美就把烟花全毁掉？”我表哥低声自语。远处的广场上传来钟声，铛，铛……人们高声数着，虽然他们知道一共只敲十二下。我表哥杜宇琪就这样度过了他在长春的最后一个新年。
在三里屯我问他当时的那句话是什么意肌６庞铉鞅丈纤�郏�路鹗窃诨匾涞拇粤种姓页雎贰Ｋ�∫⊥罚�氩黄鹄戳恕Ｈ缓笪颐怯植恢�凳裁春昧恕Ｎ颐浅聊�囟允蛹该胫樱�婧笏�α诵Γ骸澳阆让θグ伞！庇幸晃缓茸砹说目腿巳氯伦盼�裁凑饫镏挥芯贫�挥行〗悖��盐易Ч�ヒ�医馐颓宄�Ｕ庵质虑榫�７⑸���揪筒槐氐闭妗Ｎ腋嫠咚�绻��枰�幕暗萌ノ颐堑淖艿辏�诱舛�鋈コ恕痢谅罚�崧饭�桓龀锹ィ�闩郎先デ米笫�谌�雒啪涂梢粤恕！昂茫�揖腿ィ�桓鋈撕染疲�泼频摹！彼�谀��涿畹赝�鞣�诖�镒按蟠笮⌒〉木破康氖焙虻乖谧雷由纤�帕恕?/p>
星期三傍晚时分雷奇队长又一次来到了我们家。同上次的来访不一样，这一次我姥姥显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恐惧表情。她以为她日夜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警察将把她唯一的孙子抓去枪毙。于是在客厅里她不停地解释杜宇琪是一个多好的孩子，以至于根本没有察觉到雷奇队长满身酒气。在我姥爷散步回来之前他什么话也没说，将我姥姥特意为他泡好的那杯烫得无法入口的茶水端起来又放回原位。然后他靠在沙发上低垂着头。“你们不会把宇琪抓走吧？”我姥姥小心地问。他闭上眼睛缓缓摇着头，然后头越垂越低。后来他试图坐起来的时候胃里的酒开始向上反。他捂住嘴仰起头，马上又感到一阵恶心。“你们没什么证据，就会冤枉我们这样的老实人。”雷奇队长没理她，静静伏下身，突然吐了起来。刺鼻的味道转眼间充满了整个客厅。我姥姥终于发火了，打开窗户，回身对我喊着：“去，把你姥爷找回来！”
月光下的暖风吹过花园高高的草丛，一大群蛐蛐迎风跳动。已经快五十天没下过雨了，仿佛老天觉着一下雨就意味着这个夏天要过早结束似的。每天都有三辆水车循环洒水来保持地面不至于裂开。马路上的柏油在白天晒化后到了晚上才渐渐凝下来，走在路上像踩在十二月的雪上一样柔软。围在喷水池旁的人里面没有我姥爷，我上楼时他已和雷奇队长坐在一起了。我姥姥在里屋织毛衣，她早已熟悉在黑暗中做这件事情，她用手指摸着针眼自如地穿插，同时试图偷听隔壁说话的内容。墙壁不隔音，然而他们两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仿佛在屋子
里滚成了一个庞大的雪球，我外婆永远也弄不清楚这个雪球是由哪些话语组成的。他们这次的谈话如此短暂，我姥姥刚刚走出去想听仔细一点的时候他们就结束了。“要是哪天你觉得在那儿干不下去了，就到我这儿来。”我姥爷说他那里吃饱饭的工作总还是有的。“这世界是个天平。”雷奇队长一只脚踩在门外握着我姥爷的双手说，“好人坏人各居一侧，想活下去就得维持着个平衡。假如真的把太多的坏人除掉，那我们就会在另一侧下坠，止不住地坠下去，坠落到底为止。”
直到早上四点钟客人陆续离开或是倒在扶椅上睡觉时我才坐到我表哥杜宇琪的对面。我要了两杯山葡萄酒放在桌上的手稿旁。杜宇琪放下笔在自己喷出的白烟中眯着眼睛望着我。以前家里人谁也不会想到他拥有文学才能。我舅舅始终不能相信一个人仅仅是自己想写小说就可以当得上作家的，为此他坚持让我表哥放弃他那幼稚的想法。我表哥在念到大二的那一年终于在寄回来的一封信里向他的父母摊牌了。在那封满怀忧伤的信里他告诉我舅舅经过一年多的考虑，虽然这期间他已经明白对于自己将来飘忽不定的生活方向根本就无法捉摸，但最后他还是下定了决心选择文学。“我想好了爸爸，我要结束我的大学生活，哪怕是饿死。”他在第三张纸的背面写道：“什么也挡不住我的去路，除非死神的过早降临。”
