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我是杂种
日子过得飞快，一晃，我和刘二满都满地乱跑了。
刘二满长得精瘦精瘦，头发黑，皮肤也黑，像她爹。惟有一双大眼出众，长睫毛一眨巴，就眨巴出鬼心眼。刘家的人一律小眼，二满的大眼让她哥刘大满气得小眼迷瞪。五岁的二满就能把她哥骗得落花流水。刘大满有只怀表，整日挂在胸前，摇来晃去，谁都别想碰一下。可他不会看表，你问他几点了，他说十三、十三点啦。
于是二满就笑：“十三点！”这么一只稀贵的怀表竟是挂在大满身上，让人又气又可笑。
对于又胖又笨说话还结巴的儿子，刘满富一点不喜欢，时常把他打个半死，一年里有一半时间是送到奶奶那里寄养。刘满富的婆娘不愿意，可谁叫她是个连自己都不能照顾的瘫婆子呢？相反，刘满富加倍疼爱女儿，视二满为掌上明珠。他有一辆旧自行车，这是全连惟一的高级交通工具。没事他就骑着自行车，把二满抱在车前，“咣咣当当”驶上尘土飞扬的公路。大家知道他又是去场部了。他和场里的头头们好得像兄弟，一周起码得跑三趟。刘满富无论走到哪里，都引得一群人看稀罕，当然是因为二满。二满扎着两个冲天小辫，衣着齐整，招人喜爱。她一岁出头就能脆脆地喊爸爸、哥哥和叔叔阿姨，两岁多点已能传牙俐齿跟大人对话，三岁以后已会背一箩筐民谣古诗了。
二满在天堂河的同龄孩子当中，超前地聪明。这样的孩子怎能不招人喜欢呢？你说是不是。
相比之下，大满就显得愈发蠢。蠢人动嘴不行就动手，时不时印在二满脸上的青一块紫一块，就是大满掐的，二满说。
相比之下，母亲也愈发地不能忍受我。
她与父亲的不能容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直到五岁，那个名叫梅小二的我除了比同龄的孩子高一个头，比人家多吃一碗饭，多废一些衣服和鞋子外，依然不会说话，甚至连爸爸、妈妈也不会叫，只会傻笑。梅小二的耳朵也成问题。好像塞满湿柴火的炉灶，总是回响着一种被挤压变形的声音。母亲说话时，是吱吱的；父亲说话时，是嗡嗡的；姐姐梅兰说话时，是呜呜的，像狼嗥。而二满说话时，是呱呱的，乌鸦那种。其实我梅小二心里明白他们在表达什么，就是搞不懂他们的嘴一天到晚翻来翻去有啥意思。在我看来，嘴是用来吃饭的。当然后来我模仿一些奇奇怪怪长长短短的声音，也能发声了。只是声音极其可笑，是咿呀呀的。
十个聋子九个哑，人们都说。在我四岁多时，父亲攒了些钱，终于下决心带我去看一位这方圆几百里最有名的老中医。老中医煞有介事地翻翻我的眼皮，看看我的舌头，又揪揪我的耳朵，最后摇了摇他的枯脑袋。他这一摇脑袋，就把我梅小二定了性。
梅小二又聋又哑，还是个黄毛杂种。
因为这些，母亲更加嫌恶我。不过她最受不了的还是我的头发，我那一头亚麻色卷发比芦苇长得还疯，母亲怕别人认清我梅小二的杂种本质，所以总逼我剃光头。我长得又高又壮，大手大脚，做衣服费布，母亲索性让我一年到头穿用父亲的旧军装改制的肥大衣服。12岁以前我梅小二从不穿内裤和袜子，14岁以前不留长发。许多人初次见面，都以为梅小二是男孩。父亲是一直想要个儿子的，母亲干脆对我说，别人问你是男是女，就说是男的，记住。
这么一来，就有了麻烦。我们连的孩子一见我，就要追上来脱我的裤子。他们说，看看这杂种究竟是啥样的，是男是女。我用手指指脑袋，表示自己是男的，不是女的。女孩子是该像我姐姐梅兰那样穿花衣服，梳小辫子的。我一无辫子，二无花衣服，还不穿内裤，我怎么会是女的呢？
