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离婚
母亲与父亲的关系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分床而卧，随之连东西也开始分了。我家最金贵的是每月从连队领到的口粮——大半袋玉米面，一瓶清油。母亲拿去多半的面和油，剩下极少的留给父亲。起先，母亲做好了饭，我还自我感觉良好地去盛饭，突然她把筷子敲到了我的手上，说：“叛徒！”我极尴尬。梅兰冲我同情地说：“谁叫你当王连举呢。”
是啊，谁叫我当王连举呢？真令人羞愧。
因为我的背叛，母亲不再管我吃饭的事。原以为我背叛了母亲，父亲会认为我对他忠实，没想到他也不理我了。过去，他见了我，有时还会拍拍我剪得秃秃的头，但现在他见到我像没见到一样。
我里外不是人。
最让我难受的是，从前跟我玩的那几个伙伴也不理我了，见我就吐唾沫，骂我是“婊子养的”。我又多了一个外号：小叛徒。原来我站岗的事刘二满知道了，传得沸沸扬扬。我不懂“婊子”这个词的准确含义，但天堂河的大人小孩都知道“婊子”比流氓还流氓，比破鞋还破鞋。人们看不起我也就罢了，可父亲大小是个副连长，怎么能名誉受损呢？
这天下午，我从周革命家的篱笆墙下过，坐在里面看书的周革命突然扔出一个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话：刘二满说你妈和偷儿睡觉了。我再蠢也明白这个睡觉与平常我们说的睡觉不一样。我已经年龄不小了。况且是一向傲慢的周革命给我写的这个纸条，说明问题相当严重了。我把刘二满揪到一边，举着拳头说：“你再胡说，我就砸烂你的狗头！”
二满知道我根本不敢动她一指头，于是偏过无耻的小黑脸，说：“砸呀，你要不敢砸，你就是婊子养的黄毛杂种小叛徒！偷儿把你妈睡了那么久，你还给他站岗放哨，傻子！”
我一下没话说了。
看来我和梅兰都受骗了，偷儿根本不是什么地下工作者，而是流氓！我要找这丫挺算账去！不是他，伙伴们怎么会离我远去？
不是他，父亲怎么会被人骂作“王八”？梅兰从来都是个老好人，她说：“偷儿是打架高手，你根本打不过他！要去你去吧，反正是你站的岗。”
我去就我去。
我趿着父亲那双又大又破的解放鞋，一路走得尘土飞扬，汗珠子甩成八瓣。踹开偷儿宿舍的破门板，不料屋里没人，脚上的鞋子被撕裂了。妈的！我又气又恨，像一只受困的母狼在偷儿宿舍门前窜来窜去。突然想到偷儿拉木头去了，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的，不如到胡杨林找他去！但不能就这么去，得带家伙。思来想去，我觉得弹弓最有效。一是我技艺过硬，不能说百发百中，起码八九不离十。二是不贴近目标，不易被人发现。我那把枣木弹弓又光滑又结实，是北京渣滓丁罗锅用来打鸟的，被我从他女儿小油菜花手里骗了来。
主意拿定，我揣上枣木弹弓就出发了。
此时暮色降临，天堂河畔陆陆续续走过一些收工的北京渣滓。
我躲在一棵驼背老胡杨后面，向着那条通往连队的必经之路观望。
我等啊等啊，等到幽绿的林消变成灰绿，又变成深灰，等到鸟儿的调鸣稀淡下去，但，还是不见偷儿的影子。衣袋里的石头蛋被我数过来数过去，一颗颗都是我精心挑选的，灼热得像出膛的子弹。枣木弹弓早被我攥出汗来，听得见指关节在“咯咯”作响。随着我的心跳不断加快，有“呼啦呼啦”的声音渐渐入耳。我伸长脖子一瞧，哈，偷儿来了！
