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诱惑
“六·一”快到了，美女蛇说。“六·一”是个啥日子？我们一点不知道。美女蛇说，“六·一”是全世界儿童的节日。我们这帮老家伙都十四五岁了，算什么儿童？但白冰冰说，怎么着也要给你们补过一次，让你们每个人戴一回红领巾，要不然就等于没过过童年。
对于美女蛇这个建议，大家都很激动，问是谁给孩子们安排的这个节日？我自作聪明地说，当然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于是，大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美女蛇笑得弯了腰。美女蛇一笑，真好看，满口小白牙。过去我从来没见过她笑，以为她不会笑的。她向我们介绍了“六·一”的来历，末了说，要组织一次迎“六·一”演出。那天课堂上，美女蛇教我们学唱《国歌》。这歌子雄壮极了，加上美女蛇圆润的声音，它激昂得让我想立刻扛起枪，加入到抗日救国的热潮当中。我有些遗憾自己为什么不早出生几十年，如果那样的话，我一定得做一个英雄，而不是王连举、甫志高。我拿出乎生最大的力气唱，下课时嗓子哑得像只小公鸡。然而放学后，留下来参加演唱的却没有我，有二满、梅兰、周革命。
我气坏了，美女蛇怎么能不让我参加演唱呢？她到底是要报复我的，我想。我“咚咚咚”跑去找美女蛇。那晚上，美女蛇和莫斯科正坐在床沿上，莫斯科光着膀子在给她揉脚。一边揉一边问，疼吗？还说你的脚真大。美女蛇猛然发现我站在门旁，一脸惊羞地把白乎乎的脚收了回去，然后瞪了一眼莫斯科。那一眼，蛮骚情的。
一股奇特的味儿飘过来，那气味来自莫斯科。在他白皙的臂膀抬起时，一不留神，我的目光就撞到了他腋下那团黑乎乎的神秘东西上。一时间，我的脑子一团糨糊，以至于美女蛇问我话我都听不见了。
美女蛇说：“我在问你呢，有什么事吗？”
我朝她看去。这一看，我又吓了一跳，她那浅浅的领口下堆积的东西白得晃眼。比母亲的还壮观。
我听见一个喃喃自语：“大了不好。”
美女蛇奇怪地瞪着我问：“你在说什么？梅小二？”
我说我什么也没说，说完气呼呼地坐下了。我想，我看你们再怎么“那个”！果然，他们都不说话了。稍顷，美女蛇安慰我似的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了，是为唱歌的事，对吗？可是，你老跑调儿，声音还特别大……”
“白老师说得对，唱歌跳舞都需要天赋的……”莫斯科帮腔。
学习也是这样，有人天生是学习的料，比如梅兰和周革命；有人就不是，比如我和大满，母亲也这么说。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学习不行，唱歌跳舞也不行，还能做什么呢？天生该做坏女孩？我愤怒得说不出话来！
这时，小油灯微弱的火苗跳了两下，熄灭了，屋里一片黑暗。
莫斯科和美女蛇谁也没去管它，就黑着。
突然，有一种声音划过耳畔，轻轻的、轻轻的，像月光下的点点清露，在纤细的树叶上缓缓地颤动；又像一只温暖的手，从我隐隐作痛的冰凉的心口抚过……呀，这久违的琴声！这令我辛酸令我欢乐令我忘却一切又拥有一切的声音！
我哭了。黑暗中，我的泪汹涌而来。我就让它流，尽情地流！
这时有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我。那只手攥着我的手，久久的，久久的。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别伤心，你的手指挺长，可以跟白老师学琴……”
这天我才知道美女蛇经常拉的这支曲子叫《圣母颂》。
