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知一的失踪使得我们坐立不安，他留下一张纸条，说是到学校里去了。学校里的人有的说没看见，有的说见他进来过，有的说是进来了又出去了。
像王知一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突然失踪，其可能只有三个：一是自杀，一是被捕，一是像我这样从四川逃到了苏州。王知一出逃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他离不开相依为命而又正在病中的王师母，不可能像我这样一走了之。自杀的可能性也不大，文化人如果行动还能自由的话，他的自杀也有点考究：或是仿照三阎大夫愤投泪罗，投入滔滔的江水或清澈的溪流；或是登高山极目四野，呼苍天而舍身悬崖。当然，也有触电、上吊、吞服安眠药片的，那都是不得已的应急措施。可是投江与跳崖都要到非死不可的程度，都要对生毫无留恋，毫无乐趣，如果还有一根未净的话，跳崖或投水都会半途而废。因为文化人容易受山水的诱惑、受山川的启示，临死前，猛抬头，忽见蓝天白云，大江东去：“啊！天地悠悠，江山如画，万物生生不息，我又何必匆匆离去呢，活着总是美好的！”好了，自杀不成，反而增强了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的勇气。特别是像王知一这样熟读历史的人，他会知道，历史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六十年风水是轮流转的。
我们肯定王知一的失踪只有一个可能，是被学校里的造反派抓去了，因为他留下来的纸条是说到学校里去了，这可能是他特地为我们留下的信息，王知一做事是十分细心的。
我们几个人一方面到处寻找，到处打听，同时敦促王知一的女儿王玉树，叫她快到学校里、到红卫兵的各个司令部里去问问，因为她熟悉那些红卫兵们的行动规律和各种各样的新动向。
很奇怪，王玉树对她爸爸的失踪好像并不着急，倒是担心她的革命工作会因此而遭受挫折。她与汪永富刚刚展开的两条道路殊死的搏斗，已经胜利在望，却要前功尽弃。父亲被捕，儿女就不能再当红卫兵的头头，她和赵晓山组织起来的“扫害虫”战斗队也会被勒令取消，她自己也会变成一种名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实际上是永远也教育不好的。阶级的烙印就像奴隶身上的火印，古代社会的黥面，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那时候的青年人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点。一旦当上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能永远受“教育”，低头做人，低人一等。当然也有网开一面之处，那就是大义灭亲，揭发父母，兴许能在一时之间当个什么典型。
王玉树是一个真诚的红卫兵，自觉地担负起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任，视阶级敌人为毒蛇猛兽，父母如果变成了敌人，亲人也就成了猛兽，这一点决不含糊。红卫兵一旦发现自己的父母有问题，就要划清界限，就要大义灭亲。王玉树也想大义灭亲，问题是现在还灭不起来，因为她还不知道她的爸爸到底有什么政治问题，她从来没有听见她的爸爸说过一句反动的话，还经常教育她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要顺乎这个世界的潮流。不过，这些也许都是一种假象，阶级敌人是十分狡猾的。所以王玉树不是急于找她的爸爸，而是先去问她的妈妈：
“爸爸的历史上到底有没有问题？他在旧社会里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体？你不能替他隐瞒！”王玉树的口气十分生硬，好像是红卫兵在审讯什么人，表示她的立场坚定。立场并不是在脚上，也不是在心里，主要是表现在脸上，在嘴上。
