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一条胳膊
丁罗锅在一连游斗后，接着又拉到二连、三连、四连……我们场有十几个连队，“游斗”一圈起码得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我从早到晚恍惚不安，有时明明看到两个人在说话，耳畔却回响着此起彼伏的口号声。连队一日两次的上班钟声也总让我错认为是铿锵的锣鼓。晚上，蒙上脑袋，才能睡着。看起来，做了亏心事，就怕鬼敲门。
丁罗锅出事后，母亲的脸也瘦下来。最初每个月还可买两瓶罐头解馋，后来罐头买不到了，就吃豆腐。现在场里惟一的豆腐坊关门了，母亲再也吃不上豆腐了，别说豆腐，连粮食都不够吃了。
这让母亲觉得日子没法过了。
母亲说：“受不了了，我要杀鸡。”
一年前，母亲把家里的母鸡全宰了，只剩老芦花了。芦花公鸡至少有六岁，高大威武，毛色油亮，它的鸡冠红得耀眼，啼鸣声嘹亮得能划破天空——把所有人家的鸡叫都压得没了声息。母亲相当喜欢这老家伙，有时上厕所，远远见了它，打个手势，那家伙就欢跑过去，温驯地半卧到母亲脚前。这时母亲从兜里掏出一把瓜子或黄豆，它愉快地从她手上轻轻啄去，哼哼两声，撒娇似的又跑了去。
我很嫉妒这老家伙，它一天到晚乱压蛋，凭什么吃香喝辣？可母亲说了，它能让一群母鸡服服帖帖任它压，这叫本事。“它比你能，你行吗？”母亲这么质问父亲。父亲心虚地说：“比我能，比我能。”
有一年冬天，孩子们盛行踢毽子，大家不约而同看中了老芦花那身浓密的毛。但结果是，无论你使啥圈套，那老家伙也不靠近你。有人想捉它，反倒被它啄了。有人私下里说新生一连有“三件宝”——刘满富的狗、老梅家的鸡、丁罗锅的豆腐。也有人把“刘满富的狗”说成“刘满富的狗尿”，“老梅家的鸡”改成“老梅家的娼妓”。有意思。但这话不敢让刘满富知道。
这么宠爱公鸡，母亲干吗要杀了它呢？可如果不杀它，它早晚会被别人杀了。母亲说得对，就要过年了，偷鸡贼多起来。听到杀鸡，梅兰比我还高兴，她说：“要煮肉喽！要过年喽！”
贫穷的日子一往年节上靠，就变得急急忙忙，格外欢喜，空气里充溢着颤动不安的东西。走在路上，平日里忙碌的人们这时也有心停下步子，在路旁或屋檐下扯起天来，脸上都是笑的。连队里每到傍晚又响起高一声低一声的京剧，起先是北京渣滓唱，后来革命群众跟着唱，我父母也唱。唱着唱着，又唱到了一块儿。北京渣滓给革命群众教京剧，革命群众为北京渣滓送些吃的过去。一来二往，双方的身份全忘记了。这时，父亲提出春节搞一台京剧演唱会，他负责。被撤了“梅代理”的父亲一不管事就心里慌。刘满富一向看重宣传，这是给他脸上贴金嘛，所以很支持，很快借来乐器和服装。
我母亲这时迷上了京剧。每次莫斯科他们聚在连队那座黄土坡下表演，母亲都要去看。母亲甚至拜了莫斯科为师。她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很快就能唱李铁梅了。我父亲也不甘落后，他其实跟母亲一样，天生就具有艺术细胞的。为了办好春节晚会，我父母那一阵儿天天傍晚去连部排练《红灯记》。父亲起先让莫斯科扮王连举，自己演李玉和，鸠山由胖乎乎的三仙姑演，李奶奶和李铁梅这两个角儿，让我母亲和美女蛇自己定。母亲自然是演李铁梅，美女蛇只好演李奶奶了。
母亲跟美女蛇是有仇的，父亲特别担心母亲闹事。可母亲识大局，表现不错，她不仅主动跟美女蛇搭腔，还热情地掏给人家一把瓜子。美女蛇浅浅一笑，说自己不吃那东西，表情顿时放松了不少。她俩从头到尾配合默契，在《听奶奶讲革命》那一段里，母亲还深情地扑到了美女蛇怀里。
