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失踪
我的这个决定先是把周革命吓坏了。在车站，我们发生了一场激烈冲突，分手几乎是必然的。
他抓着我的背包带，瞪着我说：“你这人怎么没有一点理智？你这么做连林老师也不会同意的！你这是毁自己，愚蠢至极！”
我说：“我必须这么做，必须！因为只有我才能救他！”
周革命说：“为什么只有你？”
我说：“因为我最了解他，知道他是好人。”
周革命说：“你走火入魔了。你，我怀疑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周革命的眼睛第一次那么尖锐而雪亮地直视我。我说不出话来，两行泪水潸然而下。
接下来，是对付我父母。父亲的一张黑脸褪了色，问：“咋啦？
你这是咋啦？！“母亲说：”难道你也疯了吗？“
我说我没疯，我就是不想上学了！我要搞清楚究竟是谁害的梅兰！父亲在我长成人后就很少打我了，但这次他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大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他哆嗦着嘴唇，指着我骂道：“你这个杂种王八蛋，老子节衣缩食给你攒钱，想把你供出天堂河去，将来有个好日子过，你却不识好歹，好个没出息的货！走！你现在就跟我走，我押也要把你押上火车！”
父亲的愤怒空前绝后。然而，当我们千里迢迢赶到火车站，准备买票时，我才发现我随身背的黄书包瘪了许多，录取通知书以及所带的钱和粮票统统不见了……
老天爷似乎很理解我的心情，只是这件事对父亲来说太残酷了。乘车返回农场时，我看见父亲无限悲怆的样子。父亲叹道：“命该如此！”
一进家门，就听到母亲的哭声。听说我没去上学，梅兰又犯病了，母亲搂着梅兰，嘴里重复着一句话：“报应！报应哪！”
母亲那天哭得伤心至极。
看到我死心塌地不走正道，父母绝望了。父亲不再理我。一天趁他们出去，我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都找遍了，还是不见梅兰那个蓝皮日记本。我问梅兰：“谁会偷走你的日记呢？”梅兰像早忘了这件事似的，“嘿嘿”傻笑两声，然后去公路上看父亲学自行车。
父亲学车的毅力真让人佩服，练了整整一秋天，还骑不稳。上了车，两条长短不一的腿胡蹬两下，就歪在地上。母亲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对父亲说：“你怎么这么笨！”
骑辆“飞鸽”，像刘满富那样风风光光在公路上兜圈子，让车屁股上的红绸一飘一飘，这是父亲多年的愿望。现在有了“飞鸽”，有了红绸，却没有好骑手，不要说母亲了，父亲也恼火透了。有一天，梅兰在一旁看着看着，突然跑上前，把溜车的父亲推到一边，抬腿一跨，就让那辆小“飞鸽”飞起来了。围观的人吃惊极了，都说梅兰这孩子真不简单啊，疯了还比他爸聪明。母亲看梅兰没事，干脆让她教父亲学自行车。梅兰在教父亲骑车时，经常说些浑话，比如说：“老毛驴，不许扭屁股！”有一次，她在后面扶车子，眼看着下坡了，却故意猛一松手，让父亲连人带车飞出七八米。父亲惨叫一声，撞得头破血流，梅兰却又跳又笑，说：“有意思！
有意思！“母亲生气地骂她疯子，梅兰抓起一把土，撒得母亲一头一脸。
父亲忙了一秋，梅兰乐了一秋。
日记本找不着，我不能总这么混下去吧。待在家里，我东张张，西望望的，让父母感到不安。夜里我听到母亲不止一次地对父亲说：“得赶快让那小害人精去工作，不然早晚惹祸。”父亲当了连长，干劲冲天，他说新生一连盐碱大，不适合种庄稼，就引进一种抗盐碱的甜瓜新品种，准备建甜瓜基地。父亲想派我去参加培训，学习种瓜，我不干。尽管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可对种庄稼之类的活儿却一点不感兴趣。种庄稼是需要一点耐心的，要有对土地的虔诚和依恋。看到土地就能想到河边洗衣服的小青姑娘，以及热腾腾的炕头和炕头上醇香的高粱酒，这样的人才配种庄稼，而我眼大无神，什么也看不见。早些年我是为一个叫梅二转子的女孩饥饿的肉体活着，如今是为一个叫梅儿的年轻女人饥饿的灵魂活着。
