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楼下有人叫我。再听听，确实有人叫我。
“大斯，你下来！”
打开门，迎面一股冷气。满天星斗，夜很深。我向楼下应一声，便下楼。一级一级的，一层又一层，一共三层。下到楼下，见远远地有人站着，很模糊。
“大斯，你来，有人找。”
声音很陌生。是谁？
顺路走过去。满地落叶，有桐叶，有水杉叶。白天时，桐叶哗哗翻动，水杉叶一片灿烂，初冬已经来了。这会儿，一脚踏上去，喳嗤喳嗤响，仍然想到初冬的灿烂。走到转弯处，树立在两边，很黑，寂静凝着，有三个人，也许是四个，呼地蹿上来，没等我反应，便把我按倒在地。
开始我笑，以为有人在胡闹。大半夜的，真胡闹！正用力挣扎，就有一盆水倾到脸上来，接着是灼痛。意识告诉我：不好！
那几人手一撒，急急地跑了。我爬起，便扯了嗓子叫，失了人腔。
惊动人了。人哄哄地奔过来，抬腿，捉胳膊；都说，怎么回事！稀硫酸！哎呀呀，这下完了！快送医院！快叫救护车！又有人喊着去叫公安局。天地都乱起来。我几乎昏死，被人撕着抬着晃荡晃荡地走；后来就失了感觉，晃荡晃荡也没有了，一片寂静。
这事儿，就这样来了，干净利落，又糊里糊涂。
这时我三十一岁，在市直机关供职。我性格内向怯懦，对谁都顺着，从不刺毛，大家都说我不错。事实就是这样：大学毕业，我分到市直机关来了，省辖的市，很小的。分配就像投胎，分过了，就难改了。一晃就是四年。四年，也就是说，每天坐在办公桌前，拿屁股对付凳子，拿两肘对付桌面。领导说一声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领导说一声不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领导的嘴是我的脑子，领导的脑子是我脑子的脑子。我熟悉了。不这样，换另一种干法，锋芒毕现，处处与领导碰着，那不好；那样领导就一定反感，就要在工作中给我设坎子，让我爬得很辛苦，对健康无益。
当然，并不是我胸无大志，平平庸庸，本意要做个烂好人。我不是平庸的，不是的！
我在悄悄干一件大事儿。这就是，把我认识的人，从地委书记到掏大粪的老头，都列表分类，然后一个一个地研究。这是门独特的学问，研究中，能发现每个人背后都有许多东西可看，或者叫做隐私也可以。就好像掀开一个古董盖儿，长了第三只眼，一下看到了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这世界清清楚楚地显示着更真实的生活，真实得让人害羞，刺激得人心疼。事实也就是这样：在这个世界里，只要下苦功夫，拼命干，找出一切人隐私的真象和真谛，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出我们民族和生活中那种固有的、潜在的、深层的东西，就像弗洛伊德之于心理分析学一样，给人一把别致而刺目的生活钥匙。当然副产品就是名利，或者伟大一类。因此，每天上完班，填过肚子，我就把自己关进屋子。这时候，领导的嘴就不是我的脑子了，我自己的脑子醒过来，梦幻般地飞翔，一切都是开阔的，自在的，心里也会溢出一种黑色的、孤独的、骚动不安的东西，好像一条河泛滥开来，四下里乱乱地淹去，把淹出来的东西全记在纸上，编好页码，小心地装进箱子。每每干到很晚。
常常地，当夜深人静，我出来望望天空，呼呼凉凉的夜气，就觉得自己毕竟不平凡，想斯一根是什么烂好人？分明是天马行空，猛志藏在心里呢。于是探揉僵硬的关节，也就自豪。
发事的当儿，我正在研究本单位的小华女士。
小华女士就住在我隔壁，但隔壁如隔山，可谓洗漱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她人长得很俏，长腿，细腰，乳房高高的，二十七八岁了，脸上不见一丝皱纹，说话声高，浪气得很。又异服奇装，发型诡谲。小城人流里若见她走来，就像黑沙中落着一粒珍珠，让人不由得一边骂骚娘们儿一边自愧形秽。她结婚六年了，不要小孩，专门在外面鬼混。今年春上离了婚。据说，是和港客在金陵饭店睡觉，被抓住了，这才离婚的。因此，暗地里人就叫她“金陵饭店”。我在纸上，把打听到的一切全写下来，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所传并不可靠；她离婚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她丈夫的性功能不行。是的，是性功能不行，不然……正研究得起劲就听楼下有人叫我了：“大斯，你下来！”……
我觉得这下完了。
醒转来当然是在医院里，一眼看到墙壁，白白的，意识到自己没死，脑子一转悠，一瞬间就想到：我的脸毁了，不能见人了。即便出了院，也一定一疤一块的，难看死了，还怎么活？脸对一个人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做一个人，一切地位，名利，人格，与胜比起来，都显得太次要，只有有了一张人脸，才能算个人。我的人脸还在吗？摸摸绑满一头脸的纱布，心里没了底，慌得不行，也悲愤得不行。
跟着我就想；是谁对我干了这个？
我到这地方，四年了，也没得罪过什么人。与人最激烈的冲突，也就是在市委大院里为自行车的事。那次我的自行车忘了上锁，一个城郊来的人，骑上我的车就走；我看到了，就抓住他，与他理论，说他不该不打招呼就骑走我的车，何况我又不认识他。那人挺蛮，说车是他的，不是我的。这就争吵起来。值勤的武警来了，问怎么回事？我就一一道来。武警认识我，看了看车，断给了我。那人不松手时，武警就拍手枪。闹到后来，那人发现他的车在旁边立着，型号新旧都和我的一样。那人红了脸，也道歉。原来他是城郊乡的一个企业干部。为这事，他总不致毁了我的脸吧？
蓦地，我想到一个传闻，说某女演员演了《田野》，她丈夫怀疑她与人有私，一怒之下毁了她的容。呀，毁容的不是与什么桃色事件有关？我的心怦怦直跳。
——女人？
第一个我想到毛翠。
