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妹在名义上还是夏海连家的保姆，虽然夏海连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发给她工资。夏海连被当作叛徒加特务，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外间不得而知，不可能再给阿妹发工资。褚芳躺在医院里，工资也被取消了，一个月只给她十六块钱的生活费。十六块钱的生活费实在是无法生活的，只能反过来靠阿妹。“文化大革命”前许多人都羡慕干部，说是干部穷也穷不过一个月，意思是说干部到月便能拿到工资。问题是大多数的干部都是月月空，量入为出，没有积余，有的人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便坐在会计科，等着把工资交给老婆去买柴米盐油。所有的干部都没想到会没有工资，除非是犯了错误被开除，因为干部都信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按劳取酬，不可能是劳而无酬。

阿妹把褚芳当作自己的婆婆对待了，她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家之主，有丈夫，有公婆，照顾丈夫，侍奉公婆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个女人不做这些事还能做什么？如果有人来向她灌输什么新的道德观点的话，她会觉得你是在瞎说。

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阿妹都要到医院里去探望褚芳，去为褚芳净身换衣，带去一些好吃的、滋补的东西。

褚芳吃到阿妹的东西就要掉眼泪，这使阿妹感到十分惊奇。十多年来阿妹从未见过褚芳掉眼泪。在阿妹的心目中褚芳是铁打的，她十六岁就参加妇抗会，二十多岁便带领民工去支前，身上背一枝驳壳枪，押解二十辆独轮车，装着山东的小米送到徐州，支援淮海大战。她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过，在死人堆里滚爬过，说话高声大气，做事泼泼辣辣，行动风风火火。她和阿妹的性格完全不同，南柔北刚，南水北火，可这柔水与烈火却相处得如同母女。

阿妹见到褚芳掉眼泪就十分恐惧，铁石人伤心掉泪不是好事：

“褚阿姨，你不能哭，一边哭一边吃会得嗝气病的。”阿妹把胃癌叫作嗝气病，肺癌叫作肺痨病，那时农村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癌是什么东西。

褚芳说：“不是一边吃一边哭，而是看到你送饭来我就想哭。那年我受了伤，躲藏在安徽山区的一个小土地庙里，村子上的老大娘派她女儿给我送吃的，那孩子叫宝凤，当时比你要小得多呢。宝凤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我，可我却不敢承担一点风险来救活她。你还记得吗小妹，那几年没饭吃的时候，我们家里来了一个逃荒的，还带了一个小妹妹。”

“记得。”阿妹想起来了，“那是一个老太婆和一个黄头发的小丫头。”

“那就是宝凤，她不是老婆婆，那年还不到三十岁。她的女儿也不小了，已经十四岁。农村里缺衣少食，小的长不大，大的容易老，不像你，三十多岁还是水灵灵的。”

“是的，我当童养媳的时候也是长得面黄肌瘦的。”阿妹表示同意。

“那一年宝凤是饿得熬不住了，才带着孩子来投靠我们的。在我们家住了半个月，多了两个人我们的粮食定量也不够了，全家人天天喝稀的。再加上宝凤又在外面瞎说，说什么安徽在大跃进之后饿死的人把小河都填得满满的，人饿到最后就到河边去喝水，啃烂泥。这些话在附近一带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社会主义怎么能饿死人呢？老夏当时在位，觉得这样下去对他的工作，对党的威信都很不利，便和我商量，动员她娘儿俩回去好好地生产自救，不要在外面做盲流。你还记得吧，当时我们想方设法，给了她们二十斤粮票……”

阿妹当然记得：“有十斤是我向王先生家讨来的，他们家三个人的饭量都是一点点。”

“宝风只肯收了十斤，哭着向我保证，即使饿死了也不会再来，不会让我们家受累。……她真的饿死了，她的女儿凭着最后的一点粮食向铁路线上跑，是死是活也没有个准确的消息。”褚芳的眼泪又淌下来了，“战争年代她冒死救了我，我在灾难到来的时候却不能救活她。我和老夏在战争年代都是死里逃生的人，所以能够死里逃生，是靠许许多多的人帮助我们，到头来我们却不能帮助他们。”

