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办公室的工作对于我确实不合适。我属猴，多血汁，好活动，易兴奋。办公室墙体一米多高的黯绿色油漆极易令人联想到病房，联想到自己是个病人，苟延残喘，混吃等死。
那种死寂和压抑让我特别难受。每天除了看报纸杂志小说，喝茶穷聊办公事，再刨去充足的上厕所的时间，尚有很长一段难熬的时光，要处于半睡眠的昏慵状态。很快我就发现因长时间枯坐，我也不知不觉地加入了“有痔之士”的行列。于是，如何打发这段无所事事的时光，颇令我头痛。�
刚开始我是偷偷地为一些单位翻译一点零碎的资料换点烟钱，被瑶姐发现了，我又看小说，偷偷地听小录音机，被瑶姐批评。后来我就把家里的两只钢质哑铃拿到办公室，无事可做时便活动活动筋骨，但终于还是被瑶姐制止了。——你以为这里是健身房？她奚落我时自己却正把办公室当美容店，正对着镜子挤眉弄眼，搔首弄姿。往脸腮上撒胡椒粉，往嘴唇上刷红红油漆。然后她又开始打毛衣。最后我又开始打公用电话谈私事，长时间地、极有耐心地谈，因为这是唯一瑶姐不制止的行为，一则办公室又装了一部电话，二则大概她乐于从言谈中窥探别人的隐私，掌握部下的思想动态吧。电话就在我的面前，方便之极。老实坦白，我们那两部电话谈公事时间不及五分之一，而在这五分之四的时间里，我所占用的时间又不下五分之一。每月这两部电话的费用不下一千元，我就要用去三百多元，我却并不感到有什么惭愧，这和局里庞大的行政费用相比，不过九牛一毛而已，我们一年的宴请费用就是几十万。我和不同的人侃国际政治，侃足球，侃施拉普纳的不中用，侃某个“痞子”作家，某个摇滚歌星，某个毒枭落入法网，侃城南某个小酒馆的卤鸭脚的滋味与众不同……我甚至恨它没有开通国际长途呢！我一直没搞清国际色情电话里到底有什么猫腻哩。�
那天我翻阅中学毕业时的同学录，各种稀奇古怪的留言让我忍俊不禁，万分感慨。拿我当人的居少不拿我当人的居多，而舒怡竟然称我为“可爱的魔鬼”，魔鬼？还可爱？我又依稀想起了那段时光，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想着想着，就恍恍惚惚想入非非心猿意马起来。我是鬼差神使般地拨通了她学校的电话的，除了那次请她吃饭，我还从未和她通过电话，号码是从本市电话号码薄上查到的，电话一拨就通。�
“喂，这里是清河中学校长办公室。”一个老太太的声音。�
“请，请找一下舒怡老师，教音乐的。”我忙说。�
“上班时间不谈私事。”她生硬地说。�
趁着她还没有挂断电话，我灵机一动，忙说：�
“校长同志，你一定是校长吧，这样的，我是学生家长，和舒老师约好了的，是谈家长和老师互相配合，共同教育学生的事。我在市政府工作，有劳校长通报一下。”�
对方态度剧变，嘻嘻哈哈地近乎于献媚：“哎呀，对不起领导了！误会了，请您稍等一下我马上去叫她。”�
我清楚地听到了“嘭嘭嘭”踩动木板的脚步声由近而远，又传来了急促的叫声：�
“舒老师！舒老师呢？市政府电话！快！市政府电话！”�
瑶姐就在旁边笑：“小李什么时候调到市政府去了呀？”�
“这是我打电话找人屡遭冷遇后摸索出的宝贵经验，绝对万无一失。你可以由此知道咱们的政府在老百姓中的威信有多高！”我得意地说。�
“喂，我是舒怡老师，请问哪位？”不过两分钟，舒怡到了办公室，听筒里传来急促的呼吸声。�
“我代市长呀，”我信口雌黄。�
“代市长？”她疑感地问，蒙城是没有姓代的市长的，咱们的市长姓权，蒙城人民正以激动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一位新的钱市长的到来。�
“代理市长呀，市长这几天拉肚子。怎么，你还不知道呀？年轻人呵，要多关心时事政治嘛！我们见过面哟。”我装腔作势地说，引得旁边几个人大笑起来。�
“呸，李亚非，我听出来了，神经兮兮的，我还以为是哪个首长。”她笑起来，又责备道，“尽说胡话，还拿我们校长开心，她知道了不得了。”�
“没办法，吊儿啷当惯了。”我说，“世界上就怕不认真这三个字，不认真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习惯了。一定有损你灵魂工程师形象了。”�
“可不是！我看你的灵魂是得拯救一把了。”�
“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你的肩上了，谁让你是灵魂工程师呢？”�
“把你美的。”�
“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你不丑也不温柔。”�
“我变成了魔鬼但我不后悔。”�
“婆婆妈妈的，还有事吗？我还有课呢。”�
我迟疑了一下说：“希望在您方便的时候访问寒舍。”�
她迟疑的稍长一些，然后笑哈哈地说：“谢谢！我愉快地接受邀请，再见！……”�
“哪位领导请你吃饭呀？……”女校长的声音。�
知识分子改不了闭门读书的癖好就象狗改不了吃屎的习惯。这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替古人担忧，替来世伤神，替现实不平，唯独忽略了自个儿的陋习坑害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尽管我屡屡意识到，书本上的知识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毫无意义，屡屡下定决心拒绝再看书看报看杂志看电视，拒绝进图书馆进新华书店，彻底地做一条快乐的猪，做一个实惠势利的酒肉之徒，但坚持不了几天便觉更加空虚无聊。再说，我实在舍不得忘记脑海中那浩瀚的英语词汇，我还想出国呢！我参加了英语本科段的自修考试，一次就及格了四门，及格率为100％，美国文学还得了八十多分，而有几位我似曾认识的英语教师，考了四五门才及格了一二门。这更增加了我的自信，在茶余饭后，我又常常枯坐书桌旁研究起高级英语来。�
那天晚上，我的陋习再次发作，看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就坐在桌前津津有味地看英语原版小说《AFarewelltoArms》（《永别了，武器！》）。为了营造一种语言氛围，我一边听美国乡村歌王肯尼·罗杰斯的歌曲。歌声悠扬旋律优美，直浸心脾令人惆怅。这个白发苍苍的可爱的老头就其形象而言和晚年海明威酷似。突然门铃响了，我极不耐烦地问：“谁呀！”�居然没有回答。我猛地一下把门拉开，站着的竟是舒怡！她涨红了脸问：�
“怎么？不欢迎呀？你忘了你的邀请了？”�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快请进！真没想到，你的到来简直让我这破屋篷壁生辉呀！”我把她领到我的小房间，我让她坐在藤椅上。�
“喝点什么？咖啡？绿茶？饮料有橙汁。”�
“随便。我倒要看你怎么招待我。”她笑着说。�
我为她冲了杯咖啡，为自己冲了杯绿茶，端了两个水果盘，一个盛着猕猴桃和葡萄干，一个盛着瓜籽，里面放着几颗糖。�
她观察我的房间时我开始观察她。她穿白色针织短袖衬衫，红裙子，一袭长发。在我桌上台灯的光区中，柔和的桔黄的光茫将她映射得愈发恬静愈发妩媚，她没有化妆——她曾经骄傲地说过，只有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才化妆。我说过，她总是给人一种刚刚沐浴过的清爽感和洁净感。当她看到我床前上方墙上挂的一副巨大的美国地图时，禁不住笑了。这副地图全是英语标名，是学习有关美国知识必不可少的背景材料。�
“那是地狱。”我忙说，“说起来我也不可思议，都说那里是地狱，咱们这里是天堂，可为什么那么多天堂的人都要往地狱跑呀？这几天你看没看电视新闻，那么多古巴同志拼命偷渡美国，被军舰强行拦截遣返，强行驱赶进难民营，好多人掉进海里喂了鲨鱼。”�
“你也想了吧？”她笑着问我。�
“我倒不，不过想也白想。我的状态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只好在空中飘着。我倒有几个同学前年下了地狱。”我说着一边拿出影集让她看我那几个出国的同学的照片。�
她先看到郑钱和那个澳洲悉尼洋妞的亲昵照，这张照片摄于学校那座洋气的白色的外籍教师公寓楼前，他们搂搂抱抱对旁人熟视无睹。�
“你这个同学看起来挺憨厚的嘛。”她评论着。�
“中国农民的优秀儿子。怎么样，有能耐吧？洋女人对油头粉面的小白脸早腻透了，要的就是中国农民的那份憨厚质朴。看了洋老头拐了我们的女明星女模特就义愤填膺。郑钱这小子不愧为国争光为中国鸟男人争气了，还免费引进一条混血儿生产线，不用几年，呼啦啦一大堆混血儿诞生了，别人那儿可不搞计划生育。你别看那小子现在人模狗样，大学时常帮我打饭打水洗衣洗臭袜子充当杂役，要不是他蹲了一年班遇着外籍教师，照片上的人恐怕不是他，帝国主义嘛，我比他了解。”我滔滔不绝地向她介绍。�
“怎么？你羡慕了？”她问我。�
“不是羡慕，是嫉妒。怎么那么艰苦的任务就落在他的肩上去了。”我笑，“我也想去，美国不行贝劳共和国也可以。”�
“哪个国家？”�
“贝劳共和国，怎么没听说过？就东太平洋上那鸟粪国，美国托管国，去挖两年鸟粪先成为正式的鸟粪国国民，再住几年就可移居美国。”�
“鸟粪国国民，也亏你说得出口。”她乐不可支。�
我又指着另一张照片向她介绍：“这位，代小琪，到了纽约。和你以前一样，是个非黄毛猫眼粉刺狐臭不嫁的。看来做女人不难尤其是漂亮女人更不难，本身便是一笔资本，婚姻是女人最后一个快速获取幸福的法码，可以大大缩短获得幸福和财富的对于男人而言痛苦不堪又不可回避的奋斗过程。我真羡慕那些有几分姿色的女人，你们臭男人有钱买我的身子，好吧，让老娘瓜分你的财产，具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真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庸俗！你也可以倒插门嘛。”她笑说。�
“当然，有段时间我把希望放在美国寡妇身上，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希望了，只好霍出去指望美国黑人姐妹了——都是苦孩子嘛。我愿意为了美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倒插门！”我故作黯淡和悲壮地说。�
“卖国求荣！你以为你是中国白求恩？卖国求荣！我才不去呢。”她嘲讽我。�
“对对！肥水不流外人田嘛！钞票是外国的好，这丈夫嘛还是国产的妙，特保险，就是想染上艾滋病也没有机会。”我附和道，又义愤填膺地说，“要是中国姑娘统统外流，长期以往，国将不国了！再说了，不都说下个世纪可是咱们的吗？等了几百年容易吗？”�
她笑了，站起来在屋里遛达，踱到书桌旁，拿起翻开的《永别了武器》，翻了翻，惊叹道：“什么书？没有一个汉字，看得懂吗？我看着就觉头晕。”�
“看不懂？笑话！我的词汇量早已超过一万，说脏话骂人都用英语，听着跟夸他似的，这不算什么。这是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非常动人的爱情故事，是个悲剧。”我闪烁其辞，又拿起另两本同样装潢精美的英文原版小说告诉她，“这本是《教父》，这本是《麦田守望者》，这本是《第二十二条军规》，黑色幽默代表作。”�
“海明威，美国大作家吧？”她问，“只听说，没看过他的书。”�
“不仅是个作家，还是个英雄，真正的男子汉。他集军人、冒险家、作家、猎手、拳击手、飞行员、酒鬼、赌徒、叛逆于一身，还是个情圣，结了六七次婚，有时候简直是他娘的个老顽童、老混蛋。在美国，他是几十年来美国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书的印刷量在西方仅次于《圣经》。一九五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不过那次获奖是因为《老人与海》。他的作品主要描写亲自经历的战争、暴力、死亡、搏斗、冒险对于人的伤害和刺激，以及作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对此的反应，面对注定的死亡或失败的坦然，沉着和洒脱。他强调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绝可以被打垮，绝不能屈服，过程才是最美的，即使结局是悲剧。我非常崇拜他，尽管这个家伙有时候有些不尽人情甚至粗野。”我就象给学生讲课一样，说完又品了一口茶。�
“你在卖弄你的学问哩！”她笑我。�
“除此以外我一无所有。”我得意地说，“我还没给你谈卡夫卡和乔伊斯呢。另外，我还发现了茴香豆的‘茴’字的第五种写法。”�
“毫不谦逊。下次给你这个机会，你知道我的文学不感兴趣。”她说，“对了，你说过你要作闲人，现在进展如何？”�
“快了，快了。”�
“你别以为做闲人自由受欢迎，你没见到到处都是‘闲人免进’的牌子吗？”�
“我们这种闲人和你说的那种有本质的区别。”我摇着二朗腿说。�
“你很悠闲，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定喜欢幻想和浪漫。”她看着我说。�
“说对了。可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许多幻想不能实现，浪漫不成。不说别的，就说这旅游一项，没钱就只好梦游长城梦游敦煌梦游黄河长江，一觉醒来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还差点尿坑……”我脱口而出。�
“别说了别说了！”她噗哧笑出声，用手捂嘴。�
“唉，其实你也是个幻想型的人，中学时你的那个样子，蹦蹦跳跳疯疯癫癫的完全是个小姑娘。”我也笑她。�
“只能说曾经是，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女孩子考虑的问题比男孩少，越容易现实。”她叹气。�
“现实问题？无非是个单人旁的他吧。”我盯着她的眼睛。�
“胡说。”她避开我的审视。�
“我胡说的。不过要说变化最大的，我看还是白成富，简直判若两人。”我信口说。�
“白成富？”�
“对，那家伙现实得就象条猪，知道反正要杀头就拼命吃拼命睡拼命玩，特别是四月肥百日肥又让它们折寿——人类也太可恶了！它不急行吗？每一口每一分钟都不浪费都很充实，要死就落个饱死鬼。”我说，“猪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动物，不愁吃不愁喝，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每一声呼噜都特安祥沉稳。我真希望也变成一只快乐的猪。”她先是笑得前俯后仰，然后不经意地说：“他，他找过我。”�
“他找过你？他找你干什么？”我潜意识里一惊。�
“上周周末，还有陈光伟和他的女朋友。白成富真有办法，一下子就把他女朋友从山药县调到市里来了，还改了行，穿了制服进行了机关。你知道我和陈光伟的女朋友以前是大学同学，他们要答谢白成富，就叫上了我。”她解释说。�
“卡拉OK去了？”我问。�
“先到羞人阁海吃了一顿。你猜怎么了？我们吃了蛇肉！吃了才告诉我，把我和韩文文吓坏了。后来又到了一家歌舞厅狂欢了一阵，还打了几局保龄球，一共花了一千多元呢！全是李成富出钱，财大气粗！”她绘声绘色地说。�
“陈光伟请客白成富掏钱？”我问，盯着她。�
“他要争着给，陈光传他们拦都拦不住，反正他有钱，不敲他敲谁？”她发现我在紧盯她，又嗔怪地问，“怎么啦，老是盯我。”�
我挤出一丝笑容：“看你会不会变呀？”�
“变什么？”她不解地问。�
“东欧剧变呀，说变就变。”我说。�
“什么意思？”她揪住了我的鼻子。�
“什么意思？这还用说！立场不坚定，斗志不坚强，经不住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经不住小恩小惠，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我咬牙切齿地说。�
她骂我胡说，用一颗糖堵住了我的嘴。我们缄默着几分钟各怀心事。肯尼·罗杰斯正动情地唱着那着《Justthoughtoflosingyou》（《只是担心失去你》）。�
“什么歌，旋律真优美！”她屏息聆听片刻后问，“你好象挺热衷于流行音乐。”�
“你喜欢严肃音乐，民族音乐？”我问，“在我的记忆中，好象你从没唱过流行歌曲。”�
“专业嘛，通俗音乐只是偶尔听听。”�
“你的潜台词就是我这人很俗，是不是？”�
“别抬扛呵，我可没说，自己招出来的，不过你可能是那种人吧。”她眯起眼得意地笑我。
�“我俗得有道理！”我辩解道，“严肃音乐，高雅艺术固然好，可说句实在话，老百姓有几个听得懂，没听说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剧院都揭不开锅了吗？在媒体上遮遮掩掩忸忸怩怩哭哭啼啼期期艾艾地呼吁赞助——唉，中国又多了一群营养不良的文化人！”�
“继续。”她低头沉思，眼神迷离，静若处子。�
“中国现存的所有经典作品几乎都停留在工业文明以前那些尖溜溜甜腻腻的民歌上，无非是这儿的山好那儿的水好，猪儿肥呀马儿壮呀，是对蒙昧的农耕文化的粉饰性诠释——一言以蔽之，整个一农村俱乐部！难以引起现代人的情感共鸣，至少程度上大打折扣。现在是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人们为了生存整天疲于奔命，累得一躺下就不想再起来，谁还有那闲工夫替古人伤神。现在需要的是快餐文化，流水线生产，一次性消费，用完就扔。人生不满百，谁在乎谁呀？混字当头，混完了事，谁想不朽谁是王八——王八活一万年还是王八嘛！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没听说赵本山在沈阳连演几百场场场爆满吗？搞高雅艺术的人真该好好反思一下了。咱们是发展中国家，瞎掺和、臭美啥？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要致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养猪，房前屋后多栽树！……”�
“扯远了，扯远了，咱们谈的可是艺术！什么乱七八糟的？少生孩子多养猪，亏你说得出口！”她制止道，“Goon，我倒想听听你到底有什么奇谈怪论。”�
“那我就抡圆了侃，玩呗！要说当今的所有音乐形式中，唯有摇滚乐最具备启蒙意义和审美价值。启蒙启蒙不就是把蒙昧的东西给启发震醒吗？那可真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听摇滚乐时，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让我泪流满面！爱上摇滚后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我觉得自己是一身血肉之躯而不是一部机器！可以说摇滚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活法，是整个一代青年的灵魂……你听过摇滚吗？”�
“听过崔健的，哎哟，就觉得吵！”她摇头。�
“吵？那不是吵！那是呐喊！那是启蒙！崔健简直是他妈个启蒙思想家，我喜欢他的每一首歌，大学时常登台演唱。那种叛逆、自剖、真诚和令人发聩的撒裂感，让人在昏昏噩噩中猛然醒悟——这二十多年我好象只学会了忍耐！多深刻！还有唐朝乐队的自信、热情和粗犷，窦唯的神秘、超脱、内敛和梦幻感。只可惜中国好不容易出了几个被国际认可的超级歌星在国内却连上镜头的机会都没有，上镜率几乎为零——他们被认为是不健康的东西！活活地捂死你！有人甚至说他是危险东西！意识形态内的迷幻剂！是西方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有个长着颗花岗岩脑袋的音乐老朽说摇滚是痞子唱给痞子听！可恶，连听众都骂了。英雄总是被压制，但压抑的结果是他们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这几盒磁带的销量是惊人的，不象那些浅薄的娃娃脸歌星，对港台歌星那种敬业精神和音乐素质一点学不会，只知道模仿表皮上的东西，腆着脸跟电视台套近乎煽乎自己，自己花钱雇些”托儿“埋伏在观众之中，时不时炮制出陶醉状和喝彩声。强买强卖！频频在电视屏幕上老鼠掀门帘子——怎么讲？露一小脸呗！要不他还没下台，观众就已经把他忘了。不学无术，乔装打扮，挠首弄姿，拿腔捏调，东施效颦，不伦不类，不阴不阳，一个字——假！也只有在这个文盲大国他们才能混饭吃。这帮尤物要把中国青年带向何方？”我说得怒气冲冲，在屋里手舞足蹈。�
她意味深长地盯着我笑：“别激动，没人逼你。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有些是胡说。”�
“我胡说？你才胡说！冥顽不化，我真想抽你！”我得意忘形，对她张牙舞爪。�
她微闭眼睛，露出最迷人的表情，她异常温柔地说：“你抽吧，没想到你还会如此执着地迷恋于一种东西，我始终都以为你是个多变的人，靠不注的人。”�
“其实，其实我对爱情才是最执着的。”我悄悄坐在她的身边。�
“哎哟，这话怎么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了？”她眨动眼睛，挪动一下身子。�
“怎么不可能？上高中时看电影《魂断蓝桥》时，我都哭晕过去了，是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把我抬出去的。”�
“啧啧，我好感动哦！”她随手拉开桌子抽屉，“看你有什么秘密。”�
抽屉里满满当当地摆满了我从中学起收藏的磁带，共有几百盒之多，这是我除书籍之外的最大财富。大都是欧美流行音乐，港台占一小半，大陆除几支摇滚乐队之外，无一收藏。�
“真舍得花钱，什么好听，推荐几盒。”�
“听这？不让你落俗了么？”我揶揄道。�
“没办法，谁让我遇着个俗人了。”她冲我莞尔一笑，“为了你，我也俗一回。”�
“我快晕了！”�
“别抒情了，借不借？不借我走了。”�
“借！当然借！”我开始翻弄抽屉，“我来给你介绍介绍，欧美流行音乐首推甲壳虫乐队，连撒切尔夫人都说甲壳虫乐队影响了西方整整一代人，只可惜列农早死，天妒英才！这盒是U�2乐队，甲壳虫之后影响最大的摇滚乐队，非常深刻，听起来有一种穿越时空隧道，腾云驾雾恍如隔世之感。这盒迈克尔·杰克逊，不必多说，你一定了解了。这盒胡里奥，情歌王子，听起来非常轻松亲切。这几盒是理查德·克莱得曼钢琴曲。这盒是美国的卡本特兄妹集，很不错。这盒是现在风头正劲的乔治·迈克尔主唱的《威猛集》，他是戴安娜王妃最崇拜的歌星。这盒最有意思，英国创世纪乐队主唱，菲尔·柯林斯，把敌对国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迷得不得了，几次邀请他到利比亚演出。美国乡村歌王肯尼·罗杰斯，你刚才听过的。这位也是乡村歌王约翰·丹佛，号称环保使者。麦当娜的，你想借我也不给，别学坏了。还有迈克尔·波顿，后街男孩……香港的只有两三个。一是Beyond乐队，我觉得这个乐队是香港最有文化，最有实力的，也是最专业的，他们绝不沉缅于卿卿我我的情歌中，黄家驹确实是个音乐天才，这里面有首歌叫《光辉岁月》是专门献给南非总统曼德拉的，还有首《大地》表达深沉的父爱；另一个是张学友，他的歌技和嗓音都是一流的，四大天王中就他还算个唱歌的；另外就是林忆莲，这是个长着双妙不可言小眼睛熟透了的女人。台湾的更多些，童安格、齐秦、赵传、王杰、姜育恒、庾澄庆、张信哲、孟庭苇、苏芮……”�
“我一次听不了这么多，先挑几盒吧。”她拉开她随身携带的漂亮的坤包，塞进去几盒磁带，然后抬腕看看手表说，“李亚非，我该走了。”�
“这就走，不总结几句什么的？”�
“你都总结完了，我还说什么？”�
“不补充几句？”�
“听你瞎侃有点意思，你有侃瘾？”她收拾坤包。�
“岂是侃瘾，简直是侃病，都快成侃癌了，没办法，都怪北京那个痞子作家给害的，刚开始只觉得新鲜好玩，一不留神我也成痞子了，小知情调和低级趣味一发而不可收，早听说政府要收拾那家伙，怎么还不动手！”�
我留她不住，只好起身相送。在门口她对我说：“如果有时间过来玩吧，我家你能找到。”�我高兴地说：“当然有时间，我这闲人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改天我一定登门拜访，畅谈人生、理想和爱情——接着侃，怎么样？”�
“欢迎，我会洗耳恭听的。”她拿起单车钥匙，我把她送下楼。出街不到20米，就到了蒙城电影院，我发现昔日门庭冷落的售票厅挤满了人，大批人流涌动着进进出出，一看时间是九点四十分了，我知道每晚十点左右有一场深夜专场电影。�
“什么片子这么多人呀？”我纳闷地问。�
“不知道。”她说，“我有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现在放的不是杀杀打打就是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个社会真不可救药了。”�
我抬头定眼瞥见巨幅广告宣传画，原来是刚获外国一个什么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看过原小说《妻妾成群》。我立即告诉她：�
“这次是正正经经的片子，《大红灯笼高高挂》。”�
“真的呀！”她兴奋地问。�
“想看吗？”我趁机问。�
“当然。”�
“我请客。”�
“算了算了！”她直摇头，“还是改天和我妈一起来看。”�
“怎么了？”我不悦地问。�
“没，没什么。”�
“看场电影而已嘛，光明正大的事情，又不是做贼，你怕呀？”我激她。�
“别人撞见了还以为怎么怎么地。”她红着脸说。�
“别有用心的以为我在向你献殷勤，正常的人以为我是学生家长，在尊师重教呢。”我说。
�“好吧，不看白不看，反正明天上午没课，不过下不为例。”她犹豫了一下说。�
我赶紧就到售票窗口买了两张票。�
“你把票给我，我先进去，你呆会进来。”她说。�
我一时火起，一把抓住她的手就往里走，一边恶狠狠地说：“莫名其妙，你这样说，我倒要硬拽着你进去，再不听的话，我就要搂住你的腰了，我这种人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你别。”她挣扎了几下，发现引起了旁人的注目和影院保安的警惕就立即住手了，任我牵着她的手进入昏暗的场子。�
整个放映过程中，我一直想牵引她纤细温柔的手但都被她打开了。�
散场后，我问她觉得这部片子如何，她狠狠地说：“特别无聊！现在文艺界、影视界有一部份人专以出中国人的丑去讨外国人的喝彩，挟洋人而自重！殖民地心态，汉奸情结！”�
“你那是上纲上线是抬扛嘛！如果本来就是丑的，把它如实地反映出来，不该说那就是出丑，充其量是亮丑而已。”我辩解。�
“那只不过是创作的技术问题，还不是含沙射影欲盖弥彰，白痴才看不出来。”她说。�
“不能那么说。出丑也不是目的嘛，只是手段，这就象吃药打针，就象鲁迅先生写阿Q，目的是引起治疗的注意嘛！只不过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嘛，本意都是好的嘛。”我说。�
“过份了太过份了！”她直摇头。�
“那只是旧社会的悲剧，万恶的旧社会嘛！描写的是你奶奶我爷爷的那档子陈芝麻烂谷子，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卫星都上天几十年了。”�
“李亚非，你正经点！什么我奶奶你爷爷？”她突然气咻咻地警告。�
“别，别生气，我是说那是旧社会……”�
“拐卖人口还是奴隶社会才该有的事哩，现在怎么会有呢？尽胡说八道强词夺理。”她瞟了我一眼，情绪也变得激动，“汉奸随时都存在，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只要时机一成熟，他们就会自己跳出来。”�
我一时语塞，觉得自己也成了汉奸。半阵她不理我，我到路边杂货店冰柜买了盒价格最高的冰激凌递给她。�
“少笼络我！”她又骂我，撅起嘴不接。�
“熄熄火熄熄火，”我先求情，又附和她，“其实我也觉得烦，看了觉得做中国人自卑绝望。不搞高雅艺术不弘扬时代主旋律，不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正确的舆论引导人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写主流不写光明面不教育人民爱党爱社会主义不增强民族自豪感不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搞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学，仿佛他们是鲁迅，拿咱们当阿Q当华小栓当闰土当祥林嫂，这伙堕落文人！这个作家，哼！他的底细我太了解了，他写的每一篇小说我都看过。中国头号饶舌妇，瞧那副熊样！长得就跟《乌龙山剿匪记》中那个土匪头子钻山豹似的，一看就不是一只好鸟！他哪里象个作家，整个儿一妇联主任兼街道大妈！把老子憋急了，写篇大字报写篇正气歌骂他个狗血喷头体无完肤无地自容如过街老鼠，再不行就用英语骂脏话听着跟夸他似的……行不行？”�
看到我义愤填膺咬牙切齿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舒怡忍不住笑了，她接过冰激凌对我说：“这还差不多，我走了，你回去吧，不用送了。”�
“你这么惹眼，走到哪里都危险，红旗虽然还在飘扬，阶级敌人还在游荡，坏分子随时都可能潜伏在你的周围。这段时间人贩子就活动猖獗，神出鬼没，还是送送吧。”我抢过她的单车帮她推。�
“别再危言耸听了。”她说。�
“没听说前段时间还有个女研究生都被人贩子卖到河南山旯旮中和一个糟糕瘸子拜天地进洞房了吗？据说她还帮人贩子谈价钱数钞票哩。别人还算尊重知识注重人才，给的价钱相当于三头大肥猪。”我又执拗地说，“不行我不放心！”�
“能把我卖了的人还没有哩。你快回吧。”她又推我背。�
“这样吧，你先前面走，我在后面暗中保护你，保证万无一失。”我恬着脸说。�
她骂了我一句疯子就跨上单车走了，又在我的注目礼中蓦然回首，招呼我：“快回吧，别傻站着，有空来玩呵。”�
幸福的被骂作疯子的，我走在静谧的行人寥寥的林荫大道上，高大浓密的法国梧桐树裹住了路灯，投下细小的密密匝匝的光束，乌黑的柏油路面撒下片片斑驳差参的小亮点。仲夏之夜宜气的风吹拂着我的脸，令我五体通畅。我惬意地哼起卡本特的那首《Yesterdayoncemore》（《昨日又现》）。今夜真愉快，青春真美好，我想。�
我倒在床上辗转返侧难以入眠，胡思乱想一通后又分析起这部电影，总觉似曾相似，那个土财主糟老头子陈佐千就象一根骨头，一只狗衔着只觉得是根骨头，两三只争起来就成了一块肥肉，如果是一群狗争斗起来，简直就成了一块稀世宝贝……不知过了多久，我渐渐迷糊起来，恍恍惚惚的视野中一条狗衔了根骨头拼命往前跑，一群狗在后面猛追不舍，一边嗷嗷嚎叫：“骨头是我的！骨头是我的！”那条跑在最前面的狗不理，被一块石块绊倒了，头破了，血流了一地，另外几条狗就更加疯狂，眼中冒火了，声嘶力竭狂吠不止：“骨头是我的骨头是我的！”就扑上去咬住了那条受伤的狗，然后几条狗就厮咬在一起，有的断了腿，有的断了尾巴，有的瞎了眼睛，一片血肉模糊，一阵凄厉的哀鸣，突然，那根骨头却被一只当空盘旋的乌鸦衔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