毛翠是我第一个对象，后来分手了。是我提出分手的，却不能怪我。我们原来很好。我上大学前，她在县城的蔬菜队种菜，我也在那种菜。后来我上大学了，不种菜了，她仍在那种菜，距离也拉开了几百里。
分手不是为这个。我挺喜欢她那人，个儿不高，圆脸，嘴厉害，处处要强，过日子是个好手。我原来想，种菜就种菜吧，人要吃菜，就得有人种菜。换句话说，弗洛伊德若是找个种菜的，他仍然还是弗洛伊德，并不会就此少一点魅力。一个人找个种菜的做老婆，没什么关系的。我提出分手，是为另一宗事儿。
有一回放暑假，我回去看她。正是晚上，月亮明晃晃的，我直直向她家里走。她一人住个屋，我想给她来个出其不意。可是近她屋子那当儿，见有个汉子从她屋里跑出来，光着屁股，手里拎着裤衩，月光下面，腰下和大腰上那一截白白的，那一小块黑地也看得真切。我一怔站住，嗓里堵了块石头，几乎噎死，愣愣地站了半晌，这才想到叫毛翠。
“毛翠！毛翠！”我叫。
屋里灯亮了，毛翠穿件连衣裙，飘飘地出来，还笑，没事儿似的。我心里有虫起来，走近前，抬手就打了她的脸。
跟着，我就提出分手。她哭，说冤枉。有什么冤枉的？光屁股男人我都看到了，还有什么话说？她不依我，要去医院妇科检查。我同意，就让她去检查。检查的结果当然如我所料，医生用蘸水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经检查，处女膜破裂。”
这一下还有什么话说？没有话说了就分手。
分手时她说：“我冤枉，我有嘴讲不清。”
我心想：你有什么冤枉？可我嘴上说：“我也很痛苦，很难过呀。”其实我也真痛苦，真难过。
以后就没了来往。这个毛翠：她会对我下这个手吗？相来想去，没有可能。她性子犟是犟，害人的事是不会干的。
回头再细想想，除了毛翠，能沾上女人的事，最多还有三件。
十三岁那会儿，我爱过县剧团的一个演员。有一次，那个演员到蔬菜队演戏，我看到了，就恋上了她，有空就到街上寻她的影子看。她住在剧团那个大院子里，常常能看到。后来她走了，嫁到远处去了，也许是死了，或者调到什么地方去了，反正不见了她的人。我暗下里直想哭，觉得日子没意思了。现在想来，这是小孩子刚懂人事的事儿，根本与毁容不相干。
读高中时，我爱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那女同学长着一双胖胖的小手，爱用手轻轻地拍桌头子，拍的动作很好看。我天天看她拍，看动心了。每天每天，她拍一次我就心跳一次。有一天，她又拍，我又心跳，可拍着跳着，有个纸条塞到中间来了。我一看，是我们班长。
后来，班长和她好上了。
我心里把班长恨得不行，想打他一顿，看那个子高得很，打不过，只得作罢。一直难过到回家种菜。现在想来，这也与毁容不相干。
高中毕业以后，我抽到城关镇帮忙写材料，认识一个女的，她天天来找我玩，还看电影。有一回我不小心碰到她的奶子，软软的，她脸红起来，我脸没红，却白，吓得一身汗。那时我住在招待所里，大约是初秋，穿长袖衣服了，也可以穿短裤盖着被单睡觉。有一次她在敲门，我正睡觉，心里想，我腿上的肌肉不错，让他看看我的肌肉吧，便去开了门，然后穿长裤子。她推门进来了，抬眼看到我正穿裤子，便呀地叫起来，赶紧转了脸去，像不小心踩到了蛇。
肌肉是根本没看到的，只看到穿裤子。自此就不再来了，去找她也不大理我，大约是觉得我这个人不地道。我想了想也是，怎么能穿裤子给人看呢？一个大男人，真不像话。跟着就算了。这一个，想来也不可能害我。她可能看不起我，不会恨，就是恨也不会俱到这个程度。
那么，是谁对我干了这个呢？
想来想去，想不出头绪。也许，说不定，是哪个搞报复搞错了吧？可这是个法制的社会呀，谁怎么能这样干？真让人痛心。你搞了我，抓到你，惩罚也不会轻。你们好几个人呢，抓到都要受惩罚。几个对一个，合算吗？唉，真是真是，太让人痛心。
最后我心凉了，因为我想到了现在的对象意丽，想到她心就凉得很。
意丽是我大学的同学，这会儿在大报当记者，驻在深圳和香港记者站。她走运，分配分得好。她离我远得很，又比我小六岁。不是为这个心凉，是为我的引力小，她的向心力弱。她本来就有些看不起我，是大学里的同学撮合成的。读大学时，在我的寝室里，我年龄最大，却是唯一一个没有对象的人。为此，睡友兼同学们就帮忙，去和意丽缠，还发动女朋友也帮着缠。对她说，不要看斯一根蔫蔫的，实际肚里水多得很，又是个大好人，找他做对象，保准错不了。我也跌跌撞撞地进攻，又是信又是约会和电影票，向她冲呀杀呀砍呀；那会儿，她正追北大的一个王子没追上，伤心得很，被我乘虚而入，端了老巢。
长相上，意丽是漂亮的妞，性格活泼好动，伶牙俐齿，又爱笑；笑起来脆得很，脸上两个酒窝。刘海长长的，又纤细，在脸上飘飘荡荡，让人尽想到好词儿。同学说，别看大斯蔫，却有艳福。我笑，心里却苦得很。因为意丽从骨子里认为我不咋的。
“没有一点男子气概，”她说，“我宁愿你打我一顿，也不要你这没男子气概的蔫乎劲。”
真不可理解，难道男子气概就表现为把女朋友打一顿吗？有几次，我下决心打她一次试试，事先好好地计划了，到时又下不了手，下不了手她就又说我蔫乎劲大。被逼不过，有一次我把她约到树林里，照着她的肩就打了一拳。
她一下跳开：“咦，你怎么动手打人？”
我说：“咦，有男人气概的人不都打人吗？”她一下子就哭起”来，肩一耸一耸的。我以为打重了，过去抚抚她，又检讨。她不要我抚，也不叫我检讨，说：“滚你个蔫乎劲吧！”
嗨，这个人真没治。
后来毕业，分远了，就更没治了。她还在来信中暗示，她答应我是因为她那时候失恋，太悲伤了，言下之意是我有些乘人之危。信也来得日见稀少，一年两年也不到我这来一趟，回北边办事儿，也都坐飞机从天上飞来飞去。有一回，给我寄来一张照片，洋气得我几乎不敢认了，旁边还有几个鸟男女，远远地站着，都洋气得让人生厌。我从此就心往下沉。
还有一层，毕业四年来她写了不少东西，报告文学为多。她不屑把发表的作品寄给我看，却来信质问我：“难道你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地蔫乎下去吗？”
