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间客 下-一个人的极限

到了公安局,一见赵科长,我的怨气就忍不住了,我说:“赵科长,我想问问你……”

啪!赵科长一拍桌子打断我的话,怒目圆睁,喝道:“斯一根,你现在要老老实实!”

我一惊非同小可:“什么意思?赵科长你……”

“我什么?我是公安局侦缉科长,不是吃干饭的,你不要老拿我耍着玩!”

我疑心自己在做梦,看了看人和物,并不是做梦,心里就懵,我怎么拿你耍着玩了?这一切从何说起?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我想问一句,现在我变成阶下囚了吗?”

“什么阶下囚?案子发了这么久,你一句实质性的话也不说,什么意思?现在你老实交待,你有几桩侮辱妇女的罪行?”

“这话从何谈起?你公安部门是执法机关,这样对待我,要考虑执法犯法……”

“少来这一套!告诉你,你要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

“你赵科长要知道,我是受害者。”

“小张小李!”赵科长突然一声大叫。

我一怔,仿佛听到戏剧公堂上县官大老爷的一声断喝:“大刑侍候!”随着断喝,我看到“小张小李”——就是去叫我的那两位大汉,向我步步紧逼过来,手里各拎一支警棒。我清楚地意识到,只要赵科长一声令下,我就要大受皮肉之苦。一切没什么可讲,也没什么再讲。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了他们当初让我看那些女尸奸情案的初衷。我愤懑,也不知所措,糊里糊涂之中,“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起了作用,愤懑的感情一软,就说出下面的话。

“别别,赵科长,千万别;我们不来武的……”

“不来武的,也行,只要你老实交待,你这号的,我见得多了,别想再拿我耍着玩,哼!”

意丽来信了,牛皮纸公用大信封,骄横不可一世地躺在我的桌子上。拆开来,几页纸全写得龙飞凤舞,我读那情,像强行被人剥光衣服,硬塞到了漫天风雪里,止不住身心一点点缩小,僵硬,死亡。

信上是活脱脱的意丽,她有天才般的合理想象,她说:一切都是可以想的,一个平常的宁静的夜晚,一个姑娘跌跌撞撞从你的屋子里跑出来,跑到小河边疯狂地哭泣。夜风不吹,一弯新月映在河里,小心地陪着她。新月之下,可见这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姑娘,美丽而丰满,属于那种让一切男人动心的小女人。也许就为这,你对她下了手。男人哪,在这个领域里都是野兽。后来,她的同伴来了,当然都是男的,一个,两个,三个,或许四个,他们围着她,询问她,安慰她,然后手拍胸膛,说:“这个仇,哥儿们给你报了!”赤裸的紫铜般渗油的胸膛,反射着新月的清辉,小河边,几条汉子笔直地插在地上。终于有了那个夜晚,他们在楼下叫:“大斯,你下来!”

这就是意丽的信,信上还有:斯一根,我忙,不能去,我让母亲和姨妈去了,你真有本事,对她们能隐瞒得那么紧。可是斯一根,你忘了这个时代,这是个成熟的立体的时代,人的神经末梢都长得很,多得很,没什么事能将今天的人瞒住——古人会算,今人会猜,一切事情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

信上还有:斯一根,我对你的印象已模糊了,我很难想象出你喜怒哀乐的样子。现在你遭了不幸,喜怒哀乐就更和我想的不一样了。我们伸手远握,告别了吧。老朋友,不要怨恨,古人有云: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我之所有,虽丝毫而莫取、此你我之谓也。不要怨恨,你有你神秘的事业,把精力多集中到那上面去吧,有所作为才是你的最高境界,是不是?古人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

我忽然看到了意丽,不是幻觉,她实实在在站在我的面前,对我笑笑的;她穿了一件灰毛上衣,红白线镶缝的紧身运动裤,头发高高挽起,两个耳环金光闪闪,一眼看上去,矫健轻捷,比四年前还要年轻。

“意丽,我一定要揍你一顿。”

她笑笑的,表情好像说:我站在这儿呢。

我把老拳举起,照准她的脸,用好力气就打上去。啪地一声,台灯倒下了,灯泡撞在桌面上,嘭地一声炸开,碎玻璃片满屋飞。

“大斯,大斯,你屋里什么……”

小华女士急忙过来敲门,我说没什么,碰破了一个灯泡。

门不敲了,小华女士噢了一声,退回去了。她妈的,这个小华女士,她活得倒不错,还有兴致关心别人屋里什么响!

我上床扯过被子,想昏天黑地地睡,却又睡不着。忽然又想,我怎么不研究研究自己呢?我真的什么也没隐瞒吗?或者真的隐瞒了什么吗?我,我斯一根,也是一个单个的人,有血有肉,有人的感情,在真实的人的环境里长大,一样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现代意识的勾引,和那些看起来像正人君子的人一样,我脑子装了许多伺号懂了人事,进了学校,后来学会了许多东西,把问号全部变成了句号。变成句号之后,又把许多问号藏在灵魂里,就像吝啬鬼兼守财奴把金子埋在地窖里一样,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贼溜溜地偷着看,借黑夜的掩饰来使自己满足。我就像那些看起来像正人君子的人一样,其实心里装满了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要时机允许而又不承担责任,我就会有不堪入目的行为。这是表面现象下所有的另一个世界,我的一切也有饱含着我们民族的和生活中那种固有的、潜在的、深层的东西。因此,我也有资格成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我下了床,拿出纸笔,写:斯一根,男,三十一岁,大学毕业,市直机关工作人员;性格怯懦,内向,平时看起来不大与人来往,也从无脾气,可是一到晚上就关紧门,不知搞些什么名堂。似乎有一个对象在南方什么地方,可从没人见她来过。这是“个谜一样的人。一天晚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忽然有人毁了他的脸。什么人毁了他的脸?不知道,至今也没查出来,他自己又守口如瓶,一个字也不讲,好像懵然,看来一定有什么隐情……

我不寒而栗,止了笔,不能再往下写了,再往下写,就要写到“隐情”上去了,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多得很,随便拈来一个,都有耐人寻味的——隐情。

我啪地一掌击在我的脸上,想了想,又击了一掌,又击了一掌。然后倒在床上,又昏昏睡去,做了无数个怪梦,一切都变形,拉长,增亮,发出噪音,让人恐惧不已。

醒来时已过半夜,屋里静得出奇,不能再睡;坐起来看看黑黑的天花板,记起了过去的日子,都无味,无聊,不堪得很,忽然觉得没了生趣。人活着,原则上就是痛苦,至少我是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止不住就想到死,想到死,倒觉得满有趣。大学毕业那会儿,就有一个同学死了,谁也不知为了什么。那天在教室开毕业分配动员大会,散会后回寝室小组讨论;寝室在三楼上,刚坐下不久,就听人乱叫起来,说有人跳楼了。去一看,是我们班的,脑袋碎了,从三楼上跳的,头朝下栽到水泥地上。很怕人。忙忙抬到医院,死了。大家都茫然,都沮丧,公安部都来人查了,什么也没查出来,没留下绝命书,日记也写得很平常。但大家很哄了一阵子,把他的死反过来倒过去讲。死让人激动,确实满有趣。

我这儿也是三楼,下面也是水泥地,头朝下,一定死得保险。绝命书不必因,什么也不必讲。我死了,与谁也不相干。当然也要哄一阵,哄就哄去吧,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没谁会为我立传的,哄过一阵子也就算了。而况哄我的人本身也要死,最多不过多活几十年,他们死了,哄也就没有了。人死了,原则上就没了痛苦。没有痛苦的事,何苦而为?人活着不就是追求不痛苦吗?死后是不痛苦的,芸芸众生没有发现这一点。或者是本能不想死吧?人为何不能战胜本能?死是至高至上的好境界,人不能战胜本能,真是龌龊得很。

我打开门,见落雪了,风不大,雪却很大。不管怎样,时间已从初冬进入隆冬了。漫天皆白,雪星行军情更迫。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我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手扶着走廊上的栏杆,披着雪,望见楼下的水泥地。下面的地不见了,却都是雪。我犹豫起来,楼下的雪多了,雪是个软东西,对头颅有让劲,撞击一定不够有力,万一一头下去,死不了,受重伤,原则上不又很痛苦吗?为了不痛苦而闹得更痛苦,实在是愚蠢的行为。这个可恶的雪,如此混帐地下,什么意思呢?