我的招人眼目和惹是生非，使母亲痛下决心，不许我出门。顺便提一下，我母亲在给刘家当了一阵奶妈后，刘满富开了绿灯，她就光荣病退了。通常母亲是白天睡觉，而一到夜晚，两眼贼亮，精神振奋，不是出去打牌，就是串门聊天。父亲一直怀疑母亲的阴阳颠倒是得了什么要命的病，殊不知这是母亲日积月累的一种习性。
母亲的这个习性，以及她的厌恶劳动、贪图享受皆与她的过去有关。
漫长的冬季，母亲让我呆在屋里，缠那些永远也缠不尽的烂毛线；春天到了，她把我关在家门前的小菜园里，让我拨草。拔不完的草。园子外面时常有孩子们的笑声，还有一只只在天空飞来飞去的风筝。那只又大又漂亮的红蝴蝶风筝，不用猜我就知道是傻B小油菜花的。小油菜花大名叫丁丁，若不是她患小儿麻痹症落下一条残腿，脑子也不大够用，她该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女孩儿。
她有一双又大又黑、毛茸茸的眼睛。皮肤白净，嘴唇嫩红，一头长发像春天的头茬韭菜，黑亮诱人。她爸——一个叫丁罗锅的北京渣滓，成天把她扛在肩上。即使在豆腐坊里推磨，都要扛着教她念唐诗，还说她比我们都聪明。简直瞎扯。她不傻怎么会小便时总忘了解裤带？可你要说她傻吧，她确实认得画书上很多字，我们谁都不认识，包括二满。丁罗锅给她做的风筝年年都比别人的飞得高，可你要想请了罗锅帮你做一个，没门儿。于是整个春天，小油菜花都是令人嫉妒的最欢乐的人。父女俩嘿嘿嘿咯咯咯的笑声刺激着我，让我梅小二多次错把菜苗当成杂草拔了，结果遭了母亲的责骂。可母亲一点办法没有，谁叫她用的是个蠢货呢？到后来，这个长着两条长腿的杂种蠢货，再也管不住自己，翻过红柳栅栏逃了出去。梅小二来到那个黄豆芽一样细瘦的残疾儿跟前，望着背上鼓着大包的罗锅男人在一点点地收线，想摸摸纸蝴蝶，结果被一双大手挡开了。接着，丁罗锅撅着屁股背起抱着纸蝴蝶的小油菜花走了。
我只好去看大满二满兄妹和我姐姐梅兰他们在玩什么。
大满二满也不是好东西，我和他们玩老鹰捉小鸡，踢毽子，跳大绳，他们要么输了赖账，要么干脆让我从头到尾当老鹰，或摇绳子。这些无聊的游戏我烦透了，又不能不玩，否则他们会骂我黄毛杂种，还堵着我的路不让我回家。
这天，大满二满把我骗到外面。大满掏出那个黑不溜秋的小玩意儿，用手拨弄着说，梅二转子，你不是男的吗？掏出来让哥儿们瞧瞧。我使劲摇头。他们说，不掏也行，有种的站着尿！站着尿就站着尿，梅小二不怕！结果，我把裤子尿湿了。二满和尕蛋子哄笑着跑过来，趁机扯我的裤子。我紧紧揪住裤腰。二满说：“谁撒谎谁是丫挺！揍她！”一时间拳头脚尖落到梅小二头上身上。我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我不流泪，不还手。母亲说过，见人躲着走，不许往人群里凑。现在我不仅凑了，还惹了是非，母亲知道了，倒霉的还是我。
我三天两头被打，说起来都怪我不好。我明明知道大满二满讨厌我，可我偏偏想跟他们玩——只有跟他们玩了，才能跟所有孩子玩。他们不跟我玩了，就没有孩子敢跟我玩。与玩的快乐相比，挨打实在算不得什么。第一次挨打，自然有一些难受。以后挨得多了，无法记忆，睡一觉全忘。第二天太阳出来，我照例高高兴兴去找他们玩。二满梅兰骂我脸皮厚，厚脸皮，父母说我比小油菜花还傻，他们想像不出来世上竟有这么没羞的女孩。他们其实不知道我根本不把一些事当回事，我对付他们的办法是快乐，永远地快乐。你骂着打着一个快乐的人，你不会快乐。你不快乐，我就快乐。
让痛变成乐，让苦变成甜，让丑变成美，让臭变成香，我快乐！
在我的快乐面前，他们没有一点办法。
