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黄色歌曲
父亲回来了，又瘦一圈。
他问：“家里没啥事吧？”我看着他疲惫的眼睛，话到嘴边吞了下去。我想，我还不能泄露那些事，当然不全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我自己。
自从莫斯科被拾摄过后，再也不敢到我家了。母亲曾让梅兰去请过两回，一回是请他帮忙在硬纸板做的扑克牌上写字，另一回是请他来比个鞋样子（母亲大概想帮他做双鞋），莫斯科都拒绝了。
母亲又气又恨，说：“臭渣滓！他摆啥架子！”我幸灾乐祸地说他永远也不会来了，母亲上来就给我两脚。
但母亲到底做贼心虚，第二天一早就派我去连队的豆腐坊买豆腐，说要为父亲改善生活。母亲对豆腐天生的感兴趣，她说豆腐滋养女人。我不懂这是啥鬼话，但我知道豆腐仅次于肉好吃。
豆腐坊门前扭七八拐地排着一队人。连队每个月分一次豆腐，但却不是每家都能买到。不是吗？排到快晌午了，轮到我时，那个叫了罗锅的北京渣滓两手一摊说：“没了。”她女儿小油菜花也学着她爸的声音，小手一摊说：“没了。”天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大家都清楚这家伙溜须拍马是一等的，在北京渣滓里混得香。
没有买上豆腐，母亲又很恼火，骂了我，接着骂了罗锅。那两天，母亲出口就骂。看得出，她对莫斯科耿耿于怀了。母亲说：“咱们包鸡蛋饺子。”
前两大周革命家的黑母鸡来我家偷食吃，母亲悄悄把它赶进一只垫了麦草的柳条筐里，那只急于生产的黑母鸡一着急，把蛋生到了我家。母亲这件事做得不地道。可因为要吃饺子，我和梅兰欢呼雀跃。
根据以往的教训，这一天我定得表现的好点，不然母亲说不准就会找茬儿，不让我吃这顿饭。所以，没人吩咐，我就主动扫地，抹桌子，烧水。我干得汗流泱背，连梅兰都看出了我的用意，她从硬纸壳做的扑克牌上抬起一双近视眼，吐着舌头说：“装啥孙子！别以为你跟刘大满干的好事我不知道！”
终于，一大盘饺子端到了桌上，热腾腾的。父亲、母亲、梅兰和我各自尝了一个，母亲叉着腰得意地问：“怎么样？”用鸡蛋和蘑菇包饺子是母亲的创新。母亲自从跟北京渣滓学会吃花后，吃的天才使得到进一步发挥。
父亲重重地“嗯”了一声，热饺子烫得他呲牙咧嘴。
梅兰声音细细地说：“好吃极了！”
母亲的眼光移向我。母亲是个虚荣的人，希望所有人赞美她。
我咽了一下口水，说：“棒！但不如上次访莫斯科吃的肉饺子香！”
这时，父亲被热饺子噎得差点背过气去。
母亲涨红了脸，不自然地对父亲说：“噢，碰巧了，人家上门找你，我客气了一句，人家就尝了一个。”
老好人梅兰聪明地点点头，说：“是这样。”
接着，我手中的筷子就落到了地上。父亲瞪着我不满地说：“小小年龄就说假话，想进监狱呀！”
我在心里暗笑，父亲本来还算聪明，怎么一到母亲面前，就成了弱智？父亲啊，你不知道你的妻子背着你在勾引男人吗？
母亲有些得意地看了我一眼，将我碗里的饺子“啪”地扣到了梅兰的碗里。梅兰抿嘴一笑。看起来，我今天的活儿真是白干了，妈的。
我抓起那本从小油菜花那里骗来的看了无数遍的小画书，跑到门外。
月头开始升起。那三个人在屋里吃得热火朝天，我的肚里咕噜咕噜。我坐在门边有意把书翻得哗啦响，想借此提醒我善良的父亲能站出来，向母亲求个情，让我吃饭。但父亲只是把汗湿的脑门从碗上抬了抬，小心地向门外瞥一眼，又低下了头。我知道，父亲现在尤其怕母亲。
我就那么心猿意马地翻着书，背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嘿！”
我扭过身去，是周革命。周革命对我说：“明天早上到学校上课。”