无论是梅二转子，还是梅儿，她们都走着一条伤害土地和远离土地的路，幻想着它通向天堂。
面对土地，心中有愧。
这时，听说新生一连要办中心小学，9月份开学。我对父亲说，我去教书吧，书里有另一块辽阔的土地。父亲说，这得水校长说了算。
水校长也就是我们亲爱的水老师。这只“上海鸭子”飞了一圈儿，不知怎么想的。最后竟然又飞到了新生一连。父亲对这个女人一向印象过好，加上他有早出政绩的念头，特意为学校修了两幢漂漂亮亮的教室，还为水老师个人修了座小院。那座用红砖砌成镂空花的院落仅次于我们家的新院子了。水老师见了我，绷着脸一针见血地说：“好端端的大学不上了，是为他吗？幼稚！”说完，甩下目瞪口呆的我，走了。
水老师来到新生一连后，我们家变得不太平了。母亲放弃了心爱的麻将，每天晚上开始没完没了地盘查父亲。往往父亲推着自行车一进门，母亲就拿着一块大抹布跑过去，问他是不是又到小学校去了。因为父亲经常把车子借给水老师用，母亲不高兴。为了控制“飞鸽”乱飞，母亲三天两头把自行车大卸八块，而后花一个晚上再把它装起来。母亲乐此不疲，技术一天比一天高。早晨，父亲常常缠着母亲要车钥匙，说要去场部开会。母亲是要面子的人，就把钥匙甩给他。可转眼的工夫，我看见那辆“飞鸽”已飞到水老师的屁股下了。水老师骑着母亲擦得锃亮的自行车，挺一副扁胸，得意洋洋。
我替母亲叫屈，但又觉得她这种女人不让另一个女人治治不行。
有一天，场部中学的欧阳校长突然捎话来让我去一趟。欧阳校长拍着我的肩说：“小梅，水老师推荐你到中学来，你愿来吗？”她推荐我？我相当惊讶。欧阳校长说，是啊，水老师对你的评价很不错呢。他说天堂河农场现在很需要一批年轻教师，因为各连队都办起了小学，就连最偏僻的天堂河监狱也要办学校了……
天堂河监狱也办了学校？这是个触动人的消息。我不假思索就说：“干脆让我去那儿吧！”欧阳校长愣住了，说：“那儿条件比较差，又是小学，你去那里不是大才小用吗？”我坚定地说：“欧阳校长，我不怕吃苦。”欧阳校长看了我一会儿，叹口气，说：“可惜了！”
说着，从上衣袋里拔出一杆黑色“金星”钢笔，说：“有机会把它交给林老师，就说我感谢他这几年为学校做出的贡献！”欧阳校长的眼圈红了，我的眼也热了。
第一场秋雨降下后，我背着行李离开家。放弃中学不去，却跑到僻远的天堂河监狱教小学，父母认为我鬼迷心窍了。我跟他们又发生了一场争吵，母亲说：“你心里想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看你比梅兰疯得还厉害！你现在翅膀硬了，我们管不了你了，是不是？也好，你走吧，走吧！滚出这个家，你就别再进这个门！去守着那座天堂吧！守着那个劳改犯吧！”再怎么骂，还是动摇不了我的决心。走时，父亲被母亲拉着出去了，他们不想见我。我空着肚子上路。
走出连队时，我看见梅兰站在路口。梅兰用嘴咬着脏兮兮的头发，笑了一下，塞给我一个小手帕。我一看，是我那包藏在抽屉里的粉笔头。我挥挥手，说：“再见。”她点点头。走了十几米远，突然听到她在背后喊：“你是去找林老师的吗？”
到监狱这天，正好是每月一次的接见日，监区外四处可见一些提着包裹的女人。
我去找了周革命的父亲，想看看能不能让我见一下那个可怜的人儿。周革命的父亲是个话不多很善良的人，他让我在接待室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他不想见人。”我说：“你说了吗？我是梅儿？”他说：“说了。”我坐在那儿，不知该怎么办了。这位周警官叹口气，歉意地说：“回吧。你放心，我会关照林老师的。”
我走了两步，他又叫住了我，说：“你到这里来教书？”我点点头。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我们周革命对你很佩服呢。”我笑笑，本想问问周革命的近况，但终于没问。