父亲跟莫斯科就有些问题了。尽管父亲唱得很卖力，一心要表现李玉和的英雄气概，而莫斯科呢，则竭力突出叛徒王连举的卑鄙嘴脸，但不知咋的，二人一亮相，刚刚接了火，人群中便爆发出一片笑声。父亲被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母亲说话了。母亲说：“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你不像李玉和！”父亲听了母亲的话，气呼呼的，梗着脖子说：“我咋不像李玉和，他李玉和是共产党员，难道我不是吗？”坐在下面看排练的刘满富笑成了歪歪嘴，他挥着胖手问笑个不停的革命群众：“大家说，谁像李玉和？”下面说：“莫斯科！”
于是莫斯科当了李玉和，父亲当王连举。父亲哭笑不得，说，他娘的，王连举就王连举吧。
这段时间，我们家一派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父母不再吵架了，说话全是台词儿，极雅：很像一对投身艺术的好夫妻。我的日子也不错，挺充实。我们小孩子经常邀请北京渣滓一起做游戏，比如“捉迷藏”、“抓特务”等。当然他们总是当“特务”。那一阵我这个“老特务”终于光荣地当了“解放军”。
北京渣滓的脑子就是聪明，过去这里的人冬天打柴、运草、拉肥，全靠人力。现在他们用胡杨木板皮和大铁钉造了一些冰耙犁，冰耙犁低低的，可拉再重的东西，在冰河上都行走如飞。这是偷儿的发明，偷儿还给不少人家的孩子做了冰耙犁，让他们在漫长寂寞的冬日找到了快乐的理由。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偷儿了，有一天抓“特务”抓到最后，突然发现这“特务”竟是他，大惊。偷儿不知怎么瘦得皮包骨头，脸色蜡黄，一头卷发耷拉在眼前。我注意了一下他的裆部，松垮垮的，不再有过去那种饱满了。我幼稚地想，那东西真的不在了。偷儿用脏兮兮少一根指头的手来拉我的手，说：“你好，孩子。”
别人不是叫我“梅二转子”、“黄毛杂种”，就是叫我“天堂之花”，只有偷儿叫我“孩子”。我想起大脚花子们说过的话：“梅家小二指不定就是偷儿弄出来的！一头的羊毛卷嘛！”偷儿和母亲是干过坏事，可要说他是我亲爹，我一百个不相信！所以我对偷儿叫我“孩子”相当反感。我甩开他那令人恶心的残手，说：“谁是孩子。”
他在我面前蹲下了，褐色的眼珠一动不动，紧紧盯着我的脸，嘴唇在颤。他看了我一会儿，放低声音说：“你知道你长得像谁吗？”
“我像谁管你屁事！”我没好气地说。
他笑笑，从上衣口袋摸出一把带木纹的梳子，说：“喜欢吗？我做的。”
我看了看，这梳子的确精致，光滑不说，那些木纹十分美丽。
不过我这头还需要梳吗？我冷冷地说：“我不留头发，要这玩意儿干吗？不要！”
偷儿看了看我的头，尴尬地收回梳子。他四下里瞅瞅，突然小声说‘：“你知道吗？孩子，梅老贵不是你亲爸！我才是你亲爸，叫我一声爸爸好吗？这儿没人听得见……”
我看了一眼他那头跟我很接近的褐色卷发，气愤极了。想起我曾经为他和母亲站岗，以及他在胡杨林里揍我的事，我说：“他就是我亲爸！你是臭北京渣滓！”说完，我往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抓过他手上那把木梳，跑了。这把木梳是可以跟二满换些吃的来的，我突然想到。
没想到我前脚到家，偷儿就拖着细腿跟进了门。我连忙躲起来，心想他准是来告状的。父亲不在家，哼着京剧准备烧水杀鸡的母亲一见偷儿，脸就变了，问，你来干什么。偷儿站在那里摇摇晃晃，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对母亲说，他在北京惟一的亲人奶奶病了，他想在年前回去，但没有路费。他在这里，没有谁愿意借钱给他，只有母亲了……
