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嫌疑犯-回头无岸

我和糜局长的外甥女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尤其是我和刁得花的散伙比结识更具爆炸性。人们从各个方面各个原因猜测“李刁事件”的真相,各种诡秘的表情古怪的目光将我吞没了。不管我在人们心目中是个有志气的男人,还是个不时识务的蠢货,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我要倒霉了。我因此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态极有耐心,极敏锐地关注着我的状况。看来在分享他人快乐和看别人笑话之间,我们不少的同胞更加赏心悦目于后者。�

首先是房子问题化为泡影,我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依然是个徒劳的梦。我局新建的宿舍楼已经峻工,糜局长许诺的三室一厅被另一个比我年龄小两三岁的门卫夺去,我质询的结果是别人是试婚夫而我是单身汉。�

其次是我参加建党积极分子组织活动的权力被中止,瑶姐正式通知了我。我据理力争,谁也不能剥夺我爱党爱组织的权力!她只说了句她负责通知,其它无能为力。我被林副局长搪塞又被糜局长回避。还有公费旅游的权利,混吃混喝的权利,洗桑拿的权利,唱卡拉OK的权利,花钱不多抱着暧和的权利,一步到位的权利,打业务麻将的权利,奖金、分红、回扣……

一概被剥夺了。�

最后,我仅有的权力是打开水、拖地板、擦玻璃、交信件、值夜班等差役。这份工作以前一直是雇的一名临时工干,我和刁得花散伙后第二天他就被糜局长辞退了。我从轻蔑中接过空水瓶又从污辱中送进鲜开水,我在不屑中被唤来又在渺视中被召去。我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勤杂工。整个儿感觉是泥鳅掉进了面缸里――灰溜溜的。这些都让我难以忍受,但不久更大的灾祸降临在我的身上,我差点成了“李犯亚非”那种人物。�

那天早上打扫完清洁后,我腰酸背痛直冒虚汗,我沏好一杯茶枯坐,缓过气来后找起一份《参考消息》消遣时光。突然瑶姐大叫起来:“哎呀糟了!香烟丢了五条,三条玉溪两条红塔山!谁看见了?”�

众人大惊,都摇头,有的翻报纸抖动,有的朝桌下望。�

“钥匙是你在保管,怎么会呢?”老袁问。�

“昨天下午忘了带了,”她一边翻箱倒柜一边说,忽然她又高了八度地尖叫,“天哪,还掉了两份省上传真过来的文件!”�

“昨天是谁走最后的?”她转身问。�

“是,是我,”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我没看见。”�

“是吗?”她有些阴阳怪气地看着我说,“那是两份机密文件,丢了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小李,你再仔细回忆一下,是不是不留心带走了报纸,文件当时我夹在报纸中,还没来得及往柜里放。”�

我更加慌张了:“怎么会呢?我要那文件做什么?我也很少吸烟,这你知道。”�

“文件对你不重要但对局里很重要,香烟都是次要的。”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不得了,我们局里可能出了间谍。”我一摊手一耸肩。�

“反正只有你进去过,反正……”她唠唠叨叨,咋咋哇哇。�

“瑶姐,你的意思就是我偷了文件和香烟?请你说请楚!”我质问她。�

“我又没有明说就是你偷的,你心虚什么?人正不怕影子歪嘛。”她居然这样说。�

我忍无可忍,猛地站起来说:“我心虚?我心虚什么?我从小长大没拿过人家一针一线!我倒要问你,为啥迟不丢早不去,你一管钥匙就丢?我看是小偷做保管——兼守自盗,贼喊捉贼!你还是先怀疑你自己吧!居然怀疑起我来了,他妈的×!”�

她的脸如刚一触到针尖的屁股一样猛地一缩,刹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才在她的办公桌前喋喋不休地絮叨起来:“……谁吃多了撑着没事干,连文件都要偷,要是见了钱呀,就要去抢了,简直是见鬼了!……中国人的素质就是低!……”�

众人都极有兴致地坐山观虎斗。我想说多了反而此地无银三百两,就索性继续埋头看报纸喝茶哼歌曲,不再理她。整天办公室的气氛不对劲。瑶姐把桌上的东西摔得啪啪直响,我便报以干瘪渗人的冷笑。�

我再次成为嫌疑犯仅仅在一周之后,这次被盗的是传真机上的电话手机。一切都似乎事出有因,有所预谋,更具针对性。本来上次丢失香烟和文件之后我就十分注意自己的行踪,尽量不要单独呆在办公室,一到下班时间就赶紧溜之大吉。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这么快就又被诱入彀中。�

那个周末收到寄自澳大利亚悉尼的来信,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我以为郑钱那小子早忘了我。他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装笔挺神龙活现。相片的背景就是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它既象几片巨大的白色花瓣又象几个重叠在一起的庞大贝壳,在碧海蓝天中斜展开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娶了那个悉尼洋妞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澳籍。他经营了一家中国工艺品商店,专营一些唐三彩、景泰蓝、瓷器、刺绣、纸扇、文房四宝,以及一些没有名气但是足以诓住老外的中国准画家、准书法家、准诗人的作品。生意不错。他拥有一个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庭所拥有的汽车、洋房、保姆等一切物质生活条件。这个家伙已经做了父亲,他的漂亮的混血儿的裸照就在我手上——他计划生一圈!我感到人生真是无常,人的命运真是无法捉摸。我给他写了封中英文混杂的长信描述我的一切,不知不觉进入了写作状态,忘记了正常的下班时间,直到暮色茫茫,光线昏暗得无法再辩认字迹才醒悟过来。我拉亮灯,草草结束,还作了些修饰。�

星期一早上,照例是瑶姐尖叫传真机上的手机不见了。谁都知道,那个手机接上一根电话线头就立即成为一个袖珍电话,这种袖珍电话最适用于家庭,和电话线串起来放在床头上可以免去许多麻烦。瑶姐是在发一个传真文件的时候发现这个案件的。�

办公室照例是一片惊慌,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表示着自己的清白。糜局长闻讯过来,他不问青红皂白地大发雷霆。�

“你们办公室是干什么吃的?一会儿这不见了,一会儿那又不见了!上次丢的东西现在都还没有查出来,这才几天!简直是一群蠢货!一群猪!”他骂完气呼呼地走了。�

每个人都大气不敢出,面面相觑噤若寒蝉,直到糜局长走之后才嘁嘁喳喳起来。�

“前几天都还在,林副局长还在上面接过传真文件,是不是呀林副局长?”瑶姐问。�

“是呀,那天都还在,这几天下班是谁走最后的?”林局长问。�

谁也说不清几天前是谁下班走最后的,但是前天下午我给一个外国朋友写信却是人所众知的事,因为我用英语写信引起他们的围观和赞叹,他们也知道下班后我仍未完成。�

“是我。我,我没注意。”我嗫嚅道。大家都转而看我,瞬间我又成了焦点人物,就象一个裸体模特画挂在众目睽睽的大街上,每个人的眼中都有一种各具特色不可理喻的神色。我刹时窘迫起来,感到比做了贼还难受,再看看每个人质询的目光,他们似乎都在等待我再说点什么。我考虑片刻,索性勇敢地迎接了他们的目光,笑嘻嘻地说:�

“同志们,别用公安干警、武警战士的那种目光看着我,那是对待阶级敌人的,我享受不起。

”�

“没那么严重吧?”林副局长也笑了。�

“可是就有人要设置陷井让自己的同志去踩,非要把这人民内部矛盾往那敌我矛盾上引,非要将同志的名字往布告上印,非要置同志于死地而后快,文革心态多阴险呀!”我大发感慨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嘛?”瑶姐不满地问。�

“没什么。不过我倒有个办法。”我说。�

“什么办法?丢都丢了。”林副局长说。�

“短短几天就发生好几起严重的被窃案,而且看起来都好象与我有关,我就这么不清不白?我有权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诸位不反对的话,我想报警。”我说完见众人大惊,嘁嘁喳喳议论纷纷,不反对也不支持。�

“有这个必要呀?”林局长不以为然地问,“丢都丢了,算啦。以后注意点就行了。”�

“不行,这是原则问题!对在座的每个人,尤其对我都很重要。谁愿意受这种不白之冤呀?谁没有一点自尊心?狗憋急了要跳墙,兔子憋急了还要咬人。就是最没有人味,奴性十足的太监奴才,你憋急了他都还要呐喊一声把根留住呢!为了国家的财产和机密,也有必要查出这个内奸。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敌人怎么能混在自己人当中呢?此贼不除,说不定还会出事,到时我们脑袋掉了都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不行!非得把这家伙揪出来!你说呢瑶姐?看把你急的!”我毫不示弱。�

说完我看了一眼尴尬的瑶姐就拿起了电话,我拨通了匪警电话110。我报告了我局近几日内连续发生了几次失窃案,尤其是两份重要文件失窃,关系到国家机密。回话者不敢懈怠,异常严肃询问了我局地址和我的姓名,因为马上就下班了,他要求我们保护好现场,他们下午两点就到。�

我坐在桌前留意了每个人的神情,都极力地在尴尬中展示着坦然,那表情,活象一个面瘫患者在表达意见一样滑稽。空气却凝固了似的。我一阵惬意,唱起了歌曲《别来纠缠我》“……你别来纠缠我,别来污辱我,这是新的中国,你不要再害我……”�

下午两点刚过,果然一辆警车就呼啸着开进了我局大院,两位公安从车中出来,阴沉着脸上了楼。局里顿时人声鼎沸,一片慌乱,人们逮谁问谁:“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我和保卫科长接待了他们两个,泡了两杯茶,他们不喝,立即开始勘察现场。他们先拍几张照片,又戴上雪白的手套到处磨磨蹭蹭,用高倍放大镜小心翼翼地寻找蛛丝蚂迹,他们还打开窗户察看窗台外墙,最后又坐下来详细地了解了失窃经过,录了好几个人的口供反复研究。不久糜局长把他们两个径自请到局长办公室去了。约摸过了半个小时,我被召到糜局长办公室,我进去后看见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两个局长和两个公安正在说笑话。�

“糜局长,林局长,你们找我?”我尽量显得不亢不卑。�

“李亚非,你在胡闹什么?添什么乱?太不象话!”我从未见过糜局长对我如此大动肝火,林局长的脸上也冷若冰霜。两个公安不屑地打量我,不理睬我。�

“局长,我……我有难处。”我嗫嚅着申辩道。�

“难处?什么难处?有谁说是你李亚非偷了东西?你心虚什么?”糜局长拍着桌子站起来。�

“我正因为不心虚才报了案。局长,这种小人不查出来,后患无穷。”我豁出去了。�

“小气,为了这种小事,就不顾单位的影响!”他的火气更加大了,他又吼了一句,“要是安全文明单位和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的牌子被摘下来,我处理你!”�

“局长,你要是没别的事,我走了。”我硬着头皮说。�

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走走走!乱弹琴!”�

不久又一个检查团进驻我们局,那天糜局长通知后勤在“皇族酒楼”安排几桌,特别嘱咐按二级标准接待。才开始那个比糜局长还胖的团长不愿意留下来吃饭,说正在风头上别让他犯错误执意要走,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僵局。幸好里面有一个和老牛共过事,刚来时当着糜局长和林局长的面和老牛寒喧了好一阵。林局长赶紧让老牛出面。老牛就给那个头儿反复解释,这只是顿工作餐,四菜一汤,全国都这样的标准,反正也不违反标准,他的那个同事也从中斡旋一番。胖团长遂喜逐颜开,摸了摸将军肚,抿了抿嘴唇,作半推半就状,略作犹豫就说:“好吧,四菜一汤,下不为例呵!”老牛就这样破天荒地被拉去陪酒了。瑶姐自然也是座上客了。�

那天下午是瑶姐安排我陪老牛去市里几个机关单位取锦旗、奖状的。还要我把两万五千元的转帐支票送到蒙城电视台。路上我开老牛的玩笑:“这下子你犯戒了,你说过你要出淤泥而不染,着青莲而不妖,中通外直的嘛,怎么,顶不住了?”�

他却说:“不吃白不吃。”�

“嗬,观念转变得快嘛,”我笑他,“只可惜你机会不多,再说为了四菜一汤就晚节不保,也太不值得了吧!”�

“四菜一汤?开玩笑!”他得意地说,“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好的口福呢!啧啧!”�

“大不了鸡鸭鱼肉嘛,”我说,“喝的工农兵牌老白干,你以为我没吃过?”�

“鸡鸭鱼肉?笑话!鸡鸭鱼肉滚下去,乌龟王八爬上来,喝的是茅台五粮液,走时还送了检察团每人两条烟。操他娘!共产党的天下就被这些败家子吃垮了!”我不知他是赞叹还是咒骂。

�走着走着忽然老牛又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小李,你知道我今天中午发现了什么事?天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我不经意地问,想我的心事。�

“不得了不得了!”他直叹气。�

“西哈努克访问蒙城了是不是?”我开玩笑。�

“不敢说!不敢说!”他直摇头。�

我这才觉得不对劲,就说:“什么秘密不得了?对我还要卖关子?你忘了我们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被人家玩哩,你以为别人真想让你去陪酒?要不是你的那个熟人,喝汤也没你的份!”我激他。�

“不敢!这可是爆炸新闻!操他娘!”他咬牙切齿。�

“你还顾得上那么多?怕啥?再说你给我漏点,我们也好商量对策嘛!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道理你该知道吧?怎么样?”我拿出一支烟给他点着了。�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关系到领导的形象,威信问题,不好说呀!”�“老牛啊老牛,你真是匹老牛,让人压榨了一辈子,你什么时候才能挺起身子做回人?你不用卖关子了,谁不知道?什么大的领导不得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不都被请下神坛了吗?别那么神秘好不好?”我说完观察他的神情。�

“不好说!不好说!我操!”他讳莫如深地摇头,欲言又止。�

“那好吧,我也不勉强你了,你有你的难处,只是出了什么事我也帮不了你。”我欲擒故纵。心里琢磨着到底什么事让老牛如此激动异常,我还是第一次听他说脏话哩。�

我们谁也不理谁地朝前走了一段,他看我不再逼问他,反而忍不住了,狠吸了几口烟,然后把烟头使劲朝地上一摔,又用脚踩灭,骂起来:“妈的,他对我不仁,我也就对他不义了!”�

“怎么,想通了?”我问他,又赶紧给他嘴里塞上第二支烟。�

他抖抖索索地接过烟,警告我:“小李呀,这件事我给你说,反正我也离岗啦,无所谓,只是你千万泄露不得,否则要招来杀身之祸,比小苟还要惨!”�

我正色道:“老牛,你这么说,我倒要非知道个究竟了,今天你是非说不可了。”�

他四处张望了一下,把我拉到清河堤上垂柳掩映的石凳上坐下来,然后才开始说:�

“今天上午接待检查团,中午吃了午饭后,糜局长和林局长让我把检查团的人送回家,我把他们送拢,林局长也回了家,我也在十字路口下了车——小谭司机狗眼看人低,只把我送到那儿!说什么要去修车。那时太阳正毒,你知道我家住的又远,我想反正已经吃了饭,回了家也没事,不如就在办公室沙发上躺躺算了,我买了份广播电视报就往回走。我上楼进了办公室,泡了杯茶坐下看报,一会儿就躺下闭目养神,咦?奇怪了!迷迷糊糊之中好象有一种奇怪的,一阵象啃西瓜皮的细微沙沙声,我一听似乎是从糜局长办公室里传出来的。我当时纳闷是不是有老鼠?你知道以前年年灭四害,哪里去找什么老鼠呀?原来我们局是从不闹老鼠的,近些年却不知是怎么回事,老鼠越来越大越逮越多——都抗药性了!我就起身走出去,一看糜局长的办公室没锁上,我想可能是他陪检查团的人吃饭时忘了锁上,老鼠趁机溜进去了,就轻轻推开门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进去,结果声音是从里面小屋里传出来的,我悄悄走过去,轻轻地一推门,天哪!你猜我发现了什么?”老牛停下来看我,眼中闪着惊恐不安的光。�

“一只足有海狸鼠那么大的老鼠?”我惊奇地问。�

“操他妈!你做梦也想不到,是糜局长和林局长!”他狠狠地说。�

“他们?”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没有眼花吧?”�

“我虽然喝了几盅,也不至于老眼昏花。”他说。�

“他们可能是在谈工作吧,领导嘛!”我不以为然。�

“工作?如果那也是谈工作,我们局的招牌就要换成按摩局喽。”他狡黠地笑起来。�

“按摩?”我有些糊涂了,“老牛,你说清楚嘛。”�

“才开始我只听见一个女人说,你呀别把那小妖精宠坏了,男的说干女儿嘛;女的又说什么干女儿不干女儿的都是假的,唉,我老了,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男的就只是笑。男的又喘气唉唉我又想那个了,女的就笑骂喝了酒不行的,我给你按摩按摩吧,两个人都嘻嘻地笑,就象搔胳肢窝一样。”老牛极力摩仿当时的声音。�

“天哪!他们发现你没有?”我骇得一蹋糊涂。�

“怎么没有?当时我吓惨了,两人本来就喝了几杯酒,满脸通红,林局长好象刚哭过,糜局长光着上身骂我,混帐为什么不敲门就进来了?他娘的鬼话!捉老鼠还要敲门?我哼了一声就跑了。”�

“领导也是人嘛。”我恶毒地笑起来。�

“唉!世风日下呀!”老牛长嘘短叹。�

“别人还不照样年年是局里市里五好家庭,咱们只有干瞪眼的份,领导毕竟是领导!”我说。�

“可不,我们又要去为他们领奖哩!”说完,老牛和我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被警卫验明身份后,当我们走进蒙城最威严最庞大的机关大楼时,的确有些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滋味。不计其数的各级官员公务员进进出出行色匆匆。如入迷宫的我在一楼大厅侧墙的巨大衙门分布示意图上看了好久才找到位于十楼我们要找的“杂碎司”。我们乘电梯在十楼出来又纳闷了,在一长排走廊里一溜挂着密密匝匝的白底红字的牌子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一秘办、二秘办、三秘办、信息办、保密保、保卫办、新闻办、扶贫办、下基办、廉政办、热线办、信访办、政研办、体研办、科研办、党史办、党风办、老干办、老龄办、老区办、人事办、联络办、移民办、光亮办、民工办、解困办、清欠办、剖亏办、挖蛀办、打拐办、扫黄办、打非办、打私办、后勤办、综治办、外事办、对台办、港澳办、控办、军转办、复员办、征兵办、地震办、减灾办、招商办、计生办、招生办、编制办、高效办、精简办……我逮着一位司碎司的工作人员打听我们要去的地方,这个胖子不屑地说,我们这里是务实科,务虚科在厕所边上,走廊尽头,说完傲然而去。�

我们于是往前走,我看见每个办公室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人人都如同这幢大楼一样肥硕臃肿笨拙不堪,他们慵懒地喝茶慵懒地说笑,慵懒地打盹,慵懒地看报。就这种状态还想高薪养廉!做梦吧!和他们所不屑的那种闲人相比,他们是另一类闲人――体制内的闲人。我这样想。�

在厕所旁,我们终于找到了杂碎司务虚科的“社精办”,结果这事还归其下属的“捧人股”管。果然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检查团的一个人,此人长得如同弥勒佛似的,肥头大耳红光满面笑容不消,身上的酒味儿还没有散完,他一边打着慵懒而响亮的嗝儿,一边异常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抽烟、喝茶。�

“捧人股,居然有这个机构,真新鲜呵!”我说。�

“这正常的嘛,有整人的,就有捧人的。公检法、纪委、监察那些家伙是专门整人的,可恶!咱们这儿是专门捧人的——来的都是客人嘛!何必暗箭伤人背后使坏?捧人股,是捧人屁股的简称,专门歌功颂德,咱们这儿可都是职业吹鼓手,捧人专家……”这个自称名叫胡球言的捧人股股长的家伙大言不惭地说,其余人大言不惭地笑。�

“那么什么人在你们的业务之类呢?”老牛饶有兴趣地问。�

“只要纪委检察没立案,人民法院没有判的统统可以,每个人都有可吹之处嘛。”胖子看来酒意未消,“只不过不能白吹,有点费用。拍电视要费人力、财力、物力,要占用黄金时间播出,出书还要组稿、撰稿、润笔、编辑、印刷、发行,都得花钱。喏、你们坐一下,我给你们看几本书,希望二位有机会合作,给我们拉拉人,组组稿,卖卖书,有报酬的,10%提成。”说完胖子吃力地从沙发上挣扎起来,歪歪斜斜地走到一个文件柜旁,抖抖索索地从里面取出一面锦旗和一块铜匾交给我们,告诉我这是授予我们局的,锦旗上是“年度市级优秀文明单位”铜匾上是“市级四好领导班子”,然后他取出几本书。�

一本是《蒙城英才》,一本是《公仆颂》,翻开一本,几乎全都是写蒙城所辖五县四区之内那些局长、镇长、乡长、厂长、经理、行长、校长、处长……,一句话,全都是那些有权写“同意报销”的法人,包括一篇两年前林局长署名的写糜局长的稿子。粗略一看,事例之夸张,文风之文革,言辞之肉麻、修辞之幼稚、观念之陈旧,一言以蔽之——红卫兵作文!而且书上没有国家正式出版社,无正规书号,却有不低的书价,严格地说,属于非法出版物。忽然发现一篇颂扬原银行行长的文章《金融战线的老黄牛》。�

“咦,怎么连胡大贪污犯也成廉政楷模了?”我大吃一惊,“他不是已被判刑了吗?”�

“这不怪我们,我们写他时他正红,省党代表、省人大代表,省劳模、优秀中共党员,优秀企业家,优秀政治思想工作者,别人头上的桂冠多着哩,我们这算什么?这篇稿子才收了他两千元,不够他一顿海吃的。”胖子解释道。�

“两千元?”老牛大跌眼镜,长吁短叹,然后唠叨起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黑的可以说成白的,鹿可以说成马,稻草可以说成金条,王宝森可以说成孔繁森………花国家的钱吹自己一点不心疼……党风不正,世风日下……长此以往,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我见闻者有些不悦,赶紧一把拉起絮絮叨叨的老牛就走。�

“等一下,”一个胖女人叫住我们,“我这还有两样东西,是糜局长和林局长的。”一阵翻箱倒柜之后,她把两个硕大的红色荣誉证交给我们——两位局长的“先进政治思想工作者”荣誉证,又特别吩咐我们,明天电视台要专门去采访糜局长,做个专辑在电视台公开播放,要他多作准备。我们告辞时,几个人一直把我们送出这座庞大肃穆的建筑,在门口两座威严的大理石狮子前才分手,门旁两个身着制服透着威严的侍卫冷丁“啪”地立正,给我们敬了个不伦不类的礼,把我们着实吓了一大跳。�

收了我们两万五千元的转帐支票后,电视台的一个头儿喜滋滋地让我们在沙发上落座,非常豪爽地用两杯白开水款待我们。他让我们转告糜局长,他们摄制小组将于明早五点半到他家集合,让局长的宝马车五点钟到电视台接他们。他们要拍摄糜局长从起床到入睡整整一天的实况,以表现糜局长的成长历程、工作情况、家庭生活和业余爱好四个主题。这个头儿强调,让糜局长放心,他们会派一流的记者,一流的摄像师,一流的撰稿人,问题就在于糜局长自己要准备好,他又拿出一个提纲出来解释说,这个提纲三天前已送交糜局长一份,是他们采访的要点,想必糜局长已经有了准备,我一看提纲,是《今日蒙城人》专辑节目,有四个赫然的小标题:《从放牛娃到人民公仆》、《工作狂》、《模范丈夫》、《舞场英姿》。�

回局的路上经过“清河中学”,我看到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就对老牛说:“你先回去复命吧,我还要去学校办点事。”�

他接过一大堆沉甸甸的东西,他有些不悦,我就一边推他走一边说:“打的回去吧,你今天中午闯了祸,现在正是你将功补过的好机会呢,说不定糜局长一高兴就放你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