“你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嘛。”

“是的，我们本来也是这样想，想把国家建设得好点，让大家不再受苦，特别是不要饿死人……可我们现在却成了反革命！”

“别把这事儿搁在心上，你把他们当成反革命好了，我看他们就是反革命！”阿妹想得倒也天真。

“真的如此倒又好了，谁宣布尤金是反革命，我只需要一粒子弹就可以送他的命！现在，他要送你的命！”褚芳叹了口气，“说真的阿妹，我看见你送饭来时就想到了宝凤，就会想到我今生今世恐怕也没有办法来报答你，我这一辈子要欠多少人情债呢！”褚芳又流下了眼泪。

阿妹连忙用手绢替褚芳擦眼泪：“不要这样，阿妹的钱都是你给的，要谈报答的话，阿妹应当报答你，解放后要不是你家收留了我的话，我也没有今天。”阿妹心里想到的今天不是生活的好坏，而是有一个朱品在身边，一个乡下的姑娘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丈夫呢？

阿妹如此宽待夏家，也曾经有人要造她的反，说她是什么铁杆保皇派，要把她从夏家赶出去。多亏朱益老头教了她两手。

说起来“文化大革命”还真有点古风，两派的人马一对阵，为首者首先要问对方：“你是什么成份，什么出身？”双方先在成份和出身上比个高低。这很像古代的两军对阵，要问来将何人。

阿妹学会了，见有造反派来时首先自报家门：“我是贫农出身，三代贫农，自小当童养媳。你是什么成份？什么阶级？”

“我是……小资产阶级。对方的口气不硬。

“小资产阶级也是资产阶级，你是来搞阶级报复的！”阿妹学着褚芳当年的气势，操起一根棍棒把对方吓得夺门而去。

如果来的人也很硬气：“我是工人阶级！”

“你爷爷是干什么的？”

“也是工人阶级！”对方叫阵了。

“你爷爷的爷爷是干什么的？”

一般地讲，报到爷爷的爷爷是不多的，苏州的工业不发达，三代都是产业工人的人很少，万一碰上了，阿妹还有一手：“你会读书写字吗？”

“会！”对方不知是何用意，还以为是和他比文化呢。

“那好，昨天晚上发现了一起反标（反动标语），是不是你写的？”

“是你写的！”

“我不会写字，肯定是你写的，走，跟我到居委会去对笔迹！”

事情如果发展到这一步的话，对方肯定会溜之大吉。一提到查反标，那就有点说不清楚了。那时候天天查反动标语，有些标语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反动，公开写出要打倒江青和张春桥之类；有些标语实在也是一种笔误，如把毛主席写成毛主度，把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等等。一发现这种标语就要追查，每一个单位都要开会，一个个的人排队，初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会写毛笔字的人是重点，不识字的人可以回家睡觉去。因此，那些成份好而又没有文化的人，像阿妹这样的人犹如穿了钢盔铁甲，是刀枪不入的。

造反派斗不过阿妹，便说服动员阿妹，要她起来造反，揭发走资派夏海连家的糜烂生活。阿妹说他家的生活不烂，两个人工资不算少，可他家的穷亲戚、穷朋友太多，在乡下、在老区都有许多生死之交，患难亲友，目前都穷得活不下去，经常写信来要钱，要粮票，弄得夏海连家有时候连粮食都不够吃，肉都买不起。

“胡说，尤金揭发夏海连的罪状中，有许多是关于大吃大喝的！”

“是的，夏海连嘴馋，在家里又没有什么好吃的，便在外面抓住吃喝的机会；要说夏海连的生活糜烂的话，那是烂在外面，不是烂在家里，他家里经常是清汤寡水。”

有人动员阿妹和夏海连划清界限，不要替他家当保姆了，不做走资派的奴隶。阿妹摇摇头，她只觉得是在夏家做儿女，没有感到是做奴隶。夏海连夫妇都是叫她小妹，一直叫到今天。今天夏家遭了难，她不能一走了结，那是雪上加霜，趁火打劫，是缺德的。阿妹相信，缺德的人总是要遭天雷劈，胡妈是个缺德的人，去年被人刨了坟，把那口大棺材拿去做门板，把白骨抛在荒郊里。

