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那家厂，我在“中国华侨城”车站下公共汽车后再转乘本地人的摩托。大概一眼便知我是外地人，这家伙穿街走巷左拐右折故意兜圈子蒙我钱。约摸有十多分钟后才驶进一大片楼房林立、乱如秘宫的厂区，我下车后打听了好一阵，才找到那家电子配件有限公司。原来它不过一家规模极小的厂，只是唯独的一座楼，楼高4层，是灰扑扑的内地常见的那种工房，还没有孙仁的那家厂的规模大，房子新。我在门卫的指点下登上经理办公室所在的四楼。我看见一至三楼全是车间，到处堆放着电子管、电线、集成块、电板、开关、电工钳子之类的成品和半成品。隔着玻璃门，我可以看到办公室内有几个工作人员正伏案工作，竟没有一个是男的。我迟疑了一下，敲了敲玻璃门，一个小姐迈着碎步过来为我开了门：�
“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
“我是昨天看到贵公司的招聘广告来应聘的。”我忙说：“我没找错地方吧？”�
“请进来吧，”她放我进门后，指着一把椅子说，“请您先坐着，我先去给经理通报一下。”�她转身走进另一间办公室，我留意了一下办公室。一个墙角放着一人高的三菱空调，另一个墙角放着一张电脑桌，桌上是台苹果电脑，精致的办公室上摆着红色电话和黑色传真机。不一会那个小姐走出来示意我进里面的经理办公室，我进去才发现那个经理竟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在我的印象中，经理应该是五十多岁，腆着一个啤酒肚，梳着桥本龙太郎式的发型，西装笔挺，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的。�
“请坐。”她指了指她对面的皮椅。�
“先生是来应聘经理助理的吗？”她操着温文而雅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和北京人讲的话完全是两种味儿。�
“是的，我昨天在城里看见你们的招聘启示。”我边说边拉开皮包取出资料递给她。�
她接过资料仔细看起来，她穿着蓝西装，系着黑领带，非常端庄持重，有一种内向文静却又不乏现代人的气质。她的肤色不象广东人、香港人那样黑里透红，而是黑里稍微泛青，真正的古铜色，她五官组合极佳，下巴上有一颗黑痣。我觉得她更象一个女教师而不象一个女商人，总之她是一个职业女性的活样板。她姓林。�
“准本科，英语专业，”她念着资料，忽然她抬起头问：“怎么，你也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出生的？”�
“是的，”我想她莫非与我同龄。�
“来深圳多久了？”她问。�
“半年了。”我说。�
“以前在什么公司干过？”她问。�
“在关外一家公司，有两个多月。”我说。�
“你干些什么工作？”她问。�
“经理助理，但具体工作较繁杂，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老练地说。�“怎么又不干了？经理助理是个很好的位子也。”她盯着我问，手中拿着我的资料轻轻掂晃。�
“我和老板合作得不是很愉快，老板是个台湾人，我们一次有八九个人一齐离开了他。”我回答，“他的公司在关外，环境很差。”�
“台湾人？是谁？可能我认识，我们也是台资企业，也许有来往的，”她问。�
“怎么？林小姐也是台湾人？”我心里一惊，知道自己失言，后悔刚才怎么不胡诌一个香港工厂。�
“是的，我们的总部在台湾，老板是我的父亲，这里是个分公司，我在这里管理。”她说完忽然又问，“噢，你还没有说那个人是谁？怎么会那么不愉快？”�
我有些慌乱，顿了顿说：“这也不好说，挺复杂的，我有难言之隐。其实那个老板人倒是挺好的，只是我们在工作上合作不太愉快，观念上有些不一致，这也难怪，几十年没打过交道了嘛，误会是免不了的。这不怪他，也不怪我们自己，历史造成的。由此可见两岸实现直接三通有多紧迫！――锣不敲不鸣，人不走不亲嘛。”�
“透露一点好吗？我可也是台湾人也。”她笑起来，眼睛直视我。�
“我想以后我们可以避免这种不愉快的。”我想避开她的审视，岔开她的思路。�
她不再追问我，又拿起我的资料看，然后又问我：“你调整工作的原因是‘没劲’？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在大陆那是个好职位�〖HT5，7”〗口〖KG－＊3〗〖HT5，6〗也〖HT〗�。“�
“好是好，不过我想年轻人还是出来闯闯好，以前整天呆在办公室闷得慌，薪水又低。”我说。�
“你是中共党员吗？”忽然她问。�
“不是，林小姐问这个干嘛？”我大吃一惊。�
“真的不是？我不相信，局长秘书一定是中共党员。”她又审视我的眼睛。�
“不是，真的不是。”我说，我简直没料到她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在大陆，入党可以升官发财嘛，你又是大学生，谁不想升官发财呀，如果我是大陆人，也要加入中共的。”她又问我，眼里是狡黠的目光。�
我心里有些警觉起来，这个咄咄逼人的台湾小姐莫非要……我平静地问：“小姐一定知道这个问题吗？我非回答不可吗？”�
“那倒也不，只不过我们对公司的雇员要尽量多了解一些，这样工作起来会顺利得多。”她双手十指交叉压在资料上。�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说。�
“这是什么意见？”她不解地问。�
“小姐是否认为中共党员就会被你们拒之门外？”我又折回来问，这样可以扭转被动局面，把我置于进退自若的位置。�
“不，不，共产党员也受欢迎，但不能对我们隐瞒身份。”她忙解释说。我想可能是他们对解放前中共的地下工作至今心有余悸吧。�
“干什么职业没必要非得穿那种职业的制服，就象捉贼不一定非得是警察。我在组织上不是，但思想上却不一定不是，反过来，我在组织上是而在思想上行为上却不一定是，比如间谍奸细。”我又说：“身份和行为并没有逻辑上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比如资本家也行善事，牧师也有人面兽心的。”�
她愣了一下，我又一语双关地说：“如果小姐非得认为我是中共党员的话，就把我看作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我这人从来不喜欢和任何人发生组织上的关系，我是自由的。再说我暂时不想升官——我还太年轻，升官不容易。发财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嘛。”�
不知她是满意还是尴尬，她露出了迷人的微笑，她又问：“你要求的待遇是月薪一千元？”�“这不算太高吧？深圳的物价是全国最高的。”我又说，“我的其他同学每月都不止这个数字，对你们而言也就一次宵夜费而已。”�
“但是试用期不行，六百元吧，如果试用期满，我们会和你签订两年的合同期，加薪也是根据你的业绩逐步来的。”她说。�
“七百元怎么样？”我试探了一步。�
“七百？七百就七百吧。”她用笔将一千元改为七百元，然后对我说，“我们是非常欢迎你到我们公司来的。”�
“我会珍惜这个发展机会的，我会尽力干的。那我什么时候来上班？”我不失时机地问。�
“这个嘛，我要解释一下。李先生是第一个来应聘的，后面肯定还会有人来，我们还要进一步考虑聘请谁，你的条件很好，这样吧，三天之内，我们会通知你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亲自再跑一趟，今天是星期六，下周周一会有确切的消息。”她一边说一边用订书机将我的资料订好，放进她面前的抽屉里。�
“小姐的意思是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我有些不悦，感到刚才煞费苦心的交谈纯属浪费。�“我希望你能成为幸运者，谢谢你亲自跑一趟。”她说着站起来，我赶紧告辞，她把我送到门外楼梯口才转回去，下楼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连一个台湾商人也居然把我看成共产党员了，看来我的素质不低嘛。�
我乘公共汽车回城经过深纺大厦时下了车，到人才市场去转了一圈，结果一无所获，出来在路边买了一盒那个河南大学生推销的盒饭和一瓶矿泉水，坐在路边的树荫下吃起来。不久有一个中年男子举了张纸走过来，我凑上去一看是招聘家教的，他的要求并不高，要求应聘者中师毕业，懂英语，会弹电子琴。我不禁怦然心动，我在大学时就进城为别人作过家教，挣了不大不小的一笔钱补贴生活，这次主人家包吃住，试用期为两月，月薪五百元。�
“先生，你看我怎么样？”我决定贱卖自己了。�
“你？谈谈你的情况啦。”他操着广东普通话。�
“大专，英语专业，师范院校毕业，专门教书的，做过教师，也做过家庭教师。”我一面说一面迅速地取出毕业证，身份证资料给他看。�
“会弹电子琴吗？懂电脑吗？”他又问我。�
“会，我以前是文娱积极分子，经常登台演唱。”我以给他看了我以前参加歌手大赛的获奖证书，“电脑也会一点。”�
“我儿子调皮得很，要厉害点的才行啦。”他看见我鸠形鹄面的样子，有些怀疑。�
“先生别看我象个文弱书生，我当学生时是全校闻名的捣蛋大王，要不是学校教育得好，我早就犯法了，现在专门治调皮学生，我们学过《教育心理学》这门课的。”我赶紧说。�他乐了，取出笔给我留下个地址，他叫朱光辉。他要我明天晚上就去，我当时还对作台湾小姐的助理有点指望，就对他说：“实在对不起，后天晚上行吗？我明天要到关外去一趟，还有点私事。”�
他点点头，和我握握手就转身驾驶一辆奔驰轿车走了。我高兴得几口将矿泉水灌到肚子中就急匆匆地往宿舍赶，我知道阿超和杨排长此刻都在宿舍，我一进楼就大吵大叫：“阿超！杨排长！”�
他们正赤着上身在吊扇下纳凉，见我大叫，一骨碌爬起来，阿超问我：“怎么样？搞定了？”�“什么搞定了？”我问。�
“把女老板搞定了？肯定搞定了，看你的样子，”杨排长说。�
“胡说八道！我又不是面首，你们猜猜有什么好消息？”我问他们。�
“女老板知道你是个童子哥，溜也溜不掉了，”杨排长说，他这家伙总是喜欢用嘴云雨。�
“三句不离本行，正经一点行不行？我找到一份家教工作，后天就可以去上班。”我说。�
“教书？你有莫搞错？在哪里教书？你疯了！在老家逃避教室就象避太平间似的，却又跑到深圳来教书。”阿超吃惊地说。�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再说不在学校，只是做家教，暂时立足而已，况且是老本行嘛！”我说，“你们也知道，现在是别人选择我，我没权选择人家。”�
“在哪里？月薪多少？”杨排长问。�
“住在城里，荔枝路，包吃包住五百元，”我说，“工资是低了点，先栖身安命再说吧。”�“台湾小姐那边呢？”阿超问。�
“后天早上去看一下，行就留下，不行就晚上到朱光辉家去。”我说完又神秘兮兮地对他们说，“你们简直不相信，那个台湾小姐和我同年生，才二十多岁，看样子还没结婚哩。”�
“童子哥，说不定你走好运了！台湾小姐，二十多岁，家在台湾，身在大陆，免不了寂寞。”不知何时，杨排长已经将我由同志哥叫为童子哥了，我制止了许多次他都这般粗鲁无礼。�“别胡说八道了。别忘了，我们是大陆人，而且是大陆的穷人。”阿超说。�
“那说不定，这还有利于和平统一中国呢。”杨排长说，“要是台湾小姐都嫁给大圈仔，那就不用谁解放谁了，都成了一家人了嘛。”�
“请客呀！这次轮到你了。”杨排长说。�
“没问题，今天晚上到大排档。”我说。�
“这下我可以放心地走了。”阿超说。他本该在前几天就走的，都是我拖累的，他怕他一走我就去流落街头或被抓起来，收容遣返回原籍。�
“你别走了，我们就在这里好好地干，你一回去就会后悔的。”我和杨排长都劝他。�“不行，不能再拖了，单位三番五次地催我回去，我至少要回去上两个月班再说。”他说。�下午他们去上班后，我冲了凉就躺在床上休息，这是到深圳来后第一次睡午觉，经过这半个多月的奔波，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我的挣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我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喝着凉茶，听着唐朝乐队的《天堂》，嗨，那幸福的滋味哟！�
阿超和杨排长是下午六点钟回来的，我们打了几圈麻将，到九点钟才到大排档去吃饭，还叫上了阿华和阿蕾。正在我们正在玩“虎吃鸡、鸡吃虫、虫蛀棒、棒打虎”的游戏时，黄姐突然风风火火地跑进来，神色非常紧张，一见到我们就大叫起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出啥事了？”身为保安的阿超和杨排长急得站起来。�
“阿利出事了，快跟我来！”我们赶紧跟她往回赶，黄姐边走边说，“阿利下午回宿舍时，一个人疯疯癫癫地跑进寝室，我们看见她神色不好，赶紧去敲门她不开，听见哭声和骂良仔的声音。门被她反锁着，拿钥匙也没法，再叫她她也不开门，现在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恐怕要出事。我记起下午良仔来过，好象吵了架。”�
我们急匆匆地赶回宿舍，有几个人正在阿利和黄姐的寝室门外急得团团转，又是打门又是叫人，里面却没有任何反应，那是道坚固的防盗门，撞是绝对撞不开的。�
“阿利，快开门！快开门！我是阿超！”阿超啪啪地敲门。�没有反应！�
“阿利呀，我是阿华，阿蕾也在这里，快开门呀！啥子事你想不开可以给我们说呀！千万别想不开做傻事呀！”�
“华姐、蕾姐、黄姐，我不想活了！……”屋里传来阿利的嚎啕大哭。�
但她还是不开门，大家在外边急得直跺脚。屋内倒是有窗子的，但往外是五层楼的高空，两间相邻屋子的窗户又相隔太远，根本无法从邻室窗子上进那屋内，要进屋的唯一办法只有让阿利自己开门。大家一时没有主意，身为保安和准保安的阿超和杨排长更是心急如焚，出了事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阿利，快开门！”阿超和杨排长大声嚷道。�
“阿利呀，你那么年轻，你死了对得起谁呀？你平时那么乐观，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千万别吓着我们呀！”阿蕾眼泪汪汪地央求她。�
里面除了更大哭声还是没有任何其他反应，她没有开门。�
“让我来试试。”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我说道，我认为他们的劝说甚至央求是老套的无效的，我想换一种办法——必须给她一个体面的台阶。他们惊奇地看着我，我走到门前考虑片刻。�
“喂，阿利，我是阿非呀！听我说几句。”我敲了敲门，用嘴对着钥匙孔，“说起来你不就是为了那个良仔想不开的对不对？”�
“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骗子色狼！妈呀，我对不起你呀！”她又哭骂起来。�
“阿利呀，你这话就不对了。太绝对了嘛，虽然说现在坏人一天比一天多了，但好男人还没有死光嘛。”我说，“再说良仔也只是个香港坏蛋嘛，别和他计较，和咱们这些苦孩子不同嘛。”�
“没有！一个也没有！”她嚷道。�
“真的没有？我不相信，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雷锋该是好人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顾不上自个儿，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该是好人吧？为了消灭坏人宁愿自己去堵枪眼子抱炸药包。还有焦裕禄、王进喜、王杰这些不都是好人吗？”�
“我还没出生他们就死了。”她不服气。�
“的确，好人总是离我们很远，那我给你举几个近一点的例子吧，张华该是好人吧？张华知道吗？就是那个为救一个农民老头跳进粪坑自己却被淹死的大学生。赖宁该是好人吧？还有张海迪，徐良身残志不残，还有孔繁森，好人多得是呢。”�
“干嘛好人不是死就是残呀？”她又哭起来。�
“《圣经》上说，好人早死早进天堂享福，坏人留在世上多活一天就多受一天罪。”我感到失言又立即说，“阿利，说这些太远了，你就看我吧，我就在你面前，既没死也没残，我可是个好人哟，天地良心！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参加国民党。”�
突然，她在屋里扑哧地笑了一声，但仍然还带着抽泣声，外面的人也笑了，我瞪了他们一眼，他们立即闭口了。我又继续说，“阿利，真的，我就是个好人呢，你刚才说男人都是骗子、色狼，这也太绝对了嘛，不瞒你说，我都二十五六的人了，比你大好几岁，女朋友谈了好几个，到现在还守身如玉，从没有越过位哩！说出来连自己都觉得害臊，你能说我是个坏人吗？”里面又扑哧哧地笑了几声，我赶紧说，“关于这点阿超和杨排长可以作证。”�
阿超马上说：“我可以证明阿非是六十年代出生而九十年代全世界仅存的一个童子，他正向联合国秘书长写信要求给他颁发人类什么奖来着？”�
“人类道德奖。”我补充了一句。�
