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捉奸
父亲是一名老兵，15岁就参加革命，南征北战，50年代初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役，可谓九死一生。
他那条残腿就是革命的见证。因了这段历史和他那一堆沉甸甸亮闪闪的军功章，父亲在调到天堂河农场之前，一直感觉良好，根本不把刘满富那类后来靠着几头牛几只羊混入兵团的地方牧民放在眼里。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天堂河农场时，父亲等一些老兵清楚地知道这是个偏远荒凉的鬼地方，主要是为了安置一批北京渣滓，给他们一块自食其力的土地。那些人中有文盲，也有大学生。天堂河农场其实就是“渣滓农场”。想想未来的几十年里，要同这样一群不干不净的人生活在一起，老兵们从心里别扭。他们的生命安全会不会受到威胁？他们的名誉怎能保证不被玷污？那时人们对名誉是很在意的，就连给内地的亲人写信落款这件事他们也都注意到了，一旦落的是“新疆天堂河劳改农场”这个地址，又会招来多少麻烦？
对于这个特殊人群，老兵们是有着本能的提防的，可谓教训沉痛。50年代初，从上海弄来的一批劳动改造的妓女就给各农场惹下不少麻烦，甚至害得很多老革命失了气节，被拉下水。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因此。调到天堂河农场的老兵，十有九个不情愿，剩下一个还得提拔人家。组织上之所以把战功显赫的父亲分配到天堂河农场，也许就是因为他在母亲身上犯了错误，否则他是应该提职的。
父亲比母亲大17岁，来新疆时已30好几，年龄不说，还拖着条残腿。那时新疆女的少，王震将军的10万官兵和陶峙岳的10万国民党起义军，20万人绝大多数还是光棍儿一条。父亲突然碰上个娇滴滴嗲兮兮会唱“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什么这样忧伤”的上海小女人，也许就顾不上良家妇女不良家妇女了，阶级立场问题早已撇到脑后，满足生理饥渴成为当务之急。据说当连长的父亲犯的错误，就是把劳动改造的母亲肚子搞大了。原本组织上是给他介绍了一名根正苗红的山东女兵，现在也只好同意他和母亲结婚。
不到五个月，一个女婴股骨呱呱落地，这个女孩儿就是我的姐姐梅兰。
所以说，有着光荣历史的父亲降职下调到天堂河农场，其实也是不够光彩的。但后来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错误更大问题更多的群体，这样父亲渐渐就忘了自己有过“前科”。降职做副连长并兼统计的父亲虽然职务没有刘满富高，却很有实权。按说兼了统计，坐办公室的时间总是很多，可我的父亲偏偏喜欢往地头窜，往北京渣滓的堆里扎。“渣滓队”归属刘满富后，刘满富配给父亲一匹老公马。
那会儿我有12岁了，梅兰13岁，正是爱惹事的年龄。刘满富14岁的儿子刘大满刚从场部小学开除回家。大满是我们连惟一送到场部念书的孩子，这当然不是刘满富本人的意思，而是奶奶的意思。可大满不争气，才上了一年学，就把班里的同学打遍了，还跑到厕所下面偷看女生。大满被开除回家后，刘满富把他捆在院子里，用浸了碱水的牛皮鞭抽，那“啊、啊”的惨叫传遍整个连队。
之后，大满被关进他家的菜窖。大满这种人怎么能关得住呢，没几天，他就带着他家的阿黄四处窜了。大人小孩老远见了他，避到一旁，谁也不理这个不良少年。二满也不理。提起她哥，嘴角一撇：“那丫。”北京话，带贬意。