这小女人，心可见了！我想了想，也恼，士可杀不可辱，她凭哪条子辱我？我总是个男子汉嘛，我是不依被辱的，我也要干个惊人的事来辱辱她。我所研究的这一门若是成了，就让她小女人看看。唉，谁想到来了这一场呢？
孟夫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胃，空乏其身。此我之谓乎？孟夫子，圣人也，圣人之言，放之我亦皆准乎？
父亲来了。
一双踩惯了菜畦的脚踩进了病房，两眼上下打量着，白的墙壁，白的天花板，白的被褥，我的头上脸上的白纱布。父亲是健壮的；六十岁了，那样的健壮真是少有。他脸上有很硬的皱纹，很黑的胡子，很严厉的表情。看到他，使人真正想到“汉子”这个词。
有其父必有其子，可我呢？真惭愧。
我怕父亲。有时下乡，或者看到进城卖菜的老农菜农，我会觉得很可笑；我是国家干部，我在他们面前，他们自然显得很畏缩，很愚拙，也很质朴可爱。然而我怕父亲。在我眼里，父亲就是严厉的象征，他一瞪眼，我就吓得浑身抖。小时候，我有尿床的毛病，一直到十七岁，还常常尿床，因此常常挨父亲打。
“没出息的东西，又尿了！”跟着就是啪啪几掌，打得我从床上滚了下来。
被父亲打决无怨言。我自卑得很，我的怯懦性格多半是从尿床而来的。一般的人总是嘲笑我，从我面前走过去，少不得要拿鼻子嗅嗅空气，说“真臊”！只有父亲不嘲笑我，他对我所有的只有愤怒，豪爽干脆地用巴掌来表示。我挨了打，反而有种感谢心理。这种心理沉积下来，就是很纯的敬畏。
为别的事情，父亲也打我。比如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他怀疑我拿了家里的钱，等等。即便这样挨打，我也没怨言，因为我敬畏父亲。
有一次，我把邻家的几棵柿子树折了。树是嫁在软枣上的，才长半年，茂盛得很。我折断它们，是因为它们的主人欺负我家。我们两家的门紧挨着，他家起了一堵墙，堵了我家的路。父亲与他们吵，差点动了刀子，可那墙还牢牢地立着。他家是蔬菜队书记，父亲斗不过他。我恨在心里，就偷偷折了他家的树，不料被发现了。那时我十六岁，被送到派出所关起来，一定要拿四十块钱去赎。那时的菜农不像现在的菜农，四十块钱不是随便拿得起的，我家平时吃油吃盐都紧，哪来的四十块钱？
关了两天，父亲来了，手里捏了一张纸，我认识字，见上面用阿拉伯字母和汉字大写着：“人民币40元”。是圆珠笔写的，纸背面，还烙着复写纸的蓝印子。
父亲说：“走，我领你回家！”
我从墙角里的草垫子上站起来，瑟瑟地跟父亲向外走。走到门前，派出所的看守跟父亲向外走。走到门前，派出所的看守瞪了我一眼，我本能地向父亲身后藏，而父亲看也不看他，仍然迈着大步向前走，脚步声很响。
一路上父亲不讲话，也不回头看我。我战战兢兢跟着走。回到家，我感到家空了，屋中间那张檀木八仙桌不见了。我明白了那四十元钱的来源。
父亲重重地坐到凳子上，掏出烟，一阵猛吸，仍然不说话。烟云很快在屋里拉起一片帷，透过那帷，我见父亲盯着一个地方不动，眼里冒着火。我怕，开始慢慢向外退，刚退到门前，父亲转过脸来，两眼看着我。
“哪去？”
“我……”我站住了。
“过来。”
我过去了。父亲的声音虽很低沉，但每一声都是严厉的命令。
“把橱子打开。”父亲又说。
我手抖抖地打开橱子，见一只烧鸡放在盘子上。
“把它吃了！”父亲说，“拿起来吃，老子给你买的，这两天屈了你。”
我慢慢地抓起烧鸡，忽然哇地哭了，又扔下鸡跑到父亲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去。
“爷……”我呜咽地叫着父亲，想求他打我，骂我，可我一句话说不出。
父亲揸开五指插进我的头发，捺紧，说：“孩子你以后要小心。狗日的他们！”
啊，父亲！
现在，父亲来了，表情仍是严厉的。
他看我一头一脸的纱布，眉锁起来，有些疑惑，走近来看了看我的眼。我嘴动不了，只用眼睛喊：爷，爷！他点点头，眼有些红，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愤怒。我又好像听到了父亲的那个话：“孩子你以后要小心，狗日的他们！”
父亲担任了陪护的角色。医生护士都不让我动，活动范围只限在床上，而且只准身体与地面成一百八十度角，医生护士见了，就训，让我赶紧躺下。为什么？他们说什么都不为什么，就是要我躺下。
在这一方面，父亲无能为力，他帮不了我什么忙，医生护士叫怎样，他就怎样。在这个天地里，他的性格显不出光彩来，有时还被那十几岁的护士妞儿支来支去，这一点我很为父亲鸣不平。同时，心里也别扭，我的一切事都要父亲料理，大小便也要父亲倒。这些事都该倒过来才是，可该倒过来的事却又倒了过去，我于是有些惶惶。
来看我的人不少，单位领导，同事，朋友，熟人，都感叹，都安慰，都对凶手满腔义愤，都来了又走了。只有父亲不走。他干他不该干的事儿，让我惶惶。有人来时，父亲就站到一边，听人说话，也不插言。人走了，他送到门前，一手扶着门框，人说“再见”，他说“好，好”。有人伸手给他，他也握，但很笨拙，甚至有些不耐烦。
窗外望得见蓝天。严霜紧逼，太阳退到远远的南天上了，天蓝得凛冽。水杉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得很稀。一天早晨，我感觉特别好，动了动嘴，没了疼的感觉，两眼寻父亲，可是寻不见，他不在病房里。
“我今天挺不错。”我对自己说，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像自己。
健康毕竟在恢复，真是让人高兴的事儿。
我向窗外看，见父亲坐在院中的水泥凳上，天刚亮，到处都安静，没有人，只他一人，水杉叶子在他周围落了一片，暗红灿烂。父亲所坐的水泥凳的两端，也落了叶子，他肩背上也有叶子。他两手袖在一起，坐得直直的，眼睛看着几步远的树干出神。他在那儿一定坐了很久了，很久了，或者一夜，或者天不亮就已开始。外面一直很冷的。