从这以后，我开始跟美女蛇学拉小提琴。美女蛇穷讲究，教琴前先要用香皂把手洗干净，涂上香脂，才肯动琴。这时她的头发已长长了；乌亮蓬松，用蓝花手绢随意地束在脑后。她喜欢穿那件紧身黑线衣，袖子撸到胳膊肘，这样，手臂就跟脖子一样露在外面了，白白的，嫩嫩的。她的裤子有些特别，该肥的地方瘦，该瘦的地方肥，臀部紧得绷出了屁股瓣，而裤脚大得能吹喇叭。美女蛇第一次穿这裤子到我们学校时，我们都觉得这难看透顶的裤子是做坏了，挺惋惜。可美女蛇不自知，一春天“喇叭花”走哪儿开哪儿，把革命群众看得眼疼。他们说，呀，裤脚那么大，多浪费！母亲很在行地说，这叫喇叭裤。母亲还说，这是流氓破鞋才穿的裤子。
我学琴的时间一般是在下午最后一节课，那时连队职工还没下班。美女蛇安排学习委员负责大家上自习，然后就以补课为由，带我到她宿舍学琴。美女蛇叮嘱我，别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我想是不是因为连队人一直以为她的琴被父亲砸了。她为了父亲。
原以为我已经没救了，没想到我成了音乐天才。我很快就学会了好几支练习曲。美女蛇这回夸奖我了，说我有艺术天赋，而且刻苦。她说，“六。一”那天我们要升国旗，得有音乐，你一定要把《国歌》练熟。我激动坏了，每天最后一节课都主动到美女蛇的宿舍练琴。美女蛇忙，就不再陪着我了。
有意思的是，那段时间的那个时刻莫斯科几乎每天都在那里。
原来他正好是夜班放水，白天没事。有时他是靠在美女蛇的床头看书，有时他是为她劈柴、洗衣，他还给美女蛇做了一个枣木的精巧的粉笔盒。每次去练琴，莫斯科并不跟我多说话，不知怎么搞的，我操起琴来就心神不定，总是拉错。
一次趁莫斯科不注意，我翻了他的书。我说他怎么捧着那本书看个没完，原来里面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儿穿着一条白连衣裙，站在花园里拉琴，一副专注又快活的样子。我喜欢这张照片，喜欢女孩儿弯弯的嘴角，黑黑的眼睛，喜欢她一脸干干净净，阳光明媚。当然，我最羡慕的是她身上那条白连衣裙。什么时候我能像她那样，穿着白裙子，站在花园里拉琴呢？我酸酸地对莫斯科说，这照片上的人一点不像她，比她漂亮。莫斯科说，怎么不像？
她要现在穿上这裙子，肯定也漂亮！我算看穿了，莫斯科骨子里喜欢美女蛇。我说，你想跟她结婚吗？莫斯科点着我的鼻子笑了，说，看你，还懂得不少！我说，你其实可以找一个比她好的。他说，她有什么不好吗？我说，她作风不好……莫斯科一下变了脸，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讲！你怎么懂那么多！
终于，我经受不住白裙子的诱惑。
有一天，趁莫斯科和美女蛇不在的时候，我偷偷取下美女蛇挂在铁丝上的白裙子——美女蛇不知啥时翻出这条裙子洗了。我把它套在身上，对着镜子左照右照。遗憾的是，那镜子装不下我。正当我照得起劲儿时，背后忽传来莫斯科的声音。‘我扭过身去，他顿时愣了，说：“哟，认不出是你了！”我一下窘得满脸通红，像偷了东西似的，说：“求你别告诉她……”
莫斯科笑着点头：“行！”他打量着我，说：“这裙子你穿上挺合适，嗯，你要是把头发留长了就好了……”
我摸摸自己的头，恨不能一秒钟就长出满头长发。
后来美女蛇捧着枣木粉笔盒回来了，她洗了沾满粉笔灰的手，取下铁丝上的白裙子准备叠起来。突然她问：“这裙子怎么这么脏？‘’我一看，嗨，雪白的领口黑了一大圈儿！我慌得低下头去。只听莫斯科说：”噢，是我刚才不小心把裙子弄到地上了，我去帮你洗！‘’美女蛇看了看我，“咯咯”地笑了。美女蛇的笑声清朗爽快，充满魅力，让人怀疑这声音不是人发出的，而应该是我故事的女鬼。
一个北京渣滓，她开心什么？问题的关键是，我不喜欢她与莫斯科掺到一起的“男女二重笑”，我撂下琴跑了，就像要甩一个包袱似的甩掉那些笑声。
我不想再去美女蛇那里练琴了。
有一天美女蛇奇怪地问：“你怎么不来练琴了？我都把你演出穿的白裙子准备好了。”我听了，又高兴，又难受。我发誓，不许自己再叫她美女蛇了。
