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天鹅之死
白浪滔滔的洪水整整在我脑海翻腾了一夜。早晨我没心思吃饭，拎起书包去学校。蓬头垢面的母亲捏着瘪瘪的钱包，呵欠连天地从外面回来，突然想起什么，揪住我问：“你挖的苦苦菜呢？小赤佬？”
什么苦苦菜？我呆呆地看母亲。这才觉得母亲不知怎么突然变难看了，眼圈是黑的，嘴角耷拉，两个从前白嫩的脸蛋子像煮老的鸡蛋皮。看见我还傻愣着，母亲嚷道：“看啥看？我问你苦苦莱呢？”
我想起来了，那只遗忘在“鬼地”的柳条筐。昨天的一切重又浮现在眼前，二满说：“上次是我有意把红舞鞋放到你抽屉里的！
……“老天爷啊，二满为什么要害我？害了就害了，干吗又要告诉我？……
我一口气直奔刘家大院，我想问问她为什么要害我。刚好二满拎着红舞鞋准备去练功。听说他们近日要到新生一连演出，是父亲邀请的，父亲这个还没“扶正”的一把手想犒劳一下整个夏天都为他卖命种树的北京渣滓。
二满见我来，警觉地朝四周看看，小黑脸子绷得紧紧的，又恢复到从前那副德性了。我说：“二满，你好。”上去拉她的手。二满一把甩开我的手，瞪着我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昨天……”
“昨天？”二满蹙着眉头好像在回忆什么，说：“昨天怎么啦？昨天我一直呆在家里，晚上跟我爸到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我爸可以作证……”
二满这是怎么啦？莫非真得了什么可怕的病？正想着，看见二满仇恨的目光射向我，她咬牙切齿地说：“告诉你，梅二转子，你别想诈我！我可是啥也没对你说过！明白吗？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负法律责任！诽谤罪，是要蹲监狱的！”
二满这是说什么呢，我越来越听不懂了。
但，最后懂了。懂了之后，我像刚参加了一场长跑，劳累至极。
我结结巴巴对二满说：“对，二满，昨天你啥也没对我说过，我什么也不知道……”
二满一笑，雨过天晴。她挥挥手，说：“再见！小二！”
这只小狐狸！
接下来，一连几天不见二满，梅兰说二满病了。二满在跳《天鹅之死》时倒在了地上，大伙正拍着手说她这个处理棒，孤狼的老婆上去给二满擦汗，才发现二满是休克了。梅兰说，二满他爸把她送到了场部医院，交代了几句，就跳舞去了。这句话一下提醒了我，难怪母亲突然变难看了。
刘满富当了副场长后，跟母亲断了。据大脚花子们传，刘满富跟孤狼的老婆好上了。他们是在跳舞时认识的。
70年代末，我们这里大为盛行跳交谊舞。就跟女人要烫头发男人要戴蛤蟆镜才叫时髦一样，有点身份的人都把跳交谊舞当作走进新生活的开始。天堂河的人跟全国大城市的男人女人一样，是披着鸡窝头，穿着喇叭裤，提着砖块收录机，跳着华尔兹走进新时代的。那时天堂河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舞厅，但又哪里都是舞厅，灯光雪亮的会议室，低矮狭小的职工宿舍、老革命家的菜园子。傍晚走到哪儿，风中都飘着西洋音乐；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满头大汗搂在一起学跳舞的男女。就像当年教革命群众唱八大样板戏一样，如今北京渣滓又义务当起了舞蹈教练，孤狼和莫斯科这时候简直就成了香饽饽，每天下班后被人从东家请到西家，先好吃好喝招待，然后给人教舞。即使从前有过隔阂，一请一吃，一跳一乐，就什么也没了。