一听上课，我高兴起来。我问新老师是哪儿调来的，周革命似乎不屑回答，快步离去了。屋后二满的笑声响作一团。这个周革命近来和二满搅到一起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破例起了大早去学校。我们学校在连队东头靠近猪圈的一块平地上，是一座大地窝子。过去这里是种子库，里面堆满麦种，屋顶晒满干菜。两年前当我们一帮高高矮矮、年龄不一却野性十足的孩子第一次走进这地窝子时，一股浓浓的霉味儿直冲鼻子。似乎刚看清屋里的胡杨木板皮桌子，就有一大群小耗子欢呼着簇拥到你脚下，吱吱地住你鞋上窜。我们那位外号“上海鸭子”的水老师吓得大呼小叫。上了没两天课，几乎所有孩子都能说出一段自己的历险记。比如，二满正听着课，突然觉得有个凉咬咬滑溜溜的小东西掉进她的脖子，原来是条四脚蛇。再比如，梅兰有一天感到奇痒无比，最后在她的隐秘部位发现了一只大黑蚂蚁。有时，我还能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只被我们称作“花姑娘”的七星瓢虫。大满的书包里曾跳出过癫蛤模和“放屁虫”。最热闹的是，那年春季还有一群猪娃光顾我们的屋顶，“哼哧哼哧”，将尘土和屎尿通过那大大小小的漏洞，撒落到我们桌上幸亏这里不爱下雨。
不管教室咋样，能上课总是一件好事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闲到无聊和苦闷的地步了。十三四岁的人了闲着闲着就闲不住了，想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哪怕坏事。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住自己。现在好了，能上学了。
但谁能想到我们的新老师竟是一个渣滓呢？而且不是别人，是莫斯科！
莫斯科一到学校就引起轰动。你想，一个北京渣滓来给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当老师，没搞错吧？校门前长满杂草的平地上挤满了准备上班的革命群众，个个脸上泛红。父亲也在其中。父亲气愤地朝教室嚷嚷：“咋能让个渣滓来教书？大没原则了，”父亲一说完这话，就有人铲了几锨碱土撂进教室，指名道姓地喊：“莫斯科，出来！别装得人模狗样的！瞧你那德行，不把孩子带坏了才怪原呢！‘婆娘们更凶，趴到天窗上，一边朝里看，一边吐唾沫，撒麦草。
日头都升得那么高了，按说该上课了，可没有一个孩子进教室。莫斯科终于出来了。看得出他精心打理过自己，头发是梳过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那副断了腿的黑边眼镜粘上了雪白的胶布，还穿了一件从没穿过的蓝中山装。但此时他头上身上粘着麦草花子，僵直在那儿，样子很可怜。
幸亏刘满富赶来了。刘满富摇着破自行车上的铃裆，看了一眼父亲，故意问：“是哪个在这里挑头闹事？嗯？就凭你们一个两个肚里那点尿水能教书吗？！嗯？娃娃们都这个岁数了，再不念书咋行？我这不是为了大伙吗？嗯？”
这下大家知道了，是刘满富大胆重用的莫斯科，不禁怯了场。
刘满富挥挥手，像赶鸭子那样，说：“都给我上班去，让娃娃们留下上课！”
我注意到父亲的脸白了，吐了一口浓痰，粘在自己脚上。
操场上响起一串长长的哨声。多么嚎亮的哨声！久违了的哨声！是莫斯科在吹哨子。孩子们向教室跑去。但这时刘大满牵着他家的阿黄来了。刘大满打了个唿哨，很流氓地冲我挤挤眼，又着腰，挺着小肚子，往教室门前一站，说：“谁敢上他妈的莫、莫斯科的课，我就让阿黄咬死他！”
大满显然是想讨好我，不料得到了二满的支持。二满说：“对，我们不能上北京渣滓的课！”
原本准备上课的孩子这时止了步，连梅兰和周革命也站住不动了。阿黄伸着红舌头助威，大满得意地向我笑着。
