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世纪60年代初

��恩公祠没有“放卫星”，但并没有躲过饥饿。

��恩公祠完成了粮食上交的任务，却补不住被“卫星”捅破的娄子。陷入饥饿重围的邻村，都眼巴巴地盯着恩公祠，把恩公祠视作救命的稻草。

��吕叔把留存的伙食粮、饲料粮匀了一半出去。

��不久，吕叔不得不把剩下的一半儿的一半儿又匀了出去。

��恩公祠人的口粮标准，由每天的一斤跌至半斤，又跌至二两……人们开始发牢骚讲怪话。

��吕叔把全体群众集合到一起，挥着胳膊说：“……在朝鲜上甘岭，我们一个排被包围在坑道里，七天水米没有打牙。就在这时，排长拿出了一个

苹果，就这一个苹果，干部让战士吃，战士让伤员吃，就这样在大家的手里传来传去，转了好几圈儿，手把苹果都暖热了，也没有谁肯碰一下嘴唇……大家说这是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是毛主席的队伍！如今，咱们这一带遭了灾，兄弟乡队没吃的，咱们能眼看着不管吗？咱们国家的地面大着哩，东边不收西边收，救灾粮很快就会运来的。这事儿我清楚，困难是暂时的，大家喝不了几天稀的，受不了几天罪，眨巴眨巴眼就挺过来了。大家伙儿贝青相信了，共产党毛主席不会叫饿死人的，新社会是不会饿死人的！”

��一席话把大家的心都说得热乎乎的，没有谁在下面小嘟噜，唱反调儿。

��火头婶说：“咱们有吃的，就不能让人家饿着。人嘛，不能恁短见，眼皮不能恁薄。”

��李妈接着说：“遭了年成，大家都紧巴紧巴手，勒勒裤腰带儿，应该。”

��阿妈尼跟着附和道：“一根竹竿十八节儿，不知谁过到哪一节儿哩。咱们恩公祠也不敢说年年都有好收成哩，要是遭了灾不也得指望国家？”

��我与狗子、水牛用非常崇拜的目光，盯着吕叔这位同美国鬼子拼过刺刀的英雄，仿佛灌在肠胃里的野菜汤儿不再咕咕噜噜地叫唤了，觉得肚子不再饿了，身上也发暖了。

��散会后，吕叔把我们叫到一座圆顶仓库边儿。

��这仓库门上挂着大铁锁，门缝窗缝都用黄泥巴抹得严严的。

��吕叔说：“这里边存有几万斤麦种，这是咱们恩公祠的命根子啊，可不能叫出了闪失。眼下洪水快退完了，四处都有路眼儿了，没准会有坏人盯上这仓库。大人忙，你们白天就在这一片玩儿，别乱跑，发现有情况就喊大人，记住了？”

��我与狗子、水牛一齐点头，都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那一阵子，吕叔白天领着群众在水洼子里摸鱼，用火枪打野兔子，打老鸹，打麻雀……还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捋树叶儿，挖野菜。晚上，吕叔就裹着带一缕缕羊毛的军大衣，蹲在仓库门口打瞌睡。火头婶说吕叔是牲口骡子托生的，能站着睡，眨巴眨巴眼就是一觉。不知火头婶的话是真是假，反正吕叔的确觉轻得很。稍有一点儿动静，他就麻利地端起抱在怀里的土枪，吼道：“谁？干啥的？不吭声我就开枪了！”

��

��这天中午，吕叔正捧着老海碗满头大汗地吃芝麻叶面条，一脸菜色的王老虎赶饭时来了。吕叔忙盛一大碗芝麻叶面条递给他。王老虎绿着眼咽着口水说：“还是面条儿？”

��吕叔说：“面条儿好啊，人老几辈子不都说‘面条省，烙馍费，要吃锅盔卖了地’吗？”

��王老虎抱住碗不抬头，一碗面条仿佛薅了脖子倒进去的，还用舌头把碗底“嗞嗞嗞”地舔了个溜溜光。之后，王老虎苦笑着摇摇头说：“我这俩月来三次，你碗里的面条三个样。头一次是插筷子不倒，还漂着油花子；第二次的成色就差了不少，是不稀不稠面条露头儿；这一次就更差了，稀溜溜的捞不出几根面条儿了。老吕，都是我那一千多张嘴巴把你带累的呀！”

��吕叔发现他的两只老虎眼开始湿漉漉地朝外浸水了，忙打趣道：“前年秋天，你丢我碗里的那只鸡腿不比这面条金贵？”

��王老虎擦着泪眼说：“老吕，你打我的脸吧！要不是那会儿我脑袋瓜发热，咋会有今天这结局？”

��吕叔说：“你先等会儿，我敲钟去！”

��吕叔把钟敲成一长两短。这一阵子吕叔没少敲这号钟，周围已经有五六个村子来伸手了，恩公祠没有让人空手回去的习惯。钟一响，恩公祠的人全都出来了，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

