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魔鬼的一根金发
拖拉机到达天堂河农场是下半夜了。本来我下了汽车打算在七星子镇小油菜花那儿再住一宿，第二天找个车回天堂河。不知怎么，到了七星子镇，心里发慌，正好有一辆拖拉机要到天堂河农场新生一连拉甜瓜，我便搭上了。
我摸黑到家，门锁了，窗帘拉得死死的，屋里黑乎乎，什么也看不见。父母都到什么地方去了？父亲在胡杨基地？母亲又去打麻将了？梅兰还在医院守着大满？……我抱着黄挎包，坐在菜园里的小桃树下，胡思乱想。一口落满灰尘的腌菜缸歪倒在地，酸臭味儿扑鼻而来，熏得我昏昏欲睡。
我就这么昏昏沉沉坐到天明，等待着父母回来，但没有人回来。我跑到连部，想给刘满富家打个电话，问问母亲是不是在那儿。这时，一群老娘儿们正扛着铁锨去上班，一见我，就叽叽咕咕开了。看着她们那副贼眉鼠眼、以说人坏话为终生乐趣的小人样儿，我鄙视地说：“你们知道，你们这样有多无聊吗？”老娘儿们顿时哑了。我正窃喜我这文学新秀还挺有威力，突然她们像一窝大马蜂蜇了过来！
“谁无聊？你家梅兰把娃娃都整出来了，无聊不无聊？！”
“梅家女人没一个正经货！还说大丫头老实，我看比她那个娘骚十倍！”
“都别说喽！快上班去！有法律管呢，你们叨叨个啥！”大脚花子撇着两腿来了，挥起手，嚷嚷。
梅兰到底又怎么啦？我抓住大脚花子的手，问。大脚花子把我拉到墙根下，还没说话，先挤出两滴假惺惺的泪。她说：“小二啊，你还不知道吧，你姐被人害了，在咱医院打了胎……”
“打胎？你胡扯什么！”我瞪着这个可恶的女人，真想扇她一耳光。
大脚花子一副委屈的样子，眨着两只猫眼说：“哎哟！我说梅家小二，我要瞎说一句，千刀万剐！你可以去问你爸你妈，梅兰现在躺在医院里疯得一塌糊涂，那个臭流氓莫斯科也被抓起来啦……”
“梅兰疯了？是莫斯科？……”我的心像被刀尖剜了一下。我撂下大脚花子，向场部跑去。天哪！天哪！！
我守着昏睡不醒的梅兰，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如坐针毡，找每时每刻都在盼着梅兰醒来。梅兰醒来，我要问她，究竟是谁强奸了你？谁？！但，梅兰在沉睡。
我的父母在这件事上十分冷静，显出不同寻常的一种涵养。
父亲每天从人：工胡杨基地赶到医院看望梅兰，再晚也要来。他久久地摸着梅兰的头，一句话不说，叹口气就又走了。母亲从早到晚呆呆地坐在病房，织一件没有任何进展的毛背心。我问他们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们谁也不肯告诉我。他们的沉默让我不得不四处打听。这时周革命来到我家，我正好找到了询问的对象。周革命说，林老师真惨，送你进城回来本来要跟水老师办喜事的，结果没几天就被抓了。水老师一气之下，扯下门上的大红喜字摔到他脸上，把新买的家具砸了个稀巴烂……
原来我到昆仑城的第二天，在医院照看大满的梅兰突然晕倒。
抢救时，一位妇产科女医生发现她已怀有五个月的身孕！母亲把梅兰拖回家，问怎么回事，梅兰不说，母亲就把她捆起来打。父母害怕刘家知道了这事不好，于是当天就给那位女医生送了厚礼，求她在夜里悄悄给梅兰堕了胎。谁知这事第二天还是传得沸沸扬扬，刘满富找到我父母进行谈判。谈的什么，谁也不清楚，总之，大满和梅兰的婚事是办不了了。刘满富恼火极了，要求派出所马上立案侦查，抓出那个可恶的罪犯，绳之以法！罪犯是谁，按说并不难查，审问一番梅兰不就知道了吗？但，梅兰这时偏偏犯了病，喜怒无常，胡说八道，有时连熟人都认不得了。医生看过后，说是典型的精神病。派出所女所长这时想起那个被打掉的孩子，想从此人手侦破案子，然而打下的死胎早不知扔到哪去了。也就是说，这最为有力的证据被毁掉了。这下，女所长被难住了。
