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回 把酒胡言-人之窝

许家大院里的两派之争方兴未艾,许多人都卷了进去。我想去看看王先生、朱老头,来了以后还没有见到他们。也想再去看看许达伟,那天的谈话被汪永富的通知打乱了,没有尽兴。可是,我的这些熟人都没有适当的空闲,特别是许达伟,他天天被人找去谈话,动不动就要挨斗。“横扫一切”战斗队要逼他承认林阿五是帮过他家的忙,以此作为重磅炸弹把林阿五打得落花流水。“扫害虫”战斗队也要斗争许达伟,目的是说明他们已经和地富反坏右划清了界限,免遭“横扫一切”的攻击。王先生和朱老头也不时地参加点意见,因为“扫害虫”战斗队常在王王树家开会。

我百无聊赖,又不敢到处乱闯。张南奎也知道我厌气,每天都带一大卷小报回来给我看。那些小报也真有趣,有不少揭发的文章是知情人写的,那些事情以前都鲜为人知,读起来十分有趣。可惜的是这样的文章也不太多,大部分都刊登在北京出版的小报上面。

眼下正是秋天,苏州的秋天是金色的,金黄的稻谷铺满了大地,黄澄澄的铜盆柿正挂在枝头,更有西山的大石榴,切开以后有数不尽的红宝石嵌在蜂房里。大街上有卖糖炒栗子的,那甜香使人馋涎欲滴。有卖水红菱的,红菱摊在碧绿的荷叶上面。还有那飘满全城的桂花香,沁人心肺……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许家大院里的桂花树死的死了,砍的砍了。城里城外正在武斗,城门封锁,也看不见什么卖水红菱的。不时地有枪声划破长空,声声凄厉。人们处在冷峻的疯狂之中,阵阵枪声都说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也永远健康,可那大街上却天天有军乐队为在武斗中牺牲的英雄送葬。平门城内那一片拆掉了城墙的土岗上,建起了一座座烈士墓,那些英勇的烈士不知是为谁而死,那些插着木牌的墓葬不知道又能保留几年?

我问得慌,心发胀,我想看看天空,让怨气直射穹隆……南方的秋空应该是湛蓝的,白云是有立体感的,白云在天空移动,就像一堆堆的棉絮在碧蓝的湖水上飘移。可是这一切都只能是存在于想象之中,我看不见天,也不能坐井观天。本来,坐在我们的小庭院里可以仰望天空,从稀疏的树枝间闲看天空中的白云飘移。现在没有空间了,庭院里砌满了小房子,外走廊也被砌得严严实实的。我们楼下连张南奎在内就住了三家,每家都用砖墙隔开。楼上住了两家,两户人家合用一个楼梯,无法隔开,经常相骂。还有几个穿着木趿板的小孩,经常在楼梯上奔上奔下,木趿板敲打着楼梯板,叭叭叭一连串的声响,好像这世界要爆炸!人口的爆炸和世界的爆炸也许是联在一起的吧……

我想冒险出城去,到灵岩山去,到天平山去,那里是一片广阔的天地,那些年的秋天,我们曾经坐着马车到天平山去看枫叶。听说灵岩山上庙里的佛像都毁了,大雄宝殿内塑了一个巨大的毛主席像,我倒也很想去看看,看看他老人家坐在大雄宝殿里是个什么样子,一个无神论者的心里不知道又是何种滋味?

正准备冒险的时候,朱品来了,他是傍晚时分跟着张南奎回来的。

朱品的手里捧着一个大纸包,不适时宜地戴着一顶大草帽,草帽被颜料染得花花绿绿的。他一进门就叫起来:“哎呀,小弟也老了!”

我连忙迎了上去,伸出手。

朱品却把手一缩:“喔喔,免礼,暂时免礼,我这双手是不干净的。”

朱品的手确实也不干净,他放下大纸包,到那间夹弄改成的厨房里去洗手。洗完了手出来,又从左右裤子口袋里拉出两瓶洋河大曲。那两瓶洋河大曲塞在裤子口袋里有点行动不便,他放下酒瓶之后就一把抱住了我,放声大喊:“天啊,我的小弟!”那喊声和哭声是一样的。他不是在喊我,而是在对天大吼!

