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莫斯科
父亲现在把他所有的怨恨，都转移到取代他的莫斯科身上。
父亲一连几天嘟哝，你别看他斯斯文文，其实思想很坏。他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逃到台湾去了，他因为在大学里写反动诗被打成右派，才跑到这里蹲监狱！他为啥叫莫斯科？就是因为唱老修的下流歌！他勾引场长丫头，呸，流氓！
从去年冬天那个夜晚之后，我再没见过莫斯科。都说他断了肋骨后快瘫了。所以再见到这个戴着黑边眼镜挺着脊背的男人时，我就满怀狐疑。他怎么就站起来了？这个人上班下班，总是走在人群后面，脸上挂着与这个世界不相干的淡漠。凭感觉，这种人确实顽固。父亲没说错。
后来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他还不错，也许是傻，谁知道呢？在那个物质极度匾乏的年代，一个孩子对一个成人的认识常常来自于物质。比方说打饭吧，人家是下班后就往食堂赶，谁赶晚了还要硬往前插队。可是莫斯科却不，总是不慌不忙站在最后，手里端着只大白缸子。有几次我被人挤出队后，我就乘机插到他前面。
有一次，连队改善伙食，煮了一锅羊杂碎汤。母亲让我去打饭。自从农场遭受旱灾粮食告紧后，母亲就让父亲入了大伙，想将来再怎么困难，公家总会有办法。谁知我去得那么早，还是有一长队人排在了我前面。站得两腿发酸的时候，我终于端着一碗漂着油花的热汤，带着大功告成的喜悦挤出人群。不料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站在前面的刘大满突然说菜票丢了。身后有两个革命群众立刻扭住出院不久的偷儿质问起来：“是不是你偷了大满的菜票？……”
捧着一口小铝锅的刘大满，胖脸上眨巴着斜视的小眼，蔑视地对偷儿说：“拿出来吧！掉蛋老贼！”
住了好些日子医院的愉儿现在瘦得简直没了人样儿，一副空架子，连路都快走不动了。被掀了耳朵的他“哎哟哎哟”地叫了几声，说：“我没偷！谁要偷了，谁是婊子养的！”
其中一个革命群众是尕蛋子的叔叔马排长，马排长说：“那好，搜身！你们这种人狗改不了吃屎，不见棺材不掉泪！”说罢上前就要扯份儿的裤腰。
这时莫斯科突然弯了下腰，指着脚下叫起来：“这是谁的菜票？”
因为我一直在注意着这个男人，当然我就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菜票扔到地上呢？真够狡猾的了，他竟然替偷儿作假！我刚准备站出来揭发莫斯科，这时大满一把抓起地上的菜票，同时像他父亲刘满富那样，警惕性很高地瞪着莫斯科，说：“臭渣滓，你们是不是同伙？”
偷儿扭着干瘦的脖子说：“谁跟他丫挺是同伙？他是右派！
流氓！“
真不知好歹！我想，这种人不该得到同情。而莫斯科也活该，谁叫他帮着偷儿？
刘大满这时盯住了我的碗。他说：“梅二转子，把你的汤借给我。”说着就夺过去。一些热汤溢到我手上，烫得我发抖。这时，我听到偷儿的惨叫：“妈呀！”
偷儿瘫坐在地，裆部热气腾腾，像笼了一层白雾。大满站在一旁，仰着胖脸，哈哈大笑！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我冲上去喊道：“刘大满，你赔我的汤！
赔我的汤！“
大满说：“梅二转子，偷儿都把你妈偷了，你还给他站岗，我这不是替你报仇吗？”
