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救小油菜花
果然，父亲一捋到底，不当干部了。
刘满富让他去羊圈上班。要知道，那个偏僻荒凉的地方该是北京渣滓待的，父亲好歹当过干部，怎么能干这种活儿呢？
母亲小时候在陕西老家放过羊，她知道放羊的苦，别看她平时对父亲又凶又狠，逮着机会就勾引男人，但，她不许别人整父亲。这个上海小红宝是护着父亲的。她跑到刘满富那里哭着说：“我替梅老贵去放羊！”刘满富一看母亲哭成了泪人儿，就罢了。
于是，父亲不当羊倌，当了信差。
信差其实就是收发。20多公里路，没有车坐，也没马骑，每天一趟，全靠两脚，得有一双好鞋才行。母亲从箱底翻出一双锃亮的皮靴，撂过去，对父亲说：“穿！
气死他们！“垂头丧气的父亲在母亲鼓励下，打起精神，换掉大眼瞪小眼的破棉鞋，蹬上崭新的皮靴。
这靴子是父亲在朝鲜战场打仗时获得的奖励。
母亲让父亲穿这双皮靴子其实是穿给连队人看的，因为连刘满富也没这么高级的皮靴子。可父亲说穿这么好的鞋跑路，让人心疼，母亲就骂他，说心疼也得穿。
这样，我父亲每天早晨在母亲的逼视下，蹬着锃亮的皮靴踏上尘土飞扬的公路，傍晚又格外气派地闪亮在天堂河的夕阳里。不久，我就发现父亲其实不是一直穿着这双皮靴，每次离开连队走到一个岔路口时，他就会把皮靴子脱，掉，从布袋里拿出他那双早已准备好的破棉鞋换上。回来时也一样。只是别人没看见罢了。
有了这双皮靴子，矮小的父亲一下高大了，连跛腿都不再显得僵硬。那“咚咚咚”的脚步老远就引得人们驻足观望。不久，大家都知道梅老贵这双皮靴子的光荣历史了。不久，人们把父亲撤职的事也似乎忘了，一见父亲，就热情地涌上前问“有我的信吗？有我的信吗”。父亲从落魄鬼变成最受欢迎的人，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那念过三年书的高学历终于发挥作用。父亲不仅替很多革命群众念信，还替他们写信。从前连队的革命群众都是悄悄找北京渣滓帮忙写信，有些不大放心，现在父亲放下了架子为他们服务，他们当然高兴。
有一天，刘满富喊父亲过去帮他写一封信。刘满富乜斜着父亲的脚，惊讶地说：“哟，这靴子真漂亮！多大码的？”父亲说了个号，刘满富说他正好穿这个码，说着就要试试。结果顺顺当当地穿上了。披着黄呢大衣、身材魁梧的刘满富一蹬上皮靴子，就更不一般。
站在一旁的我多嘴多舌地说：“棒！你穿上这靴子简直像场长！”
刘满富高兴坏了，亲切地来摸我的脸。他对父亲说：“听到你丫头的话了吗？
她说我穿上这双靴子像场长！看来，这靴子太适合我了！“
父亲嘴里说着“就是、就是”，却把手伸了过去。刘满富脸上的笑顿时僵住了。
我感觉到，他看上那靴子了。
背着干粮和水，天天跑场部取信送信，虽说辛苦，但父亲的跛腿跑得很欢，尽职尽责。对每封来信他都要作登记。来信通常是革命群众的，北京渣滓的信极少，但偶尔也有。父亲每次拿回他们的信，总要像二满家的土狼狗那样，把鼻子贴上去嗅嗅。他已经被剥夺夜里“捉奸”的权力了，但警惕性仍然很高。有两次我发现他偷拆北京渣滓的信，看后又封上。他说，这帮人很复杂，谁敢说他们不会里应外合干坏事呢？
父亲的话有道理。但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把美女蛇的一封来信烧了。
一段时间以来，每天下午七点半左右吧，也就是我父亲从场部回来的时候，那个阴森森的女人就会准时出现在公路口的芦苇丛后。见父亲走来，她的眼比我的还亮。我是盼着父亲会突然从兜里捏出一粒糖，或一把沙枣（父亲最近心情好了，对我也多了一分和蔼），她呢，盼信。但父亲总是说，没你的信。父亲说话时眼睛看着一边，语气严肃。美女蛇便怅然离去。
