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大院里的两派之争方兴未艾，许多人都卷了进去。我想去看看王先生、朱老头，来了以后还没有见到他们。也想再去看看许达伟，那天的谈话被汪永富的通知打乱了，没有尽兴。可是，我的这些熟人都没有适当的空闲，特别是许达伟，他天天被人找去谈话，动不动就要挨斗。“横扫一切”战斗队要逼他承认林阿五是帮过他家的忙，以此作为重磅炸弹把林阿五打得落花流水。“扫害虫”战斗队也要斗争许达伟，目的是说明他们已经和地富反坏右划清了界限，免遭“横扫一切”的攻击。王先生和朱老头也不时地参加点意见，因为“扫害虫”战斗队常在王王树家开会。

我百无聊赖，又不敢到处乱闯。张南奎也知道我厌气，每天都带一大卷小报回来给我看。那些小报也真有趣，有不少揭发的文章是知情人写的，那些事情以前都鲜为人知，读起来十分有趣。可惜的是这样的文章也不太多，大部分都刊登在北京出版的小报上面。

眼下正是秋天，苏州的秋天是金色的，金黄的稻谷铺满了大地，黄澄澄的铜盆柿正挂在枝头，更有西山的大石榴，切开以后有数不尽的红宝石嵌在蜂房里。大街上有卖糖炒栗子的，那甜香使人馋涎欲滴。有卖水红菱的，红菱摊在碧绿的荷叶上面。还有那飘满全城的桂花香，沁人心肺……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许家大院里的桂花树死的死了，砍的砍了。城里城外正在武斗，城门封锁，也看不见什么卖水红菱的。不时地有枪声划破长空，声声凄厉。人们处在冷峻的疯狂之中，阵阵枪声都说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也永远健康，可那大街上却天天有军乐队为在武斗中牺牲的英雄送葬。平门城内那一片拆掉了城墙的土岗上，建起了一座座烈士墓，那些英勇的烈士不知是为谁而死，那些插着木牌的墓葬不知道又能保留几年？

我问得慌，心发胀，我想看看天空，让怨气直射穹隆……南方的秋空应该是湛蓝的，白云是有立体感的，白云在天空移动，就像一堆堆的棉絮在碧蓝的湖水上飘移。可是这一切都只能是存在于想象之中，我看不见天，也不能坐井观天。本来，坐在我们的小庭院里可以仰望天空，从稀疏的树枝间闲看天空中的白云飘移。现在没有空间了，庭院里砌满了小房子，外走廊也被砌得严严实实的。我们楼下连张南奎在内就住了三家，每家都用砖墙隔开。楼上住了两家，两户人家合用一个楼梯，无法隔开，经常相骂。还有几个穿着木趿板的小孩，经常在楼梯上奔上奔下，木趿板敲打着楼梯板，叭叭叭一连串的声响，好像这世界要爆炸！人口的爆炸和世界的爆炸也许是联在一起的吧……

我想冒险出城去，到灵岩山去，到天平山去，那里是一片广阔的天地，那些年的秋天，我们曾经坐着马车到天平山去看枫叶。听说灵岩山上庙里的佛像都毁了，大雄宝殿内塑了一个巨大的毛主席像，我倒也很想去看看，看看他老人家坐在大雄宝殿里是个什么样子，一个无神论者的心里不知道又是何种滋味？

正准备冒险的时候，朱品来了，他是傍晚时分跟着张南奎回来的。

朱品的手里捧着一个大纸包，不适时宜地戴着一顶大草帽，草帽被颜料染得花花绿绿的。他一进门就叫起来：“哎呀，小弟也老了！”

我连忙迎了上去，伸出手。

朱品却把手一缩：“喔喔，免礼，暂时免礼，我这双手是不干净的。”

朱品的手确实也不干净，他放下大纸包，到那间夹弄改成的厨房里去洗手。洗完了手出来，又从左右裤子口袋里拉出两瓶洋河大曲。那两瓶洋河大曲塞在裤子口袋里有点行动不便，他放下酒瓶之后就一把抱住了我，放声大喊：“天啊，我的小弟！”那喊声和哭声是一样的。他不是在喊我，而是在对天大吼！