不得不承认，天堂河农场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总是爽快的、超前的。后来城里有记者来采访，揭示了一个奥秘：天堂河之所以如此时髦，是因为有一批“北京青年”。“北京青年”到底是从祖国的心脏来的，随着这些人陆续的平反，他们与家乡的亲友重又恢复了联系。他们满怀一种真正新生的喜悦，带着人的尊严，开始拥有权利，享受权利。他们频频探亲，新疆——北京，北京——新疆，通过一条漫长的铁路线，向天堂河传递着春天的信息，送来一股股暖风。这个分析有道理。纵观天堂河的变化，你会发现，无论是喇叭裤、蛤蟆镜，还是华尔兹，这里的每一缕异样的色彩，每一个奇怪的声音，都出自他们。或者说，他们的故乡，首都北京。
天堂河的老革命们起先是抵制这些色彩和声音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是“糖衣炮弹”。那一阵，几乎每一个老革命的家庭都曾为喇叭裤或华尔兹发生过令人痛心的争吵和决裂，因为他们的儿女早已长大，他们的儿女注定是些意志薄弱、为“妖魔”
所惑、拼命追逐时髦的家伙。他们的儿女越来越靠拢北京渣滓了，甚至对这群人中的一部分产生了明显的崇拜心理，甚至有姑娘愿意嫁给一些比自己大许多岁的北京渣滓。比如，大脚花子那在宣传队的女儿就在其中，嫁给了队里一个拉手风琴的老家伙。
当然，这些家庭斗争最终悄悄化解，以老革命们无言的失败告终。年轻人还是该跳舞跳舞，姑娘们还是该嫁给北京渣滓，照嫁。
没办法，一点没办法。社会变了。最后，过年过节，你会看到，大多数老革命还得笑着脸子，到门口去迎接提着大包小包叫自己“爸、妈”的渣滓女婿。这时，渣滓的脸都红得跟鸡冠花一样，因为那些老革命比自己大不出几岁，有些过去还整过自己。但，现在成了一家人。一家人，就不好记仇了。我父亲对这个结局始终不予认同，他批评了两个从前跟自己一起打过仗的老战友，说：“唏！关键时刻丧失立场，把阵地丢在了娃娃手里，你算个啥老兵？！”被批评的老战友反驳他说：“那你呢？不是丢在了老婆手里？”父亲干瞪眼，没话了。
天堂河农场能时髦起来，还归功于风流鬼刘满富。刘满富是个观念很新的人，尤其在对待跳舞方面。他说跳舞好！跳舞能锻炼身体，跳舞能鼓舞斗志。他率先建起农场第一座舞厅，能容千人跳，据说昆仑城也没这样的大舞厅。那大舞厅里挂了20盏大灯笼，墙上贴着花鸟鱼虫之类的国画。周末夜幕刚刚降临，就有一群群衣着时髦的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连七星子镇的人也骑着自行车带着姑娘媳妇往这里赶。乐队是一帮北京渣滓组成的，莫斯科和孤狼是其中一分子。他们都是多面手，不佩服不行。
乐队喜欢演奏俄罗斯民歌，每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拉开序幕，人们便像五颜六色的饺子，呼啦啦地下去，激起阵阵热浪。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到《三套车》，到《小路》，再到《红莓花儿开》，最后到《山楂树》，天堂河的人忘了他们曾经的仇恨，走进“苏修”的家园，穿越着漫长的时空隧道。
中学生是不能跳交谊舞的，但看是允许的。比较而言，我更喜欢芭蕾，迷恋它的高贵典雅以及我闻得到却说不出的味道。交谊舞是一种大张旗鼓的舞，又具有相当私人化倾向，热闹里面掺入乱七八糟的情绪，因而，不够纯粹。但音乐是纯粹的，俄罗斯音乐。