不瞒你说，天堂河历史上被称为“天堂大战”的打群架，就是由我发起的。不过那一阵我已经不挨打了，我是“天堂之花”。提起“天堂之花”，无人不晓啊，是梅家小二。想一想，如果没有我这么个与众不同的“黄毛杂种”，大满二满他们去打谁呢？天堂河该是多么的寂寞，我们的童年又是多么的无聊！这件事后面我会作详细叙述。
由于我的一回回“脱逃”，并且又不争气地被人打，我屡屡遭到母亲的惩罚。母亲有时正哼唱着“对面山上的姑娘”，一听长嘴梅兰说别人又骂了我杂种，她会撂下铲子，揪住我的耳朵。她常常把自己的手打得通红，鼻子气得歪到一边，可是她不知道我不怕疼，她是白费劲儿。这就是大人们的愚蠢之处了。我怕的是她剪我的头发。果然，她操起那把老锈的剪刀，“咔嚓咔嚓”一顿乱剪，剪光灭绝，毫不留情。
“看看你那副面孔！怪物！你再跑出去给我丢人现眼，我就撕了你！”
好像我是一块破布烂纸。
小菜园里飘着一缕缕头发，亚麻色的，还带着许多古怪的小卷儿。那是我的，我知道。可我是“怪物”，我怎么一点不知道？我们家只有一面小镜子，从来都压在母亲的枕头底下，不许人动的。有一天，我从人家垃圾堆里拾到一小块破镜子，拿回家来。我蹲在菜园里，第一次产生一种要看看自己的欲望。镜子里的那个人是我吗？脑袋很大，下巴过尖，皮肤太白，嘴唇挺厚。不过最让我吃惊的是，我的眼睛是又大又深的褐色的，我的鼻子是翘翘的，而我那被母亲剪的七零八落的头就像北京渣滓烧过的荒地。这个人怎么会是我呢？我照啊照啊，照得两眼发花，照出了疑惑和伤感。父亲的头发是黑的，母亲的头发是黑的，梅兰的头发也是又黑又直的，为什么我的头发偏是黄的卷的？我的眼睛怎么是那么深那么大的褐色的？我的鼻子干吗要翘得那么起劲？
我姐姐梅兰已到了爱美的年龄，她刚刚洗了头，用母亲的木流梳理着骄傲的黑发，来到菜园，幸灾乐祸地对我说：“看到了吧，你长的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吧，梅小二？”
我蹲在那块刚刚萌出小苗的菜地里，呆望着镜子中的自己，第一次有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我是男的吗？隔着一层布摸摸，那里是平的，没有大满、孕蛋子他们那样的玩意儿。我是女的吗？镜中的那张脸又实在是难看。女的是不该这么难看的。我把那块破镜子埋到了菜地边上，再不想看见自己。
我是个不男不女的杂种。
后来我之所以安下心来，不往外跑了，是因为菜园里终于有了一个伙伴。我的伙伴是一只小白兔，它是春天出现在我家菜园拐角的。那时，红柳栅栏上的牵牛花不紧不慢刚刚扯起碧绿的藤蔓，每一片叶子都像婴儿的眼睛那么可爱，父亲栽下的那棵小桃树也才开始发芽，羞羞答答的样儿。地里的小白菜已长出一指多高，辣椒苗、豆角苗齐刷刷的，看了真是喜人。这时便引来了成群的蜜蜂和蝴蝶，嘿嘿嗡嗡，呼呼啦啦的，还引来了一只没有主人的小白兔。
我用柳条筐做了一个兔子窝，每天挖一些苦苦菜堆在地头。
小白兔起前不敢靠近我，以后时间长了，它渐渐不怕我了，甚至用嘴衔我手里的苦苦菜。这时候，我望着它，它也望着我，红眼珠大睁，三瓣嘴鼓着，似乎在问：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我就用目光问它：你怎么也孤零零一个？它就把眼睛转向一边了，一副不忍的样子。晓风摇得栅栏上的牵牛花歪歪斜斜，一股淡淡的清苦。春天温暖的阳光下，我们相对无语，却有着同病相怜的默契。当它抽动着唇上的须子，慢慢咀嚼着一小片菜叶时，我从它呆滞的眼神里看到了它的孤独，还有我的孤独。
