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的队伍青黄不接，文史领域尤为突出，办好文科大学是刻不容缓的。在这“才难”之叹和如何培养的时刻，就不能不回忆起唐文治先生主持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什么招生不多，却人才辈出?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十二月，施肇曾(省之)和陆起(勤之)于湖光潋滟，岚色秀丽的惠山之麓，赁屋数幢，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敦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先生为馆长。当时在南京、上海、无锡三处招生，据说应试的达一千多人，结果只录取了正额二十四名，附额(备取)六名。一九二七年更名为国学专门学院，到一九三○年一月，才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参照当时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各项规章办理，实行学分制，修学期三年。十年来，唐先生在教学上的惨淡经营和苦心擘划，已培育出像唐兰、王蘧常、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蒋庭曜、夏君虞等学有专长学者。一九三五年，拟于太湖之滨，宝界桥畔，勘地五十余亩，粗具黉舍规模。记得唐先生在奠基时，当场朗诵四句祝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这一年全校有三百多学生，七个班，正科三年，分甲乙六班。另设一个补习班，凡学生程度较差的，先读补习班，再升入正科。这时可算是国专的“全盛”时代了。

抗战军兴，无锡沦陷，年已七十六，双目失明的唐先生率领学生数十人，含辛茹苦，转道至长沙、湘乡，沿途租民屋上课。一九三八年初，终于迁校桂林，先后借正阳街、环湖路民房，继续开学。入冬后，桂林屡遭空袭，便暂徙北流山围。

次年二月，唐先生以水土不服，年迈多病，返沪治疗。鉴于江浙学生纷请复课，遂改名“私立国学专修馆”，沿用私塾形式，避免向敌伪登记，校舍先暂借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通州中学，后在北京西路嵇山中学，敦聘王蘧常先生任教务长，而桂校则由冯振心先生负责。沪校三年制专科，自第二年起，分设文学、哲学、史地三组，直至解放后，改名“无锡中国文学院”，唐先生为院长，王先生任副院长，随着全国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遂于一九五一年，并入江苏师范学院。

二

无锡国专与唐先生相始终，不能不概略提及其经历。先生名文治，字蔚芝，江苏太仓人，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生，父亲唐受祺是个以穷秀才终其身的候选教谕，教书为生。唐先生从小用功勤读，十六岁入州学，十八岁中举人，二十八岁进士及第，以主事分发户部，一八九八年，补总理衙门章京，一九○一年，随那桐到日本，后又随载振赴英，祝贺英王爱惠的加冕典礼。英国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就，对他思想上的启迪和影响颇大。三十九岁出任商部左丞及右丞，四十二岁升左侍郎，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后，署理尚书。清末国势危殆，经济极为窘迫，他在步履维艰的情况下，通商惠工，颇具苦心。四十三岁那年，以忤权贵，调任上海实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监督。辛亥革命后，他是不以“遗老”自居的，学校改称南洋大学，任校长，直到一九二七年创办无锡国专才离职，为祖国造就了第一批的理工科建设人才。交通大学的师生缅怀唐先生，筹建了“文治堂”，作为永久的纪念（十年浩劫中被破坏，现已重新恢复）。唐先生毕生治古代散文及宋学，尤推崇紫阳学案，颇有发明，著有《茹经堂全集》。解放后卧病上海，陈毅同志关怀耆宿，照顾备至。一九五五年逝世，年九十一。①

唐先生系桐城吴汝纶（挚甫）的高足，创办南洋大学，即取法挚甫先生出长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时一套办学经验：名师荟萃，学风浓厚。唐先生心摹力追，科研则兼收并蓄，对学生要求严格，拔植隽才，坚持学生首须过好古文、外语两关，教授须是第一流学者。辜鸿铭（汤生）虽然有些怪癖，但奄贯中西，就是唐先生亲自礼聘的教授之一。唐先生为什么移居无锡要创办国专呢？是他愤慨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国将不国。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唐先生当然不可能成为共产党人的，但毕竟是爱国爱民的，一个旧式学者文人在当时要救国培养人才，那只有私人办学了。他说：“吾国情势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唯一主旨。务望诸生勉力为圣贤、为豪杰，其次亦当为乡党自好之士，预储地方自治之才。”“他日救吾国，救吾民，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见自订《茹经年谱》）。这就是他创办无锡国专的目的和动机。因此，在饭厅里悬挂明代抗志不屈的杨椒山（继盛）的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希望学生在用膳时思忖着。同时他即以创建南洋大学的务实精神，用之于国专。

