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富要吃窝边草了，他从他的“横扫一切”战斗队中抽出几个人来，开辟第二战场。他宣称，前远居民委员会和前远五金零件厂的政权和财权都不在无产阶级的手里。林阿五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对地主资产阶级亲，对无产阶级恨。解放以后，林阿五一手遮天，使得许家大院这个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黑窝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现在不能再让它继续下去了，要进行大调整，大清理。所谓的调整当然包括各家的住房在内。

汪永富还要自我表白，说，这不是他和林阿五有什么过不去，林间五对他不是有恨，而是有恩，可是没有办法，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

那时候要批斗一个人，首先是要坏掉此人的名声，那就是贴大字报。大字报并非是什么新发明，古已有之。古代民间的大字报叫作黄莺或黄阴，是把内容写在一种黄色的草纸上，乘晚上无人的时候到处贴。贴在厕所里，贴在墙角上，贴在电线木杆上。它的内容大体上有两种功能，一是揭露别人的隐私或制造谣言；二是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伸，便到处飞黄莺。这种民间的土方一贯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当的手段，“文化大革命”却可化腐朽为神奇了，化黄阴为小字报，大字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了主要的斗争武器，成了古为今用的极其生动的事例。

汪永富先出了一期关于林阿五的大字报，就贴在大院右库门外面的白粉墙上，字写得很大，一排边拉过去十多米，把个林阿五骂得狗血喷头。

批斗林阿五的大会跟着而来了，小戏要大做，假戏要真做，许家大院门前的空场上搭起了一座台；台也不高，离开地面三尺不到点。许家大院的门前也曾经搭过台，那是民国初年有些跑码头唱滩簧的草台班子，在这里搭起台来唱苏州滩簧，唱绍兴戏。有那不领市面的老太太还以为又唱戏呢，说是这年头谁还有胃口来看戏？

“不是唱戏，是斗林阿五的。”有人告诉老太太。

“阿弥陀佛，林阿五是好人，斗他作啥呢？”

“走走过场，做做样子呗，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都要斗一次的。”

林阿五被两个青年人抓住膀子，押上台。林阿五走到台上便把膀子一甩：“大佬倌，不要推推搡搡的，我会走路。”林阿五叫人家的小名了，那个大佬倌套着林阿五的耳朵说：“阿五叔，忍着些，要做得像一点。”

林阿五忍着了，向左右一看又不免叹气，他们把许达伟、费亭美，还有那个过去的大烟鬼许逸民也拉到台上来陪斗。许逸民如今虽然不抽大烟，却已经七十多岁，坐不稳，站不直，不叫他低头认罪的时候他也直不起腰，抬不起头。还有一个小老太婆缩在角落里，那是朱子宽的老婆。朱子宽逃到台湾去了，又重新讨了个老婆，可他留下来的老婆还要当作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来陪斗。

汪永富跳上台去，历数林阿五的罪状，说他千方百计地照顾地主婆费亭美，不仅没有斗争过她，还给她留下东西六间大房子；还有那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许达伟，从来没有好好地劳动改造过，现在倒当了技术员。你们看，那些老地主，大烟鬼，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哪一个不是吃得好，住得宽；他林阿五有没有看一眼，无产阶级都住在小棚棚里！走资派林阿五，你认罪不认罪……

汪永富有经验，在批斗大会强大的攻势下，只要这么一顿数落，那些走资派马上就会低下头，连呼：我该死，我有罪。他们怕打，作乖点。

林阿五却不买账：“笑话，这些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居民委员会是没有权力分管房子的；你汪永富要是会画图纸会算帐的话，我也会让你做技术工作的；我是什么走资派呀，我林阿五哪一天‘资’过的？我从小在前远巷里摆摊头，养活一个瘫子，养活一家五口。我有什么好打倒的呀，我至今还没有站得起来呢！说了不怕人笑，我家的定量肉都买不起，肉票都是送给人家的。你打吧，我这个芝麻绿豆官当不当都一样，没有什么油水……”林阿五大举反攻了。

汪永富连忙带头喊口号，要把林阿五的气焰压下去：

“打倒林阿五！”

“打不倒的！”林阿五在台上也举手高喊。

“林阿五罪该万死！”

“林阿五没有罪，不会死！”

“不能让走资派滑过去！”

