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妹和朱品的婚事，也被王先生的祸事耽搁下来了，在这种时候办喜酒，谁也没有兴致举杯。
苏州人结婚，按规定要到医院里去检查身体，要到民政部门去办理结婚登记。这些都是官方手续，是成文的法律。实际上还有一条不成文的习惯法，那就是办喜酒，办过喜酒请过客，宣布结婚，大家就承认，不管你登记不登记。如果你只登记不办喜酒，那是合法不合情，人家认为你是偷偷摸摸的。“你们啥辰光结婚的呀，也没有看见你们办喜酒嘛！”办喜酒赛过是结婚的新闻发布会，有时候比法律还要厉害些。苏州太监弄里的那些饭馆，往年间主要的生意是靠喜庆的宴席。要知道中国人为什么把大吃大喝当作一种排场，一种阔气，那得从研究中国的民俗学着手。
我们曾经建议过，朱品和阿妹的婚礼就在张南奎的房子里进行，办一桌喜酒，把马海西、罗非和徐永都请回来，把王先生和朱老头也请过来，来一次大团聚。痛饮之后叫林阿五为他们开一张介绍信，到民政部门去办理结婚登记，我们几个没事的人再痛饮三天，喝它个烂醉如泥！把欢乐与痛苦一齐喝下去。那年头只有喝酒不犯罪，最多是被人骂一声：“酒鬼！”
朱品和阿妹也同意我们的建议，也已经作好了准备，现在只好一天天地等下去。不过，等待的只是办喜酒，情火一旦燃烧起来是无法扑灭的。阿妹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多少年一直在天上飞，飘飘荡荡地不落地。燃烧着的情火一下子把种子上的绒毛烧掉了，那颗飘荡着的种子就落了地，栽进沃土里，或者说是一头栽进了朱品的怀抱里。她多少年来都在等待着这一天，这一天曾经在她的梦中出现过千百回。
农村里的姑娘到了十七八岁时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想嫁一个勤劳的丈夫，丈夫的家里有七八亩田和三间房子，公婆不太凶狠，生两个胖胖的孩子。她与丈夫起五更睡半夜，跌个斤斗抓把泥，丢掉钉耙舞扫帚，舍不得在菜里多放一滴油，舍不得在粥里多放一把米，终身节俭的目标就是为儿子造三间房子，讨一个媳妇；为女儿备一套嫁妆，体体面面地嫁出去。过了五十就不下田了，在家里照管猪、羊、鸡；过了六十就不早起了，冬天睡到日上树梢头，爬起来抱着孙子晒太阳，说说张家短，李家长，叙说自己一生的三大业迹：讨媳妇，嫁女儿和造房子，听者齐声称道：“老奶奶，你好福气！”
阿妹的伟大理想本来也是相同于一般的农村姑娘，而且准备比一般的农村姑娘多付出十倍的努力，因为她是个童养媳，她的婆婆十分凶狠，她的丈夫有鼓胀病，跌打滚爬全得靠自己。自从进了许家大院之后，她的伟大理想也在逐渐地改变。胡妈的那条路她坚决不走，那种斜门即使在农村里也是不被称道的；费亭美的那种道路她不能理解，因而也就没有想过。柳梅和许达伟的婚姻她觉得是太完美了，是可望而不可即。她在苏州城里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小夫妻俩都拿工资，有一间小房子，生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和公婆分开来住，星期天到公婆家里去吃一顿，然后带着孩子到街上去买糖果，或者是在公园的长凳上坐一坐，看着孩子在草地上跳舞……若干年来，阿妹都在仿照着城里人的生活编织着自己的美梦。这种美梦确实是在梦中编织的，往往是在编得快要完成的时候，甚至是已经编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孩子跳舞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群拿着扁担、锄头的乡下人向她闯来，为首的是她的恶婆婆，要抢走他的孩子，说这个孩子是她和那个大肚子的小丈夫生的。她哭喊着去抢夺孩子，急得从梦中醒来，眼泪沾湿了枕头。