我非常感动，也感到内疚。强悍的父亲如此孤独；我早就知道了，并不是直到现在。我六岁时，父亲和母亲分开了，他们吵，我就缩在被窝里偷听，偷偷地哭。哭睡了，醒来时，听到他们还在吵，我就又叫，又哭，又睡了。再醒时天已微明，而父亲和母亲的吵仍在进行。那样的日子过了不久，一天夜里，月光不明，有云蒙在天上，父亲和母亲各拿了家什站在屋后，我伏在窗上，见父亲手里是把锹，他狠力铲树干，铲过了，说：“我要是，就像这棵树！”母亲手里拿着切菜刀，也用力砍树。说：“我要是，也像这树！”昏昏的月光下面，树皮被铲过砍过，露着白白的树干。我看得出来，他们谁也没相信谁。后来不久，父亲和母亲分开了。为了什么？我始终没明白。母亲领着妹妹，到几百里外的淮北平原去了，她老家在那。而父亲则领着我。我问过父亲，一切是为了什么？父亲不讲，说我还小，讲了我也不明白。等我到了不小的年龄，父亲仍不肯讲，问急了，他就举起巴掌威胁我，说：“总之一条你要记着，你妈那人不是东西，不配当你妈！”
孤独的父亲。
“爷。”我喊他。
父亲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很快站起来，大步走进屋来，带进几个水杉叶于。
“是你叫我？”他问。
我微微颔首，又叫一声：“爷。”
父亲的眼圈立刻红了。“躺好躺好，你躺好。”他慌慌地说。
我本来就躺好的，可我的泪水往外急流。父亲见了，立刻背过脸去。
我渐渐好起来。一天，父亲把方凳向床前移近，对我说：“日子不少了，这些天，你也快要好了，’我有话要问你。”
我看着父亲。
“自从你离开了我，”父亲说，“念大学，当干部，这些年，你做过坑人的事没有？”
我说没有，我从没做过坑人的事。父亲看着我：“我再问你，你得罪过什么人没有？结过什么仇家没有？”
“没有。”我说，“要说得罪人和结仇家，也就是那次为自行车的事儿……”我把那事儿说了
“这个我信。”父亲仍看着我，可眼光变成了刀子，挖着我，似乎要把我的真话挖出来，“我再问你，你和哪个女人有过什么没有？”
“没有。”我说，“要说有，就是和毛翠……”
“毛翠的事不怪你，那是她不是东西。”父亲说，“她不会有脸害你的，我问的不是她。”
“还有就是意丽了，我和她……”
“这个正和你好着，”父亲打断我，“我问的也不是她。”
“此外就没有了。”我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委屈起来，也慌起来，“能有谁呢？我和谁有什么，“没有的。”
父亲盯着我，显然希望我继续说下去。
“没有的，和谁也没有的、没有的。”我又说。
父亲张开口，像要叹息的样子，可忽然说：“这个。我不信你。”
“爷。”我求救地看着父亲。
“我一辈子不识字，”父亲严厉地说：“可这种事，我脑子想得开。为沾花惹草捅黑刀子的，我也不是没见过。不为这。谁会对你下这个手？”
“爷！”我的泪水几乎又下来了，“我确实没有什么呀！”
“自从你妈走后，”父亲说，“我这一辈子就守着你，你对我还信不过吗？该说的，你要对我说。”
“爷，我确实什么也没有呀。”我委屈到了极点，“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知道，没有的，和谁也没有的，没有的。”
“你就会说这一句，没有的，和谁也没有！”父亲恼怒起来，“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看得出来，你是信不过你老子。”
“爷！”我痛苦地喊。
“算了，信不过，你就不讲算了！”父亲起身端起痰盂，出去了。
“爷！”我喊。
父亲不理，仍然出去了。我像从高地方猛地摔了下去。
公安局立案侦破。是个少见的恶性案件，都说，一定要侦破，一定能侦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个法制的社会么！公安局长，侦缉科长，都来了，把那晚上的细节问了又问，记在本上，还录音。
又拿来许多法制报，法制文学期刊，让我看。我平时不看这些东西，觉得犯不上为此花时间。现在圈在病房里，报纸期刊在手，不妨翻翻吧。一翻就吃了一惊，上面尽是些离奇的凶杀案子，光怪陆离，尤以女尸奸情案为多，看了让人心惊肉跳，简直也像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一个非有第三只眼不能看到的东西。大千世界，真是太不可划一了。同时也想，看这些案子，全破了，还有什么案子破不了？
侦缉科赵科长，也很有信心，说案子一定能破了，让我放心养好身体，若想到了新线索，随时向他提供。他说话的作态很有点像大侦探波洛。我唯唯，心想那么多奸情案都破了，我这个小小的脸案还破不了吗？破得了的。
只是孤寂。小小的病房里，除了父亲就是我。我和父亲的话都少，都闷。有一个小半导体。几乎从未响过。偶尔打开一次，父亲啪地关了它，他在一种严厉的沉默中想着什么，仿佛受着一种重压。我怯怯地看他脸色，小心着、真孤寂。
给意丽的电报早发了，她却不来，信也没有。单位又写信去，我也写信去，都该早到了，仍旧不来。不在？外出了？时。间这么长了，均不可能、那个小女人，她本就想甩了我，知道我脸毁了，一定更下决心甩了吧？
我看过那电影《夜半歌声》，记得那个镜头。音乐停止了，声响停止了，只有她凝在那不动，医生给他揭纱布，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气氛渐渐绷紧，忽然嗷地一声，惊心动魄，那张丑陋的脸出来了。我一声叫，差点惊倒。现在。这张丑脸临到我了，实实在在临到我了。
我问过医生，要紧吗？会毁到什么程度？医生说，不要紧的，脸会有些疤，但一定不怎么严重。我知道这是医生在故意安慰我。
总摆脱不了等待意丽。人在病房中，真要个女人。三十一岁的男人在病房中，就更要一个女人。女人是什么？是三十一岁的男人在病房中等待的东西。男人一在病房里，小女人就变成了小母亲。但意丽不来。
意外的是，小华女士忽然来了。
我不胜惶恐。她随大流来过了，看在同单位的份上，已经够意思了，何必还单独一个人来？而且手里还拎些东西，是食品，显然是送给我的，真不敢当。
