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福?祸?
二满找到了，紧接着是追究责任的事。孤狼作为宣传队队长，对自己的演员怎么能不负责任呢？二满的死，毫无疑问，是他管理松散的结果。
莫斯科也逃不脱。他不仅是二满的班主任，还是她的搭档，他怎么就那么不关心二满，连二满不见了都不知道。
这两个北京渣滓是不是串通一气，拿二满报复刘满富？还有人猜测。
总之，孤狼这队长肯定是当不成了，莫斯科也不会没事。
刘二满在刘家大院停尸三天出殡，埋在了那个不是她亲娘的瞎女人边上。
刚刚背了处分的莫斯科带着我们班的同学给二满献了花圈。
花圈上的纸花是梅兰和一帮女同学亲手做的，她们谁也没叫我参加这件事，这更加令我悲伤！我想我怎么也得为二满做一朵花呀，她是那么爱花。我拿了家里的钱，跑到商店买了一张油光纸，做了一朵又大又红的花。谁知，梅兰说，太难看了，这花圈怎么能放下这么大的花？我当场就哭了，我说：“我求求你们了……”
我的泪水，让她们感动，就把我做的花插上了。送花圈时，我原本想好了，要保持绝对的冷静。没想到，一到那儿，我就两腿一软，嚎啕起来。我说：“我对不起你啊！二满，你为什么要死！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不顾一切往二满的坟上扑，仿佛要去拉住她那双冰冷的手。
我的哭声震耳欲聋，看到我如此悲恸，我的父亲母亲都流泪了。刘满富慈祥地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别哭了，我知道你们打小一起长大，你对二满感情深……”说着说着，自己大哭起来。几天不见，从前潇潇洒洒的刘满富变得形容枯槁，两眼无光。很久没见的大满也来了，哭肿了他那只独眼。在场的人都感慨：“看不出梅小二对同学这么有感情！真难得！”他们都劝我别哭了，别哭了，我哭得更厉害了。
孤狼啊，是我害的你撤了职！莫斯科啊，是我让你背了处分！
我是害人精！
善良而愚蠢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宁愿相信二满是不慎落进渠里被淹死的，却不愿怀疑是有人杀了二满？凶手就在你们面前呀！你们非要我说出来不可吗？
我开始吃不下，睡不着，听不进课去。大白天，谁说话声音大点，我就惊得一身汗；晚上，做些莫名其妙的梦。都是些毫不连贯的重复内容，譬如一只滴答作响的漏锅，水滴不断落到通红的火焰上，发出“嗤啦嗤啦”刺耳的声音。这声音烫得我心疼，我不由得要去摸胸口，这时手上黏糊糊的，是血！。还有，我总是憋尿，从这里跑到那里，原来有厕所的地方不知怎么全没了。后来终于到了有树林的地方，刚褪下裤子，那些树全变成了人，树干上的大疤小疤是一双双大眼小眼。我急得哭了，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尿尿？为什么？……”
这样，我又得了尿痛症。上课时，总是尿憋，憋得我坐立不安，屁股来回在凳子上蹭。没办法，只好向老师请假。可跑到厕所又尿不出几滴，胀痛难忍。可以感觉我那只膀胱又红又肿，快要爆炸。
了。其实，从得了这个病后，我一直控制着喝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体重骤减，每天心神不定，浑身乏力。期末考试马上就到了，大家都在紧张地复习，惟有我无法集中精力。我痛苦至极，真想跟谁说说这事，谁呢？莫斯科吗？多年前，白冰冰的死曾令我歉疚过，后来随着时日的推移，渐渐平静下来。我想，可能因为她背叛了莫斯科又跟我父亲有一腿的缘故。
有时我甚至产生过怀疑，她可能是自杀。但今天，二满的死却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逃脱良心的审判。当我回忆起她最后双目圆睁，嘴巴大张的表情时，我越来越不能原谅自己。二满一定是在喊我，喊我救她！可我竟无动于衷。眼下她的死又让孤狼和无辜的莫斯科受牵连，我如何安生得了？！