再有一个多月，“六·一”就到了。一想到我穿着白裙子戴着红领巾上台演出，我就兴奋。人一得意，就忘形。有一天我见二满他们伸胳膊踢腿地又唱又跳，我说，多累哪，还是拉小提琴好。聪明的二满一下就明白了，她去找白冰冰说，我也要拉小提琴！白冰冰说好吧。白冰冰就是向着二满，没办法。
这时校园里突然出了事，有一个女孩在跳舞时晕倒了，是饿的。接下来，又有两个孩子唱完歌趴在了地上。因为一段时间以来，连队拖欠职工口粮，家家都省了早饭。不，吃早饭上课，我们都习惯了。但一旦出了事，家长还是要指责老师。一个家长就指着美女蛇的鼻尖骂道：“孩子饿成这样，还让他们蹦蹦跳跳！你是啥老师！出了人命，你赔得起吗？”说完，把孩子背回了家。
那一周，我们学校一连有六个孩子回了家。眼看着又要发生第二轮退学事件，白冰冰立刻召集家长开会。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大多数家长对这个他们一直很蔑视的女北京渣滓渐渐开始认可，不料现在又出了事，家长们便又把矛头一齐指向白冰冰。母亲自然不放过任何一次攻击白冰冰的机会，她对大伙说，再让这女人教下去，孩子们说不定会被她折磨死！母亲恨白冰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了老师的白冰冰，口粮比一般职工要多两斤，这是刘满富定的。
在那次家长会上，白冰冰向家长保证，她决不会让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她一定设法解决孩子们饿肚子的问题！这个承诺在我看来实在可笑，他们的父母都没办法喂饱他们，你能有什么办法？接着就听说白冰冰去找刘满富借面粉去了。白冰冰从前在刘满富家做过保姆，大家都知道，还说他俩有“关系”。
从刘满富那里回来后，白冰冰让莫斯科在她宿舍外面搭了一座草棚，垒了个土灶，还拉了一堆柴，买回一口大锅，支上。白冰冰对我们说，以后你们每天都带上碗筷，在这里吃午饭。天哪，我们一不交钱，二不出力，还有这等白吃白喝的好事？白冰冰让我们高年级学生轮流做午饭。这真是项有意义的劳动，别说每天能增加一个掺了豆面的窝头，或是一碗菜糊糊，单就做饭时能闻到清香的粮食味儿，也让人高兴哪。
大满二满虽说不稀罕这些吃的，但也有滋有味地跟着混。
与此同时，白冰冰带领我们在校园后面开了一块菜地。整个春天，我们锄草，施肥，松土，细心得像侍候婴儿。水是个大问题，到天堂河挑水的重任就落到了我们高年级学生身上。梅兰和二满都是那种能说不能干的货，这时我就显得很出众。我能一口气从天堂河挑到学校，他们谁敢跟我比？白冰冰又表扬了我，说我热爱劳动。我加了两条：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二满相当不服气，她说：“她腿长，她又高又胖，她是二转子。”
莫斯科下班后经常到我们地里转悠。就白冰冰那对红色大木桶，一个傍晚，他能一气挑三趟，累得满头大汗。谁还看不出来，他是在向白冰冰献殷勤。他真的看上白冰冰了。
那段日子，孩子们天天在书包上挂只缸子，高高兴兴去上学。
家长们也没话说了。只是母亲不高兴，她天天咂着嘴问我们在学校吃些什么。我知道她已经很久没吃上像样的东西了。当我说出来时，她又吐口唾沫，不屑地说：“吃菜窝头啊，我说嘛，有好的那条蛇也不会给你们！说不定她把从刘满富那里借来的白面贪了不少呢！”
我想也是。白冰冰如此费心地给学生办伙食，目的一定是为自己。
这天放学后，我在往家走的路上，还在琢磨这事。忽然看见食堂门口排着两溜很长很直的队。这么齐整整的队伍让人觉得很特别。我跑上前，这才看清人人手里拿着粮本和面口袋，等着分粮。
原来刘满富又砍了一片树，从胡倒那里换了一马车玉米面回来。