��吕叔说：“我知道大家的囤底都扫得差不多了，可咱今天还得再扫扫。老龟庄的乡亲已经断顿了，还得再接济接济他们，剩两碗的匀出来一碗，剩一瓢的匀出来半瓢，剩一口的匀出来半口，就这事儿，大家抓紧回去拿吧！”

��

��树上的果子挂得再多，也经不住众手摘。盛在乡亲们碗里的东西，越来越少，越来越稀了。

��吕叔跟大家一样，每天灌几次青菜水儿。可他没塌一点儿架，走起路来胸脯仍挺得高高的，进进出出还是一路小调儿，不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再就是跟阿妈尼学的“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奔流着幸福的南江”。扒来拣去，吕叔的“仓库”里就这么多存货，还让他唱得五音不全。

��阿妈尼听见就抢白他说：“你唱啥唱？就你那破竹竿捣尿罐儿的嗓子老好听？”

��吕叔关起门说：“我大小是个村长哩，要是整天哭丧着脸，耷拉着脑袋，群众会怎么样？你连这道理都不懂？”

��

��家家的粮食都吃完了。

��连星点儿面味儿也闻不见了。

��饥饿很快笼罩了恩公祠。

��火头婶拖着少气无力的步子来说：“瞎驴，一点儿料也没有了，这几十头猪咋办呢？”

��吕叔板着脸说：“喂草，喂野菜……”

��火头婶说：“你说得轻巧。瞎驴，连人吃的野菜都不好挖到了，你不知道？”

��吕叔说：“反正不能叫猪饿死，死一头我找你这饲养员的事儿。”

��火头婶说：“猪瘦成骨头架子有啥用？干脆杀猪保人吧。”

��吕叔一指火头婶的鼻子说：“你放屁，我看你敢动一根猪毛？”

��火头婶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地走了，像驾云。

��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走姿是饿的，在恩公祠持这样走姿的人很多。

��记得那时天不亮，吕叔就领着男人们下恩公河捞水草，女人们挎着荆条篮子拎着爪钩星散在漫天地里，探寻隔年遗漏的红薯、包谷什么的，尽管这些东西早已腐烂变质。如果在低洼的沼泽处碰到一堆堆绿白参半的大雁屎，她们同样是如获至宝。大雁屎贴成的锅巴子有一股很浓的青麦苗味儿，这种在大雁的肠胃里已走过一遭的东西已不再有什么养分，人吃时是什么样子拉出来依然，只不过填填肚子，少一些空荡荡的难受。

��那年青黄不接的情形，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杂草团子（用河沟里的水草煮熟团成的团子）、淀粉馍（用麦秸秆、红薯秧、花生壳磨成粗糙的粉状，加上少许的红薯面蒸成的馍）、大雁饼（用大雁屎和烂红薯捣成泥状拍成的小锅饼）之类的吃食，且不说对如今已犯愁于胆固醇、

脂肪肝之类富贵病的城里人是天方夜谭，就是对已住上两层小楼的恩公祠乡亲们来说，也是一章天书。

��可在当时，这些东西是恩公祠的主食。

��白天，我们这些孩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村口的场院里，把那垛枯干的花生秧子围个严实，一双双眼睛都瞪得大大的、睁得圆圆的，沙里淘金般扒拣着里边未曾择净的小花生包。虽然这些包里的花生仁，都是些细小如米粒的秕瞎子，可嚼起来很香，还带着一股新鲜的甜味儿。那垛花生秧子，被我们翻了无数遍，每翻一遍都有所得，成了鱼过千家网，网网都有鱼。

��后来，我发现大人们的脸上都差不多笼罩着一种颜色，到我会查字典时，才清楚这种颜色被称之为菜色。当太阳升高的时候，向阳的堤坡、沟坡、山墙根处，总半躺着一疙瘩一疙瘩走不动的老人，其中不少人的面皮已开始松弛，脚脖子也开始变粗，用手指轻轻一按，就是一记小坑，非经久不得复原。到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浮肿。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病，得了浮肿的人，因体内缺乏热量，才特别爱晒暖儿。他们慵懒、困乏地把四肢在暖洋洋的日光下展开，周身如抽去筋骨般瘫软，一动也懒得动，就像一盘盘深眠不醒的蛇。

��吕叔因救济粮的事，上县城跑了一趟又一趟，回来时他的腿脚就肿得很粗很大。隔了一夜，鞋就穿不上了，只好趿拉着。

��吕叔一有空，就转悠到恩公河的小石桥旁，一眼不眨地朝大路的尽头张望，他是在等救济粮的车。郭副县长已告诉他粮食马上就会运来，党和政府不会不管的，况且恩公祠村是支援了外地才如此困难的。

��救济粮一直没有运来。

��恩公祠人开始背着吕叔发牢骚、讲怪话、叫苦连天了。

��看来革命传统教育同米面是画不成等号的，这是吕叔第一次自言自语的反思。他开始没命地吸“喇叭头”，一支接一支地卷，一支接一支地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