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客人

父亲一生气，就上水利工地引水去了。失去了管理北京渣滓的特权，父亲待在连队怎么都不痛快，左右不顺眼。他总说，看着吧，没有我，那群渣滓早晚得惹事。

父亲刚走，母亲就决定请一次客。

我们家是从不请客的，母亲的大方让我和梅兰感到既惊喜又意外。我问：“客人是谁？”

母亲说：“少问！”她把我和梅兰叫到跟前，吩咐道：“小赤佬，你摘菜洗菜，收拾屋子；梅兰，你给我当监工！”

母亲是偏心眼，总是向着梅兰。

深秋刚下过第一场雪，阳光很好，空气丝丝缕缕透着清新。午后有一只雀儿在窗外叫着，好像在说：“来客了！来客了！”

家里有客人来多好啊！看，玻璃窗擦得挣亮，土墙上贴了几张新买的画，床上换了干净床单，桌子上摆着糖果和瓜子，屋子里充满肉香味儿，多好啊！

那天，我干活格外卖力，母亲的要求也格外严。平素包饺子只要能捏在一起就行，这回不。母亲一个一个仔仔细细检查，我包坏的都被淘汰到一边去了。什么样的客人让母亲这样精心？

一切准备停当，母亲开始梳妆。她从箱底翻出那件宝石蓝缎子夹袄，在脑后绾了个髻子，而后取出她那只锁在箱底的红色胭脂盒，对镜涂抹。母亲的这只红色胭脂盒从不让我们碰一下，有一次我偷偷拿出来看，被母亲打了一顿。大家都把这盒子当作母亲的宝物。

打扮完毕，母亲起身去看表。她的步子轻轻的，脸上带着妩媚的笑，天哪，你们肯定难以想像我母亲此时是多么漂亮！

我那一向爱美的姐姐梅兰也穿戴一新，两条小辫上还系着红头绳。母女俩得意洋洋。我看了一眼梅兰，不想理她，却有意对母亲说：“你简直就像白骨精！”

母亲在我头上揪了一把，没揪住。我那头上实在没有太多的内容。母亲并不生气地说：“小赤佬，快去！把梅兰那件红衣服换上！”

母亲高兴的时候，对我总比平时亲切一些。可是梅兰却说：“我的红衣服那么小，她又高又胖哪能穿得上？”梅兰不想借。因此我只好趁着母亲还亲切的时候提了要求，我说：“我的鞋破了。”

极要面子的母亲果然说：“好吧，你从皮夹子里拿些钱，去买一双。”说着，又找出她的一件碎花旧线衣给我。

我真是快活极了。究竟什么样的贵客能让母亲如此大方？

当一副黑边眼镜从我家门前闪过时，我知道了，这客人原来是莫斯科。莫斯科因为获了奖，刘满富拍他暂时帮忙搞宣传，所以他没上水利工地。这令父亲更加不快。莫斯科很客气，带了一本故事书（以后我才知道是《安徒生童话选》）。我刚要去抢，他说你看不懂，说着，摸摸梅兰的小辫子，把书塞给她了。其实梅兰也不识几个字，但她装作有文化的样子，礼貌地说：“谢谢。”“看完了我那里还有。”莫斯科对她说。

母亲挺高兴，夸莫斯科为人宽厚，夸他才华出众，还说他不像北京渣滓。总之，那天母亲话很多，并且是咕咕哝哝地用上海话说。说完了笑，一对笑涡闪闪烁烁放光。笑完了又唱，唱沪剧，也唱京剧，我从不知道母亲还有这种种能耐。

莫斯科是个会唱歌的人，可那天很安静。他一直坐在那里看母亲表演，梅兰不时跑去请教他这个字咋念，那个字咋念，他—一教给她，样子认真极了。他自始至终没拿正眼看过我，也不跟我说话，这令我窝火。一生气，我就埋头吃菜，拣好的吃。弄得母亲极恼，但我知道她又不好在人前发作。我的脸皮要想厚是厚得起来的。吃完，我就抓起扫帚扫地，扫得尘土飞扬。母亲喝道：“你疯了吗？”我说我没疯，我在学雷锋。

莫斯科尴尬地笑笑，起身要走。母亲留他喝茶，莫斯科说：“不了。”他出门前，问梅兰：“好看吗？”

梅兰说：“好看。”跟我一样没文化的梅兰竟然说这种好听话，真虚伪。

莫斯科一走，整个屋子立刻沉寂下来。母亲背对着门，一张脸罩在昏暗中。母亲就那么久久地站着，一声不响。我那偷窥人的习惯又来了，我从暗影里观察她，发现她露着一口白牙，在笑！

母亲有问题了。

果然，隔了没两天，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母亲问梅兰书看完了吗？梅兰说没。母亲说既然你不认字，就把书还给人家吧。梅兰说，我不会请教莫斯科吗？母亲一把夺过书去，对我说：“去，看看他在不在。”