王师母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她那患有心脏病的心脏像被刀尖刺、被重锤击；她对女儿的表现并不感到意外，因为王知一早就对她说过，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女儿会大义灭亲的，这时候你不要去阻止她，也不要伤心掉泪，你要让孩子在这个社会里活下去，决不能让她与这个社会对立。如果你想让孩子和家庭站在一起来和社会闹对立的话，那就等于是把孩子送到监牢里去。不要伯你的肩膀流血，让孩子踩上去；腿不要颤抖，用力站起来，脚要踮起来，垫托起孩子，让他翻过那高高的墙头。王师母当然懂得这些话的含义，可当心爱的孩子真的对父母也不信任，居然是如此的冷漠而无情时，她那有病的心脏还是感到阵阵剧疼。她和王知一多年来几乎没有希望，没有欢乐，希望和欢乐就是唯一的女儿。王知一还有他的《欲海通鉴》可以寄托，王师母所有的寄托都集中于女儿之身。天寒时她自己也觉得冷，可是这冷对她来说只是一种讯号：娇娇要穿毛衣或者是棉袄。吃饭的时候她是食而不知其味，只要是娇娇觉得好吃，她就觉得那菜肴是很鲜美，味觉是娇娇传给她的。
王师母的心痛了一阵也就平静下来了，任何打击总是狂风扫过禾苗，如果在阵风来时不被吹折的话，那禾苗就会渐渐地适应，还会增强一种抗风的能力。王师母记着丈夫的话，要把那流血的肩膀垫到娇娇的脚下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父母都是为了孩子而自愿受折磨、受冤屈、下地狱的。
“娇娇，你爸爸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要是做坏事的话，肯定都是机密，机密的事都不得告诉父母妻子，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这种法规。现在只有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的爸爸找出来，然后再详详细细地问他去。如果他真的做过特务的话，我们一齐和他划清界限，都不要理他！”王师母的立场也坚定起来了。
王玉树想想倒也对，要尽快地把爸爸找出来，把问题搞清楚，以便决定是和汪永富决一死战呢，还是大义灭亲和家庭断绝关系。
王玉树在学校里到处寻找，她知道学校里有许多关人的地方：有的是厕所，有的是库房，有的是假山洞，有的是煤仓。每一个造反组织都有一个牛棚，都可以“私设公堂”。红卫兵把自己的老师关在牛棚里，演出各式各样灭绝人性的恶作剧，他们不能大义灭亲，就大义灭师。许多被关、打，被羞辱过的老师都赌咒发誓，如果还能活下来的话，今生不再教书。当然，能不能活下来，活下来以后还教不教书，那都是后事，可那王知一到底关在哪里却不得而知。
我们找不到王知一，只得在暗地里窥视着汪永富的行动，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新的革命措施，看看那张贴大字报的围墙上有没有什么花样，汪永富在行动之前总是要先造舆论的。
围墙上没有新的大字报出现，连原有的大字报也都所剩无几了，只有几片写有毛主席语录的纸片在寒风中飘飘荡荡。那时候兴起一种职业：拾废纸。大字报铺天盖地，那废纸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拾废纸可以增加收入，可以维持生计。如此的生计当然不会为一人独占了，业务竞争相当激烈。那些拾废纸的人等不及大字报自动脱落，乘晚间无人时，捷足先登，去把大字报撕下来，迅速地装进麻袋。此种破坏三大革命法宝（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行为毫无政治动机，纯系经济目的，撕纸的人又都是穷得叮当响，你拿他也没有办法。只是有二点，撕大字报的人决不敢把开头的毛主席语录撕掉，撕掉毛主席语录就是政治问题，就是反革命，即使你穷得叮当响，也可以打断你的穷骨头。