刘满富天天催问办案进度，女所长决定采取指认的办法。出于谨慎，之前，女所长来到我家，把梅兰叫到跟前，作了一番演示。
她一边扯梅兰的裤子，一边指着我父亲问梅兰，是不是这个人干的？梅兰“呸”了一口女所长，说，他是我爸！女所长又惊又喜，这说明梅兰没有丧失辨别能力。
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没有一丝风，新生一连小礼堂站满了清一色的男人，从中青年男子到老年男人，凡是接近过梅兰的人全都弄了来。正在拾掇新房的莫斯科和我们班的一帮男生也被招了去。礼堂里挂了20盏灯，大灯泡雪亮，照着会场静悄悄，照得男人们心里焦。飞蛾狂舞，噼噼啪啪，好似花儿朵朵满天开。花儿撞到人脸上，人发憷；撞到灯泡上，灯暗下来。闷热的空气里，涌荡着难闻的汗臭味和焦煳味。
这时，高大威严的女所长进来了，后面是两位警察扶着目光呆痴的梅兰紧跟着进来。我父母在最后面。梅兰一出现在礼堂，沉闷的空气顿时被点燃了，人群中掀起一阵不小的喧哗。所有老的少的男。人一律瞪大比灯泡还亮的眼，去照梅兰。此时梅兰显得更加弱小，像一只秋后的拉秧瓜那样，有气无力地缩在枯黄的叶子下。她始终耷拉着脑袋，微闭两眼，让想看她的男人们谁也看不清。愈是看不清，男人们愈是想看，于是便有了挤挤拥拥的场面。
女所长不高兴了，她下意识地撸了一把警服袖子，两只大巴掌朝下一摁，说：“肃静！肃静！”
下面就静了。
静得厉害，静出定时炸弹引爆前的漫长的空白。这时所有的男人眼是直的，耳是直的，身子是直的，忘记了活着。
指认开始了，女所长用洪亮的东北腔一宣布，两名警察立刻领着梅兰走向男人们。这时男人们有了知觉，一起冒出汗来。他们看着梅兰向他们走去，一点点走近，突然紧张不安起来，目光里带着小心翼翼，可怜巴巴。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孝顺儿子、模范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万一脑子有毛病的梅兰指认错了呢？这不是不可能的。挤在窗外的女人们也都大眼瞪小眼，死盯着梅兰！
第一排站的是大脚花子的丈夫和另外两名连干部。因为当干部，他们必须站在前沿阵地。此时他们最紧张，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凭着手中的权力，在女人身上多少犯过一些错误，所以很是心虚。但到底是干部，心理素质比较过硬，他们尽量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挺着胸，脸上时不时给一点笑。
“是他吗？是他吗？……”女所长一个挨一个地指着问。
梅兰摇头。这时她不得不把脸抬起来，但眼皮是垂的。
第一排男人如释重负般的大喘一口气，连跑带颠逃出礼堂大门。接着是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礼堂里的男人越来越少，围在窗外的越来越多。渐渐地，人们看见只剩下莫斯科和他的几个男学生了。
女所长照例把梅兰往前推，却突然推不动了。女所长说：“接下去。”梅兰不动，目光发呆。女所长说：“你怎么啦？接着认呀！”
梅兰还是不动。女所长去看梅兰，这一看不要紧，老天爷，梅兰竟冲着面前一排人笑起来！
母亲怕梅兰又犯病，冲过来扶住她，耳语似的说：“妈的好孩子，听话啊？坚持住，千万别指认错了，啊？……”
梅兰推开母亲，还笑。
这时女所长问梅兰：“有那个人吗？”
梅兰不说话，低下头，开始流泪。