我一溜烟似的跑了去。不一会儿，我就回来报告母亲，莫斯科在画画儿。母亲问：“一个人吗？”我说：“一个人。”

母亲换上宝石蓝缎子夹袄；夹着书出门了。

这一去去了很久，不见回来。已到吃中饭时间，我问梅兰母亲为什么不回来呢？梅兰气呼呼地说，你问我我问谁！你这头蠢猪！

我又怎么蠢啦？我质问她。梅兰说，你要不蠢，怎么会问这种活！

我说我不仅要问，还要去看看她在干什么！

梅兰突然不说话了，两只不大的眼睛盛满从未有过的忧郁。

好孩子梅兰经常拿出一种大人才有的表情，让人好笑。但我顾不上笑了，飞快地跑了出去。

北京渣滓住的片区此时静悄悄的，我数着一座座相似的地窝子，摇摇晃晃向莫斯科的宿舍奔去。

刚走到岔路口，见一个穿蓝衣服的人挑着一担水站在莫斯科宿舍门前。瞧那顶扣得低低的翘了边的黑帽子，我就知道是谁了。

在我们连，只有一个人戴黑帽子，革命群众都戴黄军帽，哪怕旧得发白了，也是军帽。这个戴黑帽子的女人姓白，外号“美女蛇”。她站在那里干什么？真奇怪。我想起二满说的话，最近她跟莫斯科搞上了。美女蛇是破鞋，过去在北京某乐团当演奏员，因为勾引他们团长被劳改，送到新疆。这点一连男女老少人人皆知。可男人们偏偏犯贱，见了美女蛇不多看两眼就活不下去。许多年前美女蛇跟那帮男渣滓在一起干活，结果搅得渣滓队日夜不宁，男渣滓们为了她三天两头打得头破血流，其中偷儿最为勇猛。偷儿用他的拳头把一切想接近美女蛇的同伴都打倒后，自以为畅行无阻，危险全无，开始得意洋洋走近美女蛇，不料美女蛇根本不理他。有段时间，偷儿迷恋美女蛇已到了不吃不喝丧失理智的地步。美女蛇上厕所，他能跟到厕所；美女蛇晚上睡觉，他可以在人家屋门口站一宿。因为美女蛇，一些老革命的后院也战火频频。刘满富为此相当恼火，镇压了又镇压，惩罚了又惩罚，最后干脆把美女蛇调出渣滓队，弄到他家当了保姆。现在美女蛇在园林班积肥，一个人单干。

早有人传说美女蛇和刘满富有私情，这事我不大相信。刘满富一个堂堂连长，怎么会看上这么个渣滓呢？倒是美女蛇通过二满想巴结刘满富，我看得一清二楚。美女蛇曾给二满送过一盒“万紫千红”润肤育，我亲眼看见刘满富带着二满退还给了她。刘满富还训斥美女蛇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不许你来缠二满！

美女蛇不改。只要在孩子堆里发现二满，她就走不动了。好几次我们玩跳格格和抓石子，她都帮着二满赢了我们，让二满大长面子。这个女人精得很哩。后来我火了，硬是把这个女人打败了，二满就不高兴了，骂美女蛇蠢，不让她帮忙了。即便如此，美女蛇还缠着二满不放。有一次，二满说了我的坏话，我打算暗中收拾她一顿，就在我家柴垛下精心制造了一个“陷阱”。玩捉迷藏的二满正好躲在了那里。美女蛇路过时看到后大叫：“二满！你出来！”二满火了，学着她老子的话骂道：“管你俅事？你暴露了我的目标！”

美女蛇冲过去把二满拉了出来，自己却被轰然倒地的柴垛压在了下面。后来还是我父亲把她弄了出来。

总之，我对美女蛇没啥好印象。看她走起路来挺着胸脯扭着屁股那股子骚劲儿，我想难怪她会蹲监狱呢。她整天扣顶破帽子遮着，会不会是个秃子呢？

这天，美女蛇看见我后，连忙偏过脸去。这个女人从不跟我说话，不像其他北京渣滓，见了革命群众总是点头哈腰，很恭顺的。

做个屁呀，臭渣滓！我一生气就堵到路中央。那路狭窄窄的，美女蛇气喘吁吁走到我面前，我偏不给她让路。她迟疑了一下，挑着水扭身就绕到边上去了。她这副样子更惹我怒，我想，你一个破鞋凭什么不理我？

我拣起一块土疙瘩，“嗖”地向她的红色木桶击去，啊哈，中了！

一些水从桶里溅到地上，弄湿了她的裤脚。

我带着一种胜利的喜悦去敲莫斯科的门。手还没落到门上，我就听到女人的哭泣声。是我母亲。

母亲用上海话说，她无父无母，小小年龄就从上海弄到这里，在新疆遭人歧视，没一个朋友，常常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天哪，母亲怎么能这么说？