偷儿穿一件黑帆布工装，弓腰拉着一车胡杨木，老远就能听见他粗重的喘息声。我瞄准目标，近了，更近了。只是他始终垂着棕色的卷毛头，这让我不太好办。潜意识中我排斥一切卷头发的人。
本来我准备选择他的下巴射击，但现在我控制不住激动了，“嗖”地一声，那枚光亮的黑石头飞向他的卷毛头！
“啊！”我的目标叫了一声，车把子高高吊起。我慌忙逃窜，这时偷儿机敏得像一条响尾蛇，“刺溜”过来。他说：“臭小子，你站住！”他以为我是个男孩。在幽暗的密林中，我们从这棵树绕到那棵树，绕来绕去，我终于跑不动了。只见偷儿左额上盛开着一朵大花，花心幽暗，涌动着鲜嫩的红色。那花儿迅速变大，花瓣飞零，落到他脸上，肩头，又一片片飞到地上！
他大喘着粗气，甩了一把手上的血，双目圆瞪，一张脸呈现出猪肝色！他咬着发白的嘴唇，恼怒地说：“原来是你这小杂种！你干吗打我？嗯？！”
我紧紧贴住一棵小树，背后是铃档刺，有一千根针一起扎向我。我痛得尖叫道：“因为你是流氓！你是渣滓！”
“咚！”一只沾满鲜血的大拳头向我砸来。只觉眼冒金星，天地旋转，我倒在铃裆刺上。接着又是两脚。我隐隐听到偷儿的声音：“你还敢打我！小杂种！你比你老子还凶啊！哼，再不老实，我端死你！”“咔嚓！”那个枣木弹弓在偷儿的手心中断了。
我想坐起来，但却起不来；想喊，嗓子眼里好像堵了一大团腥乎乎的东西。后来直到一阵风把桔树叶吹到我脸上，我才觉得眼睛很痛，睁不开了。我用袖子把脸上的血一抹，一瘸一拐沿着通往连队的路走去。
我恨！恨偷儿！恨一切北京渣滓！
我弓着腰，两眼盯在芦苇丛生的沙土地上。我想寻找一个士牛的窝穴。难过的时候，我就爱一个人在荒僻的白沙地上走来走去。如果是春天，下过雨后说不定还能采到一两个白嫩撤的蘑菇。
现在已是秋季，刮风的日子多了起来，白沙地被弄出许多奇特的波纹。在这些波纹间，有一些让人感到亲切的印迹。比如，那细碎精致连成一串的脚印是四脚蛇留下的，那轻巧美丽犹如梅花状的河子是一种叫土鸟的家伙走出来的。除此，那种黑乎乎臭兮兮被我们称作放屁虫的大甲壳虫爬行的印子，野兔们逃跑时踏出的一种较大较深的蹄印，以及蜘蛛们留下的纤细脚印……我都认识。
从这些印迹，我看出这片沙土世界的小动物们的另一种生存状态。它们活得也很艰辛。就说野兔子吧，时不时一场沙尘暴就能把它们精心建造的家园全部覆没。而在它们无家可归、东躲西窜时，在沙坡的另一面或许就有几只乌黑的铁夹子正窥视着它们有时早晨我还看见它们安详地蹲坐在草丛前令我眼馋地嚼着一段嫩玉米，傍晚它们已变成哪户人家桌上的一堆骨头了。
土鸟们是不是活得就快乐呢？看到落在沙土上那些优美的梅花印，从前我是羡慕过它们的。可这种土里土气头上竖一撮子羽毛的鸟儿，天性似乎是羞怯的，它们不擅言谈，缺乏麻雀们的精明也没有百灵的歌喉，这个家族不大的鸟类，祖祖辈辈都在沙漠上飞啊飞啊，可从来没有飞高过。飞个五六米准会落在沙坡的另一面因而它们总也没能飞出沙漠的囹圄。
在我看来最自由的鸟儿，却是最孤独的。
蚂蚁也让人同情。过去我一见它们排着队，驮着巨大的东西浩浩荡荡地向什么地方出发，我就要想，土乌长着翅膀都没飞出去，你们能搬到哪里去呢？在这片死寂的戈壁上，它们好像是个事理想有抱负的集体，显得过于精力旺盛，也显得太不安分，一年里足足有三个季节都在搬家。有时候早晨它们还在一个沙窝窝里挪动，到了中午它们已走到戈壁中间的一条小路上了。它们最终搬出沙漠了吗？肯定没有。严酷的自然界似乎注定就要把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摧毁消亡掉。