首先，唐先生认为学生的质量，系于教师的水平，故培育人才，端赖名师。早期几届除亲自授教全部经学课外，所聘教授不多，但均系著名学者文人。像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陈石遗（衍）先生长期主讲《通鉴》和诗学等课。他莅校之前，已撰有《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诗话》、《元诗纪事》等，一时远播扶桑，为日本著名文学家神田喜一郎等击节赞赏。莅校后，他讲《通鉴》，熟到胡三省的注能背出，分析颇有条理；同时以渊博深湛的知识，阐发历代诗歌的真髓，一经启迪点拨，如坐春风化雨之中。那时陈衍住在苏州，每星期五来无锡讲课，星期一返苏州。每课时的代价是大洋二十元（约合白米三百斤），这样高昂的钟点费，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名教授。可是区区的私立无锡国专却是不惜工本的。当时名师，还有金松岑、李详（审言，文选专家）、孙德谦、钱基博、顾实、陈柱、朱文熊（叔子，著《庄子新义》），等等。

同时敦请学者专家作专题讲座。当时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经常来国专讲学。章先生一口余杭土话，又是烟卷不离口，讲时详征博引，很不易懂。幸有随从弟子作快速板书和记录（记录即印发），才解决了一些听众的困难。不少专家的讲座，开拓了同学的视野。

四十年代，唐先生已屈耄耋，实际上的校务是由王蘧常先生一人仔肩，面对经费支绌，困难丛集，始终是殚精竭思地考虑如何办好学校。先后延请了许多热心教育，而又是卓然成家的学者，如周谷城（中国通史）、王蘧常（诸子概论）、周予同（经学通论）、蔡尚思（中国思想史）、钱萼孙（诗学研究）、胡士莹（词学研究）、王佩琤（曲学研究和版本目录）、朱东润（历代文选）、唐庆诒（中西文艺批评）、郝昺衡（中国文学史）、胡曲园（中国通史、逻辑学）、徐震（三礼研究）、鲍鼎（甲金文研究）、张世禄（音韵学）、朱大可（基本文选，经学概论）以及赵泉澄、蒋祖诒、吴丕绩、葛绥成、许国璋、金德建等在学术上均有成就。而年近八旬的唐先生仍然亲临第一线，执教论孟研究、周易研究等课。学生们惊讶他的记忆力，四书五经的注疏都背诵如流，分析义理，头头是道，由陆景周板书。

为了开拓学生的学习园地，举办课外讲座，除唐先生讲授传统古文读法外，还请了吕思勉、郭绍虞等教授作文史方面的专题讲演，一时听者如归，座无虚席。

无锡国专对学生的要求是颇为严格的，招生“少而精”，学习则“由博返约”“循序渐进”。因此，学生的入学必须择优录取，唐先生认为笔试固然能衡量学业水平，但还有偶而的侥幸，而口试随问答而变异，不受试题的局限，学生的程度也就昭彰了。他任南洋大学校长时，每届招新生，都要经他亲身口试，以定去取。国专招生时，口试尤为严格，这是重要的一关，往往化了很长时间，唐先生是不肯苟且的（学校迁沪后就不举行了）。口试问题很广泛，一般先问考生读过哪些文史哲类的专著，回答后就要问内容了，回答内容后，就要你论述对某书的心得体会及其优劣，往往“打破砂锅问到底”，直至考生词穷而止。

