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二红”和“全銮殿”-袁九斤的故事

“十二红”是个年近五十岁的瘸腿老头,名字叫鲍亮,原本是一家戏班里唱须生的,十二岁上在这一带就唱红了,因而被称为“十二红”。可是到二十五岁上病了一场,嗓子倒了,唱戏喊不出声来,只好打旗旗,跑龙套,偶尔也充当武把子,总算凑凑合合还能混碗饭吃,没想到三十来岁上又碰了件倒霉事:有次翻跟头扭坏脚,变成了个跛子,龙套也跑不成了。被班主撵出来,举目无亲,无家可归。后来就流落到沟口村。他既不会种地,又没有别的手艺,只好帮人家做点杂活儿,赚钱糊口。诸如:谁家生下怪胎了,他给提溜出去挂在村外树上,谁家孩子死了,他用干草裹上给抱出去埋掉。谁家死了男人,他去给剃头刮脸,揩抹尸体,穿寿衣。热天,给养牲口的人家割青草。冬天,给村里打更巡夜。每逢过大年,就帮助“社火”班子排节目,他毕竟是科班出身的戏子,对生、旦、净、未、丑各种行当的动作、脸谱、装扮都略知一二,排出来的节目比附近村里的“社火”总高明一等,因而很受人们的欢迎。

他住在村当中十字街的五道庙里,名义上叫庙,实际上只不过是一间临街的房子。房子虽然破旧,可他收拾打扫得倒也整洁。墙上钉着几张木板印的戏剧人物年画。小上炕上铺着床单,行李卷上搭着枕巾,小窗户上还挂着窗帘,所有这些,都是用颜色深浅不同的旧红布块缝缀起来的。每一块上隐隐都可以看到墨笔写的“有求必应”、“诚则灵”之类的字,显然这都是从庙宇里捡来的布匾。最引人注目的是窗台上摆着个打了嘴子的玻璃瓶子,里边经常插着几枝野花,更给这间旧房子增加了点生气。因为他常爱用破嗓子喊这么一句唱词:“有为王打坐在金銮宝殿……”后来人们就把这里叫成了“金銮殿”。“金銮殿”是个热闹地方,村里不少人晚上愿意到这里来胡扯淡。前边抄的那两段顺口溜,就是在这里你一句、他一句集体“创作”的,主要“创作”人员,当然是“十二红”了。人们来到这里,都觉得自由自在,心情舒畅。他们有时是闲磕牙,有时是听“十二红”说戏。——他倒了嗓子不能唱了,可是能说,他能一字不漏背出很多戏文。遇到情绪高的时候,他就站在那盘小土炕上,摆开架势,边念锣鼓点,边说唱词,又装提袍,又装甩袖,又装持髯,表演一番。这对于长年累月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享受。无形中这里也就变成一些受苦人们的娱乐场所了。

“十二红”生活过得很清苦,可他从来不偷不摸。有时实在揭不开锅了,宁可张口向众人要,人们也乐意周济他,这家一升,那家五合,凑合着也能生活下去。袁九斤是这里的常客,他最爱听那些英雄好汉的戏文。他和“十二红”相处得也最好,见面总是称“十二红叔”。每逢给别人家杀羊赚下一副头蹄“下水”,总有“十二红”的一份。这么着,有时候“十二红”还能开开荤。

有天晚上,拥到“金銮殿”里来的人特别多,炕上坐的,地下蹲的,门口站的,满满挤了一屋子。大家抽着旱烟,说着闲话,自然而然就说起了唐培基挂匾的事,人们纷纷表示不满。柳二牛说:“什么‘恩泽乡里’,倒是狗屁!”“十二红”说:“改成‘鱼肉乡民’更为合适。”袁九斤问啥叫“鱼肉乡民”?“十二红”就给解释了一番。袁九斤一拍大腿说:“好!谁敢写这四个字,我就敢给他贴到大门上。”有人接嘴说道:“你看看咱们这伙人,谁能提起笔杆来?”另一个人说道:“根本就不该挂匾,应该贴报丧纸!”

所谓“报丧纸”,就是死了人在大门上斜对角贴四张白纸,这等于是讣告,有时候人们对某家地主恶霸气恨不过,就专门挑他家办喜事的时候,在门口给他贴四张白纸。这也是老百姓们万般无奈的一种复仇手段。

这天晚上,人们发了一阵牢骚,舒了一顿怨气,也就各自走散了。

第二天大清早,担水、拾粪的人,发现唐培基家两扇黑油漆大门上,斜对角贴了四张白麻纸。有的人以为他家真的死了人了,可是听不到院里有哭声,很快也就明白过来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村里很多人拥来看热闹,连一些还没梳头洗脸的女人们也跑来了。大家看到那四幅报丧纸,心里都很舒畅,后来唐培基发现了这件事,气得脸都白了,他一面指派长工刷洗大门,一面责令村警暗暗进行追查。过了些时候,村里人传说那四张白纸是袁九斤贴的,袁九斤也直认不讳,他说:“我就是想替大伙出口恶气!”

袁长命老汉听说这事是儿子干的,气得一天都没吃饭。这老汉从来没和人变过脸,遇事都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儿子竟敢和村长唱对台戏,这怎能叫他不生气呢?整天吓得胆颤心惊,一再劝说儿子去给村长求情陪罪;可儿子就是不服软,还自认为是给村里人办了件好事儿。袁长命老汉说,“唐培基是肚里长牙的人,他轻饶不了你。”袁九斤说:“大,谅他也砍不了我的头!”

这件事就马马虎虎过去了,唐培基倒也没把袁九斤怎么样,可是后来袁九斤却吃尽了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