写有毛主席语录的最后一片纸也被无情的风雨摧落了，汪永富还是没有什么动静，王知一还是没有消息。
朱益老头也熬不住了，出了个主意。朱老头的主意很多，他对好人有好主意，对坏人有坏主意。他叫许达伟假装去向汪永富汇报思想，乘机探探汪永富的口气，看看这个草包会不会透露出一点有关王知一的消息。
许达伟最怕向汪永富汇报思想，那简直是一种屈辱，一种污蔑，需要忍气吞声，忍得你浑身发抖。最近，汪永富已经不叫他去汇报思想了，刚刚安逸了几天，现在又要去汇报，不管是假的还是真的，总不是个滋味。可是为了王先生，他义不容辞，愿意去说一次谎，当一回奸细。在这种时候，不说谎是无法生存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说谎，那本身就是一种谎言。许达伟也有进步了，觉得忠诚老实只能对上帝，连牧师也是不可全信的。
“汪……汪司令，你好长时间不叫我来汇报思想了，我觉得心里有点不踏实。以前你每次和我谈话，我虽然一时有些接受不了，事后想想还是有很大的教益。”许达伟的这几句谎话是想了许久才编出来的。
汪永富听了两眼直翻，心想，这是什么玩艺，你这个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还会把我汪永富放在眼里？你放在眼里的是大刀、铁棍和拳头！
汪永富也不是傻瓜，他的眼睛翻了几翻就对许达伟产生了怀疑：“你……你这是算哪一门，是想报复还是怎么的？才让你宽松了几天，你就骨头轻，居然还来嘲笑我姓汪的。你会从我这里受到教益吗？受个屁！”汪永富大声吼吼。
许达伟连忙摇手：“噢，不不，我是真心诚意地来向你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
“向我学习？学打人你没有力气，学打仗你没有勇气……”
“学你的立场坚定。”
“你永远也学不会……还有，你学会了我干什么呢？你永远是革命的对象！等着瞧吧，过几天就有你好看的！”
许达伟虽然挨了一顿骂，却也换来了一点消息：等几天有好看的。
我们也只好等着，经常去劝导王师母，安慰王师母，要她坚强起来，要做好各种准备。那年头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事情终于发生了，张南奎风风火火地从外面冲进来，把一张小报甩在我的面前：“瞧吧，这就是他们要我们等着瞧的东西。”
我展开小报一看，尤金的一篇宏文，把四个版面占得满满的：
“抓住了一个大特务！！！”这个题目虽然略输文采，其本身却有很强的吸引力，更何况还有三个特大的惊叹号跟在后面。尤金改变策略了，把林阿五放在一边，把我们兄弟八人都说成是国民党的特务，把王知一说成是特务的头头，他不是根据胖阿嫂的交代了，而是把王知一的档案材料东拉西扯，加油添酱，写成了一篇可读性很强的通俗文艺，其中有一段写道：
……王知一从许家大院里出来，雇了一辆黄包车，放
下了黄包车的漆布门帘，两眼从漆布门帘的小窗口里向
外窥视，只见国民党的军队从大街上向火车站的方向撤
退。他心急如火，拼命地蹬着黄包车上的铜铃，大声叫喊，
快点、快点！
黄包车飞也似的拉到了观前街，在光华刻字店的门
口停下来。这光华刻字店是特务们的联络点，店里的那个
刻字的老头就是联络站的站长。据这个老特务的交代，当
时王知一交给他一张纸条，要刻“陈某王知一”，这是个暗
号，王如一要约见国民党苏州特务总部的总头头。
第二天早晨，特务头子在元大昌的楼上接见了王知
一，向他交代了任务，要他们的特务小组分散隐蔽，长期
潜伏，不要全部集中在许家大院里，要上山、下乡，要打进
共产党的心脏……
平心而论，尤金的文笔还是不错的，当初的夏海连书记也正是看中尤金的文笔，才把他调到身边当秘书。没想到这文笔不仅是会写讲稿，还会造谣言，写起讲稿来还有点受拘束，造起谣言来却可以自由发挥。
尤金的这篇捉特务的文章，很像我们现在的某些“报告文学”，更像当今流行的侦探小说。听说尤金到了八十年代也真的成了作家，专门对极左路线“反戈一击”，比任何人都要激烈，因而又出了一阵子风头，还拿了不少的稿费。这些都是后话。