做野兔免不了被人吃，做土鸟会困在沙漠里，做蚂蚁会累死在异乡，做什么好呢？
四脚蛇吗？四脚蛇实在是丑了。太丑，也招人眼目。有一段时间，刘二满和她哥刘大满专打四脚蛇，打折一条腿后，就用钉子钉在墙上，晒肉干。可怕极了。
想来想去，我就觉得当土牛好。
土牛其实是一种软体小虫，灰头土脸，它们的窝常常是一个不让人注意的小土包，就像刚刚萌出了肉芽的小蘑菇。光光的土包上有一个细小的眼，大概是它们的天窗吧。采不到蘑菇的时候，或者刚刚挨了母亲或大满他们的打骂，我就要去破坏一个土牛的窝。
我把土牛们从深深的土里挖出来，扔到沙土上，看它们扭动着细小的身子在太阳下挣扎，看它们将脑袋使劲扎进土里，然后一点一点将自己湮没，我就浑身有了快感。连我这么软弱无能遭人欺的人，都要想着再整治另一个比自己更弱小的动物，可想，人都有着恶的一面。
其实，我是嫉妒土牛们过得比我自在，不会有谁注意它们，它们也不会遭谁伤害。能躲到深深的地底下，多好啊。
我坐在沙坡上，肚子咕咕叫着，等待着天黑下来。天黑下来，父亲就会从工地上回来了。父亲会管我吃饭的事吗？我不敢肯定。距离我们不远的荒野正将深秋干燥的寒意悄悄渗透过来。我知道，不久下一个冬天就会来临。多少年来，我似乎一直在过着冬天，或者说，冬天一直像冰窟窿那样暗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等待着我的坠入。
“咚！咚！咚……”有人朝这边走来。我揉揉胀痛的眼睛，去寻找那个声音，发现果然是父亲扛着铁锨过来。我准备叫他一声“爸爸”，可是看到他黑着的脸，不敢吱声了。
不料他却说话了：“小赤佬！你的眼咋啦？”父亲这个土老帽到底是上海女婿，他也学着母亲这么叫我。我从出生就一直被母亲称作“小赤佬”，我有名字，可她偏不叫。
我装作轻松的样子，说：“捉迷藏碰的。”
“咋会碰成这样？”父亲审视我。我连忙低下头去，我说：“真的。所以我就不玩捉迷藏了，玩土牛……”
“玩土牛？”父亲还是半信半疑。
我说：“对，土牛好，土牛能把自己藏起来，别人看不见。”
父亲放下铁锨，吐了口气，突然拍拍我的光脑袋，说：“是吗？你小小年龄，咋懂这么多事……”
我懂事吗？如果懂事我还会干种种傻事吗？我一下哭起来，真好笑，我竟然哭了。我说：“我有罪，我不该为他们站岗放哨父亲用粗黑的手为我抹了一把泪，脸上绽出久违的笑意。他说：”你一个小赤佬懂啥！“说着，手伸进裤兜，摸着拳头问我：”猜猜，我手里是啥？“
我疑惑地望着他，摇摇头。难道父亲还会有什么好东西给我这种人吗？要知道他是很疼爱梅兰的。
父亲的手一下伸出来摊开了，打着研子的汗津津的手掌上，有一颗糖。在傍晚昏黄的光下，那糖粒圆滚滚的，罩着一层灰尘，显出苍老的暗红，像似经历了很多岁月，刚从土里挖出来的。
“哪儿来的？”我转悲为喜。我已很久没吃糖了。
父亲说：“拣的。”
这年头谁会丢糖呢？我真替那个人感到惋惜。我从父亲手掌上取过糖，擦也没擦，就塞到嘴里，啊，真甜哪！
父亲望着我，我看见他一双皱巴巴的老眼里全是饥渴，父亲一定也很久没吃糖了，我想，我干了那么多坏事，他却把糖给了我，我怎么能一个人吃这块糖？我从嘴里吐出糖来，说：“你吃吧。”
父亲低下脑袋，在那块糖上轻轻舔了一下。
我和父亲终于结成了互助组。每天他做饭，我帮着烧火添柴，除此，我还给父亲洗洗衣服什么的。家里的几只鸡我不喂了，母亲让笨手笨脚的梅兰照应。也就是说，鸡属于她俩了。