这天我们复习语文，莫斯科让我回答问题，我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说着，突然心慌气短，一阵头晕，栽倒在地。莫斯科当即和周革命把我送到学校医务室，医生问怎么啦？我说没怎么，就是睡不着觉。
莫斯科似乎很有经验，他说：“小小年龄，怎么就得了神经衰弱？”
睡不着觉是神经衰弱？一听这话，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哗哗”直流，我真想把那不幸的一切都向他倒出来啊！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隐私，若这些隐私对他人无碍，就让它长久地藏在你心底吧。但如果它们每存在一天，都在侵蚀着你的心灵，给你带来痛苦，并且对他人是一种永久的伤害的话，为什么还要坚守这秘密呢？一个人心里藏着太多的秘密，不是什么好事。
我说：“林老师，我想跟您谈谈二满……”我用眼睛扫了一下周革命，周革命坚韧地站在那儿。他能送我来看病，也许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班长，必须这么干。但，我还是从心里感激他。我又看了他一眼。
可能因为我虚弱紧张，话不成句，莫斯科说：“等你好些了，咱们再谈，行吗？”
我点点头。
我休克的事梅兰很快传给了母亲。从不在意我的母亲当夜破例没去玩麻将，她把我叫到里屋，让梅兰关了门窗，拉上窗帘，瞪着我问：“说！到底发生了啥事？”
我一下跪倒在地，把我的罪行抖露出来。原以为母亲会大惊失色，甚至把父亲叫回来，用皮鞭抽我，然后像告发梅兰那样，把我告到欧阳校长那里，但母亲听完平静极了。她两眼瞪着飘动的窗帘好一会儿，表情古怪地说：“我说老天爷长着眼呐！报应啊报应！
小赤佬，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好汉做事一人担，这事与你们无关，我准备去自首！”
“不！”母亲像头母狮扑过来。她一只手捂着我的嘴，一只手死死揪着我的头发，恶狠狠地说：“刘家的人全该死，包括那个叫白冰冰的女人！死了，天堂河会干净些！听着，这件事就让它烂在肚子里！你、我，还有梅兰，我们必须严守秘密！到死也不能说出去！
一旦说出去，梅家就完啦！“
母亲最后这句话相当有分量，梅兰吓得眼都直了。
第二天，我到学校，在操场上碰见刚刚晨练完的莫斯科。他叫住我说：“梅小二，你不是有事告诉我吗？”我一时慌了，吞吞吐吐说：“没、没啥事呀！”莫斯科擦着额上的汗，说：“没事就好。我最近要到北京去进修一段时间，学习紧张，你可得注意身体了。”我说了声“好”，快步离去。
我把我的罪过告诉了家人后，实质上心里并没有得到解脱，相反，更沉重了。因为从此我将独守一片黑暗的心空，走上一条不归路。这条路甚至比偷儿、白冰冰以及二满他们那个世界的路还要远，还要黑。现在莫斯科要去北京了，我该怎么办呢？我感到一种从未有的绝望。
这天下午，孤狼又来到我们学校，他的头发长长了，遮着半边脸。老远地看见他，我心里就开始狂跳。不管怎样，这个男人待我好过，我忘不了。当他快走到我们班时，我说：“你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谈谈。”孤狼看看我，搔搔脑门，为难地说：“你看我这正忙着，改日吧。改日，好吗？”我说：“好吧。”这时梅兰刚好从厕所出来，跟二满当年那样，准备跃过水渠。孤狼挥手叫了一声：“嗨，请等等，等等——于是，梅兰顶替了死去的二满，跳《天鹅之死》。
孤狼是死也看不上我，我算明白了。从前；在那荒凉寂寞的野狼滩，我不过是一簇野麻花而已。大小飞虫都能招她惹她，啃咬着她柔嫩的花心，人，为什么不能呢？我恨孤狼。
回家路上，我酸酸地对梅兰说跳舞有啥好，梅兰恼怒地瞪着我说：“你嫉妒！难道你想让第二只天鹅也死在你手里吗？”说这话时，我们刚好走到照相馆的橱窗前。镜框里的二满像似知道我们在谈她，她穿着红舞鞋，笑着，飞来……我惨叫一声，平平的地，绊倒了。