那忧伤、抒情笼罩着淡蓝色雾气的俄罗斯民歌，比天堂河的水还要悠长，缓缓地，能把人带到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小路上到处走着为爱而歌的姑娘，时光在盛开着鲜艳的花朵。那个世界，战争用鲜血书写着和平与爱情，苦难、离别变成了壮丽的史诗。对于苦难，每一个民族的态度和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已接触到俄罗斯文学，读过《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我欣赏俄罗斯人的眼光和胸怀，能让一切苦痛成为爱的艺术，不容易。后来我发现，我对这个民族的热爱，其实源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源自莫斯科。
在许多个周末的夜晚，我都站在一棵没有花香的老槐树下，闻着从古老的俄罗斯飘来的浓香，感受树叶起舞，像沉入夜中，心中是如水的沉静。偶尔，有黑蓝色的浪花涌动，一朵，两朵。
这样的舞会从夏季延续到冬季，常常要开到凌晨两三点才散场。农场规定夜里零点就要停电，惟周末这一天推迟两小时。
这当然是因为刘满富喜欢跳舞，刘满富不仅自己跳，还把场里的其他头头儿也动员起来了。每次舞会上，都有宣传队的女演员、医院的女护士和学校的女教师齐齐地坐在第一排的长椅上。她们是被安排来给领导们做舞伴的。孤狼的老婆这时成了刘满富的舞伴，而大脚花子的女儿则专门负责培训水老师那位在组织科工作的丈夫古科长。水老师是上海人，却不爱跳舞。笨头笨脑的古科长把大脚花子女儿的一双新皮鞋都踩坏了，才学会了跳舞。据说这对舞伴跳得如痴如迷，如火如荼，有一次跳着跳着，就贴到一块儿了。我们的水老师是个懂文明的人，她不吵不闹，客客气气就把古科长给蹬了，接着是让他滚下政治舞台。当母亲在麻将桌上突然听说了这些故事，并且知道刘满富另有新欢后，换了宝石蓝夹袄就赶到舞厅。那天，她搽了比平时多五倍的胭脂，头发也特意烫成了羊毛卷。可是，晚了。母亲在不可逆转的音乐声中，一张脸变得比纸还白。交谊舞，让她痛失刘满富。
交谊舞，还让一些良家妇女和革命干部犯了“作风错误”。母亲恨透了交谊舞，把它叫做“男盗女娼的舞”。我父亲非常赞同这一观点，更是把跳交谊舞看作比杀人还可怕的事。我常想，如果父亲的腿不是跛的，如果他的头不那么秃，或许他也会成为一名天堂河的舞蹈家。实质上，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看完舞会回家，发现家里的小收音机响着，父亲正抱着一个黑不溜秋的麦糠枕头，顶着门，在屋里刻苦训练着。父亲的舞姿称得上奇绝，是两条腿一般长的人跳不出来的，美舞。我冲着窗户就“嘿嘿”笑开了，父亲一慌，见是我，撂下枕头，低声命令：“绝对保密！”我说：“绝对保密！”
父亲塞给我两块钱。
孤狼他们的宣传队到新生一连演出那天极不凑巧，天灰灰的，地灰灰的，空气里传递着一种不祥的信息。莫斯科说，有沙尘暴，孤狼说，都入秋了，怎么会有沙尘暴。孤狼是个事业心强且性急的人，因为不久他们要去昆仑市参加地区举办的文艺调演，就想着赶快把场里的演出搞完算了。傍晚宣传队刚到达新生一连，沙尘暴就来了。接着，刘二满发现自己的红舞鞋忘带了，放在教室里了。
莫斯科说，今天就跳《天鹅之死》吧。“天鹅”是不用穿红舞鞋的。
可二满说，她还是想跳《白毛女》。这时莫斯科看见我在，就对我说：“要不你跑一趟，梅小二？你腿长，跑得快。”让我帮二满拿红舞鞋？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我不情愿地说：“好吧……”