美梦编织起来十分困难，有时候实现起来倒也十分容易。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把她和朱品推到了一起。这种力量是无法抗拒的，梦中没有编完的故事，醒来却已经实现。
阿妹已经有了一个小小的家，虽说这个家是夏海连的。可是夏海连被尤金反戈一击之后，至今还被关在太湖里的一个小岛上面，外面听不到一点消息。褚芳有严重的心脏病，长期睡在医院里。她的两个孩子一个是在山东的姥姥家，一个大的不知道流落在哪里。夏家的房子一时还没有人敢来抢，因为要抢的人太多，暂时僵持在那里。借大的一座房子只有阿妹和朱品住在里面。当然，阿妹和朱品只是住了当年三舅住的那间房子，其余的房子都贴着封条，有革命委员会的，有造反司令部的，有支左部队的……一个房门上的封条有五六张，谁也不能随便地开启。
阿妹本来就是个操持家务的能手，现在更是把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条。结婚的用品暂时还没有买，因为她不想长期地住在夏海连的家里，可却想方设法弄来很多吃的东西。她有钱，在许家大院中她是个富翁，别人都是当月工资当月完，她却把十几年来当保姆的工资都积存在那里，她不要付房租与伙食，穿衣服也就是那么两套蓝卡其。她的工资虽然不多，却是只进不出，夏海连的工资虽然高，可那存款的数额却不及阿妹。朱品虽然是右派，每月的工资还有三十几，那时候，维持生命的最低费用是每月八块钱。
朱品掉在蜜缸里了。每日清晨醒来，眼睛还没有张开，就会闻到一股甜津津的香味，睁开眼来一看，那像螺蛳姑娘的阿妹端着一碗红枣莲心汤坐在床头。
阿妹见朱品醒来，那脸也就笑得像一朵莲花似的：“别急，慢慢地坐起来，先把红枣莲子汤吃下去。”
朱品坐起来，伸手接小碗。阿妹却把碗向后一缩：“别动，我来喂你。”
“我又没有生病。”朱品说。
“瞎说，这是我疼你。”阿妹表达爱的方式另有一功。她不同于村姑的打情骂俏，也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含情脉脉，柔情似水。她是这两种表达方式的混合体：“疼你。”
朱品闭着眼睛张开嘴，把那除核的红枣和剔心的莲子吞下去。他不敢睁开眼睛看那张笑得像荷花似的脸，因为睁开了眼睛就会流下眼泪。这位玩世不恭的画家早已忘记了世界上还有疼爱的存在。是的，母亲曾经疼爱过他，那已经是遥远的记忆，何况他在被母亲疼爱的时候还不知道疼爱之可贵。当他受尽了欺凌和污蔑之后，才品出这疼爱是什么滋味，更何况此种疼爱是伴随着性爱散发出来的，是放射性的，可以使朱品浑身骨头酥，乐极而生悲。
阿妹喂完之后，叫朱品躺着不要动，再在床上悟一歇，养身体，然后再爬起来洗脸、吃早餐。早餐是一个鸡蛋，两个馒头，一碗泡饭，两碟酱菜。这一些都是当年阿妹从胡妈那里学来的。胡妈当年服侍费亭美，那早餐可是了不起。主食有中有西，有苡仁米烧粥，有雪菜肉丝面，有豆浆油条，有牛奶、白脱、果酱加面包，煎鸡蛋，橘子汁等等。费亭美年轻时常常欢喜在早晨吃西餐，中午和晚上吃中餐。中年以后早晨就不吃西餐了，可那早晨的粥菜却很考究，一只红木方盘里的小菜碟子有十几个：油氽花生米，玫瑰乳腐，酱黄瓜，悟酥豆，冬笋雪菜，虾籽鲞鱼，糖醋萝卜，葱拌豆腐……阿妹恨不得像服侍费亭美一样来服侍朱品，可惜的是花生米早就看不见了，更何况是油氽的。陶金根的大饼油条店早就关了，因为没有油，大跃进以后出生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油条是什么样子的；至于冬笋雪菜和虾籽誊鱼等等，只能是活在人们的记忆里。