我听见她又笑了，就说：“阿利，这是真的！你先把这门打开，我们好好谈谈。”�
“不开，我不开，你们串起来绕弯子哄我！我才不上当！”她嚷道，又咿咿呀呀地哭起来。�
我气得踱了几个来回，又停在门前，敲了敲门说：“阿利呀阿利，说来说去不就是为了那个良仔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新界一个守鱼塘的农民嘛！哪能和你比？你即使算不上县城里的大家闰秀，怎么也得算个小家碧玉吧？他给你擦皮鞋还不够格哩！为了他去死你值得吗？追悼会还开不开嘛！你让别人怎么写悼词嘛？说你是为了香港回归祖国牺牲了？别人不信嘛！说你是殉情而死——可别人有家有室，你连个名份都算不上。别人只可能说你是贪图虚荣，不要人格，有损国格，咎由自取，让别人看你的笑话。死得比鸿毛还轻……”�
“是我贪图虚荣！是我贪图虚荣！我该死！”她又嚎啕大哭起来。�
外面的人都瞪了我一眼，我赶紧说：“阿利，这也不是你的错，虚荣心人人都有，轻重而已。我来深圳就是为了钱，为了虚荣，只不过你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施舍上，没必要嘛！你更没必要让良仔来决定你的命运，就象大陆不能由香港来决定命运，他搞他的资本主义，咱干咱的社会主义嘛！香港有什么了不起嘛！那不过是一个苟延残喘的殖民地嘛，再说到一九九七年就是咱们自己的了。如果你确实喜欢，到时候找个单位调过去得了，何必非得依靠那小子，他还没有农转非哩，难道你愿意来个非转农！”�
“阿非你别胡说！我才不稀罕他呢！”阿利笑着嗔怪我，抽噎声又停止了。�
“好好，我不胡说，咱不稀罕他！那你也得为自己想想吧？你才二十来岁呀，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后精彩新鲜的事情多着呢。九七年香港才回归中国，澳门是一九九九年，到了2000年，没准你还看不成奥运会，就是到了下世纪中叶我们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你急什么呀！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嘛，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说完就凑在门上听里面的动静。�
忽然门发出�〖HT5，7“〗口〖KG－＊3〗〖HT5，6〗兹��〖HT5，7”〗口〖KG－＊3〗〖HT5，6〗兹�〖HT〗的响声，我们心中的弦才松下来，锁子刚一扭开阿超就和杨排长撞进去。阿利披头散发，泪水冲的化妆品使她面目全非，她窝坐在床上，目光凝滞，面前放着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仔细一看她腕上似乎有淡淡的刀痕印，浸着凝结了的血迹，几个女孩赶紧把她拥在中间安抚起来。�
“阿非，你他妈真行！比我在部队时的指导员还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当我俨然成了大英雄被他们簇拥着回寝室时，阿超赞扬我。�
“哄人嘛！咱可是从小给哄大的呀！你还没见到我在大学发表爱国主义演讲时，声泪俱下、声嘶力竭、手舞足蹈的那个情景呢！连李鸿章、汪精卫听了都会羞惭难当无地自容哩！”我洋洋得意地说。�
过来才知道阿利被良仔甩了，今天良仔过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他老婆发现了他们的私通。这个五十好几，据说长得象索马里人的家伙原来是甜言蜜语，向阿利许诺要娶她的。他的诱人的财产是一个香港户口、两个鱼塘和一个他早已厌倦却凶悍泼辣的黄脸老婆。�
啤酒是喝不成了。大家议论了好一阵，或惋惜或愤怒或冷语或麻木或同情，等到阿利情绪被稳定下来，已经折腾到深夜了。经过刚才长时间的说服，我已经口干舌燥，疲倦至极，倒下床便呼呼睡去。明天没事可做，我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懒觉了，我打乱了生物钟。�
星期天我洗了几件衣服，翻了翻杂志，没事就听音乐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