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春，我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顾询、钱乃瀓、李鸿寿、陈文麟等创办了立信会计学校。到一九五三年移交人民政府接管，历史二十五年。
我今年七十八岁，经历了满清王朝到新中国成立的各个历史时期，立信的其他创办人，年龄也都在六十以上。当年我们这些人创办立信会计学校，主要是为个人名利着想，但也不能排除在客观上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些有益的推进作用。现在回忆一些情况，供有关方面参考。
适应社会需要
辛亥革命以前，我国工商企业和国家机关的会计工作一直沿用古老的单式收付簿记，对于西式即双记式借贷簿记方法，除在殖民者设立的洋行里采用外，本国的帐房先生们都不知为何物。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才由几位留学日本的商科学生引进了所谓“复式簿记”，初在银行界试用，后渐及于大型企业。随着生产的发展，新式会计的采用渐渐普及起来，可是熟习新式簿记的会计人才非常缺乏，因之新式会计的推行非常缓慢。我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人以改良我国旧式会计，建立新式会计为己任，专门为许多工商企业担任会计制度的设计工作，但仍觉对于改良会计工作的贡献不大，因而立志兴办会计学校，广泛收录学生，传授西式会计知识。当时工商企业对于西式会计人才极度感到缺乏，因而在青年普遍失业声中，立信毕业学生往往比较容易觅取适当工作，对我国工商业采用科学管理方法，也有所促进。
以“建立信用”为目标
我们立信同人认为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必须首先在立志、守身、处事、待人这些方面，确立起信用来，坚定不移地守信重诺，严禁弄虚作假。因此，最初就选用了“立信”二字作为我们合伙性质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后来创办学校和书社也用这两个字命名。我们把这两个字定为学校的校训，并提出了“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口号，不仅经常对学生宣传，并且在同事中互勉互察。对于是否确实做到“建立信用”这一点，我们不敢肯定，但立信会计学校先后数以十万计的毕业生，在当时比较容易找到就业机会，同时立信会计师查帐、顾问等业务，年年有所增加，却可说明当时社会上对我们的信任。
从小到大的发展
立信会计学校原以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附设会计补习班为名，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附属单位。所谓校舍，只是在晚上占用事务所的半间写字间，教师和管理人员都由事务所的人员兼任，补习班的开支只有一些水电、文具、邮费等，而所收学生每月数元的学杂费，都作为事务所的什项收入。我们当时设立会计补习班的目的，是因当时委托我们代为设计西式簿记会计制度的单位纷至沓来，这些单位原来任用的会计人员，绝大多数是没有学过西式簿记会计的旧式帐房先生，所以在委托我们改良会计工作的同时，要求我们代为训练这些帐房先生学会西式簿记。我们认为对于这些人员加以个别训练，费时费力很多，不如把他们集成一班，同时训练，所以会计补习班就作为会计师业务的一部分而创立起来。
到第二期开学前，自动报名要求入学的人很多，于是我们决定把事务所附设的训练班改为独立的会计补习学校，先后设置初级、高级商业簿记、高等会计、银行会计、公司会计、成本会计、政府会计、审计学等课程。到一九三六年秋，学生已达一千数百人。后来又在重庆、北碚、桂林、广州、南京、兰州、天津、北京等地先后办起各级分校，学生人数，因案卷散失，无从确计，但据一九四八年出版的《立信会计学校概况》估计，毕业学生总数当在十万人以上。解放初期两三年内，学生人数还有大量增长。
后来我们认为补习学校学生肄业时间太短，缺少系统学习，难以成为高等会计专业人才，且补校毕业生按照当时政府规定，在学历方面不能取得正式资格，会妨碍他们广泛就业的机会。因此我们又陆续创立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一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三所。这些都是正规学校，校舍、图书等费用极大，在经济上成为整个立信事业赔银贴本的重大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的口号，尽量把会计师业务收入，以及书社的营业收益捐给学校，并把个人或集体编著翻译的多种《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捐给学校作为基金，推动学校的发展。
还有一点在学校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就是广收女性学生。本来重男轻女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在旧社会各级学校中，女生所占比例很少，立信学校开办前期，女生也很少。而社会上对妇女就业仍有歧视，妇女求职困难，因之她们也想学习专门技术以便找到适当职业。我们认为妇女的性格一般适宜担任财务会计工作，因之录取学生时，一律以成绩为标准，不歧视妇女，这就使女生入学人数逐步上升，在后期，有些班级女生超过半数。例如一九四六年秋，北砬立信高级职校学生七十七人中女生占四十一人；一九四八年春，上海立信专科学校入学人数一百六十七人中，女生占七十九人；最突出的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立信职训班毕业生七十一人中，女生竟占四十八人，为妇女就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除了以上这些以外，必须指出立信会计学校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立信原是私立学校，设在上海，并附设函授学校，面向全国及港澳、南洋群岛。由于抗日战争开始后，内迁厂商增加，学校随即向蒋管区的后方发展。抗战胜利后，许多工商企业向沿海复员，学校又开始向沿海城市发展。解放后发展更快，一九五一年仅上海一地，各校学生共约一万九千人（包括函授），仅补校就设有分校十所，入学学生一万五千多人，重庆、广州、北京、天津的各级学校也有三千人左右。解放后，有人批评立信学校“恶性发展”不无道理。按照现在的认识，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当时本校集中在沿海城市，这是和解放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首先在沿海发展有关，那时失学失业的人数众多，都希望学习会计技术，以谋职业。二、立信以会计为专业，学生众多，与其他技术学校培训人才的比例不能协调，以致形成一时一地会计人员过剩而其他技术人员不足的现象。
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立信学校的发展，是用多样化的教育