记不清是星期三还是星期五了，阿妹又拎着一只草提包出了藏书里。提包里都是旧棉花，棉花里悟了一只陶瓷钵头，钵头里有半只炯烂的老母鸡。那时候能卖得到、卖得起一只老母鸡是很不容易的，许家大院里只要是哪家今天吃鸡，哪家的孩子便会高兴得到处大喊：“我们家吃鸡喽！”引得那些吃不到鸡的孩子们流口水。

阿妹拎着草提包向城东走去，城东的那家大医院就是当年王知一治病的地方，也就是在那里王知一碰上了生命中的克星，那个神秘的人。

“文化大革命”是没有死角的，医院也不例外。这个医院里有名的医生差不多都成了牛鬼蛇神，有的是历史上有点什么问题，有的是过去曾经私人开业，实在没有什么了，那也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些牛鬼们都戴上了黑袖章，在那里扫地、冲厕所。奇怪的是那些病人或病人家属，一见到此种戴黑袖章的人立即从四面围上去：

“×医生，请你替我看看病吧。”

“请你替我妈看看吧，她最相信你。”

×医生四处躲藏：“不行，我不能替你看病。”

“你行行好吧，你治病救人。”

“我是牛鬼蛇神，不能治病救人。”

“能，我们最相信牛鬼蛇神。”

“瞎说，这话是反动的，你们去找那最最革命的医生。”

“找过了，最最革命的医生叫我们排起队来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不瞒你说，医生，我们就是怕牺牲才来看病的。”

×医生逃不脱了，向四面看看，缩缩咝咝地喊道：“跟我来，到厕所里。”

那时候，厕所往往成了“专家门诊室”，而且不收专家挂号费，这也是史无前例。

阿妹也曾经找过那些戴黑袖章的人，请他们为褚芳看病，那些人一听褚芳的名字，就问：“住在几病区，几号？”牛鬼蛇神和走资派之间还是有点老关系。

阿妹踏进医院的大门时，就看见一位秃顶、戴黑袖章的矮老头在大厅里扫地。他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拎着装有长木柄的白铁畚箕，在那个闹哄哄的挂号大厅里扫掉一些随手乱扔的烟蒂、纸屑和果皮。这老头至今还没有获得“解放”，说他是个漏划的右派，而且死不改悔。”他死不认错，而且公开声称：“错的不是我，是你！”对不起，只好请你继续扫地冲厕所了，成了“专家门诊室”的主任医生。

阿妹见到这位主任医生便要打招呼：“×医生，请你再去给褚主任看看病。”

×医生抬起头来看看她，十分神秘地挥了挥手中的扫帚：“去吧，去看吧。”

阿妹从医生的眼神里看出了有一种什么先兆，总觉得褚阿姨那里出了点什么事体。她也来不及多问了，径直向病房里走去。

阿妹走进病房一看，这间有着二十多张床位的大病房一如往日，十四号病床上的褚芳，也是睡得好好的。她跑到床边轻轻地叫了一声：“褚阿姨，我来啦。”

应声而出的却是一个两颊无肉，两眼深凹的光郎头，形如木乃伊。阿妹吓得要死，一个踉跄把草提包碰在床头柜上，把半钵鸡汤都打翻在旧棉花里，实在可惜。

那形如木乃伊的老头哼了一声：“小妹妹，我是今天才来的。”

“褚阿姨呢？”阿妹背转身来问十三号病床上的人，此人在此已有多日。

“别着急，小妹，你家褚阿姨解放了，又要当官了，她不像我们，砖头瓦爿永无翻身之日。上去吧小妹，三楼高级病房，六号，六六大顺，时来运转了。”

阿妹也不想去琢磨那位病友的话了，拎起草包就向三楼奔跑。

三楼都是小病房，最多是三个人一间，最少是一个人一间，即所谓的单间。六号病房是两张病床，可是只有褚芳一个人住在里面。病房的门敞开着，褚芳站在门口等阿妹，她面带笑容，把阿妹向门里一拉，立即关上房门。