唐先生在五十五岁那年眼瞎，只能依靠听觉来了解一切，每天有专人替他口诵典籍、书报，作为程课，但他听觉特别敏锐，任何冗长的文章，一经读出，便能完全领会。晚年以卖文为生，江南的士宦名流的“寿序”、“行状”、“墓志”等多出其手，就是由他朗诵腹稿，而旁人录出的。对学生，他认为读和写的训练很重要。学生的作文必经其耳，细心聆听后，即指出某句应如何改易、整个谋篇如何，由旁人记录，批在作文卷上，并叫学生仔细体会怎样写好文章。为什么国专出来的学生，一般还能写写文章，这和唐先生的熏陶有关。年高身残，行履维艰，但是他每天上午七时必临校办公，风雨无间，经常由人搀扶着到教室、饭厅、宿舍了解学生情况。据金易占的回忆：“国专的饭厅秩序是比较突出的，几百人在一个饭厅里进膳，从来没有人小声讲过话。”每星期一的“纪念周会”，校长是必对全体学生讲话的，内容不外勉励学生如何进德修业，但他很懂得学生心理，讲话扼要中肯，为时最多不超过二十分钟，学生也就不感到厌烦了。国专在学业上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在生活上却不甚干涉，可说管理颇松，出入自在。在唐先生言教身教下，有些学生不免迂阔，但放荡胡闹的行径，似乎很少。

无锡国专有办学十六字诀：“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因此它的课程设置，除必修课和当时一般大学的中国文学系一样外，在抗战前选修课，分义理、词章、考据三大类，读的都是专著。其中又分经、史、子、集，至于什么概要、通论、概论之类是摒弃的。学生必须贯通经、史、子、集中的某一专著，熟读深思作为基础。并重视毕业论文，学生修业的最后一学期，由教师指导撰写毕业论文，以论文的优劣，品定毕业的名次。

在读的双基训练方面，每一国专学生至少能背诵长篇古文五六百篇。唐先生为此传授了吴挚甫“古文四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的传统朗读法，特别指出通过朗读可提高沉浸词章的乐趣，收到融会贯通、消化吸收的效果；还循循善诱地引导，反复熟读顺诵像贾谊《过秦论》、晁错《论贵粟疏》、诸葛亮《前出师表》等气势磅礴、纵横捭阖的文章，对今后写论文是有所裨益的。因此，同学大都懂得在抑扬顿挫、缓急轻重的声调节奏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转合、措辞构思之妙。不论早晚，国专教室内外，总是一片琅琅书声。其次，除要求能背能写各种体裁文章外，还要吟诵历代诗词名篇，辨清四声及阴阳清浊，从而能赋诗填词。这样的“书塾式”的读书方法，无视于“死记硬背”的讥诮，形成国专自己的学风，环顾当时文科大学，确是罕见的。

“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毕业前，很多学生懂得写毕业论文，搞学术研究，不能依赖第二手材料，不能沿袭别人的研究成果，不能拾人牙慧。而要立志探索学林，有所创见，虽不能“戛戛独造”，但是至少运用第一手资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国专藏书不多，约五万册，其中有元、明善本三千册左右，每天课余时间，图书馆总是人满为患的。约计从一九二五年学生会创刊《国专月刊》至抗战后停刊。每学期一卷（五册），全年两卷（十册），共出版了八卷左右，刊载的都是师生学术性的文章。国专在经费支绌的情况下，截至抗战军兴，我们回忆凡出版了《通鉴纪事本末书后》、《孟子概述》、《史汉文章研究法》、《礼记大义》、《十三经提纲》、《周易消息》、《庄子新义》、《老子通证》、《名家五种校读记》、《文心雕龙校读记》、《文史通义注》、《尚书大义》、《性理学大义》、《石遗室论文》等专著。

唐文治、王蘧常两先生指导学习，提倡的是厚植基础，“由博返约”，即扎扎实实打基础，博览专精拓津途。相反，决不趋时髦，不尚空谈，不抄捷径，不怕异议。无锡国专在当时是属于文科大专性质的学校，但在全国范围内看，却是有些不同于众之处。一九三一年冬，国际联合会教育科（相当于今国际科教文组织）的唐克尔·培根到我国考察教育情况，考察了无锡国专后说：“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并希望这所继承中国文化的学校能够发扬光大。”以我国文化之悠久，幅员之广大，人口之众多，有这么一所少数人啃古书，从事研讨传承“绝学”的学校，也是无可厚非的。何况它对学生厚植基础、因材施教等措施，也还是多少年来从实践中获得证明，行之有效的治学途径啊！

