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馑恩公祠-百年恩公河

公元20世纪60年代初

��恩公祠没有“放卫星”,但并没有躲过饥饿。

��恩公祠完成了粮食上交的任务,却补不住被“卫星”捅破的娄子。陷入饥饿重围的邻村,都眼巴巴地盯着恩公祠,把恩公祠视作救命的稻草。

��吕叔把留存的伙食粮、饲料粮匀了一半出去。

��不久,吕叔不得不把剩下的一半儿的一半儿又匀了出去。

��恩公祠人的口粮标准,由每天的一斤跌至半斤,又跌至二两……人们开始发牢骚讲怪话。

��吕叔把全体群众集合到一起,挥着胳膊说:“……在朝鲜上甘岭,我们一个排被包围在坑道里,七天水米没有打牙。就在这时,排长拿出了一个

苹果,就这一个苹果,干部让战士吃,战士让伤员吃,就这样在大家的手里传来传去,转了好几圈儿,手把苹果都暖热了,也没有谁肯碰一下嘴唇……大家说这是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是毛主席的队伍!如今,咱们这一带遭了灾,兄弟乡队没吃的,咱们能眼看着不管吗?咱们国家的地面大着哩,东边不收西边收,救灾粮很快就会运来的。这事儿我清楚,困难是暂时的,大家喝不了几天稀的,受不了几天罪,眨巴眨巴眼就挺过来了。大家伙儿贝青相信了,共产党毛主席不会叫饿死人的,新社会是不会饿死人的!”

��一席话把大家的心都说得热乎乎的,没有谁在下面小嘟噜,唱反调儿。

��火头婶说:“咱们有吃的,就不能让人家饿着。人嘛,不能恁短见,眼皮不能恁薄。”

��李妈接着说:“遭了年成,大家都紧巴紧巴手,勒勒裤腰带儿,应该。”

��阿妈尼跟着附和道:“一根竹竿十八节儿,不知谁过到哪一节儿哩。咱们恩公祠也不敢说年年都有好收成哩,要是遭了灾不也得指望国家?”

��我与狗子、水牛用非常崇拜的目光,盯着吕叔这位同美国鬼子拼过刺刀的英雄,仿佛灌在肠胃里的野菜汤儿不再咕咕噜噜地叫唤了,觉得肚子不再饿了,身上也发暖了。

��散会后,吕叔把我们叫到一座圆顶仓库边儿。

��这仓库门上挂着大铁锁,门缝窗缝都用黄泥巴抹得严严的。

��吕叔说:“这里边存有几万斤麦种,这是咱们恩公祠的命根子啊,可不能叫出了闪失。眼下洪水快退完了,四处都有路眼儿了,没准会有坏人盯上这仓库。大人忙,你们白天就在这一片玩儿,别乱跑,发现有情况就喊大人,记住了?”

��我与狗子、水牛一齐点头,都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那一阵子,吕叔白天领着群众在水洼子里摸鱼,用火枪打野兔子,打老鸹,打麻雀……还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捋树叶儿,挖野菜。晚上,吕叔就裹着带一缕缕羊毛的军大衣,蹲在仓库门口打瞌睡。火头婶说吕叔是牲口骡子托生的,能站着睡,眨巴眨巴眼就是一觉。不知火头婶的话是真是假,反正吕叔的确觉轻得很。稍有一点儿动静,他就麻利地端起抱在怀里的土枪,吼道:“谁?干啥的?不吭声我就开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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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中午,吕叔正捧着老海碗满头大汗地吃芝麻叶面条,一脸菜色的王老虎赶饭时来了。吕叔忙盛一大碗芝麻叶面条递给他。王老虎绿着眼咽着口水说:“还是面条儿?”

��吕叔说:“面条儿好啊,人老几辈子不都说‘面条省,烙馍费,要吃锅盔卖了地’吗?”

��王老虎抱住碗不抬头,一碗面条仿佛薅了脖子倒进去的,还用舌头把碗底“嗞嗞嗞”地舔了个溜溜光。之后,王老虎苦笑着摇摇头说:“我这俩月来三次,你碗里的面条三个样。头一次是插筷子不倒,还漂着油花子;第二次的成色就差了不少,是不稀不稠面条露头儿;这一次就更差了,稀溜溜的捞不出几根面条儿了。老吕,都是我那一千多张嘴巴把你带累的呀!”

��吕叔发现他的两只老虎眼开始湿漉漉地朝外浸水了,忙打趣道:“前年秋天,你丢我碗里的那只鸡腿不比这面条金贵?”

��王老虎擦着泪眼说:“老吕,你打我的脸吧!要不是那会儿我脑袋瓜发热,咋会有今天这结局?”

��吕叔说:“你先等会儿,我敲钟去!”