沉重的铁门在我身后“轰”地闭上，我走上那条灰暗狭长的归路。这条路太长了，长得连着天边，怎么走也走不出去。一路的秋风，一路的枯草，一路的断肠人。
是谁让我与这些丢魂落魄的女人为伍？是谁让我们望断天涯，却望不见爱的归宿？
我为自己哭泣，为天下所有罪犯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哭泣！
这个秋天，我一次次走着这条狭长的路。
这个秋天，走来走去，像断臂人，飘着空空荡荡的袖。
是不甘心让这条路永远沉寂，还是不甘心让我的心继续荒芜，我带着学生们在路两旁种下一排排小杨树。我们学校的贾校长是个50多岁的北京人，多年前从这座监狱出去。他卷着大舌头对我说：“小梅老师，甭折腾了。我们当初试过，都死啦！
这地儿养不活树！“
“为什么？”我问。
“不为什么，只能说生命是有选择的。”贾校长故作深奥地晃着脑袋。
生命的选择是什么？选择高贵？选择华美？不，活着，就是它惟一的选择。我不信这个邪，是地，就该长点什么呀；是路，路边总该有点绿色吧。以后每天下午放学，我就带着高年级学生到几里外的天堂河去拉土，我还偷偷挖断了一条渠，截来一股水。砂石地换上新土，又有了水，一个月后小杨树就长出一串串绿叶。那些叶子，像孩子渴盼的眼睛，在风中眨呀眨。
我的绿化行动很快受到监狱领导的关注，周革命的父亲送来一面锦旗，表扬我说，小梅老师，你为监狱绿化做了贡献，我们感谢你们！监狱还说要修一条渠，专门为绿化服务。我心想，我只是为了一个人呀。
一天下午，我和学生们正在地里浇水，一支穿着蓝色囚服的队伍扛着铁锨过来。
那里面有个身影一闪，我就认出是他来。他分明也看见了我，但，只是一瞥，就匆匆地随着队伍去了。我忘了自己正在浇水，让水淹没了鞋子，让泪打湿了脸庞。
从这天起，我每天傍晚站在我的杨树林前，远远地目送那支队伍过去，寻找着他的身影和目光。
从这天起，我又开始写小说，小说的题目叫《窗外，又绿了枝头》。小说中的女孩年复一年地在通往大墙的路上种树，她站在那条路上等待，等待她的树撒下更多的绿阴，等待春天会在那个人的眉梢上停留。
那些绿，就是我啊。
我不停地写，把女孩的一个个充满期盼的故事寄给他；我不停地劳作，让绿色沿着时光的阶梯蔓延。
一个秋天过去了，又一个秋天过去了。除了孩子们同那些小杨树一天天长大外，时间对于我几乎停止了。那条通往高墙的路还是那么长，那么长，长得望不到尽头。
倘若不是有一天周革命的父亲突然告诉我梅兰失踪了，我还以为世界只剩下一条寂寞无边的路。现在我听到一个从路那边传来的声音：梅兰失踪了！
是丢了，还是失踪了？我没好气地质问向我传话的周警官。
高大的周警官说：“都一样。”我说：“不一样！”说完这句话，我就哭了，觉得梅兰不会再回来了。
周警官开着警车以最快的速度送我回家。一路上，我都在后悔，梅小二啊梅小二，当初你要是把梅兰接到学校住一阵，也许就不会出事。实质上，梅兰失踪已不止一次了，两年前那个秋天我离开家第二天，梅兰就犯了病。梅兰穿着单薄的衣裳，趿着一双破鞋子，时不时背着书包往场部中学跑。我们从前的教室已坐着另一个毕业班，班主任是个上面分配来的戴眼镜的大学生，身材跟莫斯科相近。梅兰一见人家，就从书包里拿出报纸，截住他喊：“林老师！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考到北大啦！你看！你看……”那位大学生知道梅兰有病，起先装着礼貌的样子，接过报纸看了看，说：“好啊！好啊！”后来，梅兰总去骚扰，人家就受不了了，打电话让派出所来人。派出所那位女所长吓唬梅兰说，再这么闹就把她关起来，不料激怒了梅兰，梅兰一头把教室的玻璃撞碎了……
父母把梅兰领回家后，先是把她锁在小屋里，梅兰也不知哪来的本事，硬是跳窗跑了。后来，母亲只好把她捆在床架上。可没两天，梅兰又不见了。好在父亲有权力，梅兰半夜不见了，父亲就能派全连人马通宵达旦地寻找。大雪天，梅兰竟然躺在雪地里就睡着了，要不是寻找及时，恐怕早没命了，是父亲踏着雪地，一瘸一拐把她背回的家。第二年春天到来时，梅兰变得更加凶悍，开始殴打父母。过年我回家，看见父亲吊着绷带，原来他的小拇指硬是生生地被梅兰掰断了，母亲的头被梅兰用砖头砸了道口子，缝了七针。