正犹豫间,小华女士开门走了出来。

“好大的雪。”她说,抬眼见了我,“呀,大斯,这么晚还没睡吗?”

我心里恼。一个雪已经够了,现在又出来个小华女士。她干什么来着?先有兴致关心我屋里什么响,这会儿又来管我睡没睡。真是多事的女人,你是克格勃还是中统特务?可不论怎样,我还是得搭理她。——人活着,免不了总是这样。

“真是好大的雪。你也没睡吗?”我说。

“没有。好大的雪。”

“是好大的雪。”

“好大的雪。”

你半夜里起来,就是为说这句“好大的雪”吗?我看着楼下,想着人生就是痛苦。

“你站在雪里干什么?”小华女士说,“快进屋去吧。”

我站在雪里?看了看,确实是站在雪里。立时觉得荒唐可笑,充满了滑稽感,玩世不恭和毫不在乎的情绪也立时在心里涨满。我说:“我想死,可是,楼下有雪,我又担心跳下去死不了。”

“你这个人在开玩笑。”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吗?”

“当然,当然是开玩笑。”

“我确实是开玩笑。”我说。

“那快进屋吧,进屋吧,啊?”她说,口气像小母亲似的。

我进屋,觉得非常奇怪,我真是开玩笑吗?这世界真麻烦了,你说真话,人说是假的;你说假话,人又说是真的。如此说来,我死了,人说我活着;我活着,人倒说我死了?

大雪下了一夜半天,看着大雪,想起小时读的书:下雪了,早晨起来,地上白了,树上白了,房子上也白了,小朋友们不怕冷,有的堆雪人,有的打雪仗……

一个绿衣人,背着邮包踏雪而来,在楼下喊:“斯一根,电报!”

我的电报?下楼去看,果然是我的电报。绿衣人看了看我的脸。我签了字,取过电报,拆开一看,几个石印般的黑体字赫然入目:“你父病危速归。”

大雪里一声炸雷。

父亲病危?怎么可能?他有很硬的皱纹,很黑的胡子,很严厉的表情,看到他,使人能真正想到“汉子”这个词。他能病危吗?一定是电报译错了!我丢开绿衣人,跌跌撞撞奔到邮局,要查。邮局不给查,至少’要持有单位证明才给查。死人的事还要这么麻烦吗?吵起来,有人小声说:“这就是被人浇硫酸的那个人。”与我吵的人马上不吵了,看了看我有脸,好像看一张证明信,之后,默默地给我查了。查的结果,用圆珠笔在每个字下都重重点了一下。

“没有错。你、父、病、危、速、归。”

不胜悲哀。不是年老的为年轻的送葬,而是年轻的为年老的送葬,规律是合乎了,可是太让人痛苦。父亲那样的身体,何以会突然病危?记起父亲走时,是瘦老了些,可是突然病危,怎么会呢?反复看手中的电报,看得每个字都失去了字的意义,可几个字合起来,意义仍显然易见;你父病危速归。

火车汽车,归了。一路丘陵起伏莽荡;大雪皑皑。冬天的雪,把一切丑陋的东西都掩盖了,只剩了一望无际的洁白。云退去了,天空里悬着一个白亮的太阳。天地之间亮亮晶晶,好像一个人,什么都消失了,只留下纯净透明的眼泪。想起小时候,下过一夜大雪,早晨父亲喊醒我,到野外去抓雪兔子,看到兔子的脚印,跟着寻,终于寻到了,在一个塘涵子里,用竹杆一捅,出来了,在厚雪上跑不快,被活活地捉住。有时我掉到深雪里去,没了顶,父亲便拉我上来,用力一提,也像提兔子。有时我就故意掉到深雪里去。父亲,我心里想,又下雪了,雪把我留住了,让我留在你后边,回来了,回来看你了。

回到家站到父亲的病床前,我倒吸一口冷气,险些栽倒。父亲已不像父亲了,才一个多月不见,他瘦得只剩下一副架子,形容枯槁,使人想到剖腹晒干的鱼。

“爷,爷!”我哭了。

父亲昏昏地睡着,毫无反应,好像早已遁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在场的邻里人都异样地看我,我兀自流了许多泪,才蓦地想起自己的脸。我惶然四顾;见熟人们纷纷压低目光,仿佛因看了我的面孔而失了礼仪。我感到一阵刺痛,好像心里挨了蝎蜇蛇咬,但没心思作任何解释。

“我大怎么了,怎么了?”我问在场的邻里人,“你们告诉我呀!”

我说了这几句,忽然感到神经崩溃,止不住哭得更厉害了。

“孩子不哭,孩子不哭。”父亲的好友秦伯,拍了拍我的肩,“都难过呀,都没想到呀,昨天他在地里整地,整着整着扶着锹把不动了,然后慢慢趴下去,我远远地看他半天不动,过去一看,不好了,抱起他,他说了一声:‘老哥,我不行了。”就歪在我身上。唉,都难过呀。”

“为什么不送医院?秦伯,为什么不送医院?”

“唉,唉,都想送啊,可你爷不让,一抬他进城,他就瞪红眼睛。人到这时候了,不能再拗他了,你爷这人,我知道他,只好请医生回来看。”

我看到一个医生模样的人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听诊器;我抓着他的手,问他:“医生,医生,我父亲能好吗?能好吗?”

医生抖抖我的手:“冷静点,你冷静点。”说着,把秦伯往前让。

“你爷从你那回来就闷闷的。”秦伯说,“他说自己的命不好,白要强了一辈子,问他为个啥?他啥也不讲。唉,心气太强的一个人。为了啥呀?好好的身子骨,这么快就毁了。说毁就毁了。”

“秦伯……”我更加泣不成声,感到了自己不可能逃脱的深重罪孽。

“你爷不会走的,你爷没见你,不会走的。”另一个老者说,他是我家的邻居老冯,我折了他家柿子树的那个,这会儿他不当蔬菜队书记了,退位了,弯腰驼背,变成了和霭可亲的小老头。他和秦伯一样,满脸真诚的悲切。

但愿,但愿父亲没见我不会走的。我相信这个话,这是老人口中的话,老人的话总是有道理的。

我凑近父亲耳朵:“爷、爷、爷!”

满屋宁静,谁也不说话,似气也不喘了,父亲还在另一个世界里。一屋都瞪大眼睛,不转,不眨,直直地盯着父亲。老人的话一定是有道理的,父亲不见我是不会走的。果然,慢慢地,父亲睁开了眼睛,很艰难,但睁开了。

我离开他的耳朵,但离得不远,叫他:“爷,爷!”