梅兰进了农场的业余宣传队后，母亲考虑到家住得远，每天早出晚归太劳累，于是让梅兰住校。住校要花不少钱，可母亲还是很支持。在我看来，梅兰虽是个好学生，模样；身材也不错，但要当演员，不成。因为她实在是个规规矩矩、扭扭捏捏的小家子，整个一张小甜脸，没味儿。天鹅可是又有灵性又骄傲的圣物啊！
不久，我们去场部露天剧场看梅兰的第一场演出。紫红色的大幕一拉开，我就目瞪口呆了。那个细脖子长腿、冰清玉洁的天鹅怎么会是梅兰呢？先前孤狼评介梅兰是个少有的舞蹈天才，身体柔韧度好，可塑性极强，我还不相信呢。梅兰的确是个有心人，在她陪同二满练功的那些日子里，她早把那套动作要领掌握了。如果说二满表现的天鹅更热情更张扬更富感召力的话，梅兰表现的天鹅则是宁静的、细腻的，带着淡淡忧伤的。二满是瑟瑟秋风里受伤的“天鹅”，梅兰是融融春阳下寻梦的“天鹅”。母亲看梅兰的演出，从头到尾安静不下来，时而拍手，时而叫好，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不懂得半点谦虚。梅兰一下场子，刘满富便像一张大枯树叶子飘过去，把梅兰裹得紧紧的，他颤着嘴唇说：“我的孩子！你跳得真好！跟二满子跳得一样好啊！以后你就做叔叔的女儿，好吧……”
说完，泪流不止。母亲笑着说：“梅兰，听到了吧，以后就给叔叔当女儿吧！”梅兰羞羞地点点头。
这两回，每一次见刘满富，我都又震动又感动，为一位父亲割舍不断的爱和失去女儿的痛。因为这种感动，我对天堂河这一霸之主甚至开始有了好感。同情，是世上最纯粹的善良；但愧疚，远远比同情更有力量。
梅兰一举成功，没几天她的剧照也上了场部照相馆的橱窗。
又隔了半月，地区报社的记者突然来采访她了。原来地区准备召开一个群众文化工作经验交流会，刘满富政治上很敏感，马上就把记者请来了，好酒好饭招待。天堂河农业生产上不去，连年亏损，得在别的方面找突破口，比如群众文化工作。刘满富决定拿业余宣传队作典型树，而梅兰这个天才少女和文艺新人尤其要浓墨重彩。这样一来，天堂河农场生龙活虎、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就有了具体的形象。刘满富果然达到了预期效果，那次地区群众文化经验交流会首次放到了天堂河农场召开，梅兰作为最小的代表应邀参加。刘满富特意为她做了一套新衣服，安排她到台上领奖。在无数掌声和羡慕的眼睛中，梅兰被一位位她不认识的领导同志亲切地搂在身边合影留念。
梅兰就这么出名了，比二满当初还红。令人们对她刮目相看，也令我在心底一声叹息。好运为什么从来不光顾我这种受苦受难的人呢？我想不通。梅兰出名后，接二连三收到一些高二年级男生写来的信，我们班也有不少男孩跟她套近乎，帮她做值日，抄作业题，等等。因为梅兰是名人了，名人忙。周革命这时跟梅兰的关系密切起来，有事没事往梅兰身边蹭，动不动就故作严肃状把她叫出去，谈话。谈什么，天知道。梅兰进电影院看电影，会有一群大人小孩围过去看她。起先梅兰是谦恭的，点头赔笑，可不久态度大变，见了人绷着脸不理不睬，班里的任何活动也不愿参加了，一说就是有演出。中秋节班里的女生请她帮忙排练一个舞蹈，梅兰竟不屑地说：“没时间。”
我一向以为梅兰这种女孩儿对男女之事太过敏感，缺乏天然的免疫力。果然，有一天开班会，梅兰把一沓子男生写给她的信，当场交给讲台上。莫斯科去北京进修了，水老师暂时代理我们的班主任。梅兰气愤地对水老师说，这是对她人格的侮辱，她不是那种女孩儿！
梅兰啊梅兰，简直过分了！下来我就提醒她要注意啦，别把人都得罪了，不料梅兰讥笑我说：“我知道，你巴不得全校的男生给你写这种信呢，可谁会给你写呢，是不是？”
继二满之后，梅兰又成为第二个令我不愉快的人。这有点可怕。尤其是那场车祸后。
先讲讲进城的事吧，昆仑地区一年前就准备举办一次全区文艺调演，那时二满还活着，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这一天，谁知活动推迟了。这一推迟，二满就永远没有机会看看城市了。梅兰运气好，蹦踺了没多久，就跟着宣传队要进城了。