“走资派不是我！”

这一台戏唱得很热闹，斗人的和被斗的唱着对台戏。“文化大革命”在上层是悲剧，是闹剧，到了底层却又把滑稽戏加在里面。

汪永富火了，跳上台去在林阿五的后脑勺上一个巴掌，揪住林阿五的头发，揿他的头。

台下有许多人立即齐声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林阿五当居委会主任多年，一个前远五金零件厂也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安排了许多人就业。他没有欺压过人，也没有多吃多占，他家里连定量的肉也买不起，这情况是真实的。这样的人拿他来走走过场，向上面交差，也是大势所趋，在所难免。可你汪永富不能动手打人，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瘌痢，当初你爸死在大饼店门前时，是谁劝陶金根把你收下来的？你奸了老板的女儿又是谁救了你的？会场上闹哄哄地乱成一片。

汪永富愣了，他没有想到居民的觉悟是如此之低，在外面斗争大走资派的时候，别说是揿头了，就是揍他们几下也没人叫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汪永富弄错了，那些真正的大当权派，平时总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实在没有缺点的人他们的工资总是要比群众多拿些，房子要比常人多住点，这种差别的本身就会造成怨恨，普遍的贫困容不了细微的差别。所以当那些人在台上受苦的时候，台下的人还有点幸灾乐祸：“以前太快活了，也让他们吃点苦头。”

汪永富因为要抢得黄金屋，得到颜如玉，不免性急，对林阿五采取了“革命行动”，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与反对；又因为他表示要调整许家大院的住房，这就引得大院子里所有人都骚动起来，有的惶惶不安，有的抱着希望。意见不同的两派人马已经摆开了阵势，就是缺少带头的。

有两个青年人跳出来了，一个是钳工，一个是学生。

一个学生就是王先生王知一的女儿，叫王玉树，小名娇娇；就是那个跟在阿妹后面玩麦秸草的小妹妹，如今也长成个大姑娘了，长得又瘦又高，是那种所谓的黄豆芽的身材。她穿着一套军装，戴着一顶军帽，腰里还束着一根皮带，使得她更像黄豆芽了。

王玉树小时候温文柔弱，连前远巷都不敢去。长大以后性格向反方向发展，特别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之后，她变得好动，好斗，好发言，她参加过全国的大串连，差点儿困死在井冈山里。

还有一个人是在“前远五金零件厂”里做钳工的，叫赵晓山。赵晓山被认为是厂里的秀才，除掉许达伟之外就算他是文化水平最高，初中毕业。他好读书，会写毛笔字，出黑板报，写大字报是能手。

王玉树和赵晓山本来就对汪永富有点瞧不起，觉得这人是个搞打、砸、抢的家伙，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怀有个人的目的。和大饼店里的那个姑娘不三不四，包庇大饼店的老板陶金根，说人家揭发他当过伪保长是谣言。

赵晓山和王玉树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真的当成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社会。什么叫红彤彤的新社会他们也说不清楚，大概是和巴黎公社差不多；什么是巴黎公社？他们更加说不清楚，大概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差别，就像我们当年认为山那边是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总之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就解决了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

毛主席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汪永富却拖着刀枪专门搞武斗。毛主席反对打、砸、抢，汪永富打人，还想再抢房子什么的。革命不分先后，你汪永富有什么了不起，你那个副司令也不知道是谁封的，你能革人，人也能革你！

赵晓山和王玉树要和汪永富对着干了，王玉树不能直接出面，因为她的爸爸王知一，在学校里也被关过牛棚的。当革命派的头头都要根正亩红，头上不能有一根小辫子，有一点儿破绽就会被人抓住的。赵晓山的爸爸是解放军的副营长，解放军是钢铁长城，最过得硬的，何况还是副营长呢。

赵晓山又去联络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了一个“扫害虫”战斗队，专门和汪永富的“横扫一切”战斗队对着干，你横扫一切，我就扫你！

“扫害虫”的办法也是出大字报，为林阿五辩护，数“横扫一切”的错误，大字报就贴在“横扫一切”的前头，一进前远巷就能看见的。站在前远巷里看大字报的人每日都有成百上千。“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那些所谓的“逍遥派”，整天就是靠看大字报来消磨时日。

许家大院和前远巷里的两派之战从此兴起了，大字报出了一期又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