有一次，在公路上遛狗的大满碰见我，叉开两腿，堵住去路。
我说：“你干什么？”他换了摸脸上的伤痕，小眼翻了几翻，说：“你们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我说：“难道你不知道吗？”他说：“场部同学看不起我，骂我结巴，所以我才打那拨臭丫挺的。”
“不过，我不会打你了。你想看我的怀表吗？”他抓起挂在胸前的怀表，热切地望着我。我说：“不看！”跑了。
只听他在背后嘟囔：“我不打你了，真的，我向毛主席保证虽说我是吃不开的王宝钏，但，我还看不起大满这种坏男孩哩！”
大人们害怕自己的孩子跟大满缠到一起学坏，都纷纷把孩子往地里带。父亲也逼着我和梅兰到地里去。梅兰体弱，父亲让她坐在马背上；我呢，跟在他们后面小跑。渴了，舀一锨渠里的水，澄一澄喝；饿了，啃干馍。困了呢，往渠埂上一躺，四仰八又，呼呼大睡。吃饱，睡足，然后去看蚂蚁搬家，蝴蝶起舞。我姐姐梅兰最喜欢蝴蝶，一种镶银边的十分气魄的白蝴蝶。为了得到它，她能从日出追到日落。常常追着追着，那个小妖精就不知去向了。于是梅兰就坐在草地上傻等，说它一定会出来的。等着等着，便睡去了。
人们喜欢把蝴蝶与“舞”联在一起，以我看，蝴蝶是飞。舞，是要有舞步的，要有两条修长精致的腿，一双穿红舞鞋的脚。太阳鸟恰好具备这个条件。
这是一种金黄的长尾巴鸟，羽翼张开时，灿若阳光，所以我就叫它太阳鸟。太阳鸟细腿红脚，有时它一连几个小时在我身边走来走去，脚步轻盈，姿态优雅，很像一个忘我训练的芭蕾舞演员。
它的精神感染了我，于是我就跟在它后面，踮起脚尖，轻移莲脚，随风飞舞。我的影子投在渠里，渠水笑皱了眉头，芦苇争先恐后献花——那白莹莹的小茸花别在我的头发、耳边和睫毛上，我就变成了天鹅。天鹅是要比太阳鸟还高贵的。
一春一夏，白天鹅与太阳鸟相伴。秋天到来时，太阳鸟发出一声凄厉的鸣叫，飞走了。我怀疑它是因为受不了天鹅的美丽才离去的。我只好去看蝴蝶了。但，我永远不喜欢梅兰喜欢的蝴蝶。
对我们这些常在地头耍的孩子，一些北京渣滓私下里管我们叫“小文盲”、“小土匪”。真不是玩意儿。若不是他们，我们咋会没学上呢？我们又咋会去当“土匪”打群架呢？说来说去，北京渣滓真正是流氓，祸根。
那是两年前的事了。
调到我们连的第一位老师姓水，我们背后叫她“上海鸭子”。
水老师是上海支青，长得白白净净，细眉细眼，穿紧腿裤和的确凉衬衣。说起话来，软软的，比我母亲还嗲。上海鸭子只上了一周的课，教会我们“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就一气走人。原因是她太爱洗澡了，连队每天供给她一桶水都不够（要知道这一桶水本来是一大家用的）。当然问题还不在这儿，而是出在她洗澡过程中。晚上她在洗澡时有人趴在天窗上偷看了！你说这事严不严重？水老师气愤地向刘满富汇报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刘满富派父亲调查。父亲在团结大渠上搭了根胡杨木，黑着脸对北京渣滓们吼：“狗日的，一个一个过！”大家都顺顺溜溜过了。轮到偷儿，那家伙满头大汗，腿颤得厉害，父亲一铁锨把子将他戳进混浊的渠水里，学着北京渣滓的话说：“你丫干的？是不？”喝了一肚子水的偷儿白着眼当场招了。
偷儿被关了禁闭，可水老师还是走了。
接下来，我们学校又调来第二位老师。这是个40多岁的男人，瘦得像萝卜干。姓肖，大家叫他“肖光棍”。肖光棍有个相好，一个30来岁的寡妇，骚里骚气的。有时肖老师正在给我们上课，她就背着孩子来了，手里拎着根棍，靠在门坎上喊“小肾‘。肖老师跟着她这一出去就是半堂课，回来时满头是汗，气喘吁吁。有一次，班长尕蛋子去叫肖老师，说是肖老师被那寡妇压在地上狠打。