父亲目光清澈,看定我,一动不动。我忽然发抖,害怕。我听人说过,“男怕清晰女怕糊涂”,目光清澈就是尾声的到来。不,不,父亲,父亲不会的,不会的。

宁静更加深重,没人作声,紧紧地看着父亲,父亲早已认出我来,嘴动了动,又动了动,父亲想说话,父亲有话说。一定的,父亲等了我一场,一定有话要说。

“爷,你会好的,有话你慢慢说。”

但父亲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在众人脸上飘了飘,落到秦伯脸上,然后有点轻松的表情泛上来,嘴动了动,终于说出话来:“老哥,我儿这脸,没啥……是一场病留的……”

我感到一把刀子直插到心里来:“爷!”

秦伯说:“兄弟,一根这脸,是没啥,吃五谷杂粮,谁都有病有灾。”

父亲看着秦伯,听着秦伯的话,表情显得释然。片刻以后,他慢慢抬起手,伸开五指,好像向前推什么。我看着秦伯,秦伯说:“你爷的意思我懂,他是让我们出去,他有话跟你说。”秦伯向众人摆摆手,示意大家都出去,大家都出去了。秦伯在我肩上轻按了一下,又向父亲点点头,也出去了。

现在屋里就剩下我和父亲了。父亲看看我,我看着父亲,此时此刻,我的灵魂被彻底地洗涤干净,对父亲又剩下很纯的敬畏了。我感到了自己的深重罪孽,承认了自己的深重罪孽,完全不想申辩了。我预感,父亲有最后的质问在等着我。一个意识在向我告诫,不论父亲问到什么,我都有责任使他满意,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更不用把假的当真的说了。

可是,父亲没有问什么,他看了我一会,就用一个手指指定我,好像要把我穿透似的,跟着一字一顿吐出一串字:“你、妈、骗、我、你、也……”

话突然中断,有一股怒气,我清楚地看到了一股怒气,斜刺里冲到他脸上,炸开,把他最后的话涨住了。他眼猛睁了一下,接着慢慢闭下去,好像油灯干了油,火苗蓝点点地跳了一下,永远熄灭了。

“爷……”我喊,但嗓中发出的不是人声。

已不全是悲。我已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我早已明白了。父亲若能多活一分钟,不论他问不问,我都会不顾一切地告诉他,一个平常平静的夜晚,一个姑娘跌跌撞撞从我的屋子里跑出来,跑到小河边疯狂地哭泣,有三条汉子,也许是四条,围着她,赤裸的紫铜般渗油的胸膛反射着新月的清辉,终于有了那个夜晚,他们在楼下喊我了:“大斯,你下来。”然而我没有讲,没来得及。在母亲那里,有父亲想知道而不能知道的话,我这里也有。我为什么不率先坦诚地说?我说了,父亲就一定不会有怒气在脸上炸开。然而,晚了,晚了,永远地晚了。父亲的灵魂遁入了另一个世界,就像失灵的卫星消失在宇宙深处,永远不回来了,并且带着遗憾和愤懑。为什么我不把假话早早地当真话说出来?太可悲,太不该了。

多么荒谬啊,我!一个十足的谬种。

小妹的哭声凄惨,悲怆,是真正的痛哭,我听了不胜悲伤,也发懵。

我发电报给母亲,父亲死了,希望她能领着小妹来;她没有,小妹自己来了。

小妹出落得漂亮而结实,长发披肩,青色呢子大衣,坡底白色旅游鞋,石磨蓝牛仔裤紧紧绷在腿上,显得矫健而轻盈;只是肤色稍黑,手稍有些粗糙,口音有些淮北腔,把“我”说成“俺”。她身上还留着一点农村人的东西,不过那发展趋向表明,要不了多久,她会把那一点东西也丢掉的。

她自己驾驶一辆摩托,不是轻骑,是一千八百三十九块那种红色大摩托,头盔也是红的。她骑在车上,看起来简直是个时髦女郎。

电报晚上到,乡邮电所耽误了一天,村里又耽误了三天。村支书拿到电报,犹豫了好久,在他印象中,小妹的父亲早已去世了,哪儿还来的病故电报?他犹豫中赴宴喝酒,酩酊大醉,酒醒以后把一切都忘净了,直到第三天,才又突然想起了电报这回事。

母亲接到电报,大步走进屋去,叫着:“死了,那个人死了。”

小妹一愣:“谁死了”

“你爷死了,你爷。”母亲说。

小妹感到一座山砸过来。这是她懂事以来,母亲对她第一次承认父亲,第一次用“你爷”这个词,而此时父亲已死去。她做梦一样地看着母亲,看不出母亲是悲是喜。母亲在进屋的那一小会儿失态以后,又恢复了平静,折过身去慢慢找事做。

小妹过去搂着母亲:“妈,俺们去看看吧。”

“看什么?”母亲看着她,“这世上天天有人死,俺们天天都要去看吗?他和俺们无有相干。”

小妹哭了。她不相信小妹心里真那么想,她知道母亲恨父亲,但无论如何母亲不会这么想。她有一种感觉,父亲像影子一样,像空气一样,随时跟着绕着她和母亲,虽然她们从来不提他,可越不提她越感到“他就在那儿”。有许多人劝母亲改嫁,母亲不改,为了啥?“为了给那个人看看”。为什么要给“那个人看看”母亲不讲,说老一辈子的事,讲了就会给小辈子心里留黑印子,还是留在心里不讲好。

现在,父亲死了,去看一下都不愿意吗?母亲不愿意。

她自己要来,骑上摩托车,她要走了。她看着母亲在沉默中读懂了一句话:母亲更想看看死去的父亲,更想,可是拿不下来意思。那种永不知道的疙瘩还留在母亲心里。

小妹自己走了,她驶过几十里,心里似乎有什么感应,又掉头驶了回去;临近庄子,见母亲在庄外十字路口深深地鞠着躬,一堆纸钱烧在她的面前。小妹感到什么东西从心里落了下去,她又驾着车,来了。

整整晚了五天,父亲下葬了。我失望,以为她们不来了。然而,小妹自己来了,下了车脱了头盔,就戴上早已准备的孝布,挂着泪,催我领她到父亲的坟上去。

瑞雪正白晃晃地盖着大地,天已睛了,太阳白得刺眼。丘陵起伏,父亲的坟在雪岭之中,土是新的,上面没有白色的铠甲。小妹见了,打开手提包,也掏出一些纸钱,点着,然后拍地抢天就哭。纸钱在地上烧出一堆黑灰,小妹的哭声显得异常嘹亮。

我看到一个老人,在十字路口深深地鞠着躬。一堆纸钱烧在她面前。我一点不怀疑小妹对父亲有这样深的感情,她的哭使我非常难受。

“小妹,”我说,“不要哭了,人死了不能复生。”

小妹仍然哭了一阵,接着就抽抽溜溜地止住,揩了泪,静静地看远处的雪岭。忽然又放声大哭,悲恸得很。我用力劝小妹不哭不要哭。

小妹又抹了眼泪。

“爷和妈要是不分开,一定不会死吧?”她说,面对着我。

“太苦了,他们都太苦了。”

“太苦了,他们都太苦了,一辈子都苦对方,也苦自己。”小妹说,说着说着又哭起来。

“小妹不畏,小妹不哭。”

但小妹哭得更厉害。

“他们都苦对方,也苦自己。”小妹呜咽地说。

我茫然无所措,也跟着小妹一起垂泪。我听得出来,小妹哭声里除了真正的悲伤,还有痛心;这悲伤和痛心是为了父亲,也是为了母亲,或者更多。

回来的时候,有个五十多岁的老人,站在路边上看着我和小妹。这是一个陌生的老人,他是从漫漫的山坡上走过来的,雪地上一行脚印说明了这一点。他在路边上一定等了很久了,有一大片雪,都被他的胶底黑棉鞋踏实了。他显然是犹豫不安而又焦急地等什么人。我看了他一眼就想走过去,未料他叫出了我的名字。

“斯一根。”叫得很有礼貌。

“你是——?”我站住,看着他,有些意外。

“冒昧了,我姓章,立早章,章心成!城郊窑厂的会计。是这样,我有点事想跟你谈谈……

章心成?窑厂会计章心成?毛翠后来找的丈夫就叫章心成,听说年龄也很大,“和她老子一样老”(父亲语),他就是你吗?不会吧?一定不会吧?

