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红”是个年近五十岁的瘸腿老头，名字叫鲍亮，原本是一家戏班里唱须生的，十二岁上在这一带就唱红了，因而被称为“十二红”。可是到二十五岁上病了一场，嗓子倒了，唱戏喊不出声来，只好打旗旗，跑龙套，偶尔也充当武把子，总算凑凑合合还能混碗饭吃，没想到三十来岁上又碰了件倒霉事：有次翻跟头扭坏脚，变成了个跛子，龙套也跑不成了。被班主撵出来，举目无亲，无家可归。后来就流落到沟口村。他既不会种地，又没有别的手艺，只好帮人家做点杂活儿，赚钱糊口。诸如：谁家生下怪胎了，他给提溜出去挂在村外树上，谁家孩子死了，他用干草裹上给抱出去埋掉。谁家死了男人，他去给剃头刮脸，揩抹尸体，穿寿衣。热天，给养牲口的人家割青草。冬天，给村里打更巡夜。每逢过大年，就帮助“社火”班子排节目，他毕竟是科班出身的戏子，对生、旦、净、未、丑各种行当的动作、脸谱、装扮都略知一二，排出来的节目比附近村里的“社火”总高明一等，因而很受人们的欢迎。

他住在村当中十字街的五道庙里，名义上叫庙，实际上只不过是一间临街的房子。房子虽然破旧，可他收拾打扫得倒也整洁。墙上钉着几张木板印的戏剧人物年画。小上炕上铺着床单，行李卷上搭着枕巾，小窗户上还挂着窗帘，所有这些，都是用颜色深浅不同的旧红布块缝缀起来的。每一块上隐隐都可以看到墨笔写的“有求必应”、“诚则灵”之类的字，显然这都是从庙宇里捡来的布匾。最引人注目的是窗台上摆着个打了嘴子的玻璃瓶子，里边经常插着几枝野花，更给这间旧房子增加了点生气。因为他常爱用破嗓子喊这么一句唱词：“有为王打坐在金銮宝殿……”后来人们就把这里叫成了“金銮殿”。“金銮殿”是个热闹地方，村里不少人晚上愿意到这里来胡扯淡。前边抄的那两段顺口溜，就是在这里你一句、他一句集体“创作”的，主要“创作”人员，当然是“十二红”了。人们来到这里，都觉得自由自在，心情舒畅。他们有时是闲磕牙，有时是听“十二红”说戏。——他倒了嗓子不能唱了，可是能说，他能一字不漏背出很多戏文。遇到情绪高的时候，他就站在那盘小土炕上，摆开架势，边念锣鼓点，边说唱词，又装提袍，又装甩袖，又装持髯，表演一番。这对于长年累月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享受。无形中这里也就变成一些受苦人们的娱乐场所了。

“十二红”生活过得很清苦，可他从来不偷不摸。有时实在揭不开锅了，宁可张口向众人要，人们也乐意周济他，这家一升，那家五合，凑合着也能生活下去。袁九斤是这里的常客，他最爱听那些英雄好汉的戏文。他和“十二红”相处得也最好，见面总是称“十二红叔”。每逢给别人家杀羊赚下一副头蹄“下水”，总有“十二红”的一份。这么着，有时候“十二红”还能开开荤。

有天晚上，拥到“金銮殿”里来的人特别多，炕上坐的，地下蹲的，门口站的，满满挤了一屋子。大家抽着旱烟，说着闲话，自然而然就说起了唐培基挂匾的事，人们纷纷表示不满。柳二牛说：“什么‘恩泽乡里’，倒是狗屁！”“十二红”说：“改成‘鱼肉乡民’更为合适。”袁九斤问啥叫“鱼肉乡民”？“十二红”就给解释了一番。袁九斤一拍大腿说：“好！谁敢写这四个字，我就敢给他贴到大门上。”有人接嘴说道：“你看看咱们这伙人，谁能提起笔杆来？”另一个人说道：“根本就不该挂匾，应该贴报丧纸！”

所谓“报丧纸”，就是死了人在大门上斜对角贴四张白纸，这等于是讣告，有时候人们对某家地主恶霸气恨不过，就专门挑他家办喜事的时候，在门口给他贴四张白纸。这也是老百姓们万般无奈的一种复仇手段。

这天晚上，人们发了一阵牢骚，舒了一顿怨气，也就各自走散了。

第二天大清早，担水、拾粪的人，发现唐培基家两扇黑油漆大门上，斜对角贴了四张白麻纸。有的人以为他家真的死了人了，可是听不到院里有哭声，很快也就明白过来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村里很多人拥来看热闹，连一些还没梳头洗脸的女人们也跑来了。大家看到那四幅报丧纸，心里都很舒畅，后来唐培基发现了这件事，气得脸都白了，他一面指派长工刷洗大门，一面责令村警暗暗进行追查。过了些时候，村里人传说那四张白纸是袁九斤贴的，袁九斤也直认不讳，他说：“我就是想替大伙出口恶气！”

袁长命老汉听说这事是儿子干的，气得一天都没吃饭。这老汉从来没和人变过脸，遇事都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儿子竟敢和村长唱对台戏，这怎能叫他不生气呢？整天吓得胆颤心惊，一再劝说儿子去给村长求情陪罪；可儿子就是不服软，还自认为是给村里人办了件好事儿。袁长命老汉说，“唐培基是肚里长牙的人，他轻饶不了你。”袁九斤说：“大，谅他也砍不了我的头！”

这件事就马马虎虎过去了，唐培基倒也没把袁九斤怎么样，可是后来袁九斤却吃尽了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