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口村地处山区和平川的交界处，村东是一望无际的晋中平川，村西是连绵起伏的吕梁山脉。虽然是个二百来户人家的一般村庄，因为是平川通向山区的交通孔道，经常有来往客商路过，村里就显得热闹一些。村公所一年的收入，也比别的村庄要丰厚一些。

村长叫唐培基。小时候念过十来年私塾，考秀才没考中，再要考的时候，清朝已经改成民国，科举制度废除了。于是他就投门子，在县城里一家钱庄学了生意。他心眼灵，手勤快，眼里有活儿，再加他笔杆子行，因此很受大掌柜器重。后来钱庄倒闭了，就由大掌柜举荐到县衙门里，在文案上抄抄写写。开头他对这差事很满意，毕竟是在官场上混事，总觉得高人一等。混了二年，衙门里的事经见得多了，才知道抄写公文没有什么外快可捞。自己没有吃硬后台，迟早也熬不成一官半职，心里颇有点懊丧。正好这时山西督军阎锡山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推行“村本政治”，也就是要加强村政权的建设，以巩固他的统治，唐培基觉得“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与其给当官的打杂，倒不如自己独当一面坐小天下，于是就辞职回到村里，一心谋住要当材长。那时当村长也有一定的条件：首先是要熟悉“村本政治”的一切条文，——他在衙门里早背熟了；其次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家财，——他家虽不是大财主，可也躺着房子卧着地，一年光租子能收三十多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再加上他在衙门里有熟人，轻而易举地当了一村之主。

此人长得清清秀秀，一年四季都是打扮得像走亲戚一样，热天穿着蓝布长衫，冬天穿着黑布棉袍，头上经常戴着灰礼帽，身上经常洒着花露水。他从三十来岁就留下了两撇八字胡，样子显得很威严。每逢进县城，或是到附近村里看戏赶会，都是骑着村公所专门为他养的那匹马，由村警史虎子保驾去，保驾回。不知道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县里的什么大人物。他每天晚上都要到村公所去办公事，无公事可办时，就和村副、书记（就是文书）、闾长、邻长、学堂老师，以及村里有头面的人物下象棋，打麻将，闲聊天，每天总要熬到二更天才散场。村公所和他家就在一条街上，可是天天晚上都要由史虎子提着马灯护送回家，倒不是他胆小，而就是要摆这个谱。他对村里老百姓，从不捆绑吊打，也不张牙舞爪训骂，但村里人都很怕他。每逢他从街上走过，不论是蹲在树下吃饭的男人，还是坐在门口做针线活儿的女人，都要站起来装出笑脸和他打招呼。农民们打招呼只有一句话：“村长，吃过饭啦！”他不吭声，只是微微点点头，继续迈着八字步走他的路。村里人所以怕他，主要是因为他搂钱的手段太狠。不说别的，光是他家办红白喜事凑份子上礼，就叫人们受不了。而他家的红白喜事又特别多：父亲殡葬，母亲做寿，儿子娶媳妇，女儿出嫁，孙女过满月，新房落成……诸如此类的事，一件接着一件。这号事，用不着他出面，都是由闾长、邻长们张罗。你不出钱唐培基也不让逼着硬要，可是逢到摊派各种捐款的时候，只要他说声：“这家日子过得还不错嘛！”这家捐款的数字马上就加码了。有的人家缴不起捐款，他也不让村警们去催要，什么时候等积累到一定的数目，这才一古脑儿算总账，名正言顺把你家的土地折款收为公产了。然后，他再三不值二把这些地买到手，他就是用这些手段敲诈老百姓，因此村里人背后也给他编了一段顺口溜：

唐培基，两脚兽，

身上香，肚里臭。

黄鼠狼不嫌小鸡瘦，

瘦的喝血，

肥的吃肉，

没血没肉就啃骨头。

不咬你一口。

他心里怪难受。

后来有的人又给续了两句：

红白喜享有多少？

阖村人都估不透。

果然过了没多久，唐培基就宣布要做五十大寿了。据村里老年人们掐算，他虚岁才四十九。为啥要提前做寿呢？后来人们才弄清楚，因为这一年年景好，丰年做寿比歉年收的礼要多。事先他就放出风来，说要大摆筵席庆祝寿辰。这事自然就成了全村的头等大事。闾长、邻长们不等吩咐，赶忙就向各家各户打招呼，凑份子。老百姓也晓得这事非同小可，拿少了难免将来要吃大亏；与其遭暗算，不如吃明亏，各家各户都想方设法筹凑礼钱。手头没有现款的人家，只好卖鸡卖羊，典当衣物，打肿脸充胖子。事后据管礼房的村公所书记说：这次做寿，除了寿樟、寿烛、寿桃、寿酒等实物不算，光现款就收入三百余元。那时候一官斗小米十二斤，才值五六毛钱，三百多元能买六千多斤小米啊！唐培基做寿前还暗示闾长们要阖村百姓给他送块牌匾。这笔钱，当然还得从各家各户名下摊派。刻牌匾是种专门手艺，一般木匠干不了，时间又十分紧迫，只好出重价让县城最大的一家木匠铺连夜加工制做。到做寿的前一天，总算把这块黑漆金字大牌匾拉回来了。上款是“唐培基老先生五十寿辰大庆”，下款是“沟口村全村村民敬立”，中间四个大字是“恩泽乡里”。这些字是请城里一位老举人写的，据说光润笔费就送了十块白洋。

村里老百姓，对唐培基逼住大家给他脸上贴金，都窝了一肚子火。这天晚上，不少人都拥到“十二红”的“金銮殿”里发牢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