凭职业敏感，女所长觉得有问题了。她用手把面前的男人划了一下，说：“你是不是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就说，别害怕！”
母亲也在一旁助威：“说！大胆地说！”
这时梅兰不再流泪了，她仰起头，手抖抖地指过去，尖叫一声：“他！”说完，“咚”地一声倒了下去！……
不偏不正，梅兰指的那个人是莫斯科。
这时，高绾袖子的母亲好像早有准备似的，一个箭步冲上前，揪住莫斯科，打起来，发疯地喊：“我打死你！打死你！你害了我们梅兰，你这个北京渣滓！你这条色狼！……”母亲的拳头落在莫斯科身上。礼堂门口挤得水泄不通……
在这场指认中，我父亲自始至终坐在礼堂的一个角落，沉默。
莫斯科就这样被送进了看守所。据说他态度强硬，拒不承认，说这是有人诬陷他。但不是他又是谁呢？回忆起莫斯科曾一度为梅兰开小灶，连学校的老师也确信无疑。这件事的影响很大，许多家长一开始不信，跑到学校帮莫斯科喊冤，到后来也不得不长叹一声，说：“这个莫斯科真糊涂啊，水老师放着不用，干吗去强奸人家女学生呢。”
我去那粉刷一新的院落找过水老师，水老师一见我，眉毛倒竖，两个高颧骨恨不能戳死我。她说：“你们梅家女人害人还害的不够吗？”我说：“水老师，林老师是清白的，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咱们一起帮帮他！”水老师尖刻地说：“哟，你姐姐把他拉进去了，你却来装好人啦，你跟林清什么关系？”我说：“您怎么这么讲？”
水老师说：“我该怎么讲？我的未婚夫马上要坐牢了，难道你还要让我感谢你们梅家两朵花不成？”水老师“嘭”地把门关上了。
我只有去派出所了。那位高大的女所长得知我是谁后，扯着东北腔说：“啊哈，怪了，莫斯科害了你亲姐姐，你竟然跑来替他说话。”我说：“是的，我就是来替他说话的！他绝不是那种人！他正直、善良，爱护学生，是位好老师！”女所长感叹道：“我理解你的感情，莫斯科的确是位好教师，但这不能说明他没犯法！我可以告诉你，他已经招了，是他强奸了梅兰！”
我“呼”地站起，叫道：“不可能！你骗人！”
女所长冷笑一声，拍拍我说：“梅小二，亏你还是个文学新秀呢，你对人的了解怎么这么肤浅？以后当心被利用了！对了，我还想问你，莫斯科对你们班别的女生是不是也很亲近，比如对你……”
我一把甩开她的手，愤怒地说：“胡说八道！我不相信你的话！
你让我见见他，我要见他！“
女所长并不计较我的粗暴，微笑着说：“犯罪嫌疑人是不能随便见的，有规定。难道你们没有学过法律吗？”
我脸红了，悻悻而归。
看来只有求周革命了，周革命的父亲是监狱警察。一刻钟后，我来到周革命家，周革命正要去学校，说看看录取通知书到了没有。
我们一同去了学校。一路上，周革命都没话找话。若是平时，我还不知怎么乐呢，但那天我没心思。周革命以为我是担心落榜，便劝我说，没事，没事。怎么会没事呢？我心里压着多大的事啊！
说来也巧，周革命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正好到了，还有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到莫斯科的母校——北京某师范大学中文系，周革命被录取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捧着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我俩都愣在了那里，你看我，我看你。尽管我们知道我们有可：能被录取，可一旦变成现实时，那种巨大的幸福还是把我们震撼了。大约有一分钟，周革命突然“噢”了一声，扑向我！我们第一次那么亲近，身体挨着身体，紧紧地抱着对方的腰，仰着脖子，边跳边喊：“考上喽！考上喽！”引得很多同学羡慕地看我们。