大满是个无赖王八蛋，他不会给我还汤，可我该怎么办呢？我走到那片渗着肉汤的地方，去拣一些细小的肉花子，这时大满身后的阿黄“嗅”地扑过来，伸出血红的舌头，“吱吱”地舔起来。我禁不住呜呜地哭开了，这让我如何向母亲交代呀！
正哭着，有个人过来，把半缸子热汤倒进我的碗。我端着碗，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手里的碗的确像方才一样，热腾腾的，飘着扑鼻的香味儿。我破涕为笑，去找那个人。那个空着缸子的人走了，留给我一个挺直的脊背。
这件事隔了很久，我告诉了母亲。母亲十分惊讶，说：“莫斯科有这么好？！”
对从不说人好话的母亲来说，这句话已是很大的赞美了。但我想，莫斯科这么做不过是为了巴结父亲而且。
不久母亲对莫斯科的赞美就更慷慨了。有时远远看见莫斯科扛着铁锨从我家前面的小路下班回来，母亲不论忙什么，都会毫不犹豫丢下手中的活儿，透过红柳栅栏向外张望。有一回灶上的油锅着了火，几乎燃了草棚。聪明的母亲一次次有新发现，第一次她说莫斯科的头发是三七分，跟其他北京渣滓野蛮的光头不一样。
第二次，母亲说他的指甲是干干净净的，还穿着袜子，这种男人在过去都是大户人家有钱有身份的。她说，沈家姑娘算啥？要胸脯没胸脯，要屁股没屁股，凭啥甩人家！
我也站在红柳栅栏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些呢？
秋天来了，没有秋雨。往年这个时候，粮场上堆满小山似的玉米和葵花，天堂河农场的上空从早到晚飘荡着新鲜浓烈的庄稼的香甜，人们脸上都带着秋风染过的金黄的喜悦，但今年情况大不相同。炙人的炎热毫不退怯，太阳光子整天白花花地晃着，照得人晕乎，各连队的玉米地、葵花地到处可见大片的空白和夭折的小苗，收获的庄稼实在不多了。这真是一个散淡的凄凉的秋天。
没有多少粮食可收，刘满富就吩咐渣滓队去砍柴。当天堂河西岸那片密集的胡杨像一群伤兵横七竖八躺倒在战场上时，场里来了指示，要求各连集中力量搞宣传，迎国庆。出黑板报或墙报，参加全场大赛，成为重中之重。
可是，谁来承担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呢？一连的革命群众中，读过书的加起来不超过五个。有文化的指导员调走了，刘满富才上过半年私塾，父亲是惟一上过三年学称得上学历最高的人了。
为了挽回前一阵地接二连三失去的面子，父亲在支部会上拍胸脯说：他来承担出墙报的任务。可是当他在连部黑默默的墙头晒了一个中午后，便有了力不从心的失望。这时顶着一头汗花子的父亲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让莫斯科干。当然，这事不能让连里知道。
此后，一连几个中午，当人们午休时，莫斯科就站在了连部房头那块刷了黑漆的水泥墙面下。墙面正对着太阳，若干条细细的裂缝就像一些饥渴的血管。父亲拎着烟袋，哈欠连天，蹲在屋檐下的阴凉地监督。趁母亲不注意，我也悄悄跑去着莫斯科出墙报。
反正没人跟我玩，我总得给自己找点乐子吧。你别说，这个北京渣滓还真有两下。从前我一直认为，北京渣滓全是些坏蛋草包，可那天看了莫斯科画的画，我心里好生羡慕。我什么时候才能画出这么美的图画呢？只是父亲总不满意，一会儿嫌他把字写小了，让他改大；一会儿又让他把荷花换成梅花，梅花再换成红柳花，最后画山水。画了山水，又说资产阶级情调，太不严肃，再改项。五星红旗……每挑剔完一通，父亲就靠着墙头呼呼小睡一场。
