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这座庞大的灰色大楼走出来后，感觉就是一只被压抑已久的弹簧突然伸展开来。这种感觉只有后来我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真枪实弹地做爱之后才体会过——这叫做释放自己！六月份的阳光火辣辣地直射在我的双眼，瞬间我两眼一抹黑，便迷着双眼顺街沿漫无目的地瞎逛，不知不觉地来到蒙江边。我看见江的两岸是空旷裸露、坑坑洼洼的河床，沙渚上淤泥、沙粒和大小不一的鹅卵石时隐时现。汛期已经到了，前几天连续降几天暴雨，江水猛涨，江面因此变宽了许多，昔日几条高耸的采金船象几艘破旧的老式兵舰停泊江中。江边有成百上千的民工正在加固河堤，担着沙草袋子来回奔跑，另一些人就在江边筑堤，嗬嗨嗬嗨地喊着号子。我伫立江边，看着滚滚浊浪震耳欲聩地向下泻去，水岸边的无数蓑草浮萍之类的杂碎和着白色泡沫被一阵阵恶浪托上岸又被抛回水中，反反复复，永无休止，永远无法自主沉浮。我蓦地感觉到一阵恐惧一阵晕眩，险些跌落江中。我提起被浸湿的双腿往回走。我由一个饱食终日、四平八稳的公家人，由一头快乐的猪一下子沦为一个无业游民，一个社会闲杂人员，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一个严打嫌疑分子，一个边缘人，一个流浪汉，一个社会弃儿，一堆不齿于蒙城的臭狗屎，一个活脱脱的“王文革第二”。从此我不得不整日浪迹于街头市井，为了生计四处奔波。我虽不再有固定的收入，却还得每月向单位交四五十元管理费以延续一个公家人的身份。我蓦地意识到自己和水中的浮萍一样，苦苦挣扎，无力自主。�
我还没有把停薪留职的消息告诉家里，那将使他们大惊失色，我背离了他们为我设计的稳妥的，具有中国特色蒙城特色的发展轨迹。我那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刘邓老兵——我的父亲正统得令人气愤，无法原谅——他没有趁着改革之机，趁着自己在位给我家捞一分钱居然还有理！他要知道我成了“王文革第二”非一枪崩了我不可！�
我照例八点出门，中午回家，下午两点再出门，我不是去上班了，而是去联系门面。我原来的计划是，如果去不了深圳，去不了俄罗斯，去不了波黑，去不了英国，就先开个小餐馆什么的，赚钱多少倒是其次，至少可以先解决吃的问题。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我的本钱——我参加工作以来的所有储蓄仅够买台冰箱。新开一个最低档的餐馆也得用万余元，即使去接手一个口岸偏僻，难以支撑的现成小食店也少不了七八千元。我不辞辛劳地奔跑了几日没有奇迹发生，我是个极不愿开口找私人借钱的人——我想到了国家开的银行。�
我写了份热情洋溢的，用南巡精神过渡的贷款申请，咬着牙买了两包“红塔山”香烟开始跑银行。我去的第一家是蒙城最财大气粗的一家国有商业银行。这座银行大厦是蒙城相对海拔最高，造价最贵，装饰最豪华的摩天大厦，高耸入云，气宇轩昂。我经过两座傲然蹲立在光可鉴人的高大合金门柱前的金黄色铜狮子，通过透明防弹旋转门，走进富丽堂皇的办公大厅。中央空调系统让人心清气爽，花岗岩地板晶莹细腻，窗明几净，熠熠生辉。墙沿排着几溜豪华沙发茶几，墙角和楼梯口散落着若干高档盆栽花草，其中一种根系肥大，树茎缠绕挺拔，树叶稀少的热带植物我认识，叫发财树，此树极昂贵约888元一棵。大厅中央是一座人造喷泉，为一圈大理石和不锈钢构成的扶栏廊桥所环绕，潺潺流水萦回于假山石林之间的缝隙，最终汇入池中。水池清泉荡漾，池中有鱼，五彩缤纷，或翔于浅底纹丝不动或浮出水面振翅欲飞或骤然逃遁消于无形。