现在周革命对我的态度已由亲近变得暖昧，回家路过苹果园时，他牵牵我的袖子，意味深长地说：“坐一会儿，咱俩？”
我强捺内心的激动，却故作矜持地说：“不过，你得答应帮我一个忙。”
他咬了下嘴唇，拿出男子汉的爽快，说：“成！你的忙我帮！”
我把想到派出所看莫斯科的打算说了。周革命想了想，说：“咱们是该看看林老师，没有林老师，就没咱们的今天。这些天一想起这些事，我心里就难过。我总觉得林老师不像那种人，梅兰一定指认错了。但，他干吗要承认呢？……”周革命边说边摇头叹息。
连着几天，我们班有20多人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没有梅兰的。
我以为，总会有一天梅兰能接到录取通知书，但，终于没有。梅兰没被录取，真是天大的笑话，没人相信，可事实确实如此。
这天，学校为我们举办庆祝活动，梅兰突然来了。她穿着一条破裙子，光着脚，噔噔噔跑到我跟前，说：“刘二满，你考到哪儿啦？”
我从昆仑城回来后，梅兰便把我叫成了“二满”，这让我一见她就心惊胆战。我几乎要哀求她了，我说：“好梅兰，你别叫我二满，我是梅小二，梅儿！”她笑着说：“梅儿是谁？不认识！我看你就是二满，一说话牛皮哄哄，张牙舞爪。”说完，她跑进教室，在那面镜子前照来照去。同学们知道她有病，都不敢跟她说话，这让梅兰不高兴了。有病的梅兰依然保持着自尊心的。她笑着问周革命：“林老师呢？林老师怎么没来？我有事要向他汇报。”她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取出一张叠得平平整整的报纸，捧在手里。周革命谨慎地说：“林老师不在，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梅兰抬着眼皮丢给周革命一个媚笑，说：“嗯……好吧。”她扫了别的同学一眼，走到周革命身旁，用一种低低的却是所有人都能听到的亲昵声音说：“你还不知道吧，我考到北京啦！是北大，北大！通知书是昨天夜里邮局的人骑马送到我们家的……”说着，把那张报纸摊开，让周革命看。
这时大家“呼啦”一下围上去，梅兰生怕别人抢走了她的宝贝，把报纸捂到胸口，两眼放光，笑盈盈地说：“祝贺我吧，同学们！祝贺我吧！”但没有一个人说话。最后梅兰被我连哄带骗，弄回了家。
母亲得知我考到了北京，顿时神气活现，有了底气。父亲喜滋滋地从场部推了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回来，说是要让我临走前看到家里的变化，实质上是他的变化。因为刘满富从前的自行车是“飞鸽牌”的，父亲也坚决要买“飞鸽”。车后架上，驮着半扇猪肉，车笼头上还挂着一只网兜，里面是四瓶高梁酒，一条“大前门”牌香烟。因为父亲还不会骑自行车，所以只好推着回来。父亲一走上通往连队的那条灰仆仆的公路，就不停地摁车铃。铃声脆亮，比从前刘满富的破铃响多了，惹得大人小孩围观。父亲逢人便说：“瞧瞧，刘场长给咱特批的‘飞鸽’，棒不棒？这酒也是他送我的！明天来我家做客啊！我家小二考到北京啦！”
来我家做客吧！来我家做客吧！！父亲一路喊着这话，走进家门。
晚上，母亲早早安顿梅兰睡下，然后手忙脚乱地开始又炸又煮。父亲坐在一旁笑着抽烟，纸烟。他的那只油乎乎褪了色的黄布烟袋被母亲烧掉了，母亲要求他从此抽纸烟，说，你现在再抽莫合烟，太不相称了，说起来女儿还是大学生呢。我父母那晚上的和谐与快乐令我感动，我觉得他们真的十分般配，甚至是相爱的。我还认为他们真的是在为我自豪，因为梅兰成了这样，我便成了他们最亲最疼的女儿。但半夜里我才弄清，他们为什么要请客了。
