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上午，袁九斤正解开衣服捉虱子，看守在外大声喊他。袁九斤只好系好扣子，用一条腿跳了出去。一到院里，就被两个警察五花大绑起来。往日过堂，只是由警察押解，并不捆绑，今天这是怎么了？他忙问道：“这是怎回事？”

一个警察说：“待会儿就知道了。”拉着他就走，他只好一条腿跳着跟上。好在看守所高大堂不远，就在衙门里的右边，一出看守所，不多远就是大堂。

今日大堂上，和往日的气氛有点不一样，站了十几个穿着黑制服、打着白绑腿的警察，有的还背着洋枪。公案后边坐着的是一脸杀气的县长，身上十字披着两条红布。公案前还跪着一个人，也是五花大绑着，看不见眉眼，只能看到他剃得光光的一颗大脑袋。袁九斤被押到大堂下，县长立即厉声喊道：“跪下！”他身旁站着的岑承审，指了指袁九斤的腿，低声说了几句，大概是说腿断了，不能跪。县长也再没理这个茬，然后他就展开一张很大的布告念了起来。大意是说那个犯人是大烟贩子，罪行累累，国法难容。最后几句是：“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以戒效尤。”念完，提起红笔在末尾勾了一笔，接着又在两个像“令箭”一样的亡命旗上点了一点。立时警察们就忙乱起来，有的拿上布告、浆糊走了，有的拿起亡命旗，往犯人背后插，袁九斤背后也插了一支。袁九斤本来还不知道这是怎回事，这一插，他清楚了。他没见过杀人，可听“十二红”说过；旧戏上处决罪犯的情形，这不就是“推出辕门问斩”吗？他不由得大叫起来：“大老爷冤枉！”押他的那两个警察悄悄拉了拉绳头，他脖子里的那个绳套立刻勒紧，把脸都憋红了。这时只见县长猛然一下把那支红笔甩到大堂前，这好像是一个信号，警察们看到这一信号，立时就把他们架起来，推推拥拥往衙门外走。

衙门外早已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大照壁前停着两辆拉犯人的差车，赶车的垂头丧气地靠在车辕旁，这地方把这种差事叫做支“红差”，谁家的大车也不愿意干这种倒霉事。不仅是白效劳，未了还得自己掏腰包买些纸钱给死者烧化。更主要的是支了“红盖”之后，很长时间榄不到拉脚的生意，这种车不是下命令派，而是随便抓的。每运处决犯人；前一天下午，差役们就到城门口等上了，见一辆扣留一辆、实际上除了需要的一两辆外，其余的车只要给一定数目的钱，就都放了，这也是差役们的一甩额外收入。城里人消息灵迈，一听说城门口抓支“红差”的车，就知道第二天准要处决犯人，到时候不用便知，自然就拥来看热闹了。

袁九斤和那个光头犯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推上了大车，在巡官的一声号令下，就开始游街示众了，走在最前边的是军乐队，这是由警察们临时凑合起来的。他们打着从学堂里借来的洋鼓，吹看洋号。鼓是破的，发出“扑踏扑踏”的响声，洋号吹得也不合拍，曲子和枪毙人根本挨不上边儿，竟然吹的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的军歌曲子，乐队后边是拉着犯人的两辆“红盖”牢，再后边是背着枪的警察和骑着马的监斩官——边巡官，除此之外就是跟着看热闹的人群了，就像正月十五闹“社火”一样，满街满巷尽是人，两旁铺面门前的台阶上、栏柜上、甚至房顶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第一辆车上的那个光头犯人，不时地大同大叫，“老子贩大烟土犯法，阎督军卖大烟土为啥合法？真他妈的不说理！他卖的戒烟饼是啥东西？不就是大烟土？”

他说的倒也是实情。那时正是“阎冯倒蒋”时期。阎锡山为了筹集军饷，大批倒贩大烟土，他们把大烟土装在小铁盒里，公开销售。各村村公所都代销，人们称之为“官土”。确也搂了不少钱财。

那个光头犯不停地大喊大叫，骂阎督军，有时又可着嗓子唱几句戏。沿途群众不时地向他叫好。

第二辆车上的袁九斤，也很想叫喊叫喊，可他没杀过人，也没卖过大烟土，没什么可说的。他在人群中忽然发现了他村的柳二牛，柳二牛含着泪在看着他。他想到自己将要含冤死去，心里气愤难平，两眼直冒火星，可他没有哭喊，也没有流泪，只是一个人生闷气。街上有的人指着他在议论：“这一个是个软蛋！”“软骨头！”……这些话他都听到了，也只能闷声不响。

这支游街的队伍走得很馒，不时还要停下来，因为那个光头犯人每看到饭馆、酒店的招牌、幌子，就叫喊要吃肉喝酒。只要他一叫喊，这家商号也就连忙把酒肉端来了，还得一口一口喂他；等他吃喝完，随手就把盘子碗扔在地上摔碎了。这也是多年来遗留下来的老规矩，据说舍不得给犯人吃喝，于店主不利。袁九斤没有叫喊要吃要喝，可也有的饭馆给他端来了酒，一路上糊里糊涂灌了两三碗。县城的这条街并不太长，就因为走走停停，又吃又喝，等走到北门外杀入场的时候，天已经正午了。

这里紧靠着城墙，到处是灰渣堆，到处是破砖烂瓦，杂草丛生，乱纸满地。这原本是附近居民倒垃圾的地方，因为处决犯人都在这里进行，于是人们就把这里叫成杀入场了。一到杀人场，拿枪的警察们就散开警戒，城墙上也站了岗哨，不准围观的人到警戒线里来，只能站到远处盼望。犯人被从车上拉下来，那个光头面对城墙跪在那里。袁九斤因为不能跪，只好面对城墙坐在那里。其实他醉得坐都有点坐不住了，头昏脑胀，两眼漆黑，只听“叭”的一声枪响，他就趴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