哨声“嘻嘻”地顽强地响着，我扭头看看，莫斯科在看我们。似乎没人进教室，他就会永远地吹下去。看着这个一头麦草花子的男人，突然间我就难受起来。我想，这个男人其实不算坏，他不是有意到我家勾引母亲的，而是母亲在勾引他。我找大满揍他，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谁叫他被我母亲看上了呢？还有，我一直非常想非常想，做个有文化的人，这样，我就能像周革命一样坐在太阳下，端着架子谁也不理地读书了！不行，我得进教事上课！
我的突兀的举动把二满气坏了，她拦住我说：“梅二转子，你他妈给我站住！”我说：“我他妈偏要上北京渣滓的课！”说完，大步走向教室。这时大满突然揪住我，给了我一拳！他说：“你这个贱货！老子在帮、帮你，你咋就不跟我穿一条裤子呢？”
我捂着流血的鼻子，还是冲进了教室。
教室里出奇地静，莫斯科正呆呆地站在小讲台上。我在一个角落里悄悄坐下，把胳膊端端正正架到桌上。突然一个浑厚的声音响起：“小同学好！”
我愣了一下，迅速站起，大声说：“老师好！”
莫斯科看了我一眼，掏出一条手帕，走过来。我说：“没事！但他还是帮我擦去了鼻血。看到他粘着胶布的眼镜和有些青紫的鼻梁，我低下头去。
莫斯科给我这惟一的学生上的第一堂课是故事课——《灰姑娘》。在这个阴森又混乱的上午，灰姑娘把那诗一般的梦想带到我荒草疯长的心田，让我感动得想哭。故事讲到结尾时，我发现门口挤满了小孩儿，有大满和二满。
这天下午，30多个大小不一的孩子坐进了教室。
大满挥着拳头兴奋地说：“莫斯科！讲灰、灰丫头的故事！”
“我也要听故事！”梅兰说。
二满说：“我想上体育课！”
莫斯科挥挥手说：“静一静！”接着转向我问：“你呢？”
我说：“上音乐课。”
莫斯科认真地点点头，说：“好吧，梅小二同学，上音乐课。”
梅小二同学，这称呼让我觉得多古怪多陌生，好像不是在叫我，而是在叫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么多年，谁称过我“梅小二”吗？
没有！一时间，全班人的目光射向我。他们知道，平时我是不该有发言权的。
我的鼻子有点酸，嘴唇一定在没出息地哆嗦了。莫斯科和蔼地笑笑，那一笑有些俏皮，令我想起《灰姑娘》中的英俊王子来。我突然有了出风头的欲望，我听见一个故作严肃的声音在问：“你能先说说你为什么叫‘莫斯科’吗？”
“轰！”大伙全笑了。
原来出风头能带来轰动效应，尤其是我这种没人瞧得起的人能把大家搞笑，让我始料不及，受宠若惊。我决定深入一步，再接再厉。我得意地盯着莫斯科一脸的尴尬说：“听说你会唱很多洋歌子，就唱给我们听听吧！”
下面又是一片笑。
这回莫斯科也笑了，他清清嗓子，唱了起来：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
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多么迷人的晚上……
莫斯科一边唱，一边打节拍，目光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甜蜜和幸福。他低沉的歌声就像秋夜里天堂河流动的水，泛着淡淡的月光，带着那么一股温润和感动。过去我们一直在唱语录歌，还唱京剧“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突然听到这么一种味道的歌，都被震住了。尤其是这歌是出自莫斯科之口，我觉得世界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花园。我带头鼓起掌来。如果那天要让我们写作文的话，我一定会这么写：“这真是一堂有意义的音乐课……”
要让我母亲上这堂课，她还不定怎么夸莫斯科呢！谁能想到这支好听的洋歌子带来的后果呢？