母亲“呸”了一口，瞪着他说：“告诉你，我和你没任何关系！明白吗？没关系！”
偷儿说：“怎么这么说？还记得咱们在木工房一起干活的时候吗……”.母亲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厉声道：“你胡扯什么！”
偷儿看了看我，说：“这孩子都长这么高了。”
我看了看母亲，母亲蔫了。愣了片刻，她突然冷笑起来，端起一盆水，“哗”地一声，泼到偷儿身上。在那哗啦啦的水声中，母亲大喊：“你滚！别再让我看到你！知道吗？你是个渣滓！”
偷儿顶着满头热水跑出门去。外面是多么冷啊！
母亲从地上拣起摔掉了瓷的脸盆，骂个不停。
我捏着那把木梳来到菜园。冷风吹着，我家那棵小桃树颤抖着光秃秃的身子在叹息，很像父亲梦中的叹息。
偷儿走了很久，母亲还坐在椅子上发呆。直到父亲回来，父亲望着灶上烧沸的水说：“水开了。”
母亲这才跳起来说：“呀，该杀鸡了！”
可拴在菜园里的芦花公鸡却不见了，留下半截红绳。
鸡被人偷了！
父亲瞪着母亲问：“谁来过？”
母亲看看我，眼神里全是担忧。我想我再不能装哑巴了，这只公鸡可是我们家今年过年的重场戏，怎么能说丢就丢呢？我大声说：“偷儿！”
父亲看看母亲，竟然笑了，说：“好啊！”说完拖着一腿子泥出去了。
母亲直直地走过来，两眼发黑。若在平时，我可能会低下头去，或移开目光，但今天，我勇敢地迎着她的视线。她瞪着我，我瞪着她。突然，她的头重重地垂下，一声叹息。
我感到一阵高兴。
当晚，偷儿被关进地窖。据说父亲特意派了两名平时与偷儿，有矛盾的北京渣滓，对他连夜进行审讯。偷儿矢口否认偷了老芦花，因而他挨了打。下半夜，天气骤变，北风呼呼，大雪飘飘，外面不时传来一阵阵猫叫般的声音，全连都听得到的，那是偷儿的叫。
母亲披衣起床，点亮了灯，在屋里走来走去。昏暗的小灯把她细长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个鬼怪。
天亮时，父亲空着手回到家。看来，老芦花真的丢了。母亲心虚地将一碗玉米粥端到他跟前，父亲“吸溜吸溜”喝起来。我凑过去说：“没有肉怎么过年？”尽管我知道分了肉，我母亲也会不满意。
“是啊。”母亲小心翼翼地附和。
父亲不满地哼了一声，说：“连队那几头猪早都换粮食了，哪来的肉？”
我突然就想起一件事来，我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父亲发红的眼睛像挑过了的灯芯，猛地放亮，拍了一下我的头。噢，父亲的手这回不轻，父亲拍得越重，我越觉着亲切。父亲已经很久没有拍过我的头了。我得意地摇着光脑袋冲梅兰笑，梅兰撇撇嘴。要知道，梅兰这个人嫉妒心是很重的。
眨眼的工夫，年三十就到了。父亲他们的京剧演唱会安排在晚上，也就是年夜饭之后。我父母和莫斯科他们都试穿了借来的演出服，母亲穿上红袄绿裤，梳上一条大辫子后，漂亮得简直不是李铁梅了。当李铁梅的兴奋冲淡了失去老芦花的痛苦，她对父亲说：“算了，高高兴兴演戏吧，咱不吃肉了。”
但别人家可想过这没肉的年。家家户户都把门前的雪扫了，柴劈了，窗子擦了，挂上了美丽的年画；家家户户都燃起旺旺的炉—火，烧沸了一满锅的开水，小孩子们围着锅台快活地转圈圈儿。
就等着肉了。
没有肉怎么能算过年呢？
大食堂外排着长长的队。有人推车，有人提筐，还有人拎着麻袋，好像不是来分肉，而是来买瓜，真好笑。只有我端着盆。母亲这次还算不错，派了梅兰协助我工作。