对于这次进城演出，梅兰特别看重，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她一定要争取获奖，获了奖，就去考昆仑艺术学院。父亲对梅兰的选择不大赞成，可母亲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那么伟大的人都喜欢演员，你不喜欢，是你不懂艺术。对梅兰而言，艺术不艺术似乎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考到昆仑艺术学院，她就是城里人了。昆仑城，这个花花世界，是天堂河多少女孩儿梦想的地方！不为那些汽车、高楼和又宽又长的柏油路，而只为一座色彩斑斓的服装街，为一条镶着花边的粉红色内裤和一双又透明又含蓄的肉色长筒丝袜。凭这一点，城里女人永远活得优雅、高贵，像个女人。
我还记得在赴昆仑城演出的前一天傍晚，梅兰腾出宝贵的时间，终于答应接见一下我们班的几个女生。在天堂河畔一片野桃树林里，梅兰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明天一早她要去昆仑城啦。女孩们全都惊羡地望着她，有一分钟说不出话来。一分钟后，一个女孩子说：“给我带双长筒袜吧，肉色的，越透明越好。”
另一个说：“帮我买条裤衩，带花边那种，越小越好。”
我惊诧她们对这些城里女人的物件并不比我懂得的少，头脑不比我简单。
我的沉默令梅兰不大高兴，她瞪着我问：“你呢？”
我说我什么也不需要。我知道我需要的太多了，需要裤衩，需要乳罩，还需要像城里女孩那样快快乐乐，让一头长发在风中飘起飘落！
我有吗？
这次同去昆仑城演出的还有孤狼夫妇和大脚花子的女儿。为摆排场，水老师的前夫，也就是现在宣传队的新队长老古，从部队借了一辆解放车送大伙进城。正是仲秋，解放车喜气洋洋，一路歌声一路笑，沿蜿蜒的山道向前、向前。几小时前山上下了一场大雨，现在雨停了，风和日丽，空气清新，真让人高兴。司机是个小战士，他从未见过这么可爱的乘客，上面唱，他在下面也禁不住跟着唱起来。一唱，车外的什么动静都听不见了。他压根不会想到，当解放车行驶到山路拐弯处时，一股泥石流从天而降，以狂风暴雨之势向解放车席卷而来……
伴着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汽车像一个醉汉东倒西歪，向黑色的山体撞去。“咯吱！”车身在一股力量的挤压下断裂了。唱着歌的人们几乎未停止他们美妙的想象，就有的抛了出去，有的陷入绝境。梅兰一条腿悬空，夹在了断裂的汽车前部，她尖叫着拼命挣扎，这时坐在车尾的孤狼飞身扑来，跳到前面，拖出她来。其时巨石滚滚而来，直向孤狼砸去……
当救援部队赶到山上时，大脚花子血糊糊的女儿和古队长已没一丝热气。孤狼的腿受了伤，他老婆的头也破了。那娘儿们拼命拽孤狼，让他动动，可他到底没站起来。于是乎，女人上去就给了梅兰两耳光，捂着冒血的脑袋嚷：“臭丫头，你还我男人！他为了救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把老娘也撇下不管了！呜呜……”女人哭起来。
像洪常青一般身姿矫健的孤狼残了，成了“独腿大春”。上面不久前给莫斯科、白冰冰、丁罗锅、孤狼这批北京知识分子平了反，孤狼原来的歌舞团正准备调他回去呢，这下完了。孤狼的老婆本来就不是个好女人，现在因为丈夫的“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卷走了组织上发给孤狼的补助后，跟他离了婚。人们历来同情弱者，都说，孤狼觉悟真高，梅老贵从前那样整他，他竟然关键时刻舍身忘死，救人家的丫头，丢下自己的老婆，毁了自己，也毁了家。母亲提着鸡蛋和挂面去看过孤狼两回，那娘儿们见了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说：“我嫁男人，不为穿衣吃饭！他都动不得了，留着老婆有啥用！”