全家人都不相信在学了十多年的理工科后，他竟会产生进入完全陌生领域的冲动。虽然人人都觉察到毛毛的那个案子在他心中留下太多难以愈合的伤痛，然而仍然没有人能解释出悲伤为何会以如此荒谬而固执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年的除夕夜我们都相信他会在钟声敲响之前穿过漫天纷飞的大雪回到长春来，为此我姥爷禁止所有人包括我表弟动一口早已准备好的饭菜。一家十二口人在置放了十三份碗筷的圆桌旁围成一圈默不作声地看着电视。直到钟声敲响十二下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杜宇琪的电话。他说他买不到车票了，只好呆在学校守候又一年的到来。窗外的爆竹声响彻天际，电话那边的声音也相当纷杂。“我自己在这里，孤孤单单的，连炮仗都没买。”在彻夜不息的鸣响中他低沉的话语从北京一路传到我们的耳畔。我舅妈伏在电话前哭了起来，她告诉杜宇琪因为他的缺席每个人都很难过。我姥爷为了使大家都听到我表哥的声音将电话调成了免提，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问候他。突然我舅舅抢到前面，几乎是贴着话筒喊：“你现在就去买票，爬也得给我爬回来！不然你就永远滚蛋！”电话里传来挂掉的声音。我老爷看着表，等秒表走完一圈后望着惊呆的人们。“十二点整，十二个人，刚刚好，咱们吃饭吧。”大家重新回到座位上，已经饿了一个晚上的表弟站在椅子上去够那垂涎已久的鸡腿，大人们笑了起来。在他坐下来的时候那只扯掉一块肉的鸡腿从他的掌心滑下来，将他旁边一个没人动过的空碗碰碎在地。
以后我表哥确实没有回来过，即使是那一年的暑假我姥爷去世也没露一面。电话都不曾来过。我姥爷死去的三小时里我姥姥拨通了电话本上所有的电话，然后她带着在柜子里找到的我表哥的学校地址以及其他故人的住址跑到邮局用了足足三个小时给每个人发了份简短的电报。我舅舅在中午赶来后又一次给杜宇琪发份电文：“爷爷已死，回来。”人们到第五天也没等到我表哥的音讯。我舅妈在随后的第三封电报上写到：“人人都想你。”这些就仿佛装在瓶子里的信投到海中那样令人觉得遥遥无期。到了第七天执意等下去的我姥姥终于挡不住家里人的劝阻，从远方赶来的朋友身心的疲惫，以及开始变腐的尸体，同意在上午举行葬礼。我舅舅在丧事刚刚完毕就坐了一夜的火车赶到北京。三天以后他像个落败的士兵那般劳累地回到了家里。“他向所有能借钱给他的同学都借了钱！”我舅舅连鞋都没脱就向我舅妈吼了起来，随后他明白这并不是她的过错，语气平缓了许多，“一放假他就从学校消失了。”我舅妈一言不发地递给他几张印满铅字的纸，那是我舅舅离开后邮差送来的三封电报，每一封印着不同日期的邮戳下都写着“查无此人”。
我姥爷去参加汽车厂老干部联谊会的那天上午毛毛的父亲来到了我们家。我姥姥惊慌失措地把他请到了客厅里。毛毛的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了一个多小时烟也不见我姥爷回来。开始他只是和我姥姥聊这闷热的天气，告诉她不久就会下雨的。然后最让我姥姥担惊受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问我姥姥是不是有个孙子叫杜宇琪。我姥姥默默地点点头。“那么您孙子现在住在哪儿呢？”我姥姥没敢回答他。她挥着手臂对他解释杜宇琪是个多乖多听话的孩子，她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到后来简直有些语无伦次，连送他出门的时候还以那种近乎哀求的口吻对毛毛的父亲讲我们全家都为毛毛的死感到难过。“人反正都死了就别再追究我们宇琪了，不然我们家里会变得比你们还痛苦。”她说，“我们还是私下里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