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妹把褚芳的话告诉了我们，我听了有点半信半疑，人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往往希望有奇迹出现。那位司令员也不知道是谁，他的话难道会像最高指示那么灵验？可我还是宁可信其有，人总是靠着希望过活的。
中国确实是一个会出奇迹的国家，阿妹的话果然不是假的，尤金那小子倒大霉了，虽然没有被枪毙，却被从写作班子里赶了出去。俗话说墙倒众人推，更何况他有那么多的对立面，与他共过事的人都希望把他一棍子打死，因为害怕自己说过的话，又被尤金记进了他那个小本本里，到时候来个反戈一击，把你打得屁滚尿流。写作班子里的人不肯轻易地饶过尤金，天天开会批判他，说他所有的文章都是捏造事实，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同时查他的祖宗三代，说他的母亲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嫁的，他的生父是日军大检问所里的翻译官，是个汉奸，出于阶级本性，他对党和人民怀有刻骨的仇恨。这些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当年所有的批判都是判批，是判决了以后才批的，这时候真的也是假的，假的也是真的。尤金的判决是“枪毙”，能说会道，列举事实等等都是无济于事的。
既然尤金所有的文章都是诬陷，那篇《抓住了一个大特务！！！》当然也就不是真的。王先生被放出来了，是在一个黑夜里被人蒙上了眼睛送到许家大院的大门口。他被折磨得十分虚弱，走几步路就要喘气，可是当他一进了那长长的备弄时，心就渐渐地安定了。这虽然是一条黑暗而曲折的路，但却是一条回家的路，即使门外有雷电风雨，踏上了归途也就离家不远，再走几步就可以回到那温暖的小窝；即使在这里昏迷倒下，每一个走过的人都认识他，都会把他送回家。此种想法给了王知一最后的一点力气，使他能够支撑着爬上了自家的楼梯；就像受了伤的鸟儿也是挣扎着飞回来那样，最后死在自己的窝巢里。
王先生回来的消息，首先是朱益老头传出来的。他在当天的晚上，忽然听到楼上有凳子倒地的轰隆声和王师母的尖叫声音。他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奔到楼上一看，竟然是王知一回来了，王师母当时惊叫着从床上爬起来，慌忙中碰倒了板凳。
没有等到天亮，朱老头就到许达伟家和我们这里来报喜讯：“王先生回来了！”
我和张南奎、许达伟、柳梅、阿妹、朱品都川流不息地拥到了王先生的房间里，围着王先生问长问短，忙这忙那，最主要的是问他都受了哪些折磨，伤在哪里。
王先生不讲他受刑的情况，只是苦笑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王师母却忍不住要说了：“真是遍体鳞伤啊，浑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些人和畜生差不多，不是娘养的。”从来不说脏话的王师母也忍不住要骂人了。
张南奎也气愤：“现在我也要反对孔孟之道了，‘人之初，性本善’是错误的。人之初性本恶！他们对同类相互残杀，竟然把打人作为一种乐趣。”
许达伟又有见解了：“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人的变化是由教育来决定的。”
王先生竟然也点头：“是的，那些打人的人接受了一种教育：对敌人要冷酷无情。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敌人，都是些反革命分子，是恶棍、是魔鬼、是带着瘟疫的过街老鼠，打几下有什么了不起，最好是要彻底地消灭！像希特勒消灭犹太人似的。何况打人和吸毒一样，多打了也会上瘾。那些晚上值班看守的人，到半夜里要打磕睡了，就把我们这些人拉出来毒打一顿，提提精神。”
我听了不禁毛骨悚然。说起来苏州人还是软绵绵的，尚且把打人作为一种乐趣，如果我不从那个山城里逃出来的话，说不定要被那些“天不怕”的人挖出心肝来炒韭菜呢！
朱益老头懂得三教九流，他家里有伤药，是装在一个朱红色的葫芦里。据他说此药比云南的白药还要灵验，是专治内伤的。他打开药葫芦，取出十几粒，调在半杯黄酒里，给王先生服了下去。说是眼下以后出一身臭汗，身上青的地方更青，紫的地方更紫，紫得发黑就证明药已生效，内伤都发出来了。