原来我的父亲终于“扶正”了，成了正连职干部。连长连长，半个皇上。用父亲的话说，与刘满富不过差半级！这半级有没有硬是不一样，过去大脚花子的丈夫总跟父亲拗着来，现在听说我家要请客，两口子提着鱼，笑哈哈地来到门上。还有片儿娘、马有顺，许多人我根本不认识，但他们那副嘴脸我是熟悉的。母亲一改前些日子的阴郁，又说又笑，一提到父亲，就是“你们连长、你们连长”‘开心得不得了。梅兰被关在里屋，盘腿坐在床上，她翻来覆去地看着那张大报纸，喃喃地说：“我考到北京了，考到北大啦！哈哈哈……”
我讨厌家里这种人来人往、突然活跃的气氛，这种不正常的气氛。趁母亲不注意，我溜出门去。
这是一个秋雨绵绵的天气，周革命的父亲把我带到看守所一间破平房里，与莫斯科会面。周革命的母亲突然住院了，所以那天他没能跟我一起去看莫斯科。说实话，我更希望这是一次我与莫斯科的单独会面。
莫斯科戴着手铐，被一名警察押了进来。分别不过半月吧，他变得骨瘦如柴，十分苍老。眼镜没了，头发很长，衬衣肮脏不堪。
最令人痛心的是，他脸上印着一块块青紫色的伤痕。他垂着眼睛，嘴唇紧绷，见了我木木的。
我强忍泪水，叫了一声“林老师”。他这才轻轻点了下头，说：“别叫我老师。”
听了这话，眼泪还是流下来了。我说：“林老师，我不相信你是坏人，梅兰一定搞错了！可派出所的人说，你承认了，他们是在骗我，对吗？”
莫斯科抬起头，看了我一会儿，平静地说：“他们没骗你……”
我目瞪口呆。
莫斯科从木凳上站起，摇摇晃晃向门外走去。
“林老师！”我追过去。
走到门口的莫斯科回过脸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祝贺你！”
那一眼，平静、坚忍，同时隐含着无法言说的痛。我看出来了，藏的很深的痛。
会见不到五分钟，我就出来了。我走出看守所大门，走上小路，路的那边齐刷刷地站着我们班的学生。他们的眼里全是期待和担忧，希望我能带回一个好消息来。但，我能说什么呢？腿一软，我栽倒在地，十指深插在泥土里。我攥紧那磨出血的拳头，想让那些细小的泥沙救救我、救救我，可张开手，它们像水一样散了去。在这浩渺的宇宙间，我们每个人就是一粒聚散无常的沙呀，谁在改变着我们，我们在改变着谁？让生命戴上沉重枷锁的莫斯科是不是早已把一切都看清看透？他真的是强奸犯吗？
我无法搞清这个问题。突然，就想到了那个轮椅上的男人。
他绝顶聪明，又是莫斯科的朋友，他有责任帮助我。我一口气跑到学校孤狼的小院，院门上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黑锁。我从门缝朝里看，小桃树垂着干枯的叶子，淡绿色的窗帘不见了。明知里面没有人，我却忍不住猛敲一气，我说：“有人吗？有人吗？”我不文明的喊叫终于招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学校食堂的大师傅，他说：“是你呀，小二。”我说：“这家的人呢？”我不大好意思直呼孤狼的名字。
大师傅搔着胖脖子，龇牙咧嘴显出一副舒服样，压低声说：“哟喂，你还不知道哪，孤狼半个月前自杀啦！”“自杀？！”我大吃一惊，“怎么会自杀？”大师傅叹口气说：“北京调不回了，那边的老婆孩子不理他，这边的老婆也不要他，还是个残废，你说，他活着有啥劲呀？
不吃安眠药才怪喽！“”安眠药？！“我的心”砰“地一声爆炸了。
半个月前，正是我离开他的那个晚上！我咬着嘴唇，跑出校园。