第一场冬雪来临时，小白兔长大了，我把它弄进一只木箱。每天国早一晚，给它送去一些白菜叶。这天早晨，我带去的是一个胡萝卜。小白兔凑过来闻了闻，没有吃，而是舔舔我的手。我用眼睛问它：你为什么不吃呢？
它看着我，一动不动。透过红色的眼神是一种忧伤。
这时，母亲来叫我，声音吱吱的，刺耳。我听到了，却不想动。
母亲又叫了一声：“小赤佬！回来洗脸洗头！”母亲一直用上海话叫我“小赤佬”。
家里只有一桶水，大多被母亲用了，早晨我很少洗脸，一年也洗不了几次头。母亲是从不管我洗脸不洗脸，洗头不洗头的。她最关心的是别让我的头发往长里长。今天很奇怪。
我慢腾腾地去洗脸。母亲不耐烦了，用脚在我屁股上来了一下，袖子一绾，将我的脑袋摁进一只坑坑洼洼盛着清水的铝盆。一股浓浓的骚臭味儿熏得我几乎背过气去，这是我家的尿盆，底子上积着老厚的尿垢。母亲的两只手细瘦，却是肯下力，每一次挠进我的头皮，都像有一只尖锐的耙犁深深地插进去。我吱吱地尖叫起来，母亲就一只手揪住我的耳朵，另一只手狠命地往头上撩水，我的耳朵嗡地一下，跟着脑子一阵眩晕，眼前所有东西都旋转起来，世界在我是一片浑饨一片飘浮一片混乱……
母亲给我洗完头，让梅兰脱掉她身上的红条绒衣服，又向我招招手。我连她吱吱的声音也听不到了，我木然地望着她。
母亲就把梅兰的红条绒衣服甩到我跟前。我还是不知道该干什么。梅兰这件红条绒上衣是过年才做的，新的发亮，脱了干什么？难道会让我穿？我不相信。但看到梅兰怒气冲冲的样子，我知道这衣服就要穿到自己身上了。
母亲最后将一个热鸡蛋塞到我兜里。父亲披上他的破羊皮袄，扣上油乎乎的皮帽，脚蹬皮靴，候在门口。
今天是个什么日子，母亲又给我洗头，又让我穿好衣服，还给我煮鸡蛋？梅兰的嘴噘得都能挂油瓶了。
母亲挥挥手，意思是：跟你爸去吧。
去哪里？我望着父亲，父亲拍拍我的背，脸上表情僵硬。
梅兰哭了，我敢肯定她在嚷：“我也要去！”
母亲把她紧紧拉着，梅兰就哭得愈发伤心。
父亲推了我一把，我们就出去了。看样子，我们是要出远门的。因为父亲穿上了那双体面的皮靴，这双皮靴他只有在过年才穿。
我看了一眼母亲，这时她突然抱住我，弯下身子哭起来。她的嘴一张一合，我闻到一股极其陌生的臭烘烘的气味儿。我很不习惯她抱我。我不耐烦地抽出手来，根本懒得再听她嚎，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在嚎些什么。我的耳朵这时灌了热汤似的，沉沉的隐隐的痛，我多么想跟着父亲出去玩玩儿啊！
父亲走得很快，两条短腿水银似的转个不停。一路上，我都跟在他后面小跑，大口地喘着粗气。走了不多久，我就走不动了。
不，是耳朵痛得受不了了。父亲远远地把我抛下，在前面一座雪坡上抽烟等我。我强忍疼痛跑过去，大汗淋漓，泪水盈眶。父亲甩掉烟头，看着我的眼睛，一脸疑惑，似乎在问：“你咋啦？”
我指指耳朵。
父亲弯下腰揪住我的左耳朵看看，又揪住我的右耳朵看看。
猛然间他干瘦的脸皱成了一枚老核桃，两只小眼深深地陷了进去，嘴唇也抖了两下。尽管那只是一瞬的表情，但我仍然看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恐攫住了父亲。我瞪大眼望着父亲，用眼神问他：怎么啦？
他说了一句话，后来他告诉我那句话是：“你的耳朵堵死啦！”
父亲脱下羊皮袄垫在朝阳的雪坡上，让我坐在上面，自己蹲在雪地上。他从裤兜里取出一根火柴，又折了两根细细的红柳棍。
这时我明白过来，他是要给我掏耳朵！从前每逢有人给小孩掏耳朵，母亲总是大呼小叫：“了不得吐，小孩子家会掏聋的！”梅兰从未被掏过耳朵，我也一样。