我懂得什么叫右派分子，因而我也懂得这吼声的意义，差点儿要流下眼泪。

朱品吼过了也就平静了，又恢复了他的本性，吊儿郎当，嘻不溜溜：“我早就想来看你了，可是毛主席不肯放假，为的是他嘴唇下面的那颗黑痣还没有点。也不是我贪懒，是那些人的意见不一。有人听到什么小道消息，说毛主席的这颗痣不好，可能会恶化的，正请一位专家在医，为了他老人家的万寿无疆，最好是不要画上去。有人说不能，毛主席的这颗痣是颗福痣，没有了以后全国人民都会遭殃的。让他们去争吧，我要来看小弟。喂，南奎，拿几个盘子出来放东西。”朱品把那个大纸包打开来了，好家伙，里面全是些下酒菜，什么叉烧肉，白斩鸡，油爆虾，猪肝，口条，兔子肉，还有油氽花生米，观前街上陆稿荐和马咏斋的东西差不多全被他买来了。

张南奎在小厨房里忙碌，他想再炒点菜，下点面，显示一下他做菜的手艺。两个人都忙得兴高采烈。

我见了却是悲从中来：“要是达伟和柳梅能来才好呢！”

朱品听了却想出个主意：“南奎，我们何不把隔壁的王先生和朱老头请来凑凑热闹呢。”

“好呀，你打电话。”

“什么，你们还有直通电话？”

朱品笑笑：“有有，你看我来打。”

朱品用两张凳子叠起来，爬上小厨房的墙头，搭灶披的木板高过墙，其间有一尺多的空隙，可以从空隙中看到王先生家的外走廊。朱品把头搁在墙头上，打了个唿哨，估计这是他们常用的信号。

张南奎在下面问：“小革命在家吗？”这是指王先生的女儿。

“看不见，在家就完了。”朱品又打了个唿哨。

“好好，出来了。”朱品用拇指和食指做了个圆圈，向嘴边倒了两倒，表示请王先生来喝酒，同时又用手向下方指了几下，表示请接下的朱益老头一起来。

直通电话果然十分灵验，朱老头和王先生很快就过来了。

朱老头还是老样子，和十七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据说人在五十岁到七十岁的时候，如果不遭大难的话，就会看不出有多大的变化，这二十年就像没有活似的。过了七十岁就很快地萎蔫了，像皮球泄了气。

朱老头的手里也拎了一瓶酒：“早就知道小弟来了，却忙得没有时间来看你，现在又不比从前，这个大门里跑到那个大门里。现在呀，仅仅是一墙之隔，却要从前远巷和百丈街上兜过来，真是城头上出棺材，圆兜远兜。”

朱品眨眨眼睛，好像是明知故问：“你老先生忙的啥呀，没有人要你交代，也没有人逼你请罪，你是个老神仙。”

张南奎抢着向我介绍：“你还不知道呀，朱老先生现在是文博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哎，朱老，你的那个红袖章怎么没有戴上呢？”

“那是执行任务时用的，平时不戴。”朱老头满不在乎地挥挥手。

“什么时候执行任务呀，也让我们跟你会见识见识。”张南奎说。

“现在的任务不多，下次有行动的时候我来通知你，真的，你身强力壮，可以帮着我们搬搬东西。”

朱品也来凑热闹：“我也去，行吗？”

朱老头连连摇手：“噢，不行不行，我怎么能带着右派分子去抄别人的家呢，那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复辟！”

“抄家？”我十分惊讶，朱老头也去抄家！

朱老头倒也坦然：“是的，专门去抄那些有价值的文物、古籍。怎么，你不信？抄和抢总比重金收购、动员捐献要方便些。”朱老头眨眨眼睛，说话的语气使人真假难辨。

王先生有点见老了，头发虽然没有大白，可那短短的胡茬却是白了一片。他失去了先前的那种静如处子、动若游龙的神态，代之而来的是有些木然。不抢话说，听人讲话时咧着嘴。他可能还是从人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吧，所关注的也就不仅是个苏州：“小高同志，听说四川也在干仗，还用枪！”

“连炮也用上了！”

“噢噢，天下皆然，天下皆然。”王先生好像并不感到奇怪，人的欲望都是相同的，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条件下，表现的形式也是相同的。“四川也抢房子吗？”王先生还要进一步证实他的观点。

“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抢。”

“农村里也抢吗？”