那个学期，我们的肖老师三天两头鼻青脸肿，最严重的一次是躺在地上动弹不得，是我们一帮小孩把他抬进连队医务室的。我们去拉架，那寡妇还动不动让我们评理，可我们怎么知道谁是谁非呢？
后来才听说此寡妇正是死在“鬼地”的那个副场长的老婆。
“鬼地”，乃是我们连后边的一片坟莹，场里几死了北京渣滓都集中到那里埋葬。两年前那位副场长到一连检查工作，大白天经过“鬼地”，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就不行了。还有很多革命群众能真切地说出他们在“鬼地”迷路或遇险的经历。大家众口一词，“鬼地”有“鬼”。总之，环境恶劣的新生一连因了“鬼地”变得更加臭名昭著。在那寡妇不屈不挠的斗争中，瘦成一张皮的肖老师终于打起行李卷，走人。
调到我们连的第三位老师是农场小个子场长的女儿，姓沈，只有19岁，刚失恋。沈老师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来避难。可在我们学校只呆了一天，大伙儿还没来得及给她起个外号，就闹着走了。说是她的小花裤衩晒在外面，一夜间就被人偷了，敌情实在复杂！
全连的革命群众都认定这事又与北京渣滓有关。不是他们，还会是谁？至此，再没哪个老师愿意来我们连。场里只好说，让新生一连的孩子跑场部去上学吧。场部离我们连十来公里，得住校，没几个家长愿花住宿钱。即使有人愿意花，一想到孩子送到那里，成天没人管，也只好作罢。刘满富家的大满不就是这样吗？送出去时好好的，一年后就学坏了，教训沉痛。只好等吧。这不，一等我脸上就生出皱纹来，老儿童了。每天从地里回来路过一间旧仓库时，我都要深深地看一眼。那是我们曾经的教室，门是胡杨板皮钉的，窗户上蒙着塑料布。可现在里面都长了两茬嫩麦子了，还是空着。
不念书也好，不念书我可以跟着父亲成天价到地里转。父亲为北京渣滓分定额，扯着嗓门喊：“莫斯科！10行！偷地！12行！”一副耀武扬威的架势。我看着那帮渣滓一个个灰不溜秋钻进玉米地，好不得意。
“莫斯科”、“偷儿”是外号。在天堂河，北京渣滓人人都有外号，以至于大家根本弄不清他们的真实姓名，父亲也闹不准。“莫斯科”——是一个戴黑边眼镜样子傲慢的小白脸：“偷儿”——是个满头羊毛卷、流里流气的瘦长条。“丁罗锅”——就是背上鼓个包在豆腐坊干活的小油菜花她爸：“孤狼”——一个会唱会跳、蓄长发没门牙的家伙……还有那牧羊的矮胖子叫“三仙姑”，喂牛的大嘴巴叫“棉花老太”，烧砖的麻脸汉子叫“老鞭”。除此，女北京渣滓也有外号，那个长得最漂亮的叫“美女蛇”，另一个戴着厚厚白眼镜的，叫“天不亮”……
受了这种影响，天堂河的小孩子也爱给人起外号。除了刘家兄妹没人敢给他们起外号，其他人都有外号。我的外号自然比别人多一些——黄毛杂种、梅二转子（混血儿之意），还有“天堂之花”。
跟父亲在一起，最大的好处是，没人敢叫我“杂种”，而我可以随心所欲叫别人外号。我觉得很气派。除此，在工地上，有的是光景看。听北京渣滓们唱京剧，侃女人，很有趣儿——这当然是避着父亲的。可他们忘了我是我父亲的女儿，父亲有时派我监督他们，我会汇报给父亲的。这样他们就会受罚，继而对我也有几分重视和巴结。在后来的日子里，几乎每个北京渣滓见了我都要先笑一笑，说，您早，梅小二。我听了很入耳。有些人为了让我高兴，还教我唱京剧《白蛇传》和《苏三起解》。咿咿呀呀，边唱边比划，有人在边上敲茶缸伴奏，有人把锄头当京胡拉。常常是，大家正干着活，只要有一个人领头，一群人就跟着唱起。我们的京剧擂台赛在地头举行，没有女的，那个叫莫斯科的家伙就出来扮花旦。他捏着嗓子尖声细气的，能让人笑掉牙。照例是一个叫孤狼的长头发家伙当裁判。渐渐地，我融入了他们之中，竟然忘了自己担负的监督任务。每次搞擂台赛，我都跟着闹。