费亭美虽然不问世事已久，听说王先生受了酷刑，身体虚弱，便不糊火柴盒了，把柳梅叫到自己的身边说：“你到大橱顶上去把一只小藤箱取下，让我找一样东西。不知道还在不在了，我也记不清到底是放在哪里……”费亭美到底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人老了话就长，要是在年轻时她只会说一句话：“替我把大橱顶上的小藤箱取下来。”
柳梅踏在方凳子上，取下了那个积满了灰尘的小藤箱。这藤箱可有年代了，还是当年许春葳外出求学时用的，那时的书箱都是藤器或竹器，读书人不背书包叫负笈。
费亭美打开那个小藤箱，呆呆地看着，她好像不是急于去寻找什么东西，而是在那里寻找失去的记忆。这种记忆到底是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只看见费亭美先是愣着，过了半晌才伸出那双枯瘦的手，一只手揿住箱子，一只手在箱子里翻弄着，在箱子的角落里寻出一根用丝绵纸包着的人参，这根人参的参须没有了，却有拇指那么粗细。费亭美拿在手里对柳梅说：“这是一枝老山参，它比金子还要贵，当年是老太爷留下来的，说是能使虚弱的人强壮起来，能使快断气的人多活几天。去年抄家的时候，红卫兵不识，以为是晒干了的胡萝卜，把它摔在墙角里，这也可能是王先生的福气吧。拿去，给王先生用了吧，他是你公公唯一的至友，希望他能长寿。他不像我们，他还要写书。我们这些人嘛，活着和不活都是一样的。”
朱益老头见到了这枝老山参，眼珠子都突出来了：“不得了，这参是可以起死回生的！快把它蒸了，分几次眼下去。”
王先生吃了朱益的伤药，又服用了一枝老山参，身体确实复原得很快，可以上上下下地爬楼梯了。
夏海连夫妇也回来了，没有几天却又被他的一个老部下接过去。他那位老部下接管了一座疗养院，请他们夫妻俩去治病、疗养、休息。打过仗的人一旦还个清白，关系网仍然是四通八达的。
那汪永富不敢再嚣张了，他不仅是被我们抓住了辫子：在外面好像也没有了市面，冲冲杀杀的人已经不大需要了，鸟尽弓藏也是理所当然。汪永富好像也有自知之明，不大出去活动了，整天粘着个陶伶娣。陶伶娣却有些推推搡搡的了，她发现这个赤脚司令已经没有多大的花头。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吧，城内外早就没有枪声了，城门也不再紧闭。乡下人进城卖菜，城里人下乡钓鱼，进出都很方便，没有那种手执大刀长矛的人在城门口守卫。工厂也都开工了，商店正常营业。北京开过了“九大”，林彪被规定为接班人，而且写进了党章里，造反时卧铁轨的王洪文，当了国家的主席。一般的人对这些事也都认了，谁想当主席就去当吧，只要不把一个国家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就算是上上大吉。那时候的人要求都不高，只想安安稳稳地过几天。
想不到却是平地一声雷，苏州城里又闹翻了天，城市里的人要下放到农村里去！
先是根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说很有必要，那就没人敢说是没有必要了，那些在校的学生，那些首先起来造反的红卫兵，都要“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了，要到农村里去插队落户。这件事虽然不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那样到处有枪声炮声，实际上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哪家没有孩子，哪个孩子没有许多亲戚，下放一个知青最少要牵动五六个人，有人是三房合一子，那就有几十个人不能平静。千家万户都骚动起来了，仅仅许家大院里就有十一个知青要下农村，包括王先生家的小革命王玉树，许达伟家的亮亮和明明。亮亮和明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读”完了初中，也算是知识青年，其实只是小学毕业。
第一个雷声还在天上滚动着，第二个霹雳又从晴空落地：干部、教师、医生以及那些在城市里“吃闲饭”的人统统都要下放，一人下放要带走全家，要注销城市的户口，到农村里去安家落户永远当农民，而且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江苏的北部去，到那黄海之滨去接受考验。
外面的谣言纷纷，说这是林彪下的一号命令，那位救过夏海连的司令员又来个快刀斩乱麻，一人走全家走，从城里挖根，到农村生根，省得牵丝攀藤。