据说昨天一个晚上，刘满富与父亲他们几名干部都在讨论我的那个方案。这令我无比自豪。刘满富对到天堂河炸鱼这件事持怀疑态度，可我父亲态度坚决。父亲被撤了梅代理后，一直有所不甘，他想通过演出、炸鱼这些事把自己重新树起来，恢复他从前一心为民的公仆形象。最后刘满富就说，你挑头吧。
父亲连夜组织了一支精锐小分队，并迅速备好了雷管、炸药等。这支小分队的成员大多是北京渣滓，父亲自作主张说，谁要表现积极，不仅评功，而且过年还奖励两斤白面。这可是莫大的鼓舞啊，一听说奖励白面，莫斯科他们都报了名，偷儿本来是要回北京的，因为没借上钱，回不成了，他连那身米黄色衣服换也没换，就跟着上天堂河了。
接下来，时间对一连每个人来说都变得漫长了。天知道我们排了多长时间队，只知道腿站木了，脚冻僵了。梅兰最后受不了了，说要上厕所，一去就没了影儿。大满二满也在场，他们没排队，穿着小皮袄窜来窜去地看热闹。大满手里拿块发红的木炭，不时点燃一个鞭炮，朝人群扔来，随着“啪”的一声响，人们发出一阵尖叫。最后一个鞭炮，眼见着是冲我的。我来不及躲开，那炮仗就“噼里啪啦”在我头上开花，大满开怀大笑。这个狭隘、残忍、报复心极强的家伙。
转眼间，天阴下来，下雪了。可是炸鱼小分队仍无踪影。我急了，就跑到那座黄土坡上翘望。呀，今天的炊烟好壮观哪！那些高的低的、胖的瘦的烟囱统统都在热烈地升腾。一股股，一缕缕，白的，蓝的，紫的，黄的，连绵不绝，很有底气。它们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呼应着，交融着，一起为苍白的雪天创造声音和彩色，酝酿激情与斗志。不像平时，或稀稀疏疏，有气无力，或霸气十足，独来独去；今天白烟因黑烟玷污了。自己而幽怨独行，明天紫烟又因蓝烟抢了它的道，而拦腰砍断。此刻所有烟儿都是和气的友爱的，上一年里结下的一切怨恨化为乌有。因为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所有人家都拿出最好的柴火来烧。好柴火和坏柴火大有区别，好柴火烧出的烟儿是文明的、谦让的。没办法，就跟好人和坏人一样。
在我思索着炊烟时，不远处腾起又一片烟尘，伴随着“哒哒哒”
的声音。我大叫一声“来啦”，人们便欢呼雀跃，狂奔过去。这时一辆拖拉机开进连部，车厢两边站着两排穿着皮大衣的北京渣滓。
车停了，车上的北京渣滓却个个沉默着，面色铁青，不肯下车。没炸上鱼？有人议论。驾驶室的门开了，穿着皮大衣的父亲走下来，父亲的脸也是铁青着。这时，便有性急的人扒车去看，那人猛跌下来，尖叫一声：“天哪——”
偷儿被炸死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准确地说，甚至连死人都算不上。那只是一条缠着布片的肉红色的胳膊。一瞬间，我犯了糊涂，这怎么会是偷儿呢？但我到底认出来了，那支离破碎血乎拉叽的衣袖是米黄色的，没错。接着，我就看见了那只手——那只少一根食指的手！这只手苍白僵硬，很像一只鸟爪。
就剩这么多了，可怜的偷儿。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莫斯科铁青着脸来到我家。他皮帽子下露出一圈白绷带，绷带上渗着血迹，他在炸鱼中也受伤了。父亲昨天一夜没回来，到场部去了。母亲也被人叫走了，说是要连夜为偷儿打制一口棺材。几分钟前她才进门，牙龈肿得一塌糊涂，此时正躺在床上呻吟。梅兰就拿出老大的样子，严肃地问莫斯科有什么事，莫斯科指指我，我就跟着出去了。一向被人喜欢的梅兰这时疑惑地翻了一下近视眼。