我质问母亲，梅兰为何这样？母亲叹息。父亲说，她一个疯子，打人闹事还不正常吗？还好，刘满富后来在昆仑城为梅兰联系了一家精神病院。梅兰从昆仑城治病回来，我回家看她，梅兰又没事了。那天正巧碰上刘满富到我家。桌上放着几条腊肉和一沓钱，母亲见我进门，慌忙收起钱来。原来刘满富即将升迁到昆仑城了，临行前特来家看梅兰。梅兰安静地坐在那儿，一点不像个精神病人。看到父母在刘满富面前卑躬屈膝那副德性，不知怎么，我愈发厌恶起这个人，厌恶他的肥胖，他的声调，他脸上那股霸气。刘满富一见我，就用肥手摸我的脸，说：“哟，咱小二越长越有样子啦！
啧啧！像个人民教师！“我一把甩开他的手，扭过身去。父亲骂道：”没规矩！
“
刘满富走时，父母殷勤地送他到路口。都20好几的人了，我那偷窥癖仍然没改，只要有机会总想“偷”点什么。我推着自行车，装作骑车的样子，从他们身旁溜过来，溜过去。这时听见刘满富对父母说：“看住她，别再让她乱跑瞎说！还有，要把那本日记尽快找到，烧了！”
父亲点头。母亲说：“放心，那日记出不了家门。”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刘满富还惦着梅兰的日记，难道日记与他有关？我父母跟刘满富究竟又是什么关系？同伙？
母亲一进门，我就扭住她的胳膊质问：“刘满富干吗给咱送钱？
是不是你们合伙陷害了林老师！？“这个怀疑是一瞬间突然冒出来的。
母亲愣了一下，父亲上来拉开我，说：“这孩子，说啥鬼话呢。”
我说：“我没说鬼话！我全听到了！”父亲脸上露出不自然的笑，干咳两声，说：“哎呀，你听到了有啥？人家刘场长是同情梅兰，才来家里送钱。梅兰心眼窄，我们就怕她守着那本日记想不开，所以……”母亲接着说：“对，所以我们才反对她写日记……”
父母说得有点道理，日记害了梅兰。如果她不写日记，就会找人交流。找人交流，就不会疯。可我亲眼看到她日记本上写的那句话：“救救他！”
救救谁？！
梅兰从昆仑城治病回来后，状态大有改变，不仅生活能自理，还能读书看报。
为了让梅兰高兴，父亲托人从昆仑城买回一台黑白电视机。冬天我回家时，看见梅兰一个人在院子里堆雪人，我父母正在卧室那张大床上干事。他们总算又合作了，是好事。
现在我们家的院子很气派，六间一砖到顶的平房亮堂堂的，院墙是赭红色的，门是黑色铁门，很像刘满富家的那种门，门槛高高的。另外，还养了狗，一条狼性十足、翻脸不认人的母狗。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的烟囱个性鲜明，无与伦比，那个高那个大那个红啊，不大像烟囱了，很像中世纪立在古堡上的塔。还没走进连队，远远就看得一清二楚啦。如果是傍晚，光我们家烟囱冒出的烟，就能染黑半边天空。
我们家烧的是有烟煤。院子里就缺树了，父亲说一开春，就把原来我家菜园里那棵不开花的小桃树移过来。
待在这么气派的院子里，有电视机和土狼狗，还有父母的照顾，我想梅兰过得不错了。我回学校那天，母亲烧了一大锅水，亲自给梅兰洗澡。屋里铁皮炉“轰轰轰”燃得起劲，梅兰的身体在冬日苍白的日光下就白得刺目。她开始知道害羞了，拉上门帘，冲我一笑，脸上的笑涡好似圆圆的透明的糖块，没有那么甜的笑了。母亲真疼梅兰，淌着一脸汗珠子，从脖子到乳房，从肚子到脚趾头，一寸不拉地为她心爱的大女儿擦洗。梅兰像个宝贝那样，尽情撒娇，她一会儿指指自己的背，一会儿又指指脖子，指到哪儿，母亲的手就得飞到哪儿，为她擦洗。梅兰的恶作剧让母亲累得气喘吁吁，却是笑着。最后，母亲的手不经意碰到了梅兰的下面，母亲说；也洗洗吧。这时梅兰尖叫一声，突然像发怒的母狮撞开母亲，踏翻了水盆子，向外冲去……
还是被我拦回来的，这个可怜的惨遭两次劫难的女孩！母亲流着泪，搂紧梅兰，拍着她的背说：“别怕，孩子，有妈在，不用怕……”哆哆嗦嗦的梅兰这才慢慢安静下来，听话地让母亲为她换上粉色花衣。这时我脑海突然间闪过两条黑影，想，那两个丧尽天良的畜生是谁？他们眼下在哪里？