国专在沪复校后，王先生更善谋远虑，除因袭唐先生教学方针外，还增添了一些课程，不受当时教育部颁布设置的束缚，订出一套设置方案，除必须通读一些经史子集的重要原著外，还要求学生掌握文字、训诂、声韵、版本、目录、古书校雠学的知识和技能，为将来能独立研究，探讨学术积聚基本条件。

这些要求于学生的若干措施，在培养文史领域方面人才来看，至今是否还有借鉴的意义，值得深思。

三

国专开办至结束，为时仅三十年，校友约一千七八百人左右，人数不为多，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囿于所知，略举数例：早期的校友不多，但探讨学术、驰名中外的，如王瑗仲（蘧常）的诸子、群经研究，钱仲联（萼孙）的诗词骈文研究，兼工赋诗，有“江南二仲”之称。瑗仲先生所撰《严几道年谱》和诗集《抗兵集》，曾为学林转相称引。最近法国卡里诺夫斯基博士来中国，执贽于王先生之门，学阴阳五行之说。唐兰的古文字研究论著，为世界各国普遍译印。吴其昌的考古学撰述，亦远播海外，推为一代巨擘。毕寿颐邃于经学、段氏说文，有《度帆楼文集》，识者推为乾嘉学者，允无多让。余如两汉书专家蒋庭曜、楚辞专家蒋天枢、《星预诗钞》作者朱星预、史学家魏建猷，等等，都是早期校友，他们学术造诣，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四十年代前后，同样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至今当教授、研究员、编审、特级教师的更仆难数，略举数例以明之。

马茂元的唐诗研究，卓有成绩。周振甫的诗文评述和古籍整理，腾誉士林。鲍正鹄致力于文史和图书馆学，成绩斐然。冯其庸的红学研究，著述宏富，独到之见，为国际学者所推崇。汤志钧的近代史和经学史的探索，赢得学林的佳评。徐兴业娴熟宋史，近撰《金瓯缺》一百二十万言，推为历史小说中的翘首。陈祥耀致力于古典文学，颇具灼见。朱星的《金瓶梅考证》，蹊径独辟。江辛眉于修辞、校雠之学，造诣颇深。他和沈熙泉、李孟矞、严古津的诗学研究与创作以及吴雯的词作，具见才思。再如杨康年、王绍曾的擅长版本目录、兼精史学，陆成侯的潜研辛弃疾和明史，陆以鸿的科学译著，翁闿运的金石、书学，周坚白的书画，周慧■的书法，均见称于世。在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上，作出优异成绩，并有著述传世的如唐尧夫、沈蘅仲、张■之、何以聪、姜烈、许威汉等等，不再赘述。至于中学特级教师中，国专校友也占了一定比例。

国专历届校友散在大江南北，大多是献身于文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有所成就。笔者知见有限，只能聊举数例，目的想提出一个问题：即这些人才的出现，是否与国专办学方法有关？

四

际兹四害荡涤，海字廓清，为进一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繁荣学术，必须办好文科大学，举国上下，已形成同一呼声。党中央重视百年大计，寓意深远。我们认为如何切实办好，除集思广益，擘划新路外，对类似国专那样旧学校办学的点滴经验，不无借鉴之处。诸如从低年级起，狠抓朗读背诵，倡导读原著，广涉猎。从高年级开始，重在引导学生根据平时爱好和专攻，进而向文史领域中的一个方面，集中探索，有所突破。这无疑是一条国专培育人才的途径，是耶非耶，有待大家畅抒己见。不妨把当前办文科的设想和课程设置，与之较论得失，权衡轻重，有助于切实解决文科多出快出人才的问题，全面有效地订出办好文科的具体措施。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深信今天专攻文科的同学们，在此呼吁改革文科体制声中，瞻望不远的将来，一定能为祖国辉煌灿烂的文史园地，盛放出万紫千红的奇卉异葩，开拓出前所未有的风光旖旎的百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