尤金的文章立即在全市引起轰动，引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因为中国在反右斗争之后，侦探小说已经绝迹。国内侦探小说的鼻祖、苏州的老作家程小青先生已经搁笔，这时间正在被游街，被批斗；也许正捧读着尤金的大作，领略着后生之可畏。
一般的读者已经不知道世界上还曾经有过侦探小说，突然看到尤金的此种文体时，都觉得十分新鲜，十分惊奇，就像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突然看武侠小说似的。
还有一点更引起读者的兴趣，尤金在文章里把许家大院描写得巷道纵横，暗道四通，暗道的出口是安在化纸炉上的；特务们可以紧急出逃，因为走廊上装有铜盆报警器。谁也不知道铜盆报警器是个什么东西，好像是美国的先进装备。其实，原始材料恐怕就是当年张南奎的那只铜脸盆，是我们搁在走廊的翻板上的。这件事不知是谁向尤金走漏的消息，王知一的档案里不会有，王先生不会交代与他无关的事体。
这下子可就把许家大院同翻了，读过小报的人都要来看看许家大院，看看这个特务的巢穴。好像这里就是刘文彩的地主大庄园，就是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这两处很有名的地方都在我的第二故乡四川，与苏州相距何止千里，苏州人要想去参观也很不容易，只好到许家大院来体会体会。
这许家大院也真有点儿鬼气，备弄里阴风四起，一号门、二号门……前后左右都有门，门内又有门，赵晓山统计过，说是有八十八个门。这个数字也是可变的，说不定哪一家今天又开了一个门，明天又封掉一个门。
来参观的人又弄不清王知一是住在几号门内，弄堂里的人满了，挤不进去的人就随便走进一个门。除掉林阿五、汪永富住的那个破烂的一号门之外，其他的门里都有参观者。这些人好像是来捉特务的，长驱直入，不听住户的解释，不受住户的拦阻，到处伸头探脑，登堂入室，还要再三地盘问，那些特务到底住在哪里，你们平时有没有发现过什么问题。也有人觉得报纸上写的有点离奇，特地来探听虚实，问问大院里的住户，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大院里的住户为了免受干扰，有的回说不知道，有的一口回绝：“报纸上说的全是放屁！”
“你能相信那些小报吗，那些报纸除掉日期是真的，其余的全是假的。”
住户说是假的，假的也是真的，有人看中了王知一的房子了：“好家伙，一个特务分子竟然住了一层楼面，为什么没有人占领他的阵地，这说明大院子的人家都有问题。无产阶级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阶级敌人就会永远盘踞在那里，走，让我们来把他赶出去！”造反派们的兴趣转移了，捉特务到底不如占领“阵地”来得实惠。
“阵地”就是房子，占领阵地就是要来抢房子，不仅是要抢王知一的房子，大院子里的人家都有问题，哪一家的房子都不保险。胖阿嫂的房子更不保险，她家有历史问题。尽管你说住房已经挤得不得了，可是苏州还有比你更加不得了的。有人是三代同室，祖孙三代住在一个房；司里。就是因为挤得透不出气来了，才出来造造反，出出气，有房子不抢才怪呐！
抢劫决不会慢慢来，说抢就要动手。消息传来，已经有两家在收拾家具，在那里找卡车，借锣鼓，准备在黎明时一阵发喊，敲锣打鼓，冲进许家大院。
这还了得！许家大院里的造反派，特别是汪永富手下那帮背大刀的人跳起来了，他们不能眼看着肥水流入外人的田。这些人都是前远五金厂的工人，一九五八年以后才搬进许家大院，那时候的许家大院已经没有空房，他们只好堵门堂、封走廊、在天井里搭两间简易房，像无数的蜜蜂钻在蜂窝里。世界上哪有这种洋盘，兔子不吃窝边草，倒让山羊啃得光光的。抢，抢点儿房子下来，把蜂窝变成鸟窝。
院子里的两派马上大联合，共同出兵防守大门，不让外敌入侵。十多个手执大刀和长矛的人在巷子里日夜巡逻，巷子的两头还设立了哨所。想来抢房的人见到了此种架势，一时间不敢下手。