我凝思了一下：“没有听说过农村里也抢房子，可能是农村里也没有什么房子好抢了。”

王先生摇摇头：“不不，人的欲望也受某种道德观支配。农民认为抢公家的东西不为抢，偷公家的东西不为偷，偷抢私人的东西才是缺德的。农民的房子都是归私人所有，不像许家大院的房子都是属于公家的。”

“许家大院的房子从前不是属于公家，为什么也是抢来抢去的？”我有点不以为然。

王先生进一步分析了：“许家是个大家，是一个失去了控制能力的大家，这从某种范围来讲已经是变成了谁也做不了主的公家，也是谁抢到手就是谁的，而且不付房租费，和现在住公房是一样的。”

张南奎叫喊起来了：“来来，请入席，有话放在后面。”他身上系了一条围裙，忙得起烟，拿碗拿盆，抹桌搬凳。他总共只有三张凳子，只能把桌子靠床放，床沿上可以坐一个人。

四个人各踞一方，朱品举杯在手，看着满桌的菜肴颇为得意：“吃吧小弟，这些年可让四川的辣椒把你辣够了，今天要多吃点，眼下能买到这点菜肴也不容易。”

我看了也很高兴，现在能买到这点菜确实是不容易，可是一句话却问得有点不伦不类：“朱品，你哪来这么多的钱？”我说的倒也是老实话，像他这样的右派分子，一月拿不到四十块钱。

朱品并不介意：“你只管吃，不必问钱，反正这酒肉钱都不是我的。”

“谁的？”

“毛主席的，我是因毛主席而获罪，却也是靠他老人家吃饭的。不仅是有饭，而且有酒肉，还有烟。”

“你画毛主席像还收钱？”

“不不，不敢。收钱是不敢的，可你画像也得买画笔，买颜料呀，我把钱拿来以后先去吃一顿，喝个够，然后再去刷墙头，爬竹梯。”

“人家不要你报帐吗？”

“大多数的人都不要，他们舍得在毛主席的身上花钱。也有少数的吝啬鬼，还要我交发票，我一听就老实交代：‘我该死，我有罪，我嘴馋……’跟着就自动跑到那刚刚画了两只眼睛的毛主席像前，双手下垂，低头请罪，我不画了，你拿我怎么的？最多是打一顿吧，我挨打也不是第一回。好在苏州人都拎得清，一看见我这副样子就说了：‘好啦，别装死了，还要什么？’‘还要一瓶酒，两包烟。’”朱品哈哈大笑，颇为得意，从上装口袋里掏出一包前门牌的香烟，拔了一枝给我：

“抽吧？”

“不抽。”

“不抽也好，现在买前门牌也得开后门，不容易。”

我突然想起朱品的那个烟斗来了，他抽烟斗很有艺术家的风度：“你怎么不抽烟斗呢？”

“别提了，那一次在开明大戏院开批斗大会，批斗文艺界的走资派，我这个右派也被拉去陪斗。陪斗的人多着呢，台上站了一大片。我站末尾，没有我的事儿，站站班，让他们吆喝吆喝而已，所以我便抱着膀子，叼着烟斗，站在那里看戏。想不到却被一个造反派走上来就是一个巴掌，把烟斗打飞到台下去了：‘你还抽这种洋鬼子的东西！’完了，烟斗没了，街上也买不到。算啦，不抽烟斗了，那玩艺的目标大，动不动就被人家认出来：“喏喏，就是那个叼烟斗的！”朱品把烟点着了，搛几块叉烧肉放在我的盘子里：“你尝尝，是不是比川菜有味？”

我尝了一块说：“不错。不过，四川的麻辣牛肉也是下酒的好东西。”

“你为啥不带点来呢？”

“还有心思带麻辣牛肉呀，我是逃出来的！”

朱品好像刚刚明白今夕是何年：“是啊是啊，我们这些烂木头都余到了一条臭河浜里来了，喝吧……”他满饮了一杯，并举杯提议：“来，干了！”

朱老头真的干了：“真正喝酒的人是不要菜的，听说外国人喝酒就不吃菜，像我们喝茶似的。以前的元大昌也是卖酒不卖菜，喝酒的人也只是吃点儿辣白菜或者是花生米。”