家里的宴席刚散，屋子里杯盘狼藉，空气污浊，母亲正弯着腰收拾。见我进门，她不高兴地说：“你疯到哪去了？”我说：“去派出所了。”母亲一扫帚砸过来，火冒三丈：“谁让你去那儿了？你怎么那么贱！你还想着那个莫斯科，是吧？告诉你，我不许你掺和这件事！莫斯科的班房是坐定了！”
父亲上来劝母亲：“别骂这么难听好不好，小二考上大学了，去看看莫斯科也是应该的，一码对一码。好了，这烦心事已经过去了。八年了，别提它了！”父亲学了一句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道白。他关切地对我说：“小二，准备准备，安心去上学吧，路费和学费我和你妈都为你筹齐了。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梅兰由我们照顾，你放心。家里再困难我们也要把你供出来，你是咱梅家的骄傲，懂吗？”我点点头。父亲在我肩上亲切地拍拍。
我又开始失眠。梅兰睡在我对面，时常说些古里古怪的梦话，有两次半夜里她突然跳起来，衣服也不穿，大喊着“魔鬼！魔鬼”就往外跑。为了防止她跑，母亲备了一卷绳子，挂在床架上。这是一根过去我背柴用的绳，羊毛捻的，又韧又结实。每天夜里，它像一条蛇盘绕在那里，幽幽的，亮亮的，在暗中盯着我，很像孤狼的头发。我吓得禁不住用被子捂头，浑身哆嗦。这时，忽听有个声音叫：“小二！小二！……”——只冰凉坚硬的手从我背后摸过来，老天爷啊，孤狼的冤魂来抓我啦！
我揪着被头，哭着说：“求求你，饶了我吧！我是魔鬼！……”
“刷”地一下，眼前一片明亮。梅兰光着脚站在我床前，手里拿着一条毛巾。她像个好人似的说：“你有病。”我接过毛巾擦去头上的汗，还在哆嗦。她冲了一杯糖开水递给我，说：“喝。”梅兰喜欢吃甜，每次生病母亲都要为她冲糖水，现在她竟然把我当作了病人。
我喝了一口，太甜。
她在我床头坐下来，抱着膝头，说：“讲个魔鬼的故事吧……”
我想了半天，终于想起小时候讲的一个故事——《魔鬼的一根金发》。
我说：“从前有一个国王，为了捍卫他的国家，率领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在战争中国王受了重伤，失去了双眼和手臂。因为又残又丑，衣衫褴褛，当他回到自己的国家时，臣民们根本不相信他是国王。国王于是让他的妻子出来作证，他的妻子从他头上一根又长又粗的金发，认出是自己的丈夫。但，这位妻子却说：”他是骗子。‘于是，国王被打人地狱，罚做魔鬼。在那座暗无天日的深深的古堡里，国王每天唱着忧伤的歌——《魔鬼的一根金发》。篡夺了王位的妻子听到这支歌，就胆战心惊，她害怕有一天人们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便派人下到地狱，想尽一切办法去接近国王，企图拔掉国王头上那根金发。那些执行任务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重新回到人间……“
梅兰眯着两眼在听，一副舒心的样子。突然她说：“我想起来了，这是林老师好多年前借我的那本书上的故事吗？”
其实是我编的，但我说：“对。”
她说：“难怪这么好听。”说完，走开了。
以后，每天临睡前梅兰都会让我给她讲一个故事。没讲完，她就歪在我床上呼呼睡了。一只手抓着我的胳膊，黑发半遮面，小嘴轻轻嚅动，很沉静，很安详。我发现此时梅兰对于我的依恋。因为马上就要离开家了，我便天天跟她在一起。一来是陪，二来监护。
梅兰喜欢打牌，我就跟她打，梅兰回回赢我。若是平时，我早恼了，但现在我不知多高兴，父母更高兴，大家都觉得这是梅兰好转的标志。我在心里祈祷，快快让她好起来吧。