外患好挡，内乱难平。大院里的造反派自己分赃不匀了。王知一的房子谁都要抢，可惜王家也只有三间房子，即使把王知一扫地出门，那也只能满足一两个人的需求。可那要抢的人却有十多个，个个膀大腰圆。他们相互之间封锁消息，聚集死党，力大为王，准备打一场恶仗。
汪永富一见不好，自己人要和自己人打起来了，连忙出来劝阻，通知召开会议，大家协商解决，讨论个方案什么的。
谁也不理睬汪永富的这一套，抢房子还有什么协商，那倒不是抢了，是分配。
“嘿嘿，汪司令，你不要通知我开会了，我根本就不想抢房子，谁说我想抢房子啦，瞎嚼他的狗舌头。”嘴说是不抢，实际上却在准备，说不抢是想麻痹别人的。
那些背着大刀跟汪永富出生入死的人就不客气了：“汪大哥，光棍不挡财路，抢房子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大家挤了一辈子，也该宽松宽松了，你反正不用愁，将来可以搬到大饼店的楼上去，我们可就没有这样好的福气。嗨，这种事情谁也管不了谁，你想管你就倒霉！”
汪永富一吓，这种事情倒是不能管的。他们造反队没有什么严格的纪律，每一个人火冒时有可能用刀子捅你一记，或者是对你反戈一击，今天是“横扫一切”战斗队的队员，明天就到了“扫害虫”战斗队里。反正都是造反，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你汪永富如果不识相的话；马上可以变成光杆司令。
汪永富决定不管别人，只管自己，派几个心腹把守住通往许达伟家的大门，不让任何人进去，他自己也暗藏着凶器在门口走来走去，看守着他和陶伶娣未来的天地。其余的事情也只能是听其发展。
一场混战，一场内江开始了，抢房者一窝蜂似的拥进了五号门，要抢王知一的房子。王知一是住在楼上，楼下是朱益老头。朱益老头早有准备，调来了老年战斗队，戴着红袖章，站在楼梯口，像指挥交通似的：“向上走，向上走，王家是在上面。”
王师母和王玉树都避开了，所有的家什和细软都集中到东面的一间，空出两间房子来让他们去抢，抢得打破头。
打破头的时候还没有到，现在是十多户人家围着楼梯口，你挡着我，我堵着你，谁都说自己最有条件占领王知一的阵地。有的把箱子放在楼梯上，有的把板凳横在楼梯口，有的人家干脆派两个小孩坐在那里，那时候的孩子反正都是不读书的。
同样的情景在四号门、三号门、二号门里也发生了，有的是去抢许逸民家的房子，有的是去抢吴子宽家的房子。胖阿嫂家的房子也有人去伸头探脑，也许是有点儿看不中，没有人动手，倒是有人在她的天井中踱量，看看在这里能搭几间房。胖阿嫂最害怕这一点了，她自己也梦想着在天井里开辟一个小天地。
王知一家是个没脚蟹，是可欺的。其余的人家就不那么简单了，人人都有亲朋，人人都有关系，明的没有有暗的，中国人的关系谁也弄不清哪里通到哪里。就连胖阿嫂也有靠山，她的两个女婿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暗中已经把人马调进了大院，准备进行一场保卫战。
许家大院里人声如潮，骂声震天。有女人尖着嗓子骂，有孩子学着大人骂，男声重骂的时候还有兵器的撞击，好像是发生了械斗。于是便有人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备弄里到处堆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地下还打翻了不少的水，就像发生了火灾似的。那些奔跑叫喊的孩子就是救火队员，他们跳箱笼，钻凳子，呐喊助威，无事生非。
忽然有人大喊：“不好啦，外面有人来抢房子啦，人马已经到了巷子口！”
内江的人们马上调转枪口，一致对外，人像潮水似的从备弄里奔出来，拖着大刀和长矛在前远巷里摆开阵势，把来犯的外敌吓退。然后又像潮水似的拥进大院子，围在各家的楼梯口。
抢房形成了持久战和拉锯战，谁也未能把房子抢到手。有一家差点儿要攻进去了，却又被其余的九家挤到了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