“哦,哦,你找我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我极力镇定了一下。打量他,我发现他更老,作为一个平常的人,五十多岁,不算老,倘作为毛翠的丈夫,可就太老了,“和她老子一样老”就是老到这个程度,简直让我吃惊。他不会是毛翠丈夫吧?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呢。

“是这样,冒昧了。”他看了看小妹,又看了看我,“这是你妹妹吧?”

我明白他的意思,点点头,心里有些戒备和狐疑,但还是向小妹示意了一下,让她先走一步。小妹看了看我,稍一疑惑,先走了。

小妹走后,留下我和老人。老人说:“是这样,我姓章,立早章,章心成,城郊窑厂的会计。冒昧了,我的爱人就是毛翠。”

“哦,哦……听说过,听说过。可你不是在公社管委会当会计吗?”

“承包了,我和几个人承包窑厂的,一切都在变嘛。”他一笑,笑的时候显得更老,但很善良,“是这样,毛翠是你知道的,当初你们谈过,后来,因为某种误会,你们分开了,噢,分开了,因为某种误会。你听说过我,可没见过面。后来……”

我已把戒备和狐疑凝在心里,镇定了,作很用心的样子听他讲“后来”,尽管那“后来”我已知道不少,他讲,我仍作用心听的样子,不打断他。他说,后来,毛翠死了好几次,没死成,很惨的,很惨很惨的。她觉得没活头了,没有脸了。也难怪她,一个女人,一个处处要强的女人,一旦出了作风问题,落下洗不掉的臭名声,就再也活不出精神来了。多少人帮他,要她快些嫁人,想寻个主儿拴住她,可是她不嫁,死也不嫁。她说她冤得慌。她的话没人信,没人信她就要死。后来,他来了,他这个平反右派从没结过婚,偶然中有了机会靠近她,听她诉说,他相信了她,诚心诚意地相信她属,相信她从来就没有什么作风问题。这样,他就留住了她的命,她就嫁给了他。而嫁给了他人又说她是贪钱才嫁他这个老头子的。他平反后补发了几千块钱。实际上她不是。她嫁给他只是因为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冤枉她。可别人硬说她是,说“回笼馒头”嫁个有钱的老头子,真合适,龙配龙,虎配虎,西瓜蛋子配葫芦。

“她不容易得很,不容易得很。”

“是不容易得很。”我说,“可你找我,意思是———?”

“是这样,”老人有些激动,“是这样,我想请你,麻烦你,也就是恳求你给我一个帮助。”

“给你一个帮助?”

“是的。我有点太冒昧了。现在正赶上你父亲夫世,我这时候找你,也太不礼貌了。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冒昧了,因为你很快就要走了,你一走,就又没机会了。真是抱歉得很。”

“直说吧,你需要什么帮助呢?”

“谢谢你不怪我。是这样,毛翠她嫁给我了,可一直闷闷不乐,不能抬起头来做人。不是因为我年龄大,而是因为你把她甩了那个事。我反复给她讲了,我信她是受了屈。可她说,光我这么看不行,要得旁人这么看才行。怎样才能让旁人这样看?想来想去,解铃还得系铃人,也就是说,要得你帮忙,因此我就冒昧了,冒昧了……”

“那么,你让我做什么呢?”

“冒昧了……第一,你见见她,我说服她来见你,一定说服她来见你。她来了,你对她说说,是你误解了,她受屈了,让她先消了这个心病;然后,第二,我把厂里的负责人,我的老同事,还有她的两个好朋友,都请来,你也来,吃个便饭,你给他们说说,是毛翠受了屈了,也算是平反吧。要是能这样,我想,毛翠也没有屈了,别人说她贪钱的流言也消了,可真太好了。你看这,太冒昧了,冒昧了吧?”

我沉默,感到心里有股酸酸的东西呛上夹,可怜天下丈夫心,为了毛翠,想到这一步了。

“你是不是不愿意?”老人见我不作声,慌慌地问,“我是冒昧了,要是你愿意,我想,我觉得,我恳求你……”

“老章,”我打断他,“你想过没有?若是我觉得并没委屈她呢?”

“什么?”老人一怔,“这怎么可能?若那样,就一定是你错了,你一直就错了。知妻莫过夫,我知道她是受了屈的,怎么可能是没委屈她?若是这样。我想,人心这东西,我想……”

老人忽然停住,好像醒悟过来,明白了彼此那种说不清的东西。他把脸扭向一边,身子的正面仍对着我,他擤了擤鼻子,瑟瑟地去口袋里摸索着什么,似乎是摸烟,但摸了一阵并没摸出什么来。他好像陷在良苦用心失败后的沮丧里,在想什么,也好像是留给我一个思索的时间。

“荒唐天下事!”他感叹一句,一口痰唾到雪上去,“你真不通融了?”

我抬起手,伸给他。他望着我的手,愣了一下,眼睛忽然发亮,露出绝处逢生的惊喜,双手也一齐抬起,将我的手紧紧握住,平等而又近乎虔诚地叫了我一声:“老斯!”

我再次被酸酸的东西呛住,说不出话。

毛翠总体上没变样,个不高,圆脸,但老得厉害,简直使我吃惊。分手那会儿,她还属于“姑娘”,现在却已属于妇女了,而且是农村妇女。过多的皱纹过早地铺到了她的脸上,严峻地记载着另一种生活,不由使人想到缺乏光彩的艰难岁月。看到面孔的第一瞬间,我们彼此都有些疑惑:变得都如此厉害!她疑惑什么,我知道;我疑惑什么,她却未必知道。我疑心真正的毛翠躲起来了,站在面前的是她的姐姐或母亲!讲惭愧,说不上;讲仟悔,更说不上。人生如梦的感觉强烈到灼人的程度。冤屈也罢,不冤屈也罢,时间都在我和她之间流;我也找过黄泉路,为了与她完全不一样的理由,只是没找到,回来了与她一样,因为我坦然。没什么不坦然的。

毛翠并不坦然。她的丈夫虽把一切都对她说了,她见了我的样子也仍然把我当成我,但不坦然。她有愤恨,沉得很深的愤恨;她的愤恨摧残了她,也成全了她,使她还保持着原来的性格,使人觉得她火爆爆的话十分有道理。

“我一点都不想见你,”她说,“我想零吃了你这个人!”

生人肉有腥味,我想来点幽默,可是又没说,心里充满原谅一切的情绪。我看着远处的夕阳,雪野一片金亮。我想起了那个夜晚,月亮明晃晃地挂在天上,一个汉子从她屋里跑出来,光着屁股,手里拎着裤衩,腰下和大腿上那一截白白的,小腹下那一片黑地也看得真切;还有——医生用蘸水笔在纸上写的一行字:经检查,处女膜破裂。

“你冤枉我,像拿刀子杀我;你这个人真毒!”毛翠那张嘴又说。

我不想说话,我想听听,看她有多少怨气。

“你想甩了我重找,那也没啥,我老土配不上你大学生嘛,可你不该这样冤枉我。没良心的,没良心的不得好死!”