这话，过来人都听得懂。我当然也听懂了。
因为这次车祸，天堂河业余宣传队宣告解散。梅兰的明星梦也碎了。光芒四射的天鹅一夜间回到那个普普通通女孩儿，这使梅兰无法接受。那两天，报纸正连篇累牍地介绍文艺调演的情况，登了好多剧照，其中有个名叫许燕燕的女孩的舞蹈获一等奖。当一名被梅兰“揭发”过的男生幸灾乐祸地把报纸拿到班上念时，梅兰像个疯婆子，冲上前就把报纸撕得粉碎，摔在地上，小脸拧成了抹布。母亲让梅兰跟她一道去看看救命恩人孤狼，梅兰竟然说：“我不去！为什么不让我去死！”说着，拿起一把剪刀对准自己。母亲当即扇了她一耳光。连母亲这样的人都不能忍受了，想想，梅兰有多么自私、恶毒吧。
不久，梅兰就大病，低烧不退。母亲担心梅兰再度犯病，慌忙招回父亲，送她住院。躺在病床上的梅兰谁也不想见，班里的同学出于礼貌去看她，她说：“你们觉得我可悲是吧？告诉你们，可悲的是你们！我的梦破了，可你们连梦都没有！”说得人家像做梦一样。
家里人去看梅兰，梅兰更是不客气，摔东西，骂人。梅兰虽然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家，但却不会骂脏话。她说：“你们是坏蛋！真正的坏蛋！你们是魔鬼，可怕的魔鬼！你们令我不堪忍受！你们让我痛苦万分……”这就是梅兰的骂语了，全是莎士比亚式的。听了，小护士捂嘴直笑。梅兰立刻指着女护士，骂：“你是在笑吗？为什么你的笑比哭难看？你的眼比黑夜还黑？你是从地狱里来的鬼魂吗？……”
到底当过演员，梅兰的每一句话都像台词一样精美。
可惜我们班的人不懂得欣赏，都说活该。这种人。梅兰的名声一落千丈。
梅兰天天骂人，天天摔碗，令母亲恐慌极了。父亲心疼他的大女儿，指着母亲骂道：“都是你害的！我早说过，蹦蹦跳跳、疯疯癫癫没好下场，这不，全完了吧，那狗日的孤狼不也完了吗？”父亲对刘满富办起的宣传队倒台是拍手称快的，他一直认为刘满富不如自己，不懂农业，只知享乐。
医生说，梅兰得了肺结核，可我觉得她更像个精神病患者。我无意间发现梅兰带在身边的蓝皮日记中写了很多奇奇怪怪，让人无法看懂的文字，还有若干英文和符号。我把这话说给母亲，母亲又像多年前那样，说：“瞎扯！”
但愿我是瞎扯。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莫斯科提着旅行包从北京进修回来了。一段时间不见，他显得年轻了许多，黑边眼镜换成了金丝眼镜，留着油光光的小分头。穿着时下流行的白色T恤，水磨蓝牛仔裤，三接头皮鞋。我听说莫斯科这次去北京不单纯是为了进修，他当年就读的母校——某师范大学为他平了反，给他补了毕业证，准备调他回校工作。校长是他从前的老师，校长的女儿跟他是中学同学，现在是园艺师，你想这关系多近。莫斯科这两年的教学卓有成效，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天堂河农场中学文科生录取人数连续两年为全地区第一，给我们学校赢得荣誉。以水老师为代表的一些过去歧视莫斯科的人，现在也都对莫斯科毕恭毕敬。因为莫斯科带着班升学率高，家长们想方设法把孩子往莫斯科的班里挤，一说就是：“人家北京老师那才叫有水平，教出来的学生棒！”
莫斯科为自己争了气，也为多少年来被天堂河称作“渣滓”的这个群体争了光。如果说我们的政府是在名誉上为他们平了反，莫斯科等一批正直善良有学识的北京青年，是用辛勤的劳动和血泪浇灌的果实，为自己被扭曲的心灵和人格平了反。不知从哪天起，“北京渣滓”的称谓在公众场合消失了。人们重新提起丁罗锅、美女蛇、孤狼时，多了同情和内疚，多了感慨和钦佩。我在想，如果丁罗锅和白冰冰能活着该多好！只是那个可怜的偷儿再没人提到。
欧阳校长眼看着要退，这时莫斯科成为刘满富的一张王牌。