然而梅兰还是跑了，或者说是失踪。如果不是梅兰突然的失踪，我该背着行囊上火车了。同周革命一道赴京求学，是一件对我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可那天一早起床后就觉得不对劲儿，不知是秋风太凉，还是日光太强，身上忽冷忽热。
父亲当了连长后，开始贪图享受了，张罗着一帮北京渣滓在连队南边的向阳坡上盖房子。一看地基，就知道那是——片多大的房子了，比刘满富从前的家还大。父亲把我叫到施工地点，背着手，神气地说：“小二，等你放寒假回来，这房子就起来啦。你和梅兰一人一间，我和你妈也一人一间，四间睡房。想上厕所了，也不用往外跑啦，家里一蹲就成。你妈不是爱洗澡吗？我给她弄个大大的澡盆子，让她进去能游泳。嗬嗬嗬……”
父亲乐得两眼眯缝。
这时，远远的地方传来“呜呜”的警笛声。正在兴头上的父亲愣住了，扭过脖子朝公路上看。只见一辆深蓝色带特殊标记的囚车犁过泥浪，飞驰而来。天堂河的人对这种车再熟悉不过了，谁都知道它要开到哪里去。囚车经过路口时，慢下来，人们从车窗上看到坐在前排全副武装的周革命的父亲，还有戴着手铐坐在后面的莫斯科……
一个穿着桃红色衣服的影子飞过去，比蝴蝶还轻盈艳丽。父亲说了声“坏了”，跛着腿向坡下跑，大家都认出了蝴蝶就是梅兰。
我当然比父亲跑得快，十步八步，三下两下，就把梅兰抓住了。梅兰的劲儿这时大得出奇，又撕又打，挣脱开我，在泥地里磕磕绊绊，朝着那辆远去的囚车追去。一边跑，一边喊：“等等我！林老师！等等我啊！……”
母亲不知何时也赶来了，去捂梅兰的嘴，骂道：“疯丫头，给我回去！回去！”力大无比的梅兰根本不听，甚至打了母亲。母亲气坏了，劈头盖脸给了她几巴掌，梅兰顿时蔫了，乖乖地跟着我们回去。一整天，梅兰不吃不喝，趴在被子上写日记。真怪，一写日记，她的样子就正常了。一个疯子，还写什么呢？
深夜，梅兰从梦中哭醒。我扶起她问：“梅兰，你怎么啦？”
梅兰摇着脑袋，突然说：“我恨啊！我是魔鬼！……”
这话怎么跟我说的一样？难道她也有难言之隐？趁她清醒，我追问道：“梅兰，告诉我，强奸犯到底是谁？不是林老师，对吗？”
梅兰立刻浑身抽搐，“哇哇”大叫，要呕吐的样子。这时母亲光着脚从里屋跑出来，指着梅兰说：“梅兰，你要干什么？你还想胡闹，是吧？”梅兰吓得缩到床角，闭了嘴。
母亲瞪着我说：“小赤佬！你给我记往，以后不许再向梅兰提那事！听到了吗？不许！”
为什么一提那件事，母亲就恼怒？这恼怒不是正常的恼怒，里面含着紧张和诡秘的味道。
夜很快就过去了。天亮后，梅兰又趴在被子上写日记，平静得就像秋日的阳光，沉甸甸的，一脸子陶醉的碎金。一个疯子，能写些什么？我再次问自己。出于好奇，趁梅兰到菜园里解手，我偷偷从她枕下抽出日记本，快速翻看起来。
“救救他！”一行大字格外刺目。我准备看看前面写些什么，俣这时母亲进来了，我慌忙把日记本藏到枕下。
第二天，这本蓝皮日记本不见了。梅兰到处找，最后我的父母也帮着找，硬是没找着。父亲扶正后家里装了部电话，刘满富夜里两次打来电话，询问梅兰的病情，甚至还在谈这件事。梅兰的日记本丢了，怎么会让那么多人关注？
难道这本日记里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想到日记里“救救他”这句话，我心在狂跳。这个“他”是谁？有可能是莫斯科！如此说来，这里面一定有阴谋，莫斯科说不定遭了暗算。可他为什么要承认？为什么？！
我背着行李，在与周革命踏上火车的那一刻，突然作出一个决定：我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我要救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