当初她也是这样讲的,她认为我甩开她是因我是大学生;坚持要“好讲好散”,不要用对待言生的法子对她。我跟她说,我没那么卑下,也完全不是因为成了大学生就要甩开她;我是不愿娶一个和别的男人睡了觉而又试图隐瞒到底的女人做妻子,彼此格格不入,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于是分手了。现在她仍然坚持这样说。时间没有流去她的愤恨。

“你嘴里塞驴毛了吗?怎么不讲话?”她质问我。

“讲什么?难道‘经检查,处女膜破裂’也是冤枉你吗?”

毛翠骤然惊住。她显然没想到此刻我会说这个话,她丈夫一定给她说了许多软言好语,讲定我愿意“认错”了,也讲定我错了,何以突然变卦?看着她惊得不能出语的表情,我知道我必须说出认错的话来了,否则将有一场爆发。

“有些事情看起来是真的,可实际是假的。”我说。

“你……”她缓过劲来,一副要和我拼命的样子,但转眼又克制住了,手伸到衣兜里,猛地拽出一样东西摔给我:“斯一根,你不要抓着那一条;你眼没瞎,你看这个吧。”

我接过她摔来的东西,见是杂志社的一封信,信封折皱了,抹脏了。我不解地抽出信瓤,见是北京某医院妇产科医生的一封短信。信上说,青年杂志社转来了毛翠的信,因此给她回信;告诉她,处女膜破裂有多种原因,比如骑自行车、剧烈运动等等,都可能导致破裂,并不都是性交所致。”

“你眼没瞎,你看见这个了吗?”

毛翠不识几个字,一向也讳谈男女之事,我相信,她写信时一定是咬牙切齿才下了决心的。我也相信,她也一定按她的思考能力,向另外的什么地方求过助,试图说明我那晚看的不是真实的,只是没有满意的答复罢了。这样的一封信,能说明什么呢?能把月光下的光屁股和黑地也否定了吗?那可是我亲自眼见的。

“我冤枉你,我承认了。”我说,把一切其它情绪排开,“老章一定把什么都对你说了,我承认冤枉你了,真不该冤枉你。”

“你承认冤枉我,刚才还说那个屁话干什么?”

“那不是屁话。因为我想告诉你,我并不是为了重找,也不是为了甩开你才给你过不去,那天晚上我确实看到一个人,样子不雅地从你屋里跑了出来。所以,我的意思说,从我这方面看,又并没冤枉你。要是把我换成别人,也会这么认为的。”

“你不要再说屁话!我冤枉!”

“你冤枉,我不是承认了吗?怎么还说我是屁话?”

“你就是屁话,你根本没承认,你若真承认了,就不会说有人从我屋里跑出去了。”

“有人跑出来那是事实,可我承认冤枉了你。因为我知道你确实受了冤枉,不论我看到了什么,你都确实受了冤枉。我说的不是假话。”

毛翠迷惑地看着我。

“你不要觉得我的话自相矛盾,没矛盾的,因为,我和你一样受了冤屈。”

毛翠迷惑地看着我。

“我的脸你看到了吧?老章可能告诉你是大病留下的后遗症,其实不是,是被人毁的——有天半夜里有人叫我,我下去了,下去就毁了我的脸,事情糊糊涂涂,完全糊糊涂涂,而别人都以为我什么都明白却不讲,就像我以为你什么都藏在心里坚决不讲一样,这实在是一种冤枉。”

“这样说,你看到有人从我屋里出来不是讲的假?”毛翠迷惑地问。

“当然不假。”

“那你今天还到我家去吗?”

“当然去。”

“去了你怎么讲?”

“就讲那天晚上我什么也没看见。医生的检查是这样一行字:经检查,处女膜没有破裂。”

“你说假?”

“怎么说假?一切本来就是假的。譬如有一天晚上我睡觉起来,分明看到眼前有一张鬼脸,有洗脸盆那么大,鼻子眼都活灵活现。可世上本来就没有鬼,一切都是假的。”

“你讲定了去?”

“讲定了去。”

毛翠忽然鸣鸣地哭起来。

我一愣:“你哭什么?”

毛翠抬起头:“你这个脸毁了,真没有风流债吗?”

“真没有。”

毛翠又捂着脸呜呜地哭。

我好生奇怪:“哭什么?哭什么?”

“敢情你讲的都是真的。”她一边哭一边说,“你不是为了甩开我才用对待言生的法子对我。早知道这个,我不该天天在暗下里咒你呀;咒灵了,把你咒成这个样子。”

我哭笑不得:“我这个样子与你的咒有什么相干?”

“怎么不相干?我不咒你,你会落这个难吗?我真不该呀……”

真是滑稽不堪,我的不幸是你诅咒造成的吗?

“我真不该把你咒成这个样子,真不该……”

“不是你咒的,这与你的咒毫不相干。”

小妹认真研究我的脸,她逼着我说真话。她说,没有什么病能留下我这种后遗症,她懂,她高中毕业,只不过没考上大学而已,不要对她有什么隐瞒。兄妹俩么,血缘关系在,再远也是近。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兄妹俩就是要讲兄妹俩。父亲死了,父亲死后我们就越来越近吧,不要再远了。小妹说话打弯儿,越弯越远,越远越显得近。这和意丽她姨不一样,小妹是真的想说些心里话,不是套我的话。

她说,母亲领着她,在乡下苦苦地过日子,不容易,因为她要念书,就更不容易。有一次,母亲病了,病得很重,发高烧,一夜直问太阳出了没有,说太阳出了就把东西拿出去晒。天亮了,母亲又挣扎着起来,要去放猪。母亲包给队里放猪,放一天猪十分工,也就是三角七分钱。她停了一天的学,和母亲一起去放猪,那一天母亲躺在猪场上,昏昏的一天。远处看见白墙的地方就是医院,母亲不去看,没有钱哪。孤女寡母的日子,真不容易。

她说,一天天地具体看,时间像虫一样地在地上爬;可一天合起来看,时间又像鸟一样在天上飞。她也没觉得怎么长,就长大了,高中毕业了。世道也是,一天天看,看不出什么变,可好多天合起来看,变得可真太快了。她高中毕业,学养鸡儿,一下挣了那么多钱,多得她自己都不敢相信。时下的词儿,也就是万元户。她不止万元,伸出五个手指儿,她说,是那个数。再干几年,她又伸出五个手指儿,要挣到那个数。

她说,母亲乐死了,没想到能过上这种日子。家里盖了两层小楼,买了电视,收录机,沙发,摩托车,还有电冰箱。母亲常常说,这下好了,什么都不缺了。可是,她知道母亲心里缺一样东西,她也觉得生活中缺一样东西,那东西本来可以找回来的,可因为母亲才知道的原因,找不回来,而且,现在,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唉,人哪,真是何苦。爷和妈,真是何苦。想一想,爷和妈一辈子,真像两个人隔河坐着,互相骂,互相恨,都朝死里恨,直到都把自己累死。唉,真何苦。

她说,她找对象不容易,她不想老在村里守那一摊子,也不想找个农村人做对象,她想进城。说到这个,她笑,她不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想扎根农村干革命,她说她脑筋坏了坏了的,简直有问题,简直是想把城市挤爆炸的一代。当然有不少人追求她,她的一个高中同学追她追得发了疯。甚至打了背包到她家帮她干活儿。她收留了他,但讲清了不是恋爱关系。她对他很好。他那样的人她请了三个,帮着干活的,给工资。说到这她又笑,说她当了小老板了,发号施令开心得很。但她对他们都好,哥儿们姐儿们似的。这样就有许多谣言,说她和那几个人有什么关系,尤其说她和那个高中的同学如何如何。妈也怕得很,劝她辞了他们,少养些鸡,够过日子就行了。她哭过好几回,后来想想就不哭了,谁爱说啥就说去,她偏不辞他们,偏要和他们哥儿们姐儿们地闹。但她心里清清亮亮。后来她找了两个城里的,都不合适。再后来,她登了征婚广告,结果收到一大堆信,真吓人。她在那些信里挑,挑到一个学经济管理的研究生,一谈还就成了。小伙子满帅的,满有雄心的,说定了得到学位以后不参加国家分配,回来和她一起办工厂。她说,她和他也像哥儿们姐儿们。她笑。

她说,她的话多呢,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但她不能在这果三天三夜,她要快点回家,家里的事她放不下心,更不放心母亲。她问我:工作怎样?找了嫂子了吗?脸上到底怎么回事?等等,等等。

我答了,一一答了,全说的实话,没有假;她听了,频频点头,一句跟一句地安慰我,倒像忘了小妹的身份,变成大姐似的。对意丽,她尤其表示蔑视。

“意丽有什么了不起?”她说,“不就一个破烂记者吗?吹就吹了,再重找个好的,世界之大,男子汉何患无妻?”