有一天，父亲还是对美女蛇说，没你的信。晚上我搜他的挎包时，就发现他撒谎了。不仅撒谎，更可怕的是，他还偷拆了美女蛇的信！
那天夜里，他睡得很晚，不时往火炉里添柴。炉火通红，他拿着那封信皮上印着小花没有落款的信，对着炉火，左看右看，远看近看，上看下看，最后就撕开了。
他皱着眉头，看了很久，收起放好，上床躺下。不一会儿又爬起，从挎包里摸出那封信接着看。最后，烧了。
父亲为啥要烧了它？他看就看了，可凭啥烧人家的信？这是封什么信？谁写给美女蛇的？我的小脑瓜塞满无人解答的问题。
以后，我注意到美女蛇从路口的芦苇丛后面消失了。
这时，路口出现另一个人，小油菜花。自从丁罗锅被抓走后，小油菜花变得很怪。她每天背着丁罗锅给她缝的那只黄布新书包，在公路上走来走去，浑身散发着一股她爸过去那股臭豆腐味。
每次我不巧遇上她，她就盯着我傻笑。笑完了，她认真地说：“你说我爸咋那么傻？他明知毛主席（像）不能撕，他干吗撕了？他真是，活该！”说完，又一笑。
那笑像一条蛇似的，一直凉凉地游到我心底去，让我胆战心惊。我拔腿就跑。
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地上写着很多字。“毛主席万岁”，“共产党好”，跟丁罗锅一模一样的字体，方方正正，漂漂亮亮。我望着她皴裂冻红沾着泥土的手指，说：“你老站在这里干吗？”问完这句话，我就觉得挺废话，她肯定还惦着她爸。
那她干吗要跟丁罗锅一刀两断呢？小油菜花这一段经常混在北京渣滓那里，偶尔被叫到二满家吃顿饭。刘满富是个心肠冷硬的家伙，丁罗锅出事后，他能出来关照小油菜花，实在难得。连队人都说他这回发了慈悲，只有父亲摇着秃脑袋说，帮丁罗锅是他，斗丁罗锅还是他，天晓得咋回事！
这天，二满来喊我玩“抓特务”，我说把小油菜花也叫上吧。二满说，那傻B见谁都不理，丁罗锅要坐牢了。我心里“咯噔”一声。
我跑到公路边，果然小油菜花又站在那儿。尘土将昨日写的字湮没了，小油菜花又用指头写下新的诗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我说：“我知道你在等谁。”
小油菜花把手上的土往宽大的裤腿上抹抹，嘴角抽动了一下，没说话。
我说：“难道你是聋子吗？”
她还是不说话。停了一会儿，才小声说：“他们说，我爸要坐牢了……”说罢摇摇晃晃站起来，“呜呜”地哭了。
我说：“你哭吧！哭吧！反正你爸回不来了！”说完我大步走了。
背后“咚”的一声，我回头去看，小油菜花倒在地上。那条残腿支棱着，露出细细的半截惨白。脚歪歪的，小小的，就像几岁小孩的脚……天哪，太可怕啦！
晚上，母亲和梅兰睡了，父亲又对着炉火偷拆北京渣滓的信。
我怎么也睡不着，那只白白的歪歪的小脚令我有种说不出的恐惧和辛酸。丁罗锅若是真坐了牢，小油菜花怎么办呢？想起我从前骗过她那么多画书，我忐忑不安。
我决定救小油菜花。怎么救她，我想了半晚上。起初我打算找场部那位小个子场长说说关于那张报纸的事，后来决定还是写信吧。要知道现在我不仅能看书了，丁罗锅还逼着我掌握了不少新词汇哩！看到父亲每天都能从场部带回几封信来，我真的好羡慕那些会写信的人。写信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啊，可我还从未写过一封信呢！夜里，我爬起来点着油灯开始写信。有个别字我不会写，只好画了图代替。我相信我把事情大致说清楚了，那就是丁罗锅被冤枉了，毛主席像不是他撕的，不能让他去坐牢。在信的末尾，我方方正正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又找了张牛皮纸，糊了个信封，写上“场部领导收”，把信装进去。