我懂得什么叫右派分子,因而我也懂得这吼声的意义,差点儿要流下眼泪。

朱品吼过了也就平静了,又恢复了他的本性,吊儿郎当,嘻不溜溜:“我早就想来看你了,可是毛主席不肯放假,为的是他嘴唇下面的那颗黑痣还没有点。也不是我贪懒,是那些人的意见不一。有人听到什么小道消息,说毛主席的这颗痣不好,可能会恶化的,正请一位专家在医,为了他老人家的万寿无疆,最好是不要画上去。有人说不能,毛主席的这颗痣是颗福痣,没有了以后全国人民都会遭殃的。让他们去争吧,我要来看小弟。喂,南奎,拿几个盘子出来放东西。”朱品把那个大纸包打开来了,好家伙,里面全是些下酒菜,什么叉烧肉,白斩鸡,油爆虾,猪肝,口条,兔子肉,还有油氽花生米,观前街上陆稿荐和马咏斋的东西差不多全被他买来了。

张南奎在小厨房里忙碌,他想再炒点菜,下点面,显示一下他做菜的手艺。两个人都忙得兴高采烈。

我见了却是悲从中来:“要是达伟和柳梅能来才好呢!”

朱品听了却想出个主意:“南奎,我们何不把隔壁的王先生和朱老头请来凑凑热闹呢。”

“好呀,你打电话。”

“什么,你们还有直通电话?”

朱品笑笑:“有有,你看我来打。”

朱品用两张凳子叠起来,爬上小厨房的墙头,搭灶披的木板高过墙,其间有一尺多的空隙,可以从空隙中看到王先生家的外走廊。朱品把头搁在墙头上,打了个唿哨,估计这是他们常用的信号。

张南奎在下面问:“小革命在家吗?”这是指王先生的女儿。

“看不见,在家就完了。”朱品又打了个唿哨。

“好好,出来了。”朱品用拇指和食指做了个圆圈,向嘴边倒了两倒,表示请王先生来喝酒,同时又用手向下方指了几下,表示请接下的朱益老头一起来。

直通电话果然十分灵验,朱老头和王先生很快就过来了。

朱老头还是老样子,和十七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据说人在五十岁到七十岁的时候,如果不遭大难的话,就会看不出有多大的变化,这二十年就像没有活似的。过了七十岁就很快地萎蔫了,像皮球泄了气。

朱老头的手里也拎了一瓶酒:“早就知道小弟来了,却忙得没有时间来看你,现在又不比从前,这个大门里跑到那个大门里。现在呀,仅仅是一墙之隔,却要从前远巷和百丈街上兜过来,真是城头上出棺材,圆兜远兜。”

朱品眨眨眼睛,好像是明知故问:“你老先生忙的啥呀,没有人要你交代,也没有人逼你请罪,你是个老神仙。”

张南奎抢着向我介绍:“你还不知道呀,朱老先生现在是文博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哎,朱老,你的那个红袖章怎么没有戴上呢?”

“那是执行任务时用的,平时不戴。”朱老头满不在乎地挥挥手。

“什么时候执行任务呀,也让我们跟你会见识见识。”张南奎说。

“现在的任务不多,下次有行动的时候我来通知你,真的,你身强力壮,可以帮着我们搬搬东西。”

朱品也来凑热闹:“我也去,行吗?”

朱老头连连摇手:“噢,不行不行,我怎么能带着右派分子去抄别人的家呢,那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复辟!”

“抄家?”我十分惊讶,朱老头也去抄家!

朱老头倒也坦然:“是的,专门去抄那些有价值的文物、古籍。怎么,你不信?抄和抢总比重金收购、动员捐献要方便些。”朱老头眨眨眼睛,说话的语气使人真假难辨。

王先生有点见老了,头发虽然没有大白,可那短短的胡茬却是白了一片。他失去了先前的那种静如处子、动若游龙的神态,代之而来的是有些木然。不抢话说,听人讲话时咧着嘴。他可能还是从人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吧,所关注的也就不仅是个苏州:“小高同志,听说四川也在干仗,还用枪!”

“连炮也用上了!”

“噢噢,天下皆然,天下皆然。”王先生好像并不感到奇怪,人的欲望都是相同的,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条件下,表现的形式也是相同的。“四川也抢房子吗?”王先生还要进一步证实他的观点。

“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抢。”

“农村里也抢吗?”