王先生也跟着喝了一口，他不谈酒菜谈苍生，一个十足的书生：“小高同志，听说四川的农民现在也吃不饱，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古书中说，蜀中熟，天下足。这话不是假的，抗战的时候四川人养活了千百万下江人，现在却怎么会连自己也养不起，你说这毛病出在哪里？”

王先生不叫我小弟，叫小高同志，带有一种尊重别人的意味，可我这个小高同志却不敢回答他的问题，只好说：“我也不知道。”

王先生笑了，他好像已经看清了我的腑肺。“小弟，”王先生叫我小弟了，用一种长辈的口气，“说不知道的有三种情况，一是知之而言不知，免遭是非；二是知之不详而言不知，免得说不清楚；三是真的一无所知……”

我连忙承认。“对对，我是一、二种情况兼而有之。”

张南奎也喝了一口：“小弟呀，我看你的功夫还不到家，你的修养比我们的罗非兄要差得远呢。”

“罗非怎么样啦，我也想去看看他。”

张南奎摇摇头：“免了，他的处境比我们兄弟几个都好，他有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孩子，在大学里当助教，住在教授们住的小洋房里，虽说那小洋房也从一家独用变成了三家合用，但也比一般人住得宽敞点。他学的是物理，教的是物理，资本主义的物理和社会主义的物理没有什么区别，他除掉物理之外从不发言。反右派的时候他没有鸣放，平时对任何事情都不发表意见。你还说什么不知道，他连不知道三字都不出口。你以为说不知道就没事啦？比如我是个造反派，我问你‘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意义，你回答说不知道，好，甩手就给你一拳头！你连‘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凭你罗非不讲话，‘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也挨过一次斗，说他是走自专道路，斗了半天也没有斗出一句话来，斗他的人没有他的那种耐力：‘算啦，这是个三杠子打不出问屁来的家伙，随他去！’”

我听了十分佩服，对罗非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他生性如此，学的又是物理，如果学的是音乐、美术、文学呢：“对了，那个会拉二胡的徐永又在哪里？”

问到徐永王先生就不安了：“唉唉，这都是我造的孽。”

朱老头持有相反的意见：“也许是你为他造的福呢。”

张南奎笑起来了：“不管是造孽还是造福，总之是很滑稽。徐永应该是个数学家，拉二胡也和王先生一样，是个业余爱好，可却因此而把他分配到文工团里，后来又到剧团里去当琴师，和一个漂亮的女演员结了婚。现在可好啦，剧团到处去演样板戏，各单位招待样板戏剧团可是件大事，有喝不完的酒，抽不完的烟。徐永更加了得，因为他的老婆是主角，总是演江水英，演江姐，好像和江青是姐妹！”

朱品听了直摇头：“噢，这不是好兆头，要是他的老婆在家里也演江水英的话，那就够我们徐永老兄受的，江水英长得再漂亮，我总觉得她不像个人似的。”

张南奎向朱品瞪了一眼：“你老兄就是没遮拦，祸事就是开玩笑开出来的。告诉你吧小弟，朱品本来是很有前途的，他能画毛主席像，能画祖国山河一片红，当个教授或副教授不成问题。可他活得不耐烦，什么画不好画啊，去画漫画！”

朱品说：“那是画着玩的。”

“什么事情不能玩呀，要玩这种危险的把戏。那时候刚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又适逢大鸣大放的时期，他竟然在商店的橱窗里布置了一幅画，画孙悟空从云端里往下看花果山，只见众多小猴都躺在石头上不动，不操练也不翻斤斗。孙悟空口吐字幕：‘孩儿们为何不动？’小猴儿口吐字幕：‘吃不饱，没有力气。’你看这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吗，不打他的右派还打谁？现在又拿样板戏来开玩笑了，当心点，样板戏的爱好者就坐在你对面，他是造反派的老头头。”张南奎真真假假地看着朱老头。

朱益老头本来就爱听京戏，他三杯酒下肚之后也会高唱几声：“我好比，浅水龙，被困在沙滩……”所以他对样板戏就另有看法：“样板戏嘛，你别看她做的，要听她唱的，凭良心讲，唱得还是不错的。”

我对样板戏的兴趣不大，却对朱益老头的造反有兴趣，各种各样的人参加造反都有个动机，朱益老头造反又是为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