我用了不到40分钟，就拎着那双红舞鞋返回。翻过团结大渠，离新生一连也就一步之遥了。我望着前方白花花的大渠，气喘吁吁扶着一棵白杨树站下。这时我想，我之所以跑这趟腿，其实骨子里还是藏着对红舞鞋一种说不清楚的爱。我要看看这红舞鞋到底神秘在哪儿。果然，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鞋——是鞋吗？又轻又软，似乎根本就没底子，而只是一层薄薄的羊皮，连着鞋尖，鞋面绷着两根交叉的红松紧带。这玩意能穿吗？我把它凑到鼻子下，闻闻，有股脚臭味儿。没错，是鞋。我在白杨林里找了个避风的地方坐下，小心翼翼地把我那双大脚往小红鞋里撑，使劲撑。勉强进去了，但脚趾疼。我顾不上疼不疼了，开始吧。就跳山洞相会一段。当英姿勃勃的大春出现在山洞前时，犹如一缕阳光照亮了喜儿苍白的额头，她轻轻拂去挡在眼前的白发，半信半疑，恍若梦中。她侧转胸腰，缓缓移步，似乎不堪回首那段不幸的往事；她立着脚尖旋转，表现激动欣喜的心情。最后，她张开两臂，一个后踢腿，向大春扑去，我的亲人哪！我的大春哥！……
耳畔大风呼呼的，渠水哗哗的，合着这动人的音乐，合着树叶的掌声，旋转吧！旋转吧！谁说我不能穿红舞鞋？谁说我不能做喜儿，看看我跳得多么激情吧！
忽然，背后有人尖厉地叫：“梅小二！”是二满来了！二满穿着一条袒胸露背、薄如蝉翼的白纱裙，像一只耀目的白天鹅，立在团结大渠对岸。她铁青着脸，目光如两把寒光闪闪的箭直射中我双脚。我立刻感到疼痛难忍，慌忙脱去鞋，拍拍上面的灰，捧在手中，尴尬至极。
“跳呀，干吗不跳了？你跳得挺像那么回事嘛！”二满说。
我擦擦汗水，谦虚地说：“谢谢，对舞蹈其实我很有感觉……”
“哼！”二满冷笑一声，声音提高了。“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你那双脚还能穿红舞鞋！”
我说：“刘二满，你骂人了。”
“骂你丫怎么啦？”二满叉着腰，满口京腔。“我就骂你了！谁让你穿我的红舞鞋，你这个贼！”
我是贼吗？我怎么又成了贼？二满难道忘了那天她对我说过的话？我的两只手发痒发胀，胸口堵堵的，不知该说什么。半天，我才找到一句合适的话：“给你鞋。”
不料二满又“哼”了一声，气冲冲地说：“我不要你穿过的臭鞋！
我要你给我赔新的！“
我说：“你真不要？你晚上可要演出。”
二满梗着脖子说：“我说了，你穿过的，我不会再穿！决不会！！”
“好吧。”我说。我把红舞鞋在手里掂了掂，真软，真轻，可为什么它偏要跟我过不去？这王八蛋的红舞鞋，让它走吧，走吧！
我轻轻一抬手臂，它们就像春天里两片火红的花瓣，飘飘扬扬，随风而去，在白浪滔滔的渠水中欢跳。多像二满激情的舞步呀。
二满本来已经扭过身子准备离去，不知什么东西突然间扯了她一把，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向欢跳在浪尖上的红舞鞋。
“啊！”天鹅发出喜悦的长鸣，优雅地啄住了一枚“花瓣”。我完全被眼前凄美景象吸引住了，多么善良的天鹅啊，我知道你不想让每一朵花儿凋谢，对吗？当天鹅伸长洁白的美颈去拾另一枚“花瓣”时，鹰来了，一只凶猛的黑鹰。鹰“呼啦啦”卷过来，向天鹅扑去。天鹅就是天鹅，美丽的白天鹅永远不会屈服于邪恶与残暴，她挣扎、反抗，她高昂着圣洁的头颅，在泪水和血光中呼叫：“我要飞！
我要飞！……“但，天鹅终不能逃脱黑鹰，她折断了翅膀，坠人深渊”梅小二！“似乎有个声音在远远的地方含混不清地叫。猛地，我醒了。我不由自主地朝面前那个黑色旋涡望去，二满黑瘦的脸闪了一下，双目圆睁，嘴巴大张，令人想起一只濒临死亡的天鹅……
“梅——小——二！”天鹅发出最后的哀鸣。
我站在那儿，像一棵枯死的老胡杨。
这时，风停了，西天燃起熊熊的火烧云。黑色的旋涡消失得干干净净，渠面上一片平静。
一片平静。
夜幕降临时，我像个没事人一样，搬着椅子去连部临时搭起的露天场看节目。我坐在那儿，看着台上，眼里却白花花一片。我等着、等着，每一分钟，都像似一个陷阱在向我逼近。突然，听见台上孤狼在嚷：“二满！二满！准备上《天鹅之死》了！”