母亲说，她喜欢有文化的人，可这里的人都很粗。当她得知莫斯科的祖籍是上海时，她特别激动，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天哪，母亲怎么能这么想？

母亲声泪俱下的诉说，让我听了感到十分的滑稽，又十分的不过瘾+这就像放电影只让我听不让我看一样。不行，我得找个有利地形，通过小天窗看看她是什么表情！

这一看，不要紧，吓得我几乎叫起来！母亲竟然跪在莫斯科脚下，抱着他的腿。母亲说：“你救救我吧，我不想跟梅老贵过了，他不是男人……”

莫斯科紧张地说：“你放开我！有话你站起来说！”

母亲说：“那你答应我！”

莫斯科说：“答应什么？”

母亲说：“其实你也挺孤独，你需要女人，不是吗？我可以给你，我不会像那个姓沈的……”母亲往莫斯科身上靠。

莫斯科低着头，一动不动。

母亲开始抚摸他的头发，娇滴滴地说：“亲我一下，我的才子莫斯科仰起脸来。

这时我的心抽搐起来，有点喘不过气了。莫斯科啊，你怎么能跟偷儿一样呢？我的手一抖，一块土坷垃从小天窗落到屋里！母亲像一个稻草人被弹出好远，一声尖叫。接着“哐当”一声，屋里亮了，莫斯科扶着低矮的门板，躬腰跨出门槛。

我呆呆地坐在房顶上，仰望苍天，突然想哭。

可到了第二天，我就把什么都忘了。做晚饭时，母亲说，你去生火吧，我说，行。不知咋的，平日里我家那泥火炉一放进柴就呼呼响，现在竟然直往外倒黑烟，呛得我连连咳嗽。我说这炉子出问题了。母亲探着脑袋看了看，皱着眉头说：“梅老贵不在，找莫斯科来修吧！”我说：“好！”

不一会儿，莫斯科便跟着我来到我家。母亲满脸欢喜，客气地又让座，又递烟。在莫斯科干活时，母亲一刻来离左右，一会儿给他挽袖子，一会儿给他递毛巾擦汗，还泡了一壶糖茶。莫斯科极不自然，他一脸汗水，低着头不着母亲。修好炉子，莫斯科喝了糖茶就走。母亲留他吃饭，他怎么也不肯留下＿莫斯科走后，母亲又坐在床头的暗影里笑。

凭感觉，我们家又要出事了。说不定我父亲又会什么地方“受伤”。而我，将会成为比刘大满还臭还孤立的人。不行，我得采取点措施了。劝母亲肯定是没用的，只能挨骂，而梅兰是个老好人。

现在推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莫斯科这个臭渣滓从母亲身边赶走！

赶得远远的！

上次在偷儿那里吃了亏，都怪我势单力薄。如果我有几个哥儿们帮忙，就不会那么惨了。谁肯给我帮忙呢？梅兰？二满？还是周革命？

我去找了周革命。这个清高的男孩讥笑我说：“唏，打架呀，那是啥人干的！你该去找刘大满。”

周革命的样子惹怒了我，于是我一转身就向连队南面那座黄褐色大土坡跑去。只要爬上坡，就可以准确无误地知道刘大满的所在位置。因为几乎每个黄昏，这个不良少年都会同他的狗在公路上赛跑。有时跑着跑着，连人带狗栽在厚厚的土里。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半个钟头，那埋在虚尘里的人一动不动。不过你别以为他被摔坏了，他是睡着了。直到一辆拉水的老牛车吱吱呀呀经过那里，这个不良少年才像出土文物似的，被挖出来。

在天堂河，大满是另一个被孤立的坏孩子。

所以当我求助于他时，他意外地惊喜。我说这事得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大满点点头，结结巴巴说：“不过，我还是想知、知道你为啥要收拾莫、莫斯科。”

刘大满现在长得又高又胖，大小伙子一样。嗓音也变得又低又粗，一双细眯眼看起人来古里古怪。唇上冒出一圈细密的茸毛，黑乎乎的。他这副样子看起来更像个不良少年了。我说你到底帮不帮忙，他说：“帮、帮！梅二转子，你让我上刀、刀山，下火海，哥儿们也干！”

傍晚，我策划的打架事件在天堂河畔的胡杨林里如期进行。

说是打架，其实莫斯科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大满掀翻在地，一顿暴打。一切进行得迅猛而顺利。我躲在树后，几乎来不及捕捉莫斯科那短促的叫声，一切都结束了。这时，我跳出来，将一片写着“再跟我妈说话，小心你的O”（“脑袋”二字我不会写，就画了个小人头）的烂树皮，摔到他鲜血涌淌的脸上。

我和刘大满得意洋洋回家。走到路口要分手时，大满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我说你干什么，甩开他。他“嘿嘿”笑了，露出一排大黄牙，目光有点古怪地望着我胸前说：“你那里藏着啥好吃的？”

我的脸就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