那天，阳光很亮，天空很蓝，雪野很静。我屁股下垫着绵软的羊皮祆，脑袋靠着父亲温暖结实的跛腿，感到自己进入了梦境。父亲一手揪着我的耳朵，另一只手捏着草根，探进探出。他不时将嘴凑近我的耳朵，猛吹一口气，那热热的气流涌进去，麻麻的，痒痒的。
突然，耳膜像被钢针扎穿了似的，钻心地痛。我大叫起来，叫声未落，就觉那塞满湿柴的耳朵陡然空了，空得又轻又飘，空得几乎消失，空得令我睁大眼睛四下里找寻——瞅瞅！
哗哗！
咩咩！
嗒嗒！……
啊，这是什么声音，如此清晰？如此令人震惊？我晃动着自己那两只大耳朵，左听听；右听听，原来是半空中一种灰不溜秋的土鸟在瞅瞅，是远处的老牛在眸眸，是老乡圈棚里的羊儿在咩咩，是飞驰而来的一匹白马在嗒嗒……呀，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声音呀！
半空中，有一群麻雀吱吱喳喳叫，我向它们招招手，它们扑腾着翅膀，算是向我打招呼。
父亲两眼紧盯着我问：“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我使劲点点头，嘿嘿地笑开了。
父亲也嘿嘿地笑了。原来他的声音又粗又哑，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很陌生，很亲切。
长大后，我从一位耳鼻喉科医生那里才知道，我是那种天生油耳朵的人，即耳取既是油性的，属遗传。医生说，油耳朵的人少，经大多数人是干耳朵。干耳朵有了耳屎，即使不掏，耳屎也常会随着人的活动飘落出来，但油耳朵就不行。油耳朵的小孩躺在床上好久地哭，或洗澡灌进水去，极易结成块，堵死耳道，严重影响听觉造成失聪假象。
是父亲拯救了我。父亲还对我说，我的油耳朵是遗传了他的我就埋怨他：“长了你的油耳朵，真倒霉！”
其实我的父母都不是油耳朵。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的雪天之行其实不是去玩的，我是要送人的。那个叫胡倒的人在七星子镇住，得走一天路才能到达。约摸傍晚上灯时节，父亲才满头大汗带着我赶到胡家、刚进土墙大院，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矮个男人就连忙卸下我来，两眼放光地说：“多乖的女娃儿！多乖的女娃儿！”他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将他热烘烘的带着酒味儿的大嘴贴向我的脸，弄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向屋里望望，咋就没个女的呢？
“吃饭了吗？”男人问。我摇摇头。“想吃面条吗？”男人用血红的眼珠子盯着我的脸。父亲说：“这娃哪都好，就是不会说话。”男人笑着说：“没事！没事！我就喜欢不说话的娃儿！”
扒完一碗香喷喷的面条，矮男人把我抱到他暖和的大炕上睡觉。
接下来他和我父亲坐在外屋靠窗的小桌旁喝高粱酒，啃羊骨头。大约一个时辰，他们吃饱喝足了，父亲背着一袋面粉起身要走。就在这时，我醒了，我觉得那个地方有些痒痒。我坐起来，看见那个男人在对我笑，心里很怕。他结里结巴地说：“你尿不尿尿？”
“刷”，我那儿像开了闸的渠道止不住了。我一挨打受惊，就禁不住要尿。没办法。恐慌中，我冲父亲晃出门槛的脊背大叫一声：“爸——爸！”
那个背着面袋子的瘦小身体像遭了雷击，抖了一下，接着就扭过一张惊讶的脸。
我用更大的声音喊道：“爸——爸！”
父亲肩上的面袋子“哐”地落到地上！他踉跄着跑到床前，瞪大眼睛看着我的嘴，问：“是你叫的吗？小二？”