主管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刘满富虽说自己没喝多少墨水，但管啥啥有起色。由于政绩突出，他从副场长提拔为场长，天堂河真正的一把手了。从前莫斯科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渣滓，如今成了一块宝石。莫斯科从北京回来，刚进宿舍，刘满富就带着宣传科的同志提着水果去看他，说给他分了一套三的新房。接着，组织科的人找莫斯科谈话，让他做好当副校长的思想准备。但，据说莫斯科都谢绝了。莫斯科要走。
莫斯科要调回北京的消息在他回来第二天，就传遍了整个学校。家长学生议论纷纷，大多数家长不过是为孩子的前途担忧，说莫斯科走了，水老师能保证他们考上大学吗？在周革命父母的鼓动下，近百名家长联名写了一封信，抄在一张大红纸上，排着队到学校，求见莫斯科。正是秋收农忙季节，这么多家长放下吃饭大事，竟是为了挽留一个莫斯科，闻所未闻。但，面对这些真诚的面孔，莫斯科遗憾地摆摆手。莫斯科还是要走。
那天，看着一群家长满面沮丧地从学校会议室出来，我的心像被谁掏空了。莫斯科通过地区教育处的朋友很快就把关系疏通了，开始打点行李，准备回京。我们班有几名学生还跑到他那儿替他整理书籍物品，我想我是不会去的，我十分难过。莫斯科的走，一定也让梅兰感到痛苦了。一连三天，梅兰不吃不喝，不言不语，这使她病情加重，开始咳血。母亲吓坏了，趴到她枕边叫：“梅兰！
梅兰！告诉我，你哪里不舒服？“梅兰潮红着脸，睡死了一样。
近日，同学们的情绪也很低沉，代理班主任水老师每次在课堂上提问题，都没人举手回答。水老师说：“你们怎么啦？呆头呆脑，蔫里巴几的，说呀！”
没有人说。下面的纪律好极了。
水老师摔下粉笔，就请了病假。事后大家说，若不是水老师请病假，莫斯科或许就走了。以我看，他们只说对了一半。莫斯科最终没走成，是为了一个人，梅兰。
这是一个有气无力的黄昏，我来到病房给梅兰送饭，发现梅兰歪在那儿睡着了，钢笔没合上，墨水弄得日记本上一滩。我一直想弄清楚梅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如此美丽如此清高，如此受人尊敬，而作为她妹妹的我，却像一个距离她很远的点，竟然无法同她连接起来。要弄清一个人的真面目，我以为只有看她的日记，但当我的手触到日记本时，梅兰突然醒了，瞪着我问：“你想干什么？
我缩回手去，不自然地笑笑说：“莫斯科明天要给我们上课。”
梅兰像没听到似的，又睡去。待我要走时，突然她醒了，说：“等等。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梅小二？”我说：“说吧。”要知道，我特别高兴别人求我办事，尤其是梅兰这种人。
梅兰气喘吁吁地说：“帮我采一把花儿吧，就是那种粉红色的，我最喜欢的桃花，带骨朵的……”梅兰笑着，好像有一枝桃花正开在她眼前似的。
梅兰没搞错吧，都什么季节了，天堂河还有桃花？前面我就说过，在天堂河没有一种花能开过七天。即使在春天，天堂河的桃花也顶多开个一天半天，风沙一过，就落了。我说：“这事我办不到。”
不料梅兰倏地从床上坐起，指着我骂道：“你这个白痴！”
不知谁是白痴，我想。
第二天一早，莫斯科来给我们上课。一走上讲台，莫斯科就变得激情澎湃。他讲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从前我几乎没有认真欣赏过唐诗宋词元曲，但那堂课莫斯科富有诗意的描述一下开启了我封闭的艺术灵感之门。我仿佛看见一位孤旅天涯的落魄诗人，在苦苦地追寻着什么。是什么？是自由，是心灵的家园。
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经历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他心灵的憩栖地。这样一想，就不难理解莫斯科为什么要离开天堂河了，天堂河没有他的家。
这是多年来我上的最投入的一堂课，因为莫斯科的即将离去，我觉得人生突然变得珍贵和短促了。每一分钟都变成冰凉的刀片从我心尖削过，削过一次，就少一片；削过一片，就多一分疼痛。他的笑容也渐渐失了真，像浮在薄云上一层淡光，随云飘逝在云里。