面对热气腾腾的小妹,我惭愧起来,苦笑笑:“我现在做人都难,还谈什么男子汉何患无妻?”

“哥你不要怕,有什么怕?”小妹说,“你这个事,里面可能有什么误会,说不定哪天就真相大白了。”

“你真信我是受了冤枉?”我说。无论怎样,我觉得,小妹也是“别人”的一分子。

“当然真情,不仅因为俺是你妹,也因为俺同样受过别人冤枉。”

“谢谢你了,小妹。”

“哥你尽说见外话,谢什么?你听俺的话,什么都不用怕,这错不了。嫂子还是尽快找,你一个堂堂大学生,就脸面上那点小缺陷,还怕找不到女的?要不,俺帮你吧,给你登广告,报社有几个记者,俺认得。”

“使不得,使不得,那一闹,更满城风雨了。”

“哥你真是,怕什么?这世道俺看了,做人第一是不要怕——怕了,便什么也不成了。”

“不是怕,难哪,小妹你不知道,若换了你,你就知道了。”

“有什么难的?哥,要不,你辞了工作,回来和俺一起干吧,等俺的那位毕业了,俺们一起办工厂,怎么样?”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

“看你,总是怕,总是怕,怕什么呢?不就这个事吗?有什么不简单?”

是的,有什么怕?说起来又有什么不简单?想来想云,只能说我和小妹不一样,她有她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彼此差得很远,很不一样。真是惭愧得很。或许,小妹那儿可以做我最后的退路吧?细想想,也不可能,即便到了那一步,我也很难那样做。真是讲不清的事情,真是惭愧得很。

讲到父亲留下的屋宅和财产,小妹说:“都是些过时的东西,家里东西处理给秦伯,屋宅折价卖给邻居冯伯吧,象征性收点钱算了。”

家产处理给秦伯,我也觉得合适,可屋宅给老冯,我觉得不顺气。给小妹说了说过去与冯家的不和,小妹说:“哥你怎么现在还不明白?世上的隔阂太多了,能不记的就不记,能解的就解了吧,何况冯伯现在也是个好老人,又有几个儿子,正少房子住呢。”

我想了想,同意了小妹的意思,又觉得有些惭愧。

小妹走了,临走千叮万嘱,让我尽快抽空去看看母亲。

“哥,俺等着你,望着你。”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觉得眼角发热,而小妹,已抽抽地哭了。

摩托车响起来,慢慢地开启,渐渐地加速,路笔直,远了,又回头招招手,更远了,再过一会儿,不见了。雪的远处还是雪,最后是雪上的一片青天。我忽然感到无限惆怅,像刚刚升起的一点东西又忽然失落了。

火车几分钟就是一趟,有客车,有货车,京沪铁路,车可真多。铁轨沉沉两条线,车来了,火车头攒足力向前挺进,都带着一股劲风,大地震动。人也被震起来,身上的血流得快了,莫名其妙地有些激情,好像沉闷中喝了烈性的酒,情绪全从昏昏中抬起头来。

公安局来电话,让我去一趟,说找到了一点线索。我唯恐有诈,捉着话筒问了又问,知道不会有什么“大刑侍候”,心才梢定,惴惴不安地去了。想到赵科长和小张小李,心里仍旧别扭。或许真有什么线索,想,但愿这线索可靠,真能把什么都理出来,那样,许多东西就烟消云散了。怀着这希望,居然有些激动。但到了公安局,又吃了一惊。

找到的井不是线索,而是一个暗娼。小城里有暗娼?我吃惊不小。可见世界之大,人类本就是一条河,现在活着的人类,都是河里流来的东西,有些大可厌恶的玩艺儿,总随流带着,绝不了灵魂,有气候就要往外冒。

暗娼长腿细腰,乳峰高耸,看上去二十左右,也许是三十左右,脏兮兮的脸难以辨清年龄。兴许是受了皮肉之苦,精神有些萎靡。见了我,她打了一个哈欠,仿佛我的到来使她非常厌倦。

“就是他,”她指着我说,“就是他,错不了。”

“什么就是我?”我本能地倒退一步。

有人问:“看准了?”

“看准了,”她说,“那还有错?他来了几晚上,少给钱了,我烦了,让人毁了他的脸。”

我张了张口,但舌头已经失灵。

有人说:“告诉你,诬陷好人要从重制裁。”

“诬陷好人?”暗娟又打了一个哈欠,仿佛这话本身也使她厌倦,“这世上哪有什么好人?反正,就是他吧。”

“好。那你说,他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

“他姓什么叫什么与我什么相干?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也管不着。”

“那我问你,你既然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对他下手的?”

“我从来就没有对谁下过手,可你希望是我下的手,因此我就说是我下的手。怎么,不好?”

“你要老老实实!”

“老实有什么用?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家庭、父母、人生,呵……”又打了一个哈欠,表情更加厌倦了。

一场误会,丑陋的误会。误会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就像空气一样。

我向铁路近前走,越近越觉得震动强烈,血越流越快。近到不能再近的距离,我站住,远远地一列火车来了,我等着那劲风,火车近了,我张开手臂,想揽一揽向前挺进的劲风,从而使自己痛快些,宠辱皆忘,正自调节精神,未料猛有人蹿上来,一把抱住我就往后滚去。双双跌在地上,几乎昏死。懵懵地看,不由吃了一惊:是小华女士!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她表情惊恐,又声嘶力竭。

我蓦地明白,她是以为我要卧轨自杀呢!看着她,心里翻翻的,许多东西都记起来了:她到病房看我,她问我屋里什么响,她半夜里喊我别站在雪地里。女人的心真是女人的心。我惨然地笑笑,也难为情地笑笑。

“我在看火车呢。”我说,“什么也没干呀。”

双双都站起来。她不笑,也不见难为情的表情。

“一个人一定要坚强。万不要想不开。”

“没什么想不开呀,我确实是在看火车。”

“你以为我相信吗?下雪的那个夜里,你一个人在三楼上向下看,难道也是在看火车吗?一个人万不要想不开。”

我看着她,在冬的暮色中,我看到她脸上有两珠发亮的东西。我心里有个东西立刻僵了,被那发亮的东西稳准狠地打中,僵硬地倒毙了下去。我记得,位于南京新街口的三十七层金陵饭店,不论春夏秋冬,风晴雨雪,总是风姿挺立的。小华女士也是,没见她沮丧过。她属于永远自我感觉良好的那类人,她曾经透露过她的座右铭:“人生在世休无理,切莫垂泪向自己。大事小事凭天落,心下轻之如鸿毛”。可这会儿,她脸上有了两珠发亮的东西,并且一滚一滚地落到地上去了。

“谢谢你,真谢谢你了。”我枯燥地说,“可今天,我确实是在看火车。”

“但愿是。——我也相信你是。”

火车的前灯杀开暮色,一路叫着冲过去了。车轮飞转,大地震动不已。

“其实也是,”我说,“一个人要真死起来,容易得很。”

“是容易得很,但一个人要坚强,万不要想不开。一个男人更应该如此。”

别人都冤枉你,你也能想得开吗?我看着她,心里却起了另一种冲动。

“人都冤枉我,疑心我有桃色事件,实际是什么也没有。”

“这种事,是解释不清的。”她说,“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解释不清的,你越解释,别人越怀疑你。最好的方法是,你不要解释,事实是怎样,你就认为怎样,那就行了。如你自己,你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别人疑心,就让他疑心好了。重要的事情是看好自己的创伤,让自己好起来。”

“你相信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吗?”