阿妹伺候着朱品吃完了早饭，又替朱品穿上一套干净平整、半新不旧的卡其布外衣。她不许朱品穿着那沾满颜料，五颜六色的工作服在外面走来走去。也不许朱品头发蓬松，胡子拉茬，破鞋烂袜地自己作贱自己。别人看不起你，你要自己看得起自己，你要衣着整齐，挺胸抬头，你没有抢没有偷，也没有杀人放火，是靠劳动吃饭的，那些当“司令”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
朱品听了这些话，又把那失落在尘埃里的信心捡了回来，陡增了生活的勇气，甚至觉得自己简直是当了皇帝！这不是嘛，衣来伸手，饭来张嘴。只有当他收拾停当，走出大门要奔赴工作地点时，这才想起自己是个右派分子，是牛鬼蛇神，上班之前要立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请罪。任何人，哪怕是个十来岁的小孩都可以在他低头请罪的时候推推搡搡，呼来唤去。他从藏书里那高高的石阶上走下来的时候，就像是从温室中走进了冰窟里，一股寒气来自丹田。可当他回过头来看见阿妹站在石阶上目送他远去，等待他归来的时候，一种温暖和信心却又充满了心头，觉得他再也不是一艘飘泊不定的孤舟了，再也不是一个无所牵挂也无人牵挂的人了。他被一个可爱的女人牵在手里。他不由地又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愿变一只小羊，常在她身旁，让她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阿妹不许他唱这首歌，她说她怎么也不会把他当羊，更不会用鞭子去抽在他身上，疼还来不及呢，怎么舍得打呀！
这疼和爱似乎有点区别，爱有点抽象，疼却十分具体；爱有自私的一面，疼是忘我的。阿妹爱朱品爱得已经不感到自己的存在了，她只想到朱品冷，不觉得自己寒；只想到朱品饿，不觉得腹中饥；只想要替朱品准备晚间的酒菜，却不顾这些酒菜是何等的难买。她一有空便从城里跑到城外，甚至跑到运河旁，太湖边，跑到农家的屋后和田头，去买点鱼虾、菜蔬、豆类。那时候菜场里的东西都要凭票买，有许多品种根本就看不见。阿妹最希望能买到活虾，如果能买到的话，她一定要送一点给费亭美，还要把许达伟请过来和朱品共同举杯。许达伟到阿妹这里来喝酒，实际上是爬过来的。因为上房和东西厢之间只隔着一道墙，许达伟的两个儿子在墙上扒了一个洞，钻进上房来做游戏。朱品和许达伟也就利用这个秘密通道暗中来去。阿妹最欢迎许达伟来和朱品喝酒，两个人谈笑风生，谈天说地，这样就可以使朱品把想要说的话都说出，省得闷在肚子里。气闷在肚子里是会生癌症的！
阿妹最怕的是没有事情做，没有事情的时候就想朱品，怕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怕他今天又受人欺，怕他熬不住又说漏了嘴，被人家罚跪或者是拉上台去“坐飞机”……特别是到天黑以后，如果朱品还没有回来，阿妹在屋里就坐不住了，坐到门口的石阶上，注视着黑黝黝的藏书里。这里行人稀少，冬天树叶落尽，树无声息，尽管大街上有人敲锣鼓，喊口号，革命运动热火朝天，这小巷子里还是静悄悄的。行人的脚步声被两旁的高墙弹回来，咚咚咚像脚尖敲打着皮鼓似的。阿妹听得出朱品的脚步声，老远就压低着声音叫喊：
“阿哥……”
“阿妹……”
“哥哥……”
“妹妹……”
一对情人亲呢的呼唤，使得夜行者听了肉麻，汗毛根根竖起。这种亲呢的呼唤和大街上那使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想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烧不掉这使人销魂的涓涓溪流。“文化大革命”不可能万岁，此种现象却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王先生的《欲海通鉴》里可能已经谈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