那天傍晚，我到办公室去我父亲，不巧的是，父亲不在，门上松松垮垮的铁链上挂着把大黑锁。我这才想起，周末到了，父亲又带民兵去天堂河“捉奸”了。明知门锁着，但我还是弓着身子从门缝朝里望。看起来，一个人一旦有了恶习实在难改，就像我爱偷窥，一有机会非做不可。天哪，里面真有个人，是莫斯科！莫斯科坐在父亲常坐的那个位子上，正摆弄一把大算盘。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像铁锅里那被翻炒的不耐烦的黄豆，滚烫得随时都要爆炸。
听到响动，他过来了，推了推鼻尖上的眼镜，从门缝向外瞅。
我说：“嘿！你怎么锁在里面呢？”
他苦笑了一下，说：“这可是个好地方，我在写一篇文章呢。”
我说：“写完了吗？”
他说：“就快完了。”
细长的门缝里，我们眼睛对着眼睛，有一阵谁也没说话。我在他的镜片上看到了一个头发短短的女孩，一个开始长大的女孩。
我忽然别扭起来，说：“你干吗这么看我，是不是觉得我很难看？”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牵出眼底的皱纹和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他说：“你像个漂亮的俄罗斯小姑娘，就是头发太短了，你为什么不留长头发呢？”
我并不懂得何为俄罗斯，但我知道什么叫漂亮。于是，我特高兴，这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漂亮！一高兴，我的话就多起来。我说：“我妈妈不许我留长头发，头发一长长，我就更像黄毛杂种二转子了。”
“上帝啊！”漠斯科叹道。“你不是杂种，你是个好女孩儿。记住，谁再骂你杂种，你就揍他！听到了吗？你的个子挺大。”
我点点头，被他认真的样子逗笑了。他也笑了，一笑，眼镜掉下来，粘着胶布的地方又断了。看着他修眼镜，我不安地说：“上次大满揍你那事，是我不好，其实我不该恨、恨你……”
他宽容地笑笑，说：“没事，你是个好孩子，我知道。”
为了感激他这句话，我说：“我陪你打炮吧，怎么样？”
打炮是在算盘上进行的一种游戏，过去父亲教过我。莫斯科犹疑了一下，随即点头。我跑到后窗，三下两下扯开一张塑料纸，“咚”地跳上窗台，一骨碌就钻进去了。
那天，我们玩了很长时间，谁输谁钻桌子。每次莫斯科两手着地钻桌子时，我都拿着父亲用的木尺在他屁股上拍，喊：“驾！”
玩到最后，我俩手上腿上沾满灰土。我们互相望着，互相拍打，大笑不止。天就这么不知不觉黑下来。我说我该回去了。莫斯科说谢谢你，他说他还要待在里面继续写稿子。
回到家，父亲正在里屋向母亲讲述他们捉奸的经过。说是抓了两对，其中一对是女北京渣滓“天不亮”和本连一名最年轻的排长。母亲兴致勃勃地问，他们在干啥？父亲抹着一脑门儿汗说，还能干啥。母亲就缠着父亲说清楚。父亲说那女渣滓坐在排长的腿上。母亲说坐在腿上干啥？父亲已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了。母亲就破口大骂：“软蛋！就数你没用！是人都比你强！”
幽暗的灯影下，有一个小小的脊背冲着我，是梅兰。她在膝头上正一遍遍玩着一副用硬纸板做的扑克牌，我一过去，她吓得打了个激灵。
躺下后我很快睡着了，半夜里突然听到有人在哭。是梅兰的哭声。我捅捅她，她醒了，随后又睡去。
第二天，我准备去上学，梅兰还在睡着。这可不像好孩子梅兰的表现。我叫她，母亲说叫她干啥，不上课了。我说怎么会呢？母亲说，你不知道吗？莫斯科下台了。
我这才知道，莫斯科反锁在办公室里是在写检查。他被人告到了场部，说他唱下流歌曲，毒害革命后代。
那么优美动听的歌子怎么说是下流歌呢？是谁告发了莫斯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