“华雅莎，”我郑重地叫她姓名，“谢谢你了。可是。真不敢当，你的东西还是请你拎回去吧，我感激在心了。”
“什么？”她夸张地做出惊讶表情、“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们单位除了你，还没有哪个这样……”
“哦。为这呀？。她打断我，“我们单位除了我也没第二个女性呀，女性总是和男性不一样的，否则性别就失去意义了。是不是？嘻嘻。”
她笑。她的笑配了她那身打扮——紧身羊皮裤，高筒皮靴，花样别致的针织毛线上衣，线条毕现。头发又在外面扎了一束，还有那张不见一丝皱纹的脸，看上去像个港澳来客，年轻美丽咄咄逼人——真让人有些“惨不忍睹”。这时我才觉得“金陵饭店”这个绰号对她是最准确最有概括力了。蓦然间，脑中有段“意识流”，想到出事的那天晚上，正研究她，似乎得出了她丈夫“性功能不行”的结论，心里有些尴尬，但也对那结论起了怀疑。或许她真是个“金陵饭店”。
“要安心养息，”她说，“保存好个体也是人的本能之一，这个你知道吗？要想得开，多回忆回忆老庄哲学，要闲对病窗心无事，轻看万事如鸿毛。嘻嘻，来，吃罐头。”
真是个“金陵饭店”，自我感觉良好。说着笑着，就找刀子开罐头，没半分不自在。
父亲忽然插进话来：“罐头我们有。”
小华女士怔了一下，马上又向我笑了。我意识到了什么，对父亲介绍说：“这是华雅莎，我们一个单位的，以前来过。”
父亲不友好地点点头：“见过。”
“大伯辛苦了。”小华女士马上和父亲讲话，“要宽宽心，大斯不要紧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父亲嗯嗯地点头，显然是不乐意的应酬。
小华女士又转来对我讲话。“不要急躁，要安心养息，以后有时间我常来看你。”
“不要不要，万不要常来。”我急忙摆手。“因为……因为你也非常忙。”
小华女士见我的神情，又看看父亲，理解地笑笑：“也对，少些打扰也好，人来人往烦得慌、但要闲对病窗心无事，轻看万事如鸿毛，记住了？嘻嘻。”
小华女士走后，父亲一声不吭。
我解释说：“别看她打扮得年轻，其实二十七八了。”
父亲不作声。
我又解释：“她已结过婚，后来又离了。”
父亲仍不作声。
我进一步解释：“这个人作风不怎么好，大家都看不起她。”想想又补了一句，“我也看不起她。”
父亲忽然不耐烦地说：“你给我讲这干什么？”
我一怔，想解释，但不能再解释了，越解释，越解释不清。这个我心里明白。
等待意丽。
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这是我读过法国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以后，留在脑中的模糊印象。现在，这印象骤然鲜明起来，生动起来——我看到了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我正坐在土墩上脱靴子。贝克特捏造出来的那个狄狄走来同我闲扯，我们一边语无伦次地谈着，一边做些无聊的动作。我们忽而讲到出世的忏悔，忽而想到死海里度蜜月，忽而讲开了救世主和贼的故事。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等待戈多。但戈多没有来。第二天；第二天的第二天，戈多仍然没有来。
“可恶的戈多。”我喃喃地说。
“哪个？”父亲马上问我，“你说哪个？”
“没哪个。”我说，“天不早了吧？”
父亲奇怪地看着我。我把脸别向一边。
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
她来了，又走了，来去匆匆，停留的时间很短。不是意丽，意丽和戈多一样没有来。来的是她母亲。和蔼的老人家，她对我真好。
我第一次去她家，心里很慌，想着种种刁难，进门脸色发白。没想到一点不紧张，她见我就笑，两眼眯成一条线。她有三个女儿。没儿子，意丽又是老大，可能就为这，她对我特别喜欢。那次本该坐坐就走的，起身告辞，意丽的爹说：“下次再来。”她娘却不让，一定要留吃饭，扯扯拉拉一番，到底在那吃了。吃得很好，很多，终生难忘。
她喜欢我，让我常去玩。我也乐意，那里有吃的，有母爱般的东西。
“天冷了，多穿点衣服。”她说。
“学习紧，要多注意营养。”她说。
“没娘的孩子，真让人心疼。”她说。
我的心骤然一紧。我有娘，不是没有，只是她走了，在我六岁的时候，她领着妹妹到淮北平原去了。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永远地分开了。没再合在一起。为什么？不知道。
“那时候他们吵，”右一天晚上，我对伯母说，那天意丽不在，一家人都不在，就我们俩，屋里很安静，我有种回到母亲身边的感觉，“他们吵，我就缩到被窝里偷听，偷偷地哭，哭睡了，醒来时听到他们还在吵，我就又听，又哭，又睡了，再醒来时天已微明，而他们的吵还在进行。那样的日子……”
伯母听到这里就站起来，转过脸去，她脸上有了泪水，随便寻件什么事儿来干，手抖抖的。我见了，也就停住，不再说。
“我结过两次婚，你知道吗？”有一次，在我又陷到母亲的感觉里的时候，她自语般地说。
我的心又骤然一紧。这事儿我一点不知道。意丽那么开朗，她一定没有任何家庭阴影。她的母亲一定像无云的秋天一样，亮晶晶的。可是，结过两次婚？
“我的第一个丈夫，是右派。”她说，“他当医生，我当教师，我们的感情很好。后来他成了右派，被押走了，押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音信没有一点；后来有消息说他死了，我绝望了，就嫁了现在这个。”
我静静地听着。
“二十多年过去了，所有的右派都平了反，摘了帽子。我的第一丈夫忽然又冒出来了，他没有死，是被发配到一个大山里的生产队管制劳动了。生产队让他看竹园，有一间房子，离庄子几里路远，生产队有人给他送粮送盐，不准他走开一步。他一个人在那里呆了二十多年，呆得呆了，一天到晚要写申诉，寄给毛主席。原单位把他接回去，告诉他，毛主席逝世了。他就瞪人家，说：‘你反动！’同事故人一个不能认出，对谁都两眼呆直，成了废人了。”