我点点头。
父亲一把将我抱住，用他胡子拉茬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我感到一阵生疼，一阵暖意。我的眼泪快要流下来了。父亲突然背对我弓下身子，说：“还不快上来，小二。”
我愣了愣，有些不敢相信。父亲背过梅兰，却从不曾背过我呢。记得从前梅兰喜欢坐在父亲的膝头上，两人一起“翻崩崩”。
那根细细的红毛线撑在父亲笨拙的大手上，显得很可笑。他总是翻错，一次次让梅兰用指头弹他的脑壳，可他偏爱和梅兰玩。这时候，我只有站在边上看的份。有一次，我向父亲提出同他“翻崩崩”，梅兰就不高兴了，说：“他是我爸，不是你爸！”
他不是我爸，谁是我爸呢？
还有，我们一家人上场部看电影，父亲也总是把梅兰扛到肩上。梅兰向跟在后面小跑的我招着手，得意地说：“谁高？我高！地下都是草包！”梅兰还把父亲当大马骑，举着鞭子吆喝：“驾——”
我可怜的跛腿父亲就驮着他的宝贝女儿从房前爬到房后，汗珠子摔成八瓣。
父亲啊父亲，今天你咋突然要背我这个你不喜欢的孩子呢？
我的近乎成人的神情终于令父亲生气了，他不耐烦地说：“上来呀！傻小二！”
这时我才慢慢靠近父亲，把胳膊伸过去。父亲真是力大无比，像背一捆干柴，一下就把我背了起来，一双大手暖暖地托着我冰凉的屁股。我趴在父亲背上，新奇地看着他后脖颈上不断扭动的黑红的皱纹，嗅着一股陌生又亲切的油烟味儿，心想，父亲身上的味儿原来是这样的呀！
我和穿着一件薄绒衣的父亲当晚就赶回了家。因为父亲突然的变卦，那个叫胡倒的男人生气地让父亲赔他损失，说是他曾给母亲送过一块花布，还送过一袋面粉。没辙，父亲脱下自己的皮大衣相抵。
母亲开的门。母亲穿一件四处露洞的无袖汗衫，手里举着肉骨头，满嘴油花，样子有点狼狈。她见了我，两眼眯缝，怀疑地问：“是你吗？小赤佬？”
我盯着她的肉骨头，大声说：“我们回来啦。”
母亲更为吃惊了，这怎么会是她那个不会说话的怪物？母亲腾出一只手，将父亲拉到一边，声音抖抖地问：“这、这是怎么回事儿？胡倒不要？”
我这才知道胡倒是七星子镇一个大户人家的独苗子，靠捣腾东西过活，上有一个老母。此人结过三次婚，都离了。
父亲说：“不想送了。”
母亲愣了，不说话，目光幽幽的，脸上呈现一种复杂的表情。
突然，她抱住了父亲，就像我那样，把两条胳膊圈在父亲脖子上，整个胸脯严严地挤在父亲脸前。矮小的父亲顿时又矮了三分，只听他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真香，这肉。”母亲笑了，哆嗲地说：“是吗？想吃了？”
我说我想吃啦！母亲瞪了我一眼，两人钻里屋了。
我来到炉火通红的灶台，铁锅里沸腾着。揭开锅盖，一个什么东西鼓涌出来，尖尖的豁嘴，明晃晃的两颗眼珠子，还有一对长耳朵。因为我会说话了，就格外威风，问：“什么肉？”
梅兰舔着袖手，一路颠着响屁从里屋出来，说：“哟，梅小二会说话啦！告诉你吧，兔肉！”这是我第一次听清梅兰的声音，尖尖的，似狼崽的哭。
我连忙跑到荒芜的菜园，木箱中只有一根冻得硬邦邦的胡萝卜。我怒气冲冲回屋，这时里屋传来一种声音，这声音是多么古怪，古怪得让我怀疑是不是声音了。要知道，平素我是很难分辨出这么多声音的，现在我听到了，乒乒乓乓，哼哼叽叽，呼呼嗤嗤。
我问梅兰里面怎么了？梅兰脱牙咧嘴啃着肉骨头，她不足为奇地说：“蠢猪，有啥大惊小怪的！他们是在打架呢，没事。”
我发现，梅兰的吃相很凶，像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