有一天，终于被父亲撞上了。我以为他会大发雷霆，兴师问罪，实质上父亲只是催促了一下他们干的活儿，便悄不吱声地躲到一旁去了。北京渣滓们接着表演，他们以为我父亲走了，但突然间从玉米地深处冒出的一声南腔北调，逗得他们全笑了。父亲原来在听呢，不仅听，还拿着一棒子玉米独自一人“咚咚锵锵”地比划哩。
父亲的“败露”让他脸红，好像他爱听北京渣滓唱戏，便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丧失了阶级立场。父亲有一两天故意虎着脸，态度生硬。可没几天就撑不住了，工间休息时，他主动对北京渣滓说，都哑巴了，是不是？干嘛不唱了，推唱赢的我梅老贵奖励谁！于是，又唱。擂台赛吸引了无数革命群众，连母亲也跑到地头来了。父亲把自己笑成了弥勒佛，带着我去套野兔，捉刺猖，掏鸟蛋，用来奖励优胜者。
那真是一段难忘的时光。京剧，让父亲和一批革命群众跟北京渣滓建立起暂时平等的亲密关系。
在这帮北京渣滓中，有两个人是比较傲的，一个是孤狼，一个是莫斯科，都是父亲的对头。孤狼是个瘦削挺拔的男人，据说过去是北京一家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扮过党代表洪常青，因为“里通外国”被弄到新疆劳改。这家伙是个人物，上面凡来个什么人，场里宣传科总要把他喊去，让他在饭桌上表演一番。看看他那一头与众不同的肮脏的长发，我想不出这样一个流里流气的人怎么会与音乐与舞蹈有关。草多的地方不长庄稼，他那乱发疯长的脑袋难道会藏着什么大智慧吗？因为父亲秃，他便愈加不能容忍这个北京渣滓水草丰饶的头颅，更不能容忍他毫无纪律地长时期留着。
加上孤狼爱挑头闹事，父亲正好找到了时机，有几次在地头让人把着孤狼的脑袋，操镰刀把孤狼的头发割了。父亲还用枣木的坎上曼把子“碰”掉过孤狼的门牙。孤狼没门牙了，说话就漏风，呜呜呜的。
莫斯科呢，小白脸，梳偏分，黑眼镜后面的目光永远模糊不清一看就像个写反动诗的小右派。这俩家伙，有事没事爱凑一块儿。
父亲对北京渣滓凶的时候多。因为一些北京渣滓待我不错，所以一到关键时刻，我就出来打马虎眼，作假证。他们夸我是好孩子。
父亲的惩罚名目繁多，因地制宜，具有独创性。比如隆冬时在河上割芦苇，哪个北京渣滓迟到了，他就让你脱得一丝不挂，站在冰河上冻一个小时；再比如，谁在打土块时偷懒了，他就罚你一晚上不睡觉，干活。父亲还打过人，只是并不用手，用坎上曼把子。
那浅黄的枣木把子碰到你哪里，哪里准开紫红色花苞。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那个叫偷儿的北京渣滓就因为摸了我的头，父亲就让他腿上开了花。你们别看我父亲是那样瘦弱矮小，不仅跛腿，连一头像样的头发也没有，但在干部中，北京渣滓们最怕的是他，他们被他治得屁滚尿流，暗地里都骂他“梅老鬼”。
繁忙的秋收过后，漫长的冬季来临。通常人们开始进入冬闲期，但每年这个时辰却是父亲最忙碌的日子。刘满富说了，在天堂河，安定第一。要想安定，就不能放松阶级斗争的弦。他还说，渣滓就是渣滓，第一不能让他们闲着，第二不能对他们手软，否则他们会翻天。
刘满富的话是有针对性的。70年代初，北京渣滓成家的仍寥寥无几，我们连只有一对，是羊圈的三仙姑和黄世仁。想想吧，那一大群老大不小的男渣滓，该咋办？总不能光干活吃饭睡觉吧？