我静静地听着。
“他连我也认不出了。我第一次见到他，他那个苍老痴呆的样子，差点让我哭死。我和意丽爸说好了，把他接到家里来住了一段时间。他本是废人一个，可到了我家后，竟然奇迹般地好起来，我的心又碎了。我和意丽爸结婚时没有结婚证，我想还恢复以前的家庭，可他说我和意丽爸有了三个孩子，他不愿冲散我的家庭，让我守着孩子和意丽爸好好过，而他却走了，回老家去了，也是在淮北平原，那地方叫沟集子，他在那里当医生，当得很有名气，提到龚医生，没人不知道。”
我静静地听着。
她喜欢我，也相信我，心没有隔阂，与我贴得很近。我有了不幸，她来了，使我感到无上的宽慰。
“哪个丧了天良的，”她说，“就是再有什么，也不该下这个毒手哇。”
我望着她，又有了回到母亲身边的感觉。但我对她说一，我的不幸不存在什么“再有什么”，一切都是糊里糊涂的。
“事情发生在半夜，”我说，像小学生背一段烂熟的课文。常常有人来，常常说这些话，反反复复，说得都厌了，“我正在写东西，听到楼下有人叫我：‘大斯，你下来’……”
“这么说，是莫名其妙的一切了？”听了我的解释，她反问。
“是莫名其妙，”我说，“百分之百的莫名其妙。”
“这就怪了，”她说，“这不可能，总是有原因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才有果的。会不会是……”
我骤然一惊：“伯母是不是也怀疑我有什么桃色事件？”
“你说呢？”
“绝对没有的，这一点，可以请伯母相信我。”
“伯母相信你，你相信伯母吗？”
我又骤然一惊：“伯母的意思是不是——”
“你要是相信伯母，就对我把什么都说出来，不要打埋伏。”
“良心可以作证！”
“——哦，我在另一个男人嘴里也听到过这句话，可他骗了我。”
她有了一丝冷笑，不说话了。
“伯母！”我求救地喊她，就像求救地喊父亲一样；她的冷笑像刀子，插到我的心里来了。
“意丽她爸，该了解了吧？”她说，沉静中有些冷酷，“他老战友有个女儿，在他单位工作，托他照看，小姑娘才十七岁，他与她不干净，风言风语传进我耳，我不信，问他，他也说良心作证，可后来姑娘肚子大了，他的老战友告了，他的良心再也作不了证了。”
“伯母！”
“世上的事情，往往让人痛心，往往是。”
我骇然了，再没的解释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人世间的事真是太乱，太不合逻辑，以致伯母这样的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世上的事情，往往让人痛心，往往是。
她显然对一切都痛心，包括我在内。她还分明有种恨，这恨也包括我在内。她恨我，我也恨她吗？想一想，应该恨才对。她能当上“伯母”，只因为中间有意丽，意丽到此时还不来看我，意思已经明显了。好比一头猪，意丽是皮，伯母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临走时，她摇头叹息，还留下几句安慰话。我心情迥异，听那些话不是话，简直是……唉，真叫我痛心。
夕阳无限烂灿地放着红光，是初夏的傍晚，我们参观鹭鸟自然保护区归来。车行在晚风里，车窗开着，风凉爽而柔韧，所有的人都沉醉了。那时候，你带了口琴，一个接一个地吹曲子，有中国的，有外国的，都温情，都动听。夕阳晚风和口琴声，你还记得吗？意丽……
夕阳的光线，一如过去灿烂。它漫漫沉下去，就把一幢小屋放得很大很大，将整个病房，甚至整个医院都吞没了，我看着那阴阴的影子，直到彻底消失。每天每天，我都是这样的，夜来了，沉沉的孤寂就愈加重了。这种孤寂，你一定也能体会到吧，意丽。
那地方，喧哗繁闲自然是不消说。中国的窗口和世界的窗口都在那儿。一切都是可以想象的。你可以凭着记者证畅通无阻，兴致来了就跳跳舞，喝喝咖啡，可消遣的事儿有的是，因此早把我忘掉了，是不是？意丽……
亲爱的猪，作为一个人，我真不该和你认识几年，真是一场误会，人和猪的误会。或许，现在是结束这谈会的时候了。那么，亲爱的猪，”再见了——不，不要再见，就永别了吧，猪。
父亲出去了。是冬的傍晚，是现在，暮色正在吞噬小城、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反扣在床上的镜子，我忽然感到临别般的恐惧。
医生揭去我头脸上的纱布，告诉我说，不严重，确实不严重。父亲看了，也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可我觉得不对劲；摸一摸，脸上不像过去光了，头也不对劲，有点歪扭感。护士送来一面镜子，让我看看，我赶紧闭了眼睛，不照；我怕当着人面看自己。表情会有不堪。
现在就我一个人了，镜子就反扣在我跟前，一伸手就能抓过来。
我告诫自己，要沉着些，不论镜中的脸是什么样子，都要沉住气，不要大惊小怪，自己的脸总归是自己的脸。要沉着，或者干脆，不论看到什么脸、都笑一笑也好。
我把笑便在脸上，开始伸手抓镜子，抓到了，翻过来，我的尊容立刻映到镜中了——是不是我？看了看，是的，是我，还是挺像的，尽管从两腮到脑袋上都有疤，鼻子不大好看，头也不太周正，但绝对能看出是我。我感到很大的安慰，没什么了不起嘛，我想得太过分了嘛，我还能看出是我，就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放下镜子，对着墙壁出神，渐渐又沮丧了，我还得回到人堆里去呀，并不是如现在这样，两手端着镜子，自己宽慰自己。一个人怎么看自己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别人怎么看自已。我自己认为没什么了不起，这没用，就像我自己认为是市委书记和国家主席一样，完全没有用。一切要别人承认，别人都说没什么了不起，那才真没什么了不起。“别人”这个东西，了不起得很，“自己”这个东西则完全无关紧要，无可奈何。倘若，倘若别人都认为我是一只猴子，那我就是一只猴子，语言学上不是说，约定俗成为之宜吗？尽管我是人，有人的思想，会说人话，两条腿走路，但只要别人认定，我就做不成人，事实就是如此：做一个人，重要的是别人承认，别人承认你是人，你才是人；否则不是，或者不完全是。