“当然相信。”

“没有说假话吗?”

“怎么能说假话?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我离了婚,因为我长相上好点儿,性格上开朗点儿,衣着上讲究点儿,社交上广泛点儿,人就说我如何如何;还有人背地里叫我‘金陵饭店’,说我是和什么港客勾搭上被抓住了,因此不能入党,不能当先进工作者;若不是我业务上能通人,说不定马主任会把我赶出单位也难说。其实一切全是冤枉。我离婚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感情不和,普通的感情不和。别的什么也没有。”

“真惭愧。”

“怎么?”

“没什么,你看,又有火车来了。”我说。我本想说有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她,认为她离婚的真正原因是她丈夫性功能不行。但我没有说。

确实又有火车来了,前灯杀开暮色,一路叫着冲过去。大地震动不已。

淮北平原,无边无际。白杨一排一行笔直地站着。隔开田野,指向青天。田野上,雪开始薄下去,有青丝丝的麦苗,在雪地的空隙里露出来,兆示着又一个丰年。一座贞节牌坊,孤独地立在平原上,旁边立着个小牌子: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两只喜鹊翩翩地落了上去。

见到了母亲。

独立的小楼,几大排鸡舍,白色的鸡群圈在鸡舍里。蛋鸡,肉鸡,各有不同的体态,都优雅闲适,冠子红红的。小妹挥动着铁铣,和一个小伙子一起,在铲鸡粪,铲干净了,又把粉细的锯末撒在地上,好像给鸡铺上了地毯。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说笑,看不出是在体力劳动。平原上的夕阳越过远处的白杨,光线投到他们的身上脸上。一切成了艺术的场面,使人想到一幅恬静的田园风景画。

一辆手扶拖拉机驰来,拉着成包的鸡饲料,在鸡舍前停住;从机上跳下两个小伙子,冲着小妹他们大呼小叫。

“伙计们,卸车啦!”

小妹丢了锹,和鸡舍里的小伙子一起跑出来,嘻嘻哈哈地问候着。“

“辛苦啦!粮站那家伙对两只大肉鸡满意不满意?”

“满意,可俺们也满意,他揩了俺门两只鸡,俺们多装一袋饲料!”

“嘻,不错嘛,这就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当然不错啦,哥们哪回干得赖了?”

“滚你的吧,吹什么牛皮?那次不是把三百斤鸡蛋当三十斤卖了?嘻!”

母亲看着他们笑。母亲老了,而且瘦弱,脸上皱纹一道挨着一道,头发几乎全白了,整齐地挽在头上,在后面团了一个髻。看着母亲,犹如看着深秋风中立着的一根芦苇。很难想象,眼前的母亲就是二十多年前在昏暗月光下对父亲砍树的那个;那时母亲很年轻,穿着很贴身的大襟海蓝小褂,留着“二刀毛子”,头发很黑。我想到母亲离开父亲而走的情形,那时我抱着她的腿哭得那样死去活来,现在想起来仍觉得近在眼前。一股悲怆的感情涌到了心里。

“看你妹妹这几年闹腾的,让人眼花缭乱,是不是?”母亲说。

“是的,小妹是很有出息的,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说,看着母亲苍老的脸。

“你妹心大得很,俺讲什么,她都根本不听;也好,俺索性不讲她了,由着她折腾,俺能忙就跟着忙,不能忙就跟着吃闭眼酥。”

“妈你这样很对,年轻人的思想,很多和老年人不一样。”

“就是就是,年轻人就要想得开些。有了些什么事儿,不要老搁在心里怄。像你那个对象翻了就翻了吧,也不要搁在心里怄,好好地再找上一个,就好得很。再说,你的脸也坏得不重,比出天花的好多了;那些出过天花的人,找的屋里人也都好得很;切不要难为自己。一个人孤单地过日子不容易,俺和你爷,都吃过这苦,不容易的。”。

“妈。”

“嗯?”

“妈,我能问问你吗?你和爷到底是为了什么才……”

“啊,这个别提,这个不提。老一辈子的事,讲了太埋汰了,也没什么用,不讲了。”

小妹跑上楼去,片刻,楼上的立体收录机便唱出一支歌:“想做个快乐歌手走遍天涯,弹着老吉它寻找理想……”

楼下的小伙子们一齐跟着乱唱:“带着你祝福的照片我离开了家,它会时时地鼓励我……”

母亲听着歌,笑了笑,说:“妈这一辈子到现在,没有什么愿了,只愿你和小妹过得好,就是遇到什么解不开的事儿,也不要像俺们;俺们都太呆了,呆了一辈子。唉,算了,将错就错,一辈子也快到头了,只愿你们都过得好。”

楼下的小伙子们又跟着乱唱,小妹也参加到他们当中唱:“流浪的人儿,流浪的你,重回到我身旁……”

“有些事,也许永远解不开了。”我说。

“不会的,怎么会?”母亲以为我是在说自己的事,就说:“坑你的那些人,一时抓不到,不能说一辈子抓不到。俺们这庄上有个媳妇,年轻轻的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娘家找,找不出什么。过了二十多年,她的弟给她移坟,一挖开土,棺材烂了,见头骷髅上有个钉子钉着,人家一告,告赢了,原来是她男人害的。还有,后庄的盘老四,刚解放那会儿被人杀了,身上戳了七刀,几十年也没查出来。可前年,查出来了,原来是庄上盘九子挑弄盘八子杀的。盘九子那会正在县上当大官,事出了就被一条绳子绑进了班房。你道事是怎么出来的?那盘八子是光棍汉,好吃懒做,二流子一个,平时靠堂弟接济,临死那会儿,他当着人面叫起来说:‘你个盘九子,你让我杀了盘老四,说杀了他就包我一辈子吃不了用不尽;我杀了他,你现在把我包成个球了!’叫过就死了,你看看,世上哪有什么事解不开?还没到时候就是了。”

小妹他们和着录音机都在唱:“流水的双臂拥大地,我却拥不到你;高山的双眼俯瞰千里,我却寻不着你……”

我心里忽然有些茫然纷乱,看着母亲,想说什么,又无从说起,听小妹他们唱歌,我心一跳一跳的,他们有另一种生活,很生动,很实在的生活,没有凄凄哀哀。我太问了、想松快松快,想到他们中间干点什么。正要向母亲说这个意思,却见她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懂那眼光,那是想问起父亲的眼光,我看过几回了,可母亲却没问,都犹豫了一下又盖过去了。我懂得母亲,知道她为什么没有问。我的眼睛里,看到了十字路口那个深深鞠躬的老人。父亲临终的话,真不该对小妹说,若是说了,母亲最后的心思也许就没了。我扭眼看着外面。母亲不先问,我也不先讲,我实在不愿讲父亲临终留下的那几个字,“你妈骗我,你也……”

“一根,”母亲这次没有盖过去,终于说了,听出来她是下了决心又下了决心才说的,“妈想再问问你,你爷最后说了什么吗?”

