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要追查的那件事，一直是王知一的一块心病。

自从情场遭挫，诗坛意冷之后，王知一心冷意灰，靠着祖上的一点家产，他决心做一名世外闲人，不问政治，不惹是非，埋头著书立说。他著书立说不为名利，但求能向人类的知识宝库中加进一点东西。人类的知识宝库虽然有如海洋，却也是点点滴滴地积累起来的。

壬知一想做一个世外的闲人，想不到那一年却在医院中碰到了一个不闲的人，不闲的人也有闲的一面，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便引为知己。又没有想到为了救大院里的这几个学生，他不得不去找那个神秘的人，请他相帮着办一点事情。那时候不讲什么立场，也不讲阶级斗争，这样的事情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事情。

解放以后王知一闲不起来了，每一个人都要自食其力，他不得不到一个学校里去重执教鞭，教历史。五十年代初期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号召每一个人都要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讲清楚，不要隐瞒任何细节。

这时候，王知一想起他的那位神秘的朋友来了，想起来以后便大吃一惊，眼下可以肯定，那位神秘的朋友必定是国民党的一个大特务！他和这位大特务曾经是朋友，而且曾经请他相帮着办过事，虽然不是什么坏事，却也有必要向领导上说清楚。

王知一也知道，这件事不说要比说的好，不说倒很清楚，因为他确实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说了倒反而没法弄清楚，谁能证明你不是特务，谁知道特务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任务？你能叫特务帮你做事，难道特务不会叫你做事？所有的特务都是魔鬼，哪有一个魔鬼是善良的？

王知一有他自己的哲学，他崇尚君子坦荡荡。做人应该是不计得失，但求是非；别人认为不清楚那是别人的事，自己对自己要清楚，要忠诚老实，毫无隐瞒。所以他在肃反运动开始的时候就向领导上说清楚了，说清楚之后他准备接受隔离审查，或者是去尝尝铁窗的风味。

那时候搞运动开始时也是轰轰烈烈，宁左勿右，不过，到运动的最后总要来个纠偏，基本上还能做到实事求是。王知一的事情经过层层调查，经过市委的研究，肯定了那个神秘的人物是国民党的高级特务，但是不能肯定王知一和这个特务是否仅仅是一般的朋友，最后只能作为一个悬案悬在那里。对王知一是控制使用，既不提拔也不开除。王知一也感觉得到这种控制，但他心安理得，埋头著书，因为他本来就不想发财，更不想升官。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王知一忧心仲仲，他发现这次运动有个特点，就是相互之间揭老底：你说我是叛徒，我说你是特务，他又说你曾经反对过毛主席……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好像并不重要，因为这是普遍的，认识了，改正了还可以当官。唯独是所谓的历史问题却是抓住不放，已经作过结论的事情也要重新审查，何况他的事情是从来没有作过结论的！

王知一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觉得“文化大革命”对他来说是在劫难逃了，人难逃，著作也难逃，他那《欲海通鉴》要被当作反动文章了，连一代史学大师郭沫若都宣布要把自己的文章都烧掉，何况他的《欲海通鉴》呢。当然，郭沫若的作品是烧不掉的，因为他的作品都已经是白纸上的黑字，已经收藏于国内外的图书馆和广大的读者的手里。而《欲海通鉴》仅仅是一份初稿，付之一炬便化作尘埃，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在破四旧刚刚开始的时候，王知一便去和朱益老头商量，怎样才能把这份手稿保存下来，是埋在地下呢，还是藏在屋顶上面。埋在地下怕烂，藏在屋顶上也不保险，抄起家来会挖地三尺，上天入地。

两个人商量到最后，觉得还是博物馆的古旧书库最最保险，那里能防盗、防火、防偷，也不会有人到那里去破四旧，藏一部手稿在那些积满尘灰的故纸堆里，不会有人发现。百年之后被人发现了，了不得，一部被埋没的伟大的著作！出版、盗版、研究、考证、商榷，甚至成立《欲海通鉴》学术研究会，大家到风景如画的地方开几天讨论会，吃一些山珍海味，也是够热闹的。

王知一把两百多万字的原稿用漆布包裹好，包得像一个褪褓，双手举过头交给朱益。“老哥，这是三十年的心血，能不能留下来全仗老哥的大力。你也记得，三十多年前许春葳叫我住进许家大院来，就是为了让我写完这本书，还要老哥尽一切力量供给我资料。我没有辜负许春葳的企望，书写完了，出版当然是无望的，只能留于后世评说了。”

朱益老头也十分郑重地接过原稿：“请放心，保存这份手稿也是我的责任……恕我多言，将来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我如何处理这份手稿？”

王知一沉吟了一下：“手稿不要交给我的妻子，她担不起这份心事，更不能交给我的女儿，她会把它烧掉的。有两个在海外的人可以相托，一个是许春葳，还有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知道这本书的名字，也知道这本书的写作经过。他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唉，一段孽缘……”

王知一把手稿拜托给朱益之后，便是静坐待变，他不希望出事，但却等待着事变。这种等待是非常难受的，有时候倒是希望它早点出事，把那种提心吊胆的煎熬早些了结。

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你想不到的祸事还会从天而降，你所担心的祸事当然会来的。

学校里来了两个人找王知一，这两个人不是红卫兵，也不是什么战斗队，而是学校旱两个原来就是搞人事工作的。这两个人王知一都认识，平时见了以后都很客气，这一次来时却都铁板着脸：“王知一，请你到学校里去一趟。”