��吕叔把钟敲成一长两短。这一阵子吕叔没少敲这号钟,周围已经有五六个村子来伸手了,恩公祠没有让人空手回去的习惯。钟一响,恩公祠的人全都出来了,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

��吕叔说:“我知道大家的囤底都扫得差不多了,可咱今天还得再扫扫。老龟庄的乡亲已经断顿了,还得再接济接济他们,剩两碗的匀出来一碗,剩一瓢的匀出来半瓢,剩一口的匀出来半口,就这事儿,大家抓紧回去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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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的果子挂得再多,也经不住众手摘。盛在乡亲们碗里的东西,越来越少,越来越稀了。

��吕叔跟大家一样,每天灌几次青菜水儿。可他没塌一点儿架,走起路来胸脯仍挺得高高的,进进出出还是一路小调儿,不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再就是跟阿妈尼学的“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奔流着幸福的南江”。扒来拣去,吕叔的“仓库”里就这么多存货,还让他唱得五音不全。

��阿妈尼听见就抢白他说:“你唱啥唱?就你那破竹竿捣尿罐儿的嗓子老好听?”

��吕叔关起门说:“我大小是个村长哩,要是整天哭丧着脸,耷拉着脑袋,群众会怎么样?你连这道理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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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的粮食都吃完了。

��连星点儿面味儿也闻不见了。

��饥饿很快笼罩了恩公祠。

��火头婶拖着少气无力的步子来说:“瞎驴,一点儿料也没有了,这几十头猪咋办呢?”

��吕叔板着脸说:“喂草,喂野菜……”

��火头婶说:“你说得轻巧。瞎驴,连人吃的野菜都不好挖到了,你不知道?”

��吕叔说:“反正不能叫猪饿死,死一头我找你这饲养员的事儿。”

��火头婶说:“猪瘦成骨头架子有啥用?干脆杀猪保人吧。”

��吕叔一指火头婶的鼻子说:“你放屁,我看你敢动一根猪毛?”

��火头婶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地走了,像驾云。

��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走姿是饿的,在恩公祠持这样走姿的人很多。

��记得那时天不亮,吕叔就领着男人们下恩公河捞水草,女人们挎着荆条篮子拎着爪钩星散在漫天地里,探寻隔年遗漏的红薯、包谷什么的,尽管这些东西早已腐烂变质。如果在低洼的沼泽处碰到一堆堆绿白参半的大雁屎,她们同样是如获至宝。大雁屎贴成的锅巴子有一股很浓的青麦苗味儿,这种在大雁的肠胃里已走过一遭的东西已不再有什么养分,人吃时是什么样子拉出来依然,只不过填填肚子,少一些空荡荡的难受。

��那年青黄不接的情形,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杂草团子(用河沟里的水草煮熟团成的团子)、淀粉馍(用麦秸秆、红薯秧、花生壳磨成粗糙的粉状,加上少许的红薯面蒸成的馍)、大雁饼(用大雁屎和烂红薯捣成泥状拍成的小锅饼)之类的吃食,且不说对如今已犯愁于胆固醇、

脂肪肝之类富贵病的城里人是天方夜谭,就是对已住上两层小楼的恩公祠乡亲们来说,也是一章天书。

��可在当时,这些东西是恩公祠的主食。

��白天,我们这些孩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村口的场院里,把那垛枯干的花生秧子围个严实,一双双眼睛都瞪得大大的、睁得圆圆的,沙里淘金般扒拣着里边未曾择净的小花生包。虽然这些包里的花生仁,都是些细小如米粒的秕瞎子,可嚼起来很香,还带着一股新鲜的甜味儿。那垛花生秧子,被我们翻了无数遍,每翻一遍都有所得,成了鱼过千家网,网网都有鱼。

��后来,我发现大人们的脸上都差不多笼罩着一种颜色,到我会查字典时,才清楚这种颜色被称之为菜色。当太阳升高的时候,向阳的堤坡、沟坡、山墙根处,总半躺着一疙瘩一疙瘩走不动的老人,其中不少人的面皮已开始松弛,脚脖子也开始变粗,用手指轻轻一按,就是一记小坑,非经久不得复原。到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浮肿。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病,得了浮肿的人,因体内缺乏热量,才特别爱晒暖儿。他们慵懒、困乏地把四肢在暖洋洋的日光下展开,周身如抽去筋骨般瘫软,一动也懒得动,就像一盘盘深眠不醒的蛇。

��吕叔因救济粮的事,上县城跑了一趟又一趟,回来时他的腿脚就肿得很粗很大。隔了一夜,鞋就穿不上了,只好趿拉着。

��吕叔一有空,就转悠到恩公河的小石桥旁,一眼不眨地朝大路的尽头张望,他是在等救济粮的车。郭副县长已告诉他粮食马上就会运来,党和政府不会不管的,况且恩公祠村是支援了外地才如此困难的。

��救济粮一直没有运来。

��恩公祠人开始背着吕叔发牢骚、讲怪话、叫苦连天了。

��看来革命传统教育同米面是画不成等号的,这是吕叔第一次自言自语的反思。他开始没命地吸“喇叭头”,一支接一支地卷,一支接一支地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