早晨，我起得很早，趁父亲不注意，把那封信悄悄塞进他的黄布挎包里。
信发出后，我就等着有人回信。想一想有一天我能突然接到一封小个子场长写给我的信，该是多么荣幸哪！盼信的心情是焦灼又甜蜜的，我像美女蛇那样，一到傍晚便来到路口等父亲。父亲一出现，我就问：“有我的信吗？”父亲奇怪地说：“唏，你个小赤佬，能有啥信！”
一连多日毫无声息，这令我有点失望，怎么就没我的信呢？
一天晚上，场部电影队来连队放电影，我和梅兰扛着凳子去占场子，突然一辆警车呼啸而来，停在了连部门口。
就在这天晚上，我和父亲来不及看电影，便被警车拉到了场部。长这么大，第一次坐小汽车，屁股底下一阵颠颠咚咚，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可看父亲，脸黑得跟锅底似的，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了我……
没想到竟与我的信有关。一名老警察指着那个牛皮纸信封问：“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我说：“是的。”
父亲看了信暴跳起来，两眼瞪着我说：“小二！你快告诉他们，这件事肯定弄错了！你连三年学都没上完，咋能写出这么漂亮的字呢？不可能！”
我说：“是我写的，千真万确。你不相信，我现在再写一遍！我们班小油菜花的字比我写得还要好！”
父亲扑过来，揪起我向门外摔去……
我在派出所一连被审了两天。他们不断地问我，那张报纸你是从哪里搞的？我说是拿我爸的。他们问，是不是你爸让你把撕破的报纸放到丁罗锅椅子上的？我说，不是！他们说，你是个好孩子，如果你承认是你爸让你干的，我们就让你们回家！
就啥事也没了！我想了想，说，就算是我爸让我干的，能咋样！你们能判我爸？
我被人送回家。一进门，就发现不对。披头散发的母亲一脚把我踹出门去。她说：“你个害人精！你把梅老贵往火坑里推哪！
这个家没有你！你滚！滚得远远的！我再不想见到你！“
父亲还关在场部看守所，因为他死活不招，态度不老实。母亲一次次跑去要人，但人家不放。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母亲绾了譬子，搽了胭脂，换上那件蓝宝石缎子夹袄，出门了。母亲总是在一些重要时刻才穿这件衣服。
两天后，父亲回来了，瘦成了一根烧火棍，裤子落到半截。他摘掉头上的黄军帽，捋捋秃脑袋，对母亲说：“俅事没有，一场虚惊！
把我的皮靴子拿出来！我要拿信去！“
母亲说：“你才回来，急啥……”
父亲说：“咋能不急，场部肯定压了咱一连好多信！”
母亲支支吾吾说：“那靴子我、我送人了……”
我们都大吃一惊。父亲顿时淌了汗，急急地问：“送谁了？送谁了？”
母亲说送给刘满富了，如果不是他帮忙，你咋能出来？父亲眨巴着眼，呆了，突然甩过一耳光。
母亲捂着脸，傻了。
父亲到底还是把那双皮靴子要回来了。他让梅兰烧了水，洗了脸，又洗脚。而后穿上靴子，戴上帽子，背上黄布挎包，到场部取信。那“咚咚咚”格外响亮的脚步声一响起，就惊动了连队人。大满二满夹在大脚花子们中，对着公路口指指画画，表情怪异。父亲才不管他们说什么。那天他走得很急，步子迈得老大，头仰着老高，这样，他就没有注意一座向他移动而来的小山。那个背着小山的人不是别人，是丁罗锅。
丁罗锅被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