阿妹感到，褚阿姨的臂膀又是那么刚劲有力，不像前些时那么软绵绵的，弄不清世界上又发生什么奇迹：“褚阿姨，你怎么会搬到这里来的？”

褚芳的神情改变了：“按照我的级别，本来就应当住在这里，是受了冤屈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褚芳的头昂起来了，又有那种老革命易染的、高人一等的骄气。

阿妹还是弄不明白，人怎么会像孙悟空一样，一个跟头从天堂进了地狱，一个跟头又从地狱回到了天堂里。

褚芳知道阿妹弄不明白：“告诉你吧，小妹，可你不能到外面去传播小道消息。大前天，司令员到苏州来检查工作，地方上的领导在高级宾馆里为他举行宴会。司令员喝下半斤茅台之后，突然想起老夏来了：‘苏州的夏海连哪里去啦，怎么不来和我一起喝酒呢？’

“‘他……他是叛徒，被打倒了。’

“‘他是叛徒？他是叛徒我是什么！’司令员光火了，把酒杯向地上一摔，咣啷啷，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

“有人不识相，还要狡辩：‘他在一九四六年突然离开解放区，到上海去花天酒地，同国民党的一些官员和商人混在一起。’

“‘你懂个屁，那是我派他到上海去买西药的。你们现在打个喷嚏都要上医院，那时候受伤的战士只能用盐水洗伤口，连红药水都没有一滴，是我给了他一百两黄金到上海去搞西药，他冒死从上海运回来一船西药，让许多人都活下来了。噢，别人活下来了，他自己倒成了叛徒！岂有此理，是他妈的谁搞的鬼？把人交出来！’

“‘是他的秘书，叫尤金，是他揭发的。’

“‘这小子肯定是在搞阶级报复，把他抓起来，枪毙！’枪毙两个字是司令员的口头禅，意思是严加处理。

“所有的人都吓坏了：‘司令员别光火，我们不了解情况，一定对那个小子严加处理，枪毙。’

“司令员还不肯息怒：‘去把夏海连给我叫来，让我看看他是死的还是活的，或者是被你们打得半死半活的。’

“‘今天来不及了，过几天一定把夏书记请出来，请他来看你。’

“‘不行，他在哪里，我要去看他，警卫员，准备车子，带上冲锋枪，我倒要去看看，是些什么人在搞鬼！’

“许多人都来劝解了，又拿杯子又倒酒：‘司令员，你坐下，先喝酒，晚上不能开车，那一条山路是不安全的，你打死了我们也不让你开车，这个责任我们负不起。’

“司令员到底喝下半斤茅台了，那茅台酒是上脚不上头，喝多了头不疼，脚要飘飘然。‘好吧。’司令员坐下来了，‘限你三天之内把夏海连交出来，交不出来我就砍了你的头！’司令员就是这个脾气，较起劲来不是枪毙就是砍头。”

褚芳说完了，不免有点得意，流露出对老首长的信任和无限的敬意。

阿妹却想起来了：“请阿姨，快把鸡汤喝了吧，有一半已经被我打翻在棉花里。”

“行行，现在有一半就够了。”褚芳捧起瓷钵头，满满地喝了两大口，第二口喝得太多了，有一点流到了气管里，呛得褚芳直咳嗽。她连忙把瓷钵头放在床头柜上：“噢唷，放在这里等会儿再喝吧，现在呛死了倒是不合算的。”褚芳又有了说笑的情趣。

“褚阿姨，再喝点吧，你的命大，不会死的。”

“对对，我不会死，我很快就要出院了，夏书记也很快就要回来，我也要去把两个孩子找回来，我们一家人又可以重聚在一起，像过去一样的。”褚芳又恢复了那种领导干部特有的乐观主义。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说形势一片大好，说多了自己也觉得是真的，成了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

阿妹却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说：“不能和从前一样了，我和朱品要结婚了。”

褚芳拍拍手：“好呀，结了婚还住在我家里，就算是我们家的招女婿。”

“不行，他……他是右派。”

“行，现在看起来，那左派也不比右派好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