“好，好，你们请坐。”

“不坐了，你快点！”

“好，好，让我写个条子留给我女儿。”王知一拿起笔来，手有些颤抖：“娇娇，我到学校里去了，也许今天不回来，你照顾好妈妈——父字。”

王知一的妻子，那个性格开朗，侍候了王知一一辈子的王师母，不幸患病，卧床不起。王知一本来想和老妻告别，可是走到房门口时候就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他总觉得此去凶多吉少，生高等于死别。老妻虽然不是自己的第一个恋人，可却与自己生儿育女，恩爱相随，经历了人间多少风霜雨雪！各种风浪骤起的时候，大海上白茫茫的一片，不见同伴，不见彼岸，死守着一叶扁舟的只有老俩夫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话只能关起门来对老婆讲，连儿女也不能被其听见。如今，却要离开她了，她今后有话将与谁诉说？王知一的心在颤抖，嘴唇也在颤抖，他怕自己会失声痛哭，不敢进房，只是在房门的外面停留片刻，洒泪而别。

王知一到了学校里的时候，尤金就出场了，他俨然是个胜利者，满面春风，十分得意：“噢，王先生，找到你可不容易！”

王知一笑笑：“并不困难，我就住在许家大院里，已经住了三十多年。”

“不不，你误会了，我是说找出你的真实面貌是很困难的。”

“也不困难，所有的材料都装在我的档案袋里。”王知一向桌上的材料袋看了一眼。

“王玉树是你女儿？”

“是的。”

“真是什么藤上开什么花。”

“没有错，只是这朵花太嫩了一点，她还不知道怎样去抵御各种侵害与欺骗。不过她很快就会坚强起来的。”

“嗬！不愧是个能写会说的人，看样子你决不会自动坦白，不抛材料是不会承认的。”

“那就请你抛吧。”

“好！”尤金咬着牙，从牙缝里发出模糊的声音，然后睁大了眼睛问道，“一九四八年的冬天，刻字店里的小特务交代给你的是什么任务？”

王知一看看那桌上的材料袋：“那里面都讲清楚了，再交代也是重复的。”

“不，没有清楚，离清楚还差得远呢。”尤金从他那军用的帆布口袋里拿出了一份发了黄的旧杂志，翻到那杂志的最后，指着一篇文章说：“这篇反动的文章是不是你写的？”

王知一向文章看了一眼，又向尤金看了一眼，觉得这人有点不简单，居然能找到二十多年前的杂志，也算是个有文化的。

王知一想起来了，那还是在三十年代，他看到报刊杂志上有一种理论，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他觉得不对，创造世界的不是劳动，而是人们的生存的欲望、发展的欲望、享受的欲望，以及各式各样，无穷无尽的欲望。劳动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是实现各种欲望的手段，为了实现各种欲望不得不去劳动。王知一也是受了一种发表欲的驱使，便写文章去批判劳动创造世界论，认为那是本末倒置。用了一个笔名叫王知，除掉了一个一字。

王知一当时不知道劳动创造世界的来历和背景，文章发表以后立刻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痛斥写文章的王知为无知。

当年的王知一年少气盛，立即反唇相讥，说那些攻击他的人是双脚朝天，两手着地，把脑袋挂在裤裆里。论战的双方都是缺乏绅士风度的。

直到日寇侵华，国难当头，此种无关生死的争论才宣告停歇。

理论都是在论争中产生的，王知一在论争中写了三十多篇文章，查看了很多的资料，像所有的立论者一样，资料都是为他的立论服务的，使得王知一对自己的理论更加深信不疑，觉得不是靠写写报屁股来阐述的，必需有宏论巨著，逞逞大篇，所以便埋头写《欲海通鉴》，来立一家之言。

直到解放之后，人人都学社会发展史的时候，王知一才知道自己和马克思唱起了对台戏，是反动的。可他不认为自己反动，只认为此乃一家之言。还是把他的《欲海通鉴》继续写下去，写到底，是一个死不悔改的东西。

《欲海通鉴》当然没有发表，可那些报屁股上的文章却已无法收回，居然能被尤金找到，也很不容易。不过，王知一也曾听朱益说过，说是有一些十分神秘的人物，通过红卫兵在查抄三十年代的报章杂志，是为江青服务的。为江青服务的人怎么也会光顾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王知一？

尤金见王知一愣在那里，十分得意，这一下是触及王知一的灵魂了，就凭文章里的这些论点，把你王知一打成个反革命分子也是绰绰有余的：“看清楚了吧，是不是你写的？”

“是的，你还能找得到，我倒把它忘了。”

“你不会如此地健忘吧，还有什么反动文章，替我统统地交出来！”

“没有，写文章是年轻时弄着玩的，以后再也不写了，天底下没有比写文章更加危险的游戏！”

“不对吧，毛主席也写文章，他处之泰然。”

“毛主席是圣人，他的笔杆子是和枪杆子合在一起的，天下无与伦比！你也是个笔杆子，你能和他比吗，小弟弟？”

尤金恼怒了：“放屁，谁是你的小弟弟，看样子你也只有交给小弟弟去处理了！来吧，把他交给红卫兵去审讯，让他老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