在我看来，父亲纯属刁难，根本就忘了他是在求人。莫斯科有两次同父亲争起来，但父亲抚着脸说：“别废话！就按我说的做！”
莫斯科站在一条快散架的长凳上，涂啊改啊，后背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最后变成一张地图。我站在太阳地里，望着莫斯科晒焦的面孔，真是同情。
这天中午，母亲突然来了，让父亲回去休息，还提了只铜茶壶。
母亲很久都没有这么细心地对待过父亲了，父亲受宠若惊。父亲回去了，母亲留下来当监工。母亲让我也回去，我假装跟着父亲走了一段，待昏昏欲睡的父亲只顾往家赶时，我就跑了，爬到连部的房顶上。根据以往的经验，房顶是个有利地形。你看不见我，我能看见你。
母亲这时已站在了莫斯科身边。母亲先是耳语般地发出小小的惊叹：“啊，多么美呀！这字！这画！”
莫斯科没说话。
母亲就往前凑凑，眯着眼望望天，说：“这么毒的日头，这时候出墙报，还不把人晒坏了？”
莫斯科这回礼节性地笑笑。
母亲也不再说什么了，掏出一条白色的小手绢，一边毫无作用地遮在额前，一边看莫斯科画画儿。一向视太阳为大敌的母亲竟能安安静静地站在太阳下，看一个北京渣滓画画儿渐鲜。可能是因为孤僻的天性，也可能是因为我所处的环境，从来就没有哪个人喜欢过我信任过我，造成了我过多的猜忌心，从五岁时我就养成一种窥视人的习惯。我常常躲在一个不被人发现的角落偷听人家讲话，或偷看人家做事。想来大多时候并无目的，只是一种爱好罢了。
现在，当我弓着脊背忍着暴晒从房顶向下俯视时，发现母亲半掩在小手呢下的目光有些痴迷。母亲已不再看莫斯科画画了，而是直愣愣地盯着莫斯科的屁股。莫斯科这天穿着一条后面补补丁的黄军裤，上穿一件白色短袖运动衫。因为天热，他裤腿绾得老高，露出两条修长的小腿。他腿上的皮肤很白，因而那些密密的汗毛看起来又黑又浓……
母亲的目光比太阳光子还耀眼。
我的心被她的目光灼了一下。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久久地看莫斯科的腿，就因为我父亲的腿是没毛的？
这时，专心画画的莫斯科突然“呀”了一声，毛笔落到地上。我忘了自己是在窥视，刚要跳下去为他拣毛笔，眼明手快的母亲已拣起了那只笔。母亲说：“脏了，我去洗洗。”
莫斯科说：“我自己来。”
母亲说：“我来！”
两人夺了两下，母亲把莫斯科的手推开了。
母亲带着孩子们才有的干劲去房头下的阴凉地洗笔去了。这边，莫斯科望着母亲用茶水冲洗毛笔。
母亲拿来了干净的毛笔，同时，也提来了茶壶。母亲说：“喝点水吧。”
莫斯科接过水壶，向母亲道了谢。
母亲又递上自己的白手帕，说：“擦把汗吧。”
莫斯科扭过去的脸这回有点迟疑。我母亲看出来了，抿嘴一笑，举起细白的手臂，就在莫斯科额上擦了起来。
莫斯科又说了声“谢谢”，这回声音很小。我看见他偏着身子，有种极力躲避母亲的味道。
母亲又抿嘴一笑，头歪着，那样子真是妩媚。我敢说，我父亲一辈子都没见过他美丽的妻子有过这么美丽的微笑。
第二天中午，母亲又自告奋勇去当监工。出门前我注意到她换了件碎花衬衣，并在那只盛满水的铜茶壶里舀了两勺糖，就走了。
事情的结果是，在这次全场黑板报和墙报大赛中，一连获一等奖。父亲兴奋得当场就要冲上主席台去领奖，但这时刘满富却大声叫道：“莫斯科！”重用北京渣滓走入宣传文化阵地，这在全场都是新鲜事！场里对此十分重视，狠狠表扬了刘满富，说他改造教育新生人员有功。父亲呆若木鸡。从他发颤的嘴唇，你就知道他有多么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