我已如此，“别人”还承认我是人吗？或者还完全承认我是人吗？
别人——自己。
人——不是人——不完全是人。
沮丧。黑暗沉重的沮丧。
我很害怕，我开始憎恶父亲了。
我怎么能憎恶父亲呢？父亲，他是我敬畏的，我一定要永远敬畏他，在心里保持他刚强严厉的形象。我一定要为敬畏父亲而活下去。从而保全自己的人格和道德，做个敬畏父亲的好儿子。
可是不行，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咬牙切齿，一见到父亲，我就听到那个声音说：你个可恶的老东西，你怎么能和“别人”一起怀疑我呢？我是什么都没有的，我被人毁了脸，完全是糊糊涂涂的，我什么女人也没搞，可你这个老东西，你怀疑我，给你怎么讲也没用，我真恨死你了，恨不能一口一口撕吃了你，可恶的老东西。
我毛骨悚然，又疚又怕，我想向父亲解释点什么，可是解释
呃？什么都是解释不清楚。”我面对着父亲。日子过得很艰难起来。想，还是让父亲回去吧。几次想对父亲说这个话，又都开不了口。父亲很奇怪地看着我犹豫的表情，以为我又出了新的毛病。
我鼓了好多天的勇气，终于在出院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下了决心。
“爷，明天你回去吧。”我说。
“什么？嗯，嗯。好，不要我多住些日子了？”父亲表情上摆着意外。口上却应着，有些迷惑地看着我。
“不要了，”我看着天花板，“我基本好了。家里的冬菜也该照应照应了。”
“嗯嗯，好。”父亲说，他显然还有话，可是他不说了。
夜里。床那头的父亲翻来复去，一直没有睡实；他是那种倒下头就发出鼾声的人，这一夜却失眠了。我也睡不着，可我装着睡着了，还发出一点鼾声，半夜里父亲坐起身来，我以为他要小解，可是不是，他那样静静地坐着，坐了许久许久，然后叹息一声，又躺下了。仍旧没有睡实。我心里有种冲动，想一下坐起来，说一声：“爷，我也睡不着呀！”然后抱着他哭一场，可是我没动。我心里的那个声音仍在咬牙切齿、对父亲发着诅咒。可恶的老东西，可恶的老东西！
我难受得几乎死去。一动不动地躺着，我想起了父亲和母亲争吵的那些夜晚，想起了那些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偷哭的情形。我的泪下来了，忽然无限地想到母亲，想到那些在三十年被一位女作家写过的感情；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下的大海里。我哭了，可我一动不动装着睡着了。心里那个诅咒的声音一直在响着。黑暗中，我觉得我在笼子里，笼子在父亲手里，父亲在寒冷的冰窖里。我感到悲哀而又恐惧。
天没亮父亲就起来了，回去必须赶第一班早车。听到他拉灯的声音，我也立刻“醒”来了，伸了个懒腰，装着睡意朦胧的样子。我看一眼父亲，见他眼里红丝纵横，但我说：”睡得好吗？”
“睡得好。”父亲说，“好。”
我点起煤油炉，给他做饭。父亲心事很重地看着我，而我则埋下头，不作声，从两臂间的空档里看蓝殷殷的火苗。汤漫出来好一会，我才意识到烧开了。父亲在旁边坐着；也没注意到这一点。
饭做好了，父亲埋头吃，像在尽一种义务，我相信他根本没吃出什么饭味。吃着吃着，他自语般地说：“那个小意，她翻脸了？”
我惭愧地点点头：“可能的。”
父亲仍埋头吃着饭：“你遇的这个事，我回去不打算讲了，只讲你有病，这会儿好了。”
我明白父亲的意思：这种事，讲了让人笑话。我心里咬牙切齿的声音又响起来。看来我的感觉是对的，我在笼子里，笼子在父亲手里，父亲在寒冷的冰窖里。我悲哀而恐惧，但仍旧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的想法。
父亲吃完饭，提着东西，下楼上路了。我要送他，他不让。
“路我认得。”他说。
“我送送你吧。”我知道父亲拒绝我送的原因，但我还是说：“天还没亮，让你一个走，不好、”
“有什么不好？”父亲瞪着眼说，“还能有哪个敢对我怎样吗？保准没有这样的人！”
我愕然，愣愣地看着他。他走了，上路了，在他转脸的一瞬间，我明显地看到他瘦了，苍老的脸上显出了突出的棱角。我忽然觉得一阵悲愤。
法院，庄严的民事审判庭上座无虚席。原告席上坐着夫妇两人，他们控告我将他们的女儿窃为己有……她说。
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我在等意丽，她没来，她的姨妈却来了，来了又走了，和她的母亲大人一样。
我研究过她姨妈。在大学里，她教我们书，我研究她不是那个时候，那时候我对她的悲剧认识得非常肤浅。她孤身一人，何以五十多岁还孤身一人？人都说她是疯狂的同性恋者，所以落了个悲剧的下场。那时我信这个话。后来，我把她列为我的研究对象之一，我翻了我的大学日记，把对她的一切记载和印象都找回来，反复研究，这才发现她不是同性恋的悲剧，而是石女的悲剧。石女，就是那种不来月经也不能性交的女人，即便动了手术结了婚，也不能生孩子。我是从一句重要的、她无意中露出夹的话中发现这一点的。可是，她说：法院，在庄严的民事审判庭上座无虚席……
事情并不离奇，她说，她刚大学毕业，一位翩翩君子闯进了她的心房。为了他能考研究生，她连续三次做人工流产。他考上研究生后，留给他的却是一张感情不和的退婚证书。从此，她深居简出，决心独身过一辈子。未料，她的生活在一天早晨被打乱了。
那天，隔壁空房间搬来一对夫妇，还有个活泼漂亮的小女孩。这对夫妇感情不和，性格都暴躁，小女孩在家中处于被冷落的状态，还常常无端地被打骂。她爱上了这个女孩，处处给她温暖，小女孩也爱上了她。后来她了解到，孩子是收养来的，出生三个月”左右抱自医院，生母并不知是谁。一个念头不可遏止地来了：抢劫孩子的感情。于是，她把女性的母爱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状态。很快，孩子被俘虏了，孩子在父母那里是冬天，在她这里是春天。终于有一天，她告诉孩子，她是她真正的母亲，是一场误会使她不得不在三个月时忍痛离开了她。孩子先发怔，然后突然开口在叫妈妈了；而对自己的妈妈，却怒目相对。