今天的队伍排得整齐的一个原因是，有北京渣滓。这是父亲从前严格训练的结果。似乎渣滓队的人全来了吧，他们卷着舌头，呜哩哇啦，血红的眼珠在冒喜气。去冬以来，因为粮食匮乏，食堂关门了，北京渣滓每人每月只能领到三分之一的口粮，却一直干着烧砖、伐木等极其繁重的活儿。相比之下，老职工们的活儿轻，口粮却比他们多。为此渣滓们意见特大，但意见大有什么用呢？
这涌动着兴奋不安的长蛇似的队伍，使我联想起那年的大年三十。那时人们是等着分肉，现在是等着分粮。一年不如一年。
母亲这回表现得很积极，竟然不顾周革命他妈在她脸上留下的疤痕，亲自来了，排在队伍的尾巴上。我跑过去，看见母亲痴痴的模样，目光似乎凝在了什么地方。顺着她的眼神摸去，前方目标是莫斯科。
那天，很不幸的是，我又白白排了半天的队，一无所获。司务长说，面粉分完了。没分上面粉的只有排在后面的两户老职工，再就是一些北京渣滓了。母亲吐着唾沫对司务长说：“凭啥让我们和北京渣滓一样！”
喜气洋洋的革命群众中，只剩下满怀仇恨的母亲了。高高低低的烟囱里，只有我家的烟囱不冒烟了。因为我们家没有东西下锅了。
一连两个晚上，梅兰饿得睡不着觉，翻东翻西，最后不知从哪弄了几粒发霉的玉米，放在火炉上“噼噼啪啪”爆着。当一粒玉米“噼啪”着飞进炉眼时，梅兰不顾一切到炉里去抓，结果手被烫伤，痛得她吱哇乱叫。这种不够高雅的事情只有我做，过去梅兰是从不做的。在床上躺了两天的母亲吐了一口痰，爬起来冲着她骂：“谁叫你嘴馋，活该！疼死你！”梅兰哭了，哭得很凶。母亲到底是心疼她的大女儿，她拿起梅兰那只冒着肉香味儿的漂亮小手，吹了吹，叹口气，也哭了。她咬着牙说：“我不相信！不相信梅老贵倒了，我们就活不下去！……”
母亲把一只大铁桶拎到炉子上，说：“给我把火捅旺！”又不做饭，干吗要浪费柴火呢？我说。母亲说：“你懂屁！”.不一会儿，炉火就旺起来，桶里的水开始冒热气了。母亲脱去破洞百出的汗衫裤衩，站在火墙一侧洗起澡来。她拿出平时很少用的一块香皂和藏在箱底的那盒胭脂，又找出一套半新不旧的碎花内衣裤。在我看来，多少年来，这是她最为隆重的一次沐浴。没有点灯，煤油用完了，工资也花完了，没钱买油，一连几天我们晚上就靠炉火照明，暮春的夜晚恰是寒冷的。炉火一闪一闪，在母亲纤细的身子上镀了一层金红，我百无聊赖地躺在火墙后的床上，听着“哗啦哗啦”的水声，不时伸半个脑袋窥视一眼。母亲洗澡时从不许我们看的，现在她不知道我正在黑暗中打量着她那对苍白而刺目的乳房。她有些撒气似的在两个乳房上各抓了一把，而后叉开腿，将一大团肥皂沫塞了下去。刚才那块黑乎乎的地方，就像雪后的峡谷顿时白了。母亲这时低下头凝视那里，半天不动一下。最后向后倾着身子，拿出灭火的豪气，一连往那里猛猛地浇着三大缸水，接着就露出一片可怕的黑色废墟……
最后，母亲换上她那件蓝宝石缎子夹袄，把髻子抹得溜光，搽了胭脂，出门。
大黑天的，她出去干什么？串门打牌？不像。我隐隐觉得母亲是去办一件大事的——红胭脂盒，蓝缎子袄，是明证。想着想着，我睡着了。
是一阵难受的“叽里咕噜”声把我弄醒的。我吸吸鼻子，忽闻到一股饭香味儿，我一骨碌坐起来。这时窗外还黑着，屋里却是亮韵，红红的炉火。母亲正坐在灶前，端着一个过去父亲才用的大海碗，埋着头“呼啦呼啦”吃什么，看不见脸子。吃饭出声，素来是母亲忌讳的，但此时她那副眼不是眼，鼻子不像鼻子，都在发出怪声音的模样，真让人看了振奋。蓝缎子夹袄幽幽的光，一闪一闪，叫人觉得那衣服里藏着一种诡谲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咳嗽了一声，母亲手中的海碗猛地落到地上。我看见锅里沸腾着玉米糊糊，桌子上还有小半袋面粉。我问：“从哪儿搞来的？”
母亲瞪了我一眼，没说话。不是她不想说，是这个时候窗外突然划过一个刺耳的声响：“砰——”短促而有力。
接着又是一声。
接着是一片。
我准备开门去看。母亲起身给了我一脚，说：“你不能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