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村长唐培基-袁九斤的故事

沟口村地处山区和平川的交界处,村东是一望无际的晋中平川,村西是连绵起伏的吕梁山脉。虽然是个二百来户人家的一般村庄,因为是平川通向山区的交通孔道,经常有来往客商路过,村里就显得热闹一些。村公所一年的收入,也比别的村庄要丰厚一些。

村长叫唐培基。小时候念过十来年私塾,考秀才没考中,再要考的时候,清朝已经改成民国,科举制度废除了。于是他就投门子,在县城里一家钱庄学了生意。他心眼灵,手勤快,眼里有活儿,再加他笔杆子行,因此很受大掌柜器重。后来钱庄倒闭了,就由大掌柜举荐到县衙门里,在文案上抄抄写写。开头他对这差事很满意,毕竟是在官场上混事,总觉得高人一等。混了二年,衙门里的事经见得多了,才知道抄写公文没有什么外快可捞。自己没有吃硬后台,迟早也熬不成一官半职,心里颇有点懊丧。正好这时山西督军阎锡山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推行“村本政治”,也就是要加强村政权的建设,以巩固他的统治,唐培基觉得“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与其给当官的打杂,倒不如自己独当一面坐小天下,于是就辞职回到村里,一心谋住要当材长。那时当村长也有一定的条件:首先是要熟悉“村本政治”的一切条文,——他在衙门里早背熟了;其次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家财,——他家虽不是大财主,可也躺着房子卧着地,一年光租子能收三十多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再加上他在衙门里有熟人,轻而易举地当了一村之主。

此人长得清清秀秀,一年四季都是打扮得像走亲戚一样,热天穿着蓝布长衫,冬天穿着黑布棉袍,头上经常戴着灰礼帽,身上经常洒着花露水。他从三十来岁就留下了两撇八字胡,样子显得很威严。每逢进县城,或是到附近村里看戏赶会,都是骑着村公所专门为他养的那匹马,由村警史虎子保驾去,保驾回。不知道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县里的什么大人物。他每天晚上都要到村公所去办公事,无公事可办时,就和村副、书记(就是文书)、闾长、邻长、学堂老师,以及村里有头面的人物下象棋,打麻将,闲聊天,每天总要熬到二更天才散场。村公所和他家就在一条街上,可是天天晚上都要由史虎子提着马灯护送回家,倒不是他胆小,而就是要摆这个谱。他对村里老百姓,从不捆绑吊打,也不张牙舞爪训骂,但村里人都很怕他。每逢他从街上走过,不论是蹲在树下吃饭的男人,还是坐在门口做针线活儿的女人,都要站起来装出笑脸和他打招呼。农民们打招呼只有一句话:“村长,吃过饭啦!”他不吭声,只是微微点点头,继续迈着八字步走他的路。村里人所以怕他,主要是因为他搂钱的手段太狠。不说别的,光是他家办红白喜事凑份子上礼,就叫人们受不了。而他家的红白喜事又特别多:父亲殡葬,母亲做寿,儿子娶媳妇,女儿出嫁,孙女过满月,新房落成……诸如此类的事,一件接着一件。这号事,用不着他出面,都是由闾长、邻长们张罗。你不出钱唐培基也不让逼着硬要,可是逢到摊派各种捐款的时候,只要他说声:“这家日子过得还不错嘛!”这家捐款的数字马上就加码了。有的人家缴不起捐款,他也不让村警们去催要,什么时候等积累到一定的数目,这才一古脑儿算总账,名正言顺把你家的土地折款收为公产了。然后,他再三不值二把这些地买到手,他就是用这些手段敲诈老百姓,因此村里人背后也给他编了一段顺口溜:

唐培基,两脚兽,

身上香,肚里臭。

黄鼠狼不嫌小鸡瘦,

瘦的喝血,

肥的吃肉,

没血没肉就啃骨头。

不咬你一口。

他心里怪难受。

后来有的人又给续了两句:

红白喜享有多少?

阖村人都估不透。

果然过了没多久,唐培基就宣布要做五十大寿了。据村里老年人们掐算,他虚岁才四十九。为啥要提前做寿呢?后来人们才弄清楚,因为这一年年景好,丰年做寿比歉年收的礼要多。事先他就放出风来,说要大摆筵席庆祝寿辰。这事自然就成了全村的头等大事。闾长、邻长们不等吩咐,赶忙就向各家各户打招呼,凑份子。老百姓也晓得这事非同小可,拿少了难免将来要吃大亏;与其遭暗算,不如吃明亏,各家各户都想方设法筹凑礼钱。手头没有现款的人家,只好卖鸡卖羊,典当衣物,打肿脸充胖子。事后据管礼房的村公所书记说:这次做寿,除了寿樟、寿烛、寿桃、寿酒等实物不算,光现款就收入三百余元。那时候一官斗小米十二斤,才值五六毛钱,三百多元能买六千多斤小米啊!唐培基做寿前还暗示闾长们要阖村百姓给他送块牌匾。这笔钱,当然还得从各家各户名下摊派。刻牌匾是种专门手艺,一般木匠干不了,时间又十分紧迫,只好出重价让县城最大的一家木匠铺连夜加工制做。到做寿的前一天,总算把这块黑漆金字大牌匾拉回来了。上款是“唐培基老先生五十寿辰大庆”,下款是“沟口村全村村民敬立”,中间四个大字是“恩泽乡里”。这些字是请城里一位老举人写的,据说光润笔费就送了十块白洋。

村里老百姓,对唐培基逼住大家给他脸上贴金,都窝了一肚子火。这天晚上,不少人都拥到“十二红”的“金銮殿”里发牢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