事情很快上了民事法庭，周密调查的结果，真象大白，漂亮的小女孩又判走了，这像一刀砍去了一半身子。
我惊讶不已——她对我说这些干什么？她的到来已使我大出意料，又居然对我说了这些，好像负着什么使命，为了什么目的似的。我看着她，每个神经末梢都猎猎作响，忽然受到一种暧昧的启示，完全明白了，她是为某种大可会意的使命，在一以心换心”呢。逻辑非常简单：她是老师，是长辈，她能推心置腹到如此，我难道可以含含糊糊吗？不能的。不能再将那种对一切人都“隐瞒”的事再对她隐瞒了。不然可太不够意思了。我一定要明确地说，朝深处说；说那些“大斯，你下来”的肤浅话是没有用的，那样就是对老师和长辈大恭不敬；我一定要说一段与她的不幸能相对称相平衡的话。
我搜肠刮肚，调动一切虚构的才能，说了一段曲折的饱含眼泪的故事。我说，我曾拼命追一个女的，追得发了疯，在我进入癫狂状态时，她提出分手不干了，我不愿撒手，她也不勉强，若即若离过了一年，她忽然通知我去参加她的婚礼，我一听差点死去，几天几夜没吃饭，没睡觉，光像杜鹃啼血一样读一首失恋诗，借此来维持生命。
“那首诗你现在一定能背得出吧？”她说。
“当然能。”我说，她在怀疑我说假呢，于是我就背了某大诗人的一首诗：“太阳落了，月亮藏在云间。四周是无边的黑，无边的墨一样的黑暗”……
“啊，啊。”她点头了，但说，“若是倒过来，有这样一个女的追你，就完全有可能对你报复啊，有这样的女人吗？”
我心里有个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来，我知道她想听我说出什么话来，可我再作践自己，也不能到这个程度呀。我切齿地说：“没有。”
她愣了一下，接着就是无限失望的表情。
失望，都是失望，我在等待戈多，你们也在等待戈多吗？
从早到晚尽孤闷，仿佛入了空门。越想人生越莫名。垂帘暗中坐，空
脑向黄昏。本能温情陪小心，闷久觉得残忍。灭打扯被睡昏昏。孤梦落白
草，荒烟飘人生。
填罢一首词，怨气在心中团起来。该是去公安局的时候了，不是去法院，离抓到凶手开庭审判的时候还早。心里想，公安局也真莫名其妙，事情出来这么久了，居然没搞出头绪来，你那么多人，干什么吃的？又想到赵科长，想到他那种大侦探波罗的神气，不免觉得滑稽。倘若侦探得力，我何至于受屈到如此地步？
人都有复仇心理，我也不例外。不管时下我的心情坏到何种程度，都有一种思想潜在我的意识里，那就是，把凶手找出来，狠狠惩罚一通，该判刑的判刑，该放逐的放逐。这样做有什么实在的好处？没有，只能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还有就是弄清事情真面目，洗刷清我所受的冤屈。
不晓得公安局何以约我去，或许是找到了什么线索？
正欲出门，单位的马主任来了。威严的马主任从未上过我的门，这次来，是找我“好好谈谈”的，这个意思前几天见面时他交待过。寒暄过后，我望着他，等他开口。——当然是等他开口，这不是干工作，而是“好好谈谈”，不能纯粹把他的嘴当我的脑子，但要看他的嘴怎么说，我好顺着往下说。
“准备出门？”他说，喷了一口烟。
“准备出门。”我说，“公安局约我去一趟。”
“嗯，得去一趟，已给我们打过招呼了。”
“这个——？”我听出马主任话里有话，想问个明白，他却换了话题和语气。
“我这次来，是想严肃地和你谈谈。”他狠狠地吸了口烟，把烟闭在嘴里，不动看着我。
我立刻严肃，好像一个庄严的时刻到了：“马主任谈什么呢？”
“现在猜测和流言都很多，”他喷出烟，“事情虽出在你身上，但出在我们单位，我们也感到压力很大。过去，你斯一根是一个很好的人，至少，我们大家都认为你是很好的人。你也早写过入党申请书了，因此你对组织要讲真话，讲真话的意思，就是把什么都讲出来，不要隐瞒。”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闭住，看着我。
“我已把什么都说出来了，还要说什么？”我完全明白马主任的意思，但我反叛了，不以他的嘴为脑子了，甚至还有几分愤怒，“难道一定要说出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才算真话吗？”
马主任抿着烟，看着我，好像我脸上写着什么不好辩认的字，看一会，扑扑地将烟吐出来，吐得很泄气：“真没有什么要讲了？”
“没有了。”我答得很干脆。
“好吧，没什么讲，就到这里了。”马主任站起来，狠吸了一口烟，闭住，向门外走，到门外扑扑地吐出来，烟在空气里一飘，散尽了。
“马主任慢走。”
“嗯。”又狠狠地吸进一口烟。
两个彪形大汉忽然临门，一式帽徽领章，威严得很。
“走，到公安局走一趟。”
我吃了一惊。不是约好我自己去吗？为什么还来人叫？我压住火气，向二人友好地一笑，请他们进来坐坐。但他们不领我的情，不笑，也不进来坐，只威严地站在门口，催我快走。”我迷惘了一会儿，难道我的脸上有点麻烦，笑就不是笑了吗？为什么没有一点友好的回报？忽地又明白，他们不友好并不是因为我脸上有异，而是为另一种东西。光那口气我就听出来了，不是软软地说“请你到公安局去一下”，而是说：“走！到公安局走一趟！”一切强制性的东西都在这“走一趟”里了。马主任不是也有一句“已给我们打过招呼了”吗？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我惴惴不安地跟二人向前走，下楼后二人又改变位置，一定要走到我后面，分明体现了“押”的意思。他们是押着我走？我感到受了侮辱和难以容忍。但我咬着牙不作声。他们两个是跑腿的，职业性毛病，跟他们说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