没回应。似乎听到母亲在说：“刚才她出去了，说是她不想跳《天鹅之死》，要跳‘喜儿’。”莫斯科说：“乱弹琴！又是为了那双红舞鞋！我不是让梅小二去拿了吗？”
接下来，场子乱成一团，都在找刘二满。莫斯科跑下台质问我，二满呢？我说不知道呀，我把鞋给了她，她说她要解手，我就先回来了。这是我早已编好的谎言。莫斯科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当即借了辆自行车，出了连队，说去接二满。但直到夜里两点，还是不见二满踪影。
刘满富坐着吉普车直奔露天舞台，他把孤狼和莫斯科叫到跟前，气咻咻指着他俩说：“我让你们负责，你们是吃干饭的？连演员不见了，也闹不清楚！告诉你们，今晚上找不到我女儿，你们别睡觉！”
孤狼和莫斯科连连点头。
接着，刘满富又往我家跑了一趟，向我询问了几句后，急吼吼地又走了。二满失踪的消息，当夜就传遍天堂河的角角落落。各连的大喇叭反复播着：“寻人启事，刘二满，身高1.68米，体重42公斤……有知情者请迅速与广播站联系……”
父亲这次表现得相当殷勤，让北京渣滓兵分三路，连夜寻找。
因为有了从前寻找梅兰的经验，父亲的火力便集中在了胡杨林里。
半夜里，莫斯科风尘仆仆突然来到我家，母亲把我从床上揪起。莫斯科问：“昨天，你在什么地方把鞋交给二满的？”
我犹豫了一下说：“是、是白杨林吧。”
“二满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我说：“没有。”
“二满和你发生过什么不愉快吗？”莫斯科盯着我又问。
我说：“没有。”
满面倦容的莫斯科起身告辞。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他充满自责的目光。这样子令我的心抽搐了一下，我鬼使神差地追了出去，冲他背后喊道：“我是在团结大渠上和二满分的手！”
莫斯科回头看了一眼我，隐入沉沉的夜中。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大睁两眼。外面一直人声、脚步声来来去去，夹杂着不安分的狗吠。起风了，风扯着窗外的野草，刷啦啦，刷啦啦，好像有一把锈迹斑斑的镰刀，在你心上磨，一下一下。这时有一个声音在夜色中模糊得近乎于俄罗斯民歌一样美：“……二满子！别躲啦！你回来！回——来——吧，不要生你爸的气！爸爸不想离开你！……”
“二满子，好孩子，我保证，从此再不跳舞啦！不跳啦，不跳啦，咱们好好过日子！二满子，你不是说，你想去趟昆仑城吗？爸就带你去，就带你去！咱们高高兴兴一起去……”
是一位父亲在嚷。天堂河的人从没见过他们至高无上的刘副场长变成了一个磕磕绊绊、疯疯癫癫的老头。他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追随着湍急的渠水，一路跑着，嚷着，哭着。他无数次摔倒在地，摔得头破血流，却没人能拦住他疯狂的脚步。他就这么在浓稠的夜色中跟时间比赛，跟激流比赛，巴望着用他最后的气力拽住女儿离去的脚步……
我捂着被子，浑身直冒冷汗。二满哪里能听得到呢？二满回不来了，我把她杀了！我把她杀了！！
天亮时，人们在天堂河的枯树枝上发现了一朵盛开的红花，是一只红舞鞋。接着，机务连开着推土机、挖掘机到下游作业，到第三天下午，终于在厚厚的泥沙下挖出了一具瘦骨嶙峋的残缺女尸。
正是二满的，看到那粘满泥污紧攥着一只红舞鞋的小手，刘满富当场昏死过去。
这些是后来母亲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