我回学校时，穿着粉色花衣的梅兰又堵在路口送我。她一定在那儿等了很久，脸和手都冻红了。我说你回家吧，梅兰说，不，我要跟你去学校，我不想待在家里。
我说为什么？她垂着眼睛不说话。我说，等你病好了，开春我再带你到我们学校去。
我劝了半天，最后她才点头。可我刚走，她又追上来，带着一脸恐慌对我说：“你带我走吧，我害怕！他们逼我……”
我说：“逼你什么？”
“日记。”
“你的日记本呢？”我问。
她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冲着她大声说：“告诉我，你要救谁？！是不是林老师？到底是谁害了你？
你说！说呀！我替你报仇！“
梅兰一下变得像个木头人一样，任我怎么问，也不说话了。我失望极了，愤怒极了，撂下她大步走去。老远，又听到梅兰在喊：“你找到林老师了吗？”
周革命的父亲把我送到路口就返回监狱了，我匆匆朝着那座竖根大烟囱的院子走去。烟囱没有冒烟，直挺挺，红彤彤，在金色的夕晖下显得威猛又滑稽。
母亲面如黄纸，躺在床上。我一进门，她就哭了。得知梅兰已经丢了半个月，我生气地说，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母亲哭得更厉害了。
我在从前那个家的小菜园里找到了父亲，父亲正蹲在小桃树下抽烟。我说你怎么不去找梅兰，待在这里？父亲长叹一声。
我父母已进入极度的悲伤，我想只有我能做点事了。我得帮他们把梅兰找回来，我们家不能没有梅兰。我把梅兰的照片洗了一大堆，又写了无数份寻人启事，装在黄挎包里，带着干粮和水，骑着自行车，开始踏上寻找梅兰的途程。我把启事撒遍天堂河农场：的角角落落，一直撒到七星子镇。一连数天，凡是梅兰可能去的地方，我都跑了一遍。但，依然没有找到梅兰，也没有关于梅兰的任何消息。有好多次，我一人来到梅兰曾为我送行的那个路口，想着。
什么时候她会突然钻出来；或者在背后大喊一声。那时我会高兴—地搂住她，说，走，到我们学校去！
母亲病得更重了。成天地不吃不喝不睡，成天地牙痛，满口的白牙全脱落了。
掉了牙的母亲话也说不清了，五官扭曲，像个丑陋的老太婆，两个乳房羊皮袋似的，皱巴巴地在胸前晃荡。不到40的人就绝了经，看了很多医生，都没用。我年轻美丽的母亲随着梅兰的消失而消失了。
这时，父亲像跟谁赌气似的，夹着被子搬到老房子住去了。父亲叼着烟卷，每天傍晚在小桃树下闷头忙碌，给桃树剪枝，培土，浇水，细心极了。我问父亲，就要开春了，你不是说准备把小桃树移到新院子吗？父亲说：“不移啦！就让它安安生生，好好活在这里！”
父亲也一下老了许多。那条残腿又短了一截，走起路得像小孩那样二蹦一跳。
这时他有了一个毛病，有事没事总爱把左手那根折弯的小拇指放到嘴里含。含着含着，不想吃饭了；含着含着，连班也不想上了。这根小拇指是梅兰留给他的终生的痛。
如果不是水老师，父亲恐怕会一直这么下去。从这一点上说，得感谢水老师拯救了父亲，让他重新活过来。
春节刚过，父亲跟水老师好上了。父亲先是痴迷地站在教室外听水老师讲课，接着变成了一个谦虚的老学生，跑进人家宿舍不耻下问，顺带着帮水老师把炉子泥了，饭做了，碗洗了。母亲是春夜的猫，灵得很，一下就闻到了异味。起先她跟父亲又吵又闹，拼命阻拦，但父亲根本不理她，恼了，三拳两脚，把母亲打趴在地，还动不动说要离婚。父亲现在不是从前的父亲了，是半个皇上了。
他建起的人工胡杨基地成为全疆的科技示范点，他引种的甜瓜打入东南亚市场，为天堂河乃至昆仑地区获得了可观的利润。父亲的名气大起来。当了更大官的刘满富这时又向父亲许愿，准备提拔他当副场长。母亲手指父亲，颤着声说：“没有我，哪有你梅老贵今天？忘恩负义！”父亲恶毒地说：“你看你那里连水都没了，能种瓜吗？你那是个破防空洞，谁爱钻谁钻吧！”父亲说完，举起酒瓶，猛喝两口，带着一身酒气，又跑到水老师家过夜去了。父亲像天堂河发洪水，激情澎湃，势不可挡。
母亲只有守着那座壮硕的大烟囱，卖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