因为深深地在乎一个人，因为期望着你的期望里注满他一生的经历，你竟然在茫然无措中忘却他的微笑，甚至他最后的言语。脑子里是空荡荡的白了。
但我能够记住他不时投向中间靠窗的空座位的关注眼神。我还注意到他几次抬腕看表，捏着粉笔的苍白的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被折断的粉笔一截截滑落到讲台上……
下课的钟声终于敲响了，莫斯科向大家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话音刚落，就有一群同学围上去，他们向他说着些告别或祝福的话，簇拥着他走出教室。可能是走得急，心情又有些激动，莫斯科竟然忘了把粉笔盒带走。这只枣木粉笔盒是当年莫斯科亲手给白冰冰做的，曾经是淡黄清晰的花纹，有一股雅致的枣木香味，现在它变成了灰白色的，被厚重的粉笔灰所包裹，令我联想到一只同样颜色的手，或一张同样颜色的脸，联想到装满悲欢离合、万事万物的人世间。
这只粉笔盒一直受到莫斯科的重视，从前莫斯科下课，有时落下教案，有时忘了带走围巾，但从来没有遗忘过这只粉笔盒。今天是个例外。
同学们都去送莫斯科了，教室里显出不寻常的静。我走上讲台，拾拣那些落到地上的粉笔头，仿佛是在拾拣莫斯科还未飘散的气息。我把这些粉笔头捧在掌心，感受着它们正将他的体温融人我的身体，我满怀悲凉地想，这，就是最后的告别？我不想把它们再放回到粉笔盒里……
这时莫斯科返回来拿粉笔盒，他发现自己遗漏的重要东西了。
见我捧着粉笔盒，他有些奇怪地说：“怎么就你一人待在教室啊？”
我傻傻地说：“对，就我一人待在教室。”我那捏着粉笔头的左手哆哆嗦嗦地藏到了背后，面部肌肉紧张，笑得很卖劲。莫斯科也只好冲我笑笑，他朝那个靠窗的座位又看了一眼，接过粉笔盒，突然问：“我怎么没看见梅兰呢？”
莫斯科从北京回来后，一直没见着梅兰。他去看过孤狼，一定听说梅兰的事了。所以拿了粉笔盒，他就急匆忽地往医院赶。奇怪地是，梅兰一早就不见了。病得连路都走不动的梅兰会去哪儿呢？厕所？学校？家？母亲为找梅兰，跑了几个来回，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哭着对莫斯科说：“这可怜的孩子，再出什么事，就完了！”莫斯科点点头，安慰母亲说：“我一定帮你找回来！”
莫斯科让我和周革命分两路去找梅兰。我找了一圈后，最后爬到一座高坡上，喊梅兰。这时突然想起什么，莫非梅兰真的去寻桃花了？
果然，当我们一行几人顶着大太阳来到一片野桃树林时，远远就看见有个小红点在沙坡上蠕动。我叫了一声“梅兰”，飞快地跑上去。可怜的梅兰满身是土，在坡上爬，怀里竟抱着一丛灰白色的苦豆子。苦涩味冲鼻。
我说你怎么一声不吭跑这儿来了，你不知道你有病吗？梅兰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嘴唇上脱了一层皮。这时莫斯科赶来了，有气无力的梅兰一见莫斯科，羞涩的目光便亮了，她理理头发，想站起来，却站不起来。她只好伸着小手，把那丛灰白的苦豆子草递给莫斯科，难为情地小声说：“林老师，本来我想送您一束花的，可找啊找啊找不到，只好送您一把苦豆子了。天堂河怎么会没花了呢？……”
我们看见，捧着苦豆子的莫斯科突然哭了。他蹲下身子，用还粘着白色粉笔灰的大手抹去梅兰脸上的泥土，笑着说：“老师就喜欢苦豆子草，谢谢你了，梅兰同学。”说完扶她起来，要背她回去。
梅兰起先红着脸，不好意思，但最后还是趴在了莫斯科宽厚的背上。像只温顺的小羊，头顶一丛苦豆子草。
我们几个跟在莫斯科后面。走着走着，我落在了最后。我一屁股坐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那些粉笔头，数了数，正好1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