下放的主要目的是准备打仗，要把城市里那些屁股上不干净，心里面有怨气的人统统赶到农村里去，等到美帝或苏修打来时就没有人里应外合，就没有人去做奸细。所谓的下放实际上是在城市里“扫垃圾”。这些传说虽然无法证实，从行动上来看倒也不完全是假的。被批准下放的人都是些牛鬼蛇神，走资派，以及那些所谓站错了队的造反派头头。当然也有一些自愿革命的人还排命地挤进去，他们认为到了乡下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许家大院是动员下放的重点，上面特地派来一个叫顾炳的人来领导林阿五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听说这顾炳是一位复员军人，却又没有穿军装，那时候，没有当过兵的人还要千方百计地弄一套军装来穿穿，有着时髦和防身的双重意义。顾炳当过兵，为啥不穿呢？顾炳自己说是穿的时间太长了，换个新鲜，这话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管是真是假，这顾炳有点儿来头，据说是革命委员会派来搞试点的。顾炳对许家大院一无所知，只是在接受任务的时候了解到一些情况，知道许家大院是个藏垢纳污的地方，好像是个黑窝，也是个染缸，千万要提高警惕，站稳立场。他同时还从上面了解到，这林阿五虽然是个好人，可他和许家大院里的牛鬼蛇神关系太深，思想右倾。
按照上面的标准和下达的任务，许家大院里的老住户除掉朱益老头之外，其余的人家都要下去。一人下放，全家都走，小至吃奶的儿童，老到……还没有死。林阿五对谁走谁不走做不了主，好在这些该走的人也不需要他去动员，许多人都是他所在的单位批准，然后带走大院里的家属，连许达伟也是被柳梅带走的。最奇怪的是汪永富也被下放了，他的工作单位是前远五金零件厂，倒是要林阿五去说服动员的。
林阿五动员汪永富下放时，思想一点也不右倾，动作迅速，立场很稳。他一得到消息就到一号门里去找汪永富，看见汪永富在那里哄着陶伶娣，陶伶娣气呼呼的。林网工也不用什么虚词了，当着陶伶娣的面说：“汪永富，你被下放了，七天之内离开苏州，你准备准备。”那口气就像是下最后通牒。
“啊，居然下放到我头上来啦！”
“你是司令嘛，当然要带头。”
“不行，我要去找……找我的小兄弟。”
“随你的便。不过，你现在要去找军代表，找小兄弟是没有用的，你的那个叫尤金的小兄弟也下放了，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也难保。”
汪永富的脸涨得通红，眼睁睁地看着陶伶娣，僵在那里。
林阿五也看了看陶伶娣：“伶娣，你和汪永富的关系现在要确定了，确定是夫妻就跟他一起走，不是夫妻就不能这样不清不楚的，算个啥呢？”
陶伶娣听到这句话，立起身来把手一甩：“谁和他是夫妻，桥归桥路归路！”走了。
陶伶娣当然要走喽，她刚才就和汪永富斗过气，她说汪永富是个骗子，是说大话把她骗到手，却原来是个狗屁司令，一啥呒啥，一钿勿值。
原来，陶伶娣的一家也要被下放了，因为陶金根早就不做大饼油条，陶伶娣也没有个固定的职业，他们一家算是在城市里吃闲饭的，在下放之列。陶伶娣听说下农村就像是下地狱似的，风吹雨打太阳晒，那日子可怎么过呢！连忙去找汪永富想办法，死活也要留在苏州。汪永富想不出办法来，说他们那一派的人没有一个是当权的，他们算是站错了队。
陶伶娣一听说汪永富也要下放，马上就下了决心，决心和汪永富一刀两断，了却此情。这可不是什么爱不爱的问题，真家伙，要到农村里去受一辈子的苦，遭一辈子的罪，爱有什么用？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也不能两个人整天都睡在被窝里。
陶伶娣决定不求人了，自己来救自己。报纸上说下放要自觉自愿，我不自觉，不自愿，死赖着不走，看你怎的，反正现在已经没有红卫兵打人了，怕你！顶着，拖着，等到下放的高潮过去以后再作打算。什么打算现在也不清楚，有一点她是很清楚的，像她这样标致的女人是不愁找不到靠山的。
陶伶娣一走，汪永富知道她再也不会回来了。不回来也好，有什么能耐骑什么马，像陶伶娣这样的牝马决不是现在的汪永富能骑的，骑上去也要被摔下来。汪永富想是这样想，想想又不服气，多少年来他都想出人头地，好不容易碰上“文化大革命”，他不顾一切地冲在前面，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含着眼泪，喊着口号向敌人冲过去！结果却是站错了队。老婆走了，房子没了，光棍一人要到农村里去……汪永富又热泪盈眶了，这一次热泪盈眶不是觉得翻身解放，扬眉吐气，而是觉得上当受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