那段时间，我们家少有的清静。父母每天的较量似乎是放在晚饭上。傍晚，往往是母亲和梅兰在里屋的小圆桌旁喝玉米糊糊，我和父亲却在外屋围着水缸香甜地大嚼着金黄油亮的玉米饼。虽然是硬邦邦的死面饼，有时碱放多了，黑一块，黄一块，吃到嘴里发苦，可父亲从来不给我定量，吃多少随便。用油烙玉米饼是我的主意，我想，我和父亲的日子决不能比母亲和梅兰差。父亲也这么认为。
吃饭时，梅兰会有意无意出来一趟，再进去；我也会有意无意进去一趟，再出来。第二天，母亲她们准要吃炒鸡蛋了，因为我家的鸡开始生蛋了。
果然。
只可惜，我和父亲没鸡，也没蛋。不久，连油瓶也空了，面袋子见底了。母亲似乎早就等着看笑话。这天傍晚，她洗了脸，两臂交及在胸前，嘴里嗑着瓜子，一副得意之色。父亲从地里回来后，翻了翻面口袋，而后朝我呶呶嘴，我就去向母亲借面。母亲故意眼皮子都不抬，说：“人家天天烙油饼吃，还需要借面粉吗？”
父亲一步跨进里屋，冲母亲问：“借不借？”
母亲说：“不借！”
父亲说：“好！”说完就扑向母亲床头那口褪了红漆的旧木头箱子。顺便说一下，通常我们家买回什么好吃的，都是锁在那口木箱里，谁也动不得的。从前深夜里，常有“吧略吧塔”的声音透过墙壁传过来，像耗子们走在房椽上的轻巧的舞步。其实不是什么耗子，是我母亲在独享美味。这尸音撩拨得我喉咙发痒，心中汹涌起一股又一股诞水。梅兰比我幸运一些，有时母亲会悄悄把她叫醒，吃两口再睡，而我就无缘了。因而，那只挂着大黑锁的木箱凝聚着我整个童年的痛苦和仇恨。我一直在动着一个念头：砸它个稀巴烂！
所以看到父亲要动真格了，我就特别高兴。我母亲你别看她平时总躺在床上，像个病美人，可一旦有人要动她的宝贝木箱，那可不行。她跑到外屋，“刷”地抽出我们家那把豁牙生锈的老菜刀，昂首挺胸，一副电影上江姐那种视死如归的劲头。可怜我父亲总是光荣负伤，经不住母亲一脚。破腿上小溪似的淌着欢快的血水，鞋子都染红了。
看见这些血，我一下子晕了。我扶着父亲，气愤地说：“你们离吧，你们为什么不离婚！”
母亲吼道：“小赤佬！你说什么？！你以为我不想离吗？”她瞪着我，久久地。这是她第一次觉着我的危险，我想。
我家重又战火纷飞。父亲愈是不肯离婚，母亲愈是闹。我看出来了，父亲确是个软蛋，怕母亲，更怕离婚。
母亲又躺到了床上，每天让梅兰去连队的小商店买红烧猪肉罐头或其它吃食。而父亲和我晚上却总是喝玉米糊糊。上次烙油饼的教训让父亲记忆深刻，在吃饭上他已开始节制了，只是并不限制我。这时，我发现一个问题，母亲跟父亲闹了这么久离婚，实质上父亲的工资她却是月月都握在自己手中的。父亲没有经济大权。到了月底，又该发工资了，我对父亲说：“你把工资管好。”
这回父亲听我的了。
一连三天，我和父亲都买了罐头来吃。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梅兰出来了。父亲给她心爱的大女儿夹了一块肉，梅兰却说：“我不吃肉，我要钱。”
我得意地问：“是不是有人派你来的？”
父亲说：“让你妈自己来要钱。”
这时，里屋传来一声尖厉的哭叫，母亲哭道：“梅老贵，你好狠心哪！我十七八岁就跟了你这残废老头儿……”
看看，我这一招多灵，母亲熬不住了。可父亲要多没出息就多没出息，坐不住了，起身进了里屋。母亲哭得更加凶猛，呜呜咽咽地说：“你说，王八蛋的梅老贵，你是不是真想跟我离？……”
父亲没志气地说：“谁想跟你离，谁是王八蛋！”
母亲说：“那你为什么不把钱交给我？”
父亲颤颤巍巍的声音：“交就交！”
父亲真是个没出息到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