“没,没,什么也没说。”我非常想说谎。

“真什么也没说吗?”

“没。”我仍然想说谎,可母亲眼看着我,我说谎的勇气最后失掉了,便改了口,“不,不,说了,他说——他说‘你妈骗我,你也……’他没把话说完。”

母亲的面色一下变得十分惨淡,愣了许久,才叹口气,说:“唉,人这一辈子……也算是报应吧,实在是报应呀!”

我默默地对着母亲,突然觉得非常对不住她,是因为我曾经几乎淡忘了她?是因为我没能像小妹一样给她应有的宽慰?或者是为别的什么?讲不清。

夕阳开始撞击平原,西天上一片金亮。小妹停了歌,招呼一声:“我出去一趟;就回来。”话后片刻,便响起摩托车的马达声,红色的摩托冲着夕阳,在白杨夹道的平原上突突驶远去。平原上薄下去的雪仍映得摩托很醒目。红的车,白的雪,金亮的夕阳。

“这么晚了,小妹还出去?”我从沉默中走出来。

“去接个人,”母亲也从惨淡的沉默中走出来,说,“队上的五包户余老太,在沟集子看病,丫头去接接。沟集子不远,她车快。”

“沟集子?”我想起伯母——曾经是伯母的话:也是在淮北平原,那地方叫沟集子,他在那当医生,当得很有名气,提起龚医生,没人不知道。

“沟集子,”母亲说,“那地方有个好医生,念过大学,留过洋,有本事得很,没什么病他看不好,是右派平反落到这地方来的,四乡八里,都找他看病,都说他是个再世的华佗。”

“他是队省城来的吗?姓龚吗?”

“嗯哪,你听说过这个人?”

忍了又忍,我还是去找了龚医生。没有任何实在的目的,只觉得同是天涯沦落人,他比我走过了更漫长的坎坷路,我有理由要找他,就像一片雾要飘向另一片雾,一朵云要飘向另一朵云。饥饿的情绪使我向往,不能自止。待见了龚医生,我觉得自己不唐突了。这是一个瘦瘦的老者,脸小得出奇,白白的,头发向后梳,一丝不乱。一件半旧灰的卡衣服,好像套在根子上似的,有些旷。里面衬了个又长又大的白衣领。一个形象古怪的小毡帽戴在头上,使人想起某种豁达的类型人物。我们居然一见如故,谈得把世界都忘了。夜来有酒盈樽,隔案对饮,渐渐都入酒境,身心发飘。

“麻疯医院的人都是和睦友爱的,是不是?”我说,“遭了难的人才能互相理解。”

“别老在那种情绪里嘛。”他一笑,“难道酒也拉不出来你?年轻人,想开些吧,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嘛。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给我讲个龚医生被打成右派的故事。”

“龚医生的故事很落套,没有多大意思。”他说,“不外是受了冤屈罢了,具体的也就是一句话引起的:在食堂吃饭,饭里沙多,有人写个条子贴在饭堂里:‘饭里怎么这么多沙?’一句平常的话,上面追查了,说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社会王义饭堂里怎么会有沙?查来查去,人人自危,查的结果大出人意外,有六个人站出来,每人各揭露一个人,说是亲眼见写那字的。我也是被揭露的人之一。你说奇也不奇?那六个人的良心哪去了?怎么可能有六个人同写那一句话呢?为此我最初多年想不开,后来想开了,这不能怪那六个人没有良心,这要怪有个力量把人都变成了好斗的鹌鹑,见了自己的同类眼就红,结果理智良心都失掉了。”

“几十年了,你就这点感慨?”

“这是浅一层的,更深一层的,是那种鹌鹑气质沉到人的骨子里去了,而且变成了人世哲学的一部分,遇有事来,就条件反射般地露出来。例如对你,一些人首先想到的不是你受了害,而是你是不是搞了女人。”

“‘中媾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龚医生接着又慨叹了一句。

沉思良久,我忽而似乎悟出什么,便举起酒杯,对龚医生说:

“为鹌鹑气质的灭亡干一大杯!”

春天了。春夜很静,也很黑,一条小河,灰灰地、宁静地睡在地上,一端连着小城,一端向远远的丘陵伸过去。大火轰轰地烧起来,把河湾河面都照亮了。纸片一叠一叠往火里扔,全都在燃烧的火里化为灰烬。扔完最后一片纸,看着它挣扎着萎缩而变形,而与黑乎乎的纸灰变成一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失落了。我曾经想一鸣惊人,想痴狂地独创一门学问,想和举世瞩目的弗洛伊德拉个乎儿,可现在,我几年闭门辛苦的结果,都在春夜的宁静之中轰轰地烧毁了。没理由可以顾盼,好比在一个死胡同里走,满怀激情,以为这种走法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后来终于明白了,这不是去罗马,这是满怀激情地走向死角。而且也荒唐透顶,不讲别人,单讲小华女士,讲意丽她姨妈,甚至讲我自己,一无例外地都被自己研究出莫须有的结论;像痴人说梦,更像凭空造谣诽谤,竟连自己的人格也彻底贬低了。现在,一切都烧了,都在火里变成灰了,我才知道一切又并不这么简单,这种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失落了的感觉,我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我悲哀而惆怅,遥望未来,满心茫然,人生的路,我还靠什么走下去呢?

“可借,太可惜了。”

“不是早已下决心了吗?还可惜什么?”小华女士说。

“可借我永远赶不上弗洛伊德了,而且,我连未来如何走下去也感到茫然了。”

“你这时的心境,我理解,看着自己精心构筑的巢穴倾刻飞灰烟灭,难免难受。你还是按我们的既定方针办吧,给自己一个彷徨期和休整期,在你可能深入进去的绘画、音乐、文学、雕刻、翻译、哲学和宗教等领域都看一看,看好了,再选择一门集中力量一干下去;说不定,你会成为一个大画家、大音乐家、大作家、大……”

“难道真可能有带‘大’的头衔落到我头上来吗?”

“怎么不可能?完全可能的,你是那种能认准一门就干到底的人。你自己不也说吗?一个人只要能把精力集中到一点上去,就会干出连自己吃惊的成绩来。”

下弦月升起来了,渐渐从东天上浮起,四周渐次变得明朗。河对岸有几个年轻人在那走,一边走一边打狼似地高声呼啸,看到我们,隔河用手电照过来,窃窃地笑,忽然高声叫起来:“一个十八岁的小嫩伢子,找个毛胡拉碴的老头,真憨种!”叫过了,全飞奔而逃。

小华女士吃吃地笑:“他们以为我十八岁呢。”

我笑不起来,我在想:我和小华女士,别人或许会以为是“烂脸只能配二婚头”吧?

那几个年轻人在远远的树后面唱:“十八岁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

小华女士静静地看着月亮,叹了口气,好像看见了一只惆怅的鸟飞向宇宙深处。

“生活太严峻了,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是的。”我说。

“我也唱一支歌给你听吧,好不好?生活里实在应该多点歌声。”

“你要能够,你就唱。”

“只要想,就没什么不能够的。”她说,静了静气,歌声果然飘起来了,静幽幽的,很低柔,“悄悄降临的月夜里,就是这神秘的一刻,我会贞节地等待,敞开心怀迎接你千言万语是多余……”

这一刻我死了。至少,我觉得死就是这样的;世界上什么都没有,自己也没有,只有一片宁静,甚至连宁静也没有,一切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