漫长的冬季正是他们精力旺盛的时候，他们对陆续从各地分来的女支边青年怎么会无动于衷？虽然大多女青年一听说谁是渣滓，就像防炸弹一样绕着走，可还是有些傻姑娘，她们放着干干净净老老实实的小伙不爱，偏要跟渣滓缠乎。说渣滓有文化，渣滓会唱歌，渣滓这好，渣滓那好。于是冬季成了渣滓们恋爱的黄金季节。
每天傍晚，你看吧，一些女支青围上红头巾，早早就来到天堂河两岸的胡杨林或芦苇荡前，等候什么。她们的红头巾比火苗还冲，燃烧着苍白的冬季。天堂河的北京渣滓喜欢游泳和滑冰。男女混游不大可能，但一块地滑冰总是可以的。
滑冰真是一种优美而惊险的舞蹈。那一男一女牵着手地在冰上飞，飞出花朵，飞出火焰，把激情引向高潮，把生命推向极至。爱在美中产生，美在爱里升华。且别说，还有秋波、娇喘，还有勇猛和救美，一拉一扯，一颦一笑，红头巾和北京渣滓的故事就来了。
这还了得！农场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北京渣滓和支边女青年谈恋爱，但一旦出现这种事，几乎所有革命群众都会站出来反对。父亲领导的“夜巡队”就在这时成立了，任务只有一个：捉奸。
何为捉奸，起初我闹不懂，但我想这肯定是件有趣的事。要不父亲他们干吗一到晚上就背起长枪，带上锣鼓，神神秘秘地隐人夜幕？我曾求父亲带我去看看，母亲给了我一嘴巴，说：“呸！”后来有一天夜晚，窗外又传来阵阵锣鼓。听到欢腾的锣鼓声，就知道捉住了。于是连部灯火辉煌，大人小孩都从床上爬起，呼啦啦跑去看热闹。有人怕看不清，还搬了板凳，提着马灯。
我从夹缝里依稀辨出那个挂着半截眼镜腿的男人是莫斯科。
他们命令他跪下，质问他是怎么勾引沈场长的女儿的，是不是他偷了那条小花裤衩？他不说，被摁倒又挣扎着爬起。他们说，你小子胆真大，你知道你和场长的女儿搞对象，是啥罪吗？！他说我没罪！
瞧瞧，他的嘴多硬！
于是，他挨了很多打，满脸是血。谁叫他不认罪呢？
夜里莫斯科被押进禁闭室——一座专门用来关押北京渣滓的地窖，继续接受审讯。遗憾的是，那位沈场长的女儿——也就是我们的沈老师，我们没见着。父亲本来是要把他们双双押回的，结果沈姑娘半路就被人救走了。我只好回家睡觉。躺在床上，蒙着被子，浑身发抖，耳朵却坚得直直的。尽管我早熟知那种从地窖深处发出的惨叫，但我不能不听。
结果却是歌声。一夜的歌声，嘶哑而高亢。
第二天天快亮时，我听到外面有人说，莫斯科的肋骨打断了。
父亲回到家，瘫倒在床，疲惫地说，怪俅了，你越打他，他唱得越凶，就是不交代！父亲接着长叹一声，说那个沈姑娘可是把他全卖了！
一个断了肋骨的人还唱什么呢？母亲说。是啊，我也这么问父亲。父亲喝道：“尕娃子家，没你的事！”
大约就从那个冬天起，北京渣滓们再没闲过。
即使再冷，他们也要顶风冒雪艰苦劳作。比如往地里送肥，靠一双肩膀每天得拉满20车，才算完成任务。到胡杨林里伐木，从早到晚肩扛手拉，一冬天吃住在老林里，甭想见个人影儿。或者到封冻的天堂河上割苇子，一天少说也得割几百斤。如果不凑巧，冰面暴裂，掉进冰窟窿淹死冻死也不是没有。我们一连每年都有一两名北京渣滓无声无息地被冰河吞噬，也许只留下一双鞋，一只水壶，也许什么也没留下。死后同他们的亲属都无法联系。连队就只好把那双鞋或一只水壶埋在“鬼地”。“鬼地”是一片无碑的墓地，只需竖一根胡杨树桩，用黑字编了号。而与它遥遥相对的阳坡上，则埋着病逝或牺牲了的革命群众，那里一律树着碑，也是胡杨木的，风沙吹过之时，常有些褪了色的纸花飞上天空。很像梅兰喜欢的那种白蝴蝶。
北京渣滓是天堂河最底层的一个群体，是最不被人看作人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