我凝思了一下:“没有听说过农村里也抢房子,可能是农村里也没有什么房子好抢了。”

王先生摇摇头:“不不,人的欲望也受某种道德观支配。农民认为抢公家的东西不为抢,偷公家的东西不为偷,偷抢私人的东西才是缺德的。农民的房子都是归私人所有,不像许家大院的房子都是属于公家的。”

“许家大院的房子从前不是属于公家,为什么也是抢来抢去的?”我有点不以为然。

王先生进一步分析了:“许家是个大家,是一个失去了控制能力的大家,这从某种范围来讲已经是变成了谁也做不了主的公家,也是谁抢到手就是谁的,而且不付房租费,和现在住公房是一样的。”

张南奎叫喊起来了:“来来,请入席,有话放在后面。”他身上系了一条围裙,忙得起烟,拿碗拿盆,抹桌搬凳。他总共只有三张凳子,只能把桌子靠床放,床沿上可以坐一个人。

四个人各踞一方,朱品举杯在手,看着满桌的菜肴颇为得意:“吃吧小弟,这些年可让四川的辣椒把你辣够了,今天要多吃点,眼下能买到这点菜肴也不容易。”

我看了也很高兴,现在能买到这点菜确实是不容易,可是一句话却问得有点不伦不类:“朱品,你哪来这么多的钱?”我说的倒也是老实话,像他这样的右派分子,一月拿不到四十块钱。

朱品并不介意:“你只管吃,不必问钱,反正这酒肉钱都不是我的。”

“谁的?”

“毛主席的,我是因毛主席而获罪,却也是靠他老人家吃饭的。不仅是有饭,而且有酒肉,还有烟。”

“你画毛主席像还收钱?”

“不不,不敢。收钱是不敢的,可你画像也得买画笔,买颜料呀,我把钱拿来以后先去吃一顿,喝个够,然后再去刷墙头,爬竹梯。”

“人家不要你报帐吗?”

“大多数的人都不要,他们舍得在毛主席的身上花钱。也有少数的吝啬鬼,还要我交发票,我一听就老实交代:‘我该死,我有罪,我嘴馋……’跟着就自动跑到那刚刚画了两只眼睛的毛主席像前,双手下垂,低头请罪,我不画了,你拿我怎么的?最多是打一顿吧,我挨打也不是第一回。好在苏州人都拎得清,一看见我这副样子就说了:‘好啦,别装死了,还要什么?’‘还要一瓶酒,两包烟。’”朱品哈哈大笑,颇为得意,从上装口袋里掏出一包前门牌的香烟,拔了一枝给我:

“抽吧?”

“不抽。”

“不抽也好,现在买前门牌也得开后门,不容易。”

我突然想起朱品的那个烟斗来了,他抽烟斗很有艺术家的风度:“你怎么不抽烟斗呢?”

“别提了,那一次在开明大戏院开批斗大会,批斗文艺界的走资派,我这个右派也被拉去陪斗。陪斗的人多着呢,台上站了一大片。我站末尾,没有我的事儿,站站班,让他们吆喝吆喝而已,所以我便抱着膀子,叼着烟斗,站在那里看戏。想不到却被一个造反派走上来就是一个巴掌,把烟斗打飞到台下去了:‘你还抽这种洋鬼子的东西!’完了,烟斗没了,街上也买不到。算啦,不抽烟斗了,那玩艺的目标大,动不动就被人家认出来:“喏喏,就是那个叼烟斗的!”朱品把烟点着了,搛几块叉烧肉放在我的盘子里:“你尝尝,是不是比川菜有味?”

我尝了一块说:“不错。不过,四川的麻辣牛肉也是下酒的好东西。”

“你为啥不带点来呢?”

“还有心思带麻辣牛肉呀,我是逃出来的!”

朱品好像刚刚明白今夕是何年:“是啊是啊,我们这些烂木头都余到了一条臭河浜里来了,喝吧……”他满饮了一杯,并举杯提议:“来,干了!”