在办公柜台内，在各种办公桌、电脑、柜台、帐本和钱堆之间，埋伏着漂亮、优越而冰冷的银行女职员。在蒙城，她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无异于皇帝的女儿。墙上挂满了热情洋溢的问候语：“请！”、“欢迎！”、“谢谢！”、“对不起！”、“没关系！”、“别客气！”、“顾客您好！”、“顾客是上帝！”、“祝您成功！”、“银企一家！”、“为您解燃眉之急！”、“您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所有这一切给我的感觉好极了！尤其是最后两句！——我觉得我的事轻而易举。一万元对于财力如此雄厚，又如此具有人情味的银行而言简直是小菜一碟九牛一毛，他们没有理由拒绝一个品行端正、循规蹈矩、讲求信誉的落魄读书人的求援。我看了办公楼科室分布图，随着摩肩接踵的人流乘三菱电梯上楼。在电梯间我看见这些家伙个个肥头大耳、油光水滑、衣冠楚楚、大腹便便，脸上油腻腻地浸出亮晃晃的分泌物，身上散发着男士香水味儿，他们手提大哥大，腋夹老板包，腰挂挤奶机，说说笑笑，装腔作势。我顶烦他们，恨不得扒下他们的衣服行头自己穿上。
我随这伙人在八楼下了电梯，走到信贷科办公室门口停住了。我想等他们办完事后我再进去，我素来认为打断别人交流是缺乏教养的，引人反感的。我在门外走廊顶着烈日等候，忍受着空调排气扇吹出的热浪火焰般的炽烤。没想到这些穿着华丽衣服的家伙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其间还有不间断的进进出出的人流，直到我唇干舌燥、头昏眼花、两股战战响起了下班铃，他们才结束。没容我插一句话，一伙人就簇拥着那个更加肥头大耳的信贷科长横着走出来，那副摇头晃脑神龙活现的样子，给人的印象这座银行是他私人开的。我只好跟屁精似地随他下了楼，由于人墙阻隔我甚至没有机会靠近这个财神爷，只听到另几个人低三下四馋言谀语地说：“钱科长，那我们说定了，今晚六点泰国城见。”又躬身为他拉开车门，钱科长扬着脸猫着腰钻进了那辆奔驰600轿车，等其他人都各自进了自己的车，把唯独没有车的我围在院当中。俄顷，股股燃气青烟猛烈地、热情地、四面八方地向我吹来，让我免费地享受了一回天然泰式桑拿。�
类似的情景重复了五六次，我就在走廊站了五六天——我实在熬不住了，我觉得我都快被烤熟了！这次我终于逮住一个机会，站在门口趁人数最少时混进去，坐在外间的沙发上等。我对着墙上那面镜子挤眉弄眼，极力将自己的脸嘴调整成李莲英安德海状，又将自己的身子收缩成刘锣锅状，再将自己那条无形的尾巴收起夹紧。待那钱科长和一个妖冶艳俗的女人红光满面粘粘乎乎地从里面出来，就立即低眉顺眼躬腰曲背地踅进去。约两分钟，钱科长送走那女人，哼着含含糊糊的小曲，意犹未尽地返回来了。我立即肉麻地叫了声钱科长，又赶紧毕恭毕敬地将申请书和烟递到那张豪华办公桌上。�
“你是谁？”钱科长迷起两只脬肿的眼睛问我。�
“我——我——，钱科长，我想贷点款，不多，就贷一万元。”我低三下四结结巴巴。�
“私人贷公家贷？”他端起一只价值千元以上，被老百姓戏称为“腐败杯”的子弹头型、不锈钢、真空保温茶杯，汲汲溜溜地喝。�
“私人贷私人贷。钱科长您看看我写的申请吧。”我的贷款申请是以南巡精神为导语的，这在当时是最时髦最理直气壮的理由。�
“我们不给私人贷款。”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就起身往外走，并对我的申请不屑一顾。�
“钱科长——钱科长——”我急了，还想求两句。�
“走走，我要开会了。”他下了逐客令。我只好拿起申请书，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把那包刚刚拆封的“红塔山”收回了我的那只老式皮包里，垂头丧气地走了。�
我不甘心，又脚不沾地跑了几家实力雄厚的银行，时间地点迥然不同，而人物嘴脸、故事情节和结局均大同小异。我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却是一盆盆冰水，我用狗一般的谦卑去献谀一张张有面瘫嫌疑的脸孔。那些代表国家紧握着老百姓钱袋的食利商、寄生虫们根本就不看我的贷款申请，根本不听我的经营计划和发展前景，甚至不容我来得及多说一句话，只是接过我散发的香烟一阵猛抽，然后轻蔑地盯着我没有打摩丝的头发，没有挂挤奶机的皮带和粗布衣服，哼了几声就把我扔到一边去享受空调的待遇。幸亏有个面熟的银行职员出于人道主义对我的遭遇目不忍睹，走过来对我解释，大型国有银行只向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国家重点项目贷款，象我这种微不足道的小额私人贷款，应该去各种城市商业信用社。我顿时火冒三丈，该死的钱科长！我操你家祖宗三代！哪怕他当时只对我解释一句，我也不会跑这么多冤枉路遭如此多白眼，还白白搭进一条红塔山香烟。官办银行服务就是这样！我悻悻而走时觉得这种规定荒诞不经——大型国有银行并不拒绝哪怕是极小数额的私人存款，凭什么只存不贷？如何建立平等互惠的信用关系？他们的把近乎天文数字的贷款扔进一个又一个黑洞化为泡影，也不愿挽救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但我不想争辩，说也白说。�
不知是体制上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猛用摩丝把头发梳成“桥本龙太郎式”，还打了领带，挂了王文革的挤奶机，来了个蒙城式的乔装打扮，城市信用社的人对我客气多了，信贷科长居然还主动给我发了根昂贵的玉溪烟，他仔细地看了我的贷款申请后说：“不错！小伙子有志气！好！——唔，你有贷款抵押吗？你这贷款申请书可没写。”�
“抵押？什么抵押？”我纳闷了。�
“还款保证物。房地产最好，金银珠宝首饰也行。”他解释。�
“房地产！哪来的房地产？我爷爷那辈倒有几十亩地几间私宅，后来给我那不肖的爸爸给革掉了——他参加了共军！我们现在都还住公房付月租哩。金银珠宝一概没有，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再说，我爸虽是老干部，可老得没出息，他离休了，没捞到一分钱，否则我不来找您们了。”我惭愧地说。�
“是这样啊，那么，你有大额存单没有？比方说，你贷一万元的话，你至少在银行里有一万二千元以上的定期存款，你先把存单低押在我们这里，还清本息后再退还给你。”信贷科长说。�
“笑话！我如果有一万二千元存款的话，还用得着向你们贷款呀！取出来用不就得了，还贷款，我脑子有病呀！”我笑。�
“这是死规定，没有抵押是不能贷款的，银行现在都是这样的。”科长收敛了笑容，“对不起，现在不是八十年代了，银行贷款贷怕了，国家高估了个体户的觉悟，无赖太多了，现在有很多债务人连鬼影子都找不到了。”�
“科长，我受党的教育多年，还上了大学，知书达理，遵纪守法，又不是社会上的骗子。”我不以为然地说，“况且我这么个大活人还不值一万元，要什么抵押？――我以人格做抵押怎么样？科长您就通融通融吧。”�
“人格？现在谁还讲人格？有些人连国格都不要了！”科长忿忿地说，“你确实想贷款又没有抵押那么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我赶紧问。�
“找一个有偿还能力的单位或个人为你担保，如果到期你无法履行你的还款义务，则由担保人替你还，不过这难得很，现在人……”�
我的脑海疾速旋转，到哪里去绑一个冤大头呢？王文革花店刚开张不久，贾卫东、赵卫彪的火锅店也大不如前，白成富有钱，但我怎么可能找他借钱呢？单位？想都不敢想，我还要给它倒交钱呢！�
“那么，实在对不起，爱莫能助，这是死规定，我个人无能为力。”科长又朝门外叫了一声下一位，我还想磨蹭一会，那位文秘小姐走过来，对我耸耸肩摊摊手我还能怎么样呢？�
“科长，我能不能取一个肾，甚至——甚至外加一只睾丸做抵押？”我憋急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众人哄笑，那小妞羞红了脸，科长也哈哈大笑：“别开玩笑了，小李！我们这里不收下水。你到医院也许他们会感兴趣，而且价格不会低。”�
信贷科长的话的确提醒了我。我记得我曾看过一篇报道，说的是在印度和东南亚一带，有些穷人、懒汉好逸恶劳，靠出卖自己的身体器官维持一生。如果能将器官走私到西方国家，还可以一夜暴富。人一次性总共可以卖的器官包括1000cc新鲜血液、一只角膜、一只眼球、一只肾、一只睾丸、一只脾，如果你饭量不大，还可切除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个胃，一至两米肠子而不危及人的生命，至多体质较正常人虚弱而已。卖一只肾怎么样？这个突如其来横空出世的念头疯狂地撕咬着我折磨着我，令我心驰神往走火入魔。我失魂落魄地游荡在大街小巷，梦游般来到了一家医院门口。我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恍恍惚惚地看着数不清的麻木不仁的脸孔忽隐忽现，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些人都是来做某种交易的。我迷迷糊糊萎萎缩缩地来到顶楼，里面空寥无人，阴森可怖。我四处张望寻觅，木然来到一个挂着“人体器官捐卖处”的屋子。我刚进门便有几名大夫狼一般地围过来。�
“捐还是卖？”为首的老狼问。�
“卖。”我嗫嚅着，气若游丝。�
“卖？——”老狼有些不悦，“卖什么？”�
“腰子。脾脏也行。”�
“几岁口？”他掰开我的口看，用一支镊子在上下牙齿之间乒乓乱敲一气。�
“二十六。”�
“填张表，开个价。”�
“两万元。”�
“你以为你是大熊猫，八千元。”�
“一万八。”�
“九千。”�
“一万五”。�
“一万二，不加了。”�“……”�“卖不卖？不卖拉倒？——下一位！”�
“成交！”�
“取个腰子对身体没事吧？”我犹犹豫豫萎萎缩缩。�
“没事。两个腰子，反而不好，产权不明、体制不顺、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奖惩不严、相互扯皮——肾炎就是这样闹的。”医生权威地说。�
接着他们到屏风后面去了，不久就听见磨刀的嚯嚯声和阴险的叽叽咕咕。�
“煮着吃！”�
“炒着吃！”�
“嘘——蒸着吃。”�
“炖——汤——喝……别让它跑了！”�
我猛一回头，发现门已关严，门后站着一个眼冒绿光、口露獠牙、血盆洞开、长舌扑腾、手持利刃的家伙，淫笑着向我扑来，其余人等也围上来，端着托盘、菜板、菜刀和叉子，穿着鲜血淋漓的大褂。�
“血肉之躯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擅动――，我不卖了。”我晃然大悟夺路欲逃。�
“卖也卖不卖也得卖！”他们狼笑着扑上来。�
我憋狂了，一步跃上窗口，仰天长啸一声，一个跟头栽下去，一时天旋地转……�
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钱啊钱，你这个魔鬼！我起身来到阳台，让凉风吹干了我浑身的虚汗。我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找王文革借点，他小子既然极力纵恿我下海，总不该见死不救吧。还有赵卫彪、贾卫东他们那里没准也会拉兄弟一把。�
我第二天早上找到了位于滨河路王文革的“爱心花店”。他刚开门，那个在舞厅上班的妞儿正和他一起把花盆往外搬，一边浇些水。我向他倾诉了贷款遭遇，满脸通红地提出了我的要求。朋友就是这样，绑他玩蹭他吃理直气壮，借钱真是羞于启齿。好在王文革慷慨地掏出五百元塞给我并对我说：“别跟我提借钱，这五百元算我赞助你的。实在不好意思，你看，生意秋，费用高，我手中也紧。”�
我还是坚持给他写了张借条。他也不容易。我找到贾卫东和赵卫彪时他们面有难色。贾卫东解释说：“太不凑巧，我们刚换了一台新冰箱和消毒柜，原来那台冰箱是从我家借来的，上月房租都还欠着呢——没办法，现在是欠帐成风，饮食诈骗犯又多，真是赔本赚吆喝！”�
“朋友分为可以借钱的和不能借钱的。”我恬着脸激他们。�
“你他妈的什么意思？连我们都信不过？”赵卫彪也诅咒发誓，“我他妈谁骗你谁是汪国真！”�贾卫东这时灵机一动地向我建议：“说实话，你找我们借钱真是找错了对象，白成富才是大财主，不是他来照顾咱们，恐怕早就关门了，你去求求他，没准看在舒怡的面子上，一高兴扔给你万把块的，连条子都不带打的。对，你去找他绝对没错！”�
“呸，老子就是落得个乞丐，也绝不会上他的门。”我勃然大怒，掉头就走。�
“别发火呀，等这月底来看看吧。”他们在后面嚷。�
此后一段时间我百无聊奈，就和王文革沆瀣一气，白天帮他送送花，晚上常常和他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但被麻醉的神经一旦清醒，我便感到加倍的空虚。看来他的生意的确不行，上门买花的寥寥无几，他雇的那个小工沿街叫卖常常半天不开张，他的女朋友的舞厅只用可反复使用的塑料花，这样，主要希望便落在电话、传呼订购上了。这几天他把中文传呼挂在我身上，由我来充当护花使者。若有生意，我便会收到客人或王文革的指令，将某花在某时送到某地某人手中亲收并传递某某口信。但令我们沮丧的是，在蒙城这座缺乏情调的城市，他的生意显然有些超前了。尽管他一再追加广告费用，广播、电视、报纸、传单、海报轮番轰炸，一齐上，极尽煽情献媚炒作之能事，可依旧是对牛弹“情”——在讲求实惠的蒙城女士小姐们看来，与其花十几二十元买束鲜花送她，还不如请她下馆子一顿海吃划算呢。�
“傻男人！还没结婚呢就奢华上了，一束花可以买两双长统袜呢，趁早吹灯！”一个瘦骨嶙峋的娘们在签字领红玫瑰时嘟起嘴抱怨。�
“十元？太贵了！现在猪肉才五元一斤哩。”一个肥婆子暴跳如雷。�
“小姐，你说的也是。依我看，若买槽头肉可以买七八斤，够一家人狠吃一个月呢。不能这样算帐，猪肉有价，情调无价嘛。”我一时兴起多嘴了一句被她恶狠狠地白了一眼，连几毛钱小费也免了。�
还有一个住院的老太太索性拒绝签字领康乃馨，还骂我棒老二活抢人，直到把我轰出了病房……�每天没卖完的高档花只好扔掉，我们痛心得直骂蒙城俗气的娘们。�
但始终有一个每天买花的忠实顾客，那就是白成富，全是送给舒怡的，只是我从来不去送，那几天我没勇气去见她，但我无时无刻没惦念她和她渴望的钢琴。�
生意每况愈下，王文革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我想来想去，觉得没有理由老是混他的饭吃蹭他的酒喝，他连小工都辞了，而且那张双人床也容不下三个人分享。我趁着他还没有烦我便不再去找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