我跟在莫斯科身后，向着白雪覆盖的原野走去。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意识到这事跟偷儿有关了。当我们走到天堂河西岸的戈壁滩时，远远就看见一片坟头，它们排列整齐，就像摆在棋盘上的白棋子，又小巧又可爱。这就是“鬼地”了，我很久没来了。曾经这些光秃秃的连草也不长的坟头，很像北京渣滓们剃光的头颅，丑陋又滑稽。但现在罩上一层白雪之后，它们变得柔美而富有灵性，让人联想到一具具鲜活的肉身，盖着洁白的被单，做着甜美的阳光之梦。
坟地边已站着几名北京渣滓了，他们个个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两眼通红，面容疲倦。其中还有美女蛇。他们看到我后，表情都怪怪的，带着一种特别的关注和悲悯，依次走过来拉拉我的手，只有美女蛇没有理我。她一定因为从前的事而记恨我。莫斯科把我带到这里来有什么用呢？
数到第32个坟头，美女蛇说：“蔡红，我是冰冰，你好吗？”说着就哭了。我才知道那个跳河死的女北京渣滓天不亮叫蔡红。都说她不该喜欢那个寡情的民兵排长，谁叫她这么傻呢？
在蔡红的前面，有一个新挖的洞穴，深深的，好似一只眼睛在望着我。我知道这就是偷儿的了。
三十的京剧演唱会取消了，刘满富和我父亲他们昨天一夜都在研究偷儿的事。他们知道擅自用炸药和雷管炸鱼是违法的，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天不亮前他们就将炸到的一点有限的鱼，挨个送到场部那些管事的头头家里。与此同时，父亲花了一夜时间写“情况汇报”。父亲的结果不会美妙，说不定这回连干部也当不成了，人们都说。连队决定给偷儿的奶奶作一点补偿，不同的是这次叫做抚恤金。今天一早连队又派牛车将偷儿的尸体运送到这里。对于一名北京渣滓，还要怎么样呢？刘满富问那些想闹事的人，想闹事的望着一队荷枪实弹的民兵，最终散了。
棺材新崭崭的，还带着一股胡杨木的清香。这是母亲用一夜工夫为她师傅做的。我用手摸了摸棺盖，想起那一条胳膊，吓得往后缩去。
不消一刻钟，偷儿便睡到了地下。那坟包越堆越高，越堆越大，莫斯科叫了我一声，说：“你也添一把土吧。”
我就往坟上送了一把土。
“鬼地”又多了一号，第33号了。
中午我拖着僵硬的腿往家走。走到那座黄土坡上时，我看见人家屋顶上的烟囱一根根地立着，冻僵了似的。只有我家那座不起眼的小烟囱冒着淡淡蓝烟。一进门，果然就闻到一股香味儿。
连队谁家也没分上一条鱼，鱼都送到场部了，我家怎会有鱼香味儿呢？原来父亲悄悄弄了个鱼头装进皮大衣口袋带回了家。父亲把一碗鱼头汤端到桌上，三个人准备吃饭了。见我回来，父亲问：“你去哪儿啦？”
我如实说了。
父亲抬起蒲扇似的大巴掌朝我甩过来，我想，这一巴掌真不错，扇下来定能叫我满脸开花。但，大蒲扇只是让凉风在我头顶划了道弧线，就凝固在了半空。我听到父亲重重的一声叹息。父亲把他那一满碗鱼汤推到我面前，说：“你快吃饭吧。”
父亲跛着腿向门外走去。
母亲哭了，佝偻着背，像个刚刚挨过打的小孩子。她把那套没有机会再穿的李铁梅的戏装叠好，准备还回去。看到她一脸的泪，我同情地递上一条毛巾，这时母亲突然跳起，极其准确地揪住我的耳朵，说：“害人精！说，你是害人精！小害人精！”
看来我那双招风耳确实太招人眼目了，每次都成为母亲的目标。我忍着生疼，扭着身子说：“我是小害人精……”
母亲说：“给我喊一百遍！”
我就提高声音一口气喊了下去：“我是小害人精！我是小害人精！我是小害人精……”
我喊啊喊啊，喊到最后，声音哑了，有一股浓稠的腥味往外涌，但我仍然在喊，或许在哭。我想，我是小害人精呀，如果不是我出的那个馊主意，父亲怎么会带人到天堂河炸鱼？偷儿又怎么会被炸死？我是小害人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