朱老头真的干了:“真正喝酒的人是不要菜的,听说外国人喝酒就不吃菜,像我们喝茶似的。以前的元大昌也是卖酒不卖菜,喝酒的人也只是吃点儿辣白菜或者是花生米。”

王先生也跟着喝了一口,他不谈酒菜谈苍生,一个十足的书生:“小高同志,听说四川的农民现在也吃不饱,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古书中说,蜀中熟,天下足。这话不是假的,抗战的时候四川人养活了千百万下江人,现在却怎么会连自己也养不起,你说这毛病出在哪里?”

王先生不叫我小弟,叫小高同志,带有一种尊重别人的意味,可我这个小高同志却不敢回答他的问题,只好说:“我也不知道。”

王先生笑了,他好像已经看清了我的腑肺。“小弟,”王先生叫我小弟了,用一种长辈的口气,“说不知道的有三种情况,一是知之而言不知,免遭是非;二是知之不详而言不知,免得说不清楚;三是真的一无所知……”

我连忙承认。“对对,我是一、二种情况兼而有之。”

张南奎也喝了一口:“小弟呀,我看你的功夫还不到家,你的修养比我们的罗非兄要差得远呢。”

“罗非怎么样啦,我也想去看看他。”

张南奎摇摇头:“免了,他的处境比我们兄弟几个都好,他有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孩子,在大学里当助教,住在教授们住的小洋房里,虽说那小洋房也从一家独用变成了三家合用,但也比一般人住得宽敞点。他学的是物理,教的是物理,资本主义的物理和社会主义的物理没有什么区别,他除掉物理之外从不发言。反右派的时候他没有鸣放,平时对任何事情都不发表意见。你还说什么不知道,他连不知道三字都不出口。你以为说不知道就没事啦?比如我是个造反派,我问你‘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意义,你回答说不知道,好,甩手就给你一拳头!你连‘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凭你罗非不讲话,‘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也挨过一次斗,说他是走自专道路,斗了半天也没有斗出一句话来,斗他的人没有他的那种耐力:‘算啦,这是个三杠子打不出问屁来的家伙,随他去!’”

我听了十分佩服,对罗非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他生性如此,学的又是物理,如果学的是音乐、美术、文学呢:“对了,那个会拉二胡的徐永又在哪里?”

问到徐永王先生就不安了:“唉唉,这都是我造的孽。”

朱老头持有相反的意见:“也许是你为他造的福呢。”

张南奎笑起来了:“不管是造孽还是造福,总之是很滑稽。徐永应该是个数学家,拉二胡也和王先生一样,是个业余爱好,可却因此而把他分配到文工团里,后来又到剧团里去当琴师,和一个漂亮的女演员结了婚。现在可好啦,剧团到处去演样板戏,各单位招待样板戏剧团可是件大事,有喝不完的酒,抽不完的烟。徐永更加了得,因为他的老婆是主角,总是演江水英,演江姐,好像和江青是姐妹!”

朱品听了直摇头:“噢,这不是好兆头,要是他的老婆在家里也演江水英的话,那就够我们徐永老兄受的,江水英长得再漂亮,我总觉得她不像个人似的。”

张南奎向朱品瞪了一眼:“你老兄就是没遮拦,祸事就是开玩笑开出来的。告诉你吧小弟,朱品本来是很有前途的,他能画毛主席像,能画祖国山河一片红,当个教授或副教授不成问题。可他活得不耐烦,什么画不好画啊,去画漫画!”

朱品说:“那是画着玩的。”

“什么事情不能玩呀,要玩这种危险的把戏。那时候刚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又适逢大鸣大放的时期,他竟然在商店的橱窗里布置了一幅画,画孙悟空从云端里往下看花果山,只见众多小猴都躺在石头上不动,不操练也不翻斤斗。孙悟空口吐字幕:‘孩儿们为何不动?’小猴儿口吐字幕:‘吃不饱,没有力气。’你看这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吗,不打他的右派还打谁?现在又拿样板戏来开玩笑了,当心点,样板戏的爱好者就坐在你对面,他是造反派的老头头。”张南奎真真假假地看着朱老头。

朱益老头本来就爱听京戏,他三杯酒下肚之后也会高唱几声:“我好比,浅水龙,被困在沙滩……”所以他对样板戏就另有看法:“样板戏嘛,你别看她做的,要听她唱的,凭良心讲,唱得还是不错的。”

我对样板戏的兴趣不大,却对朱益老头的造反有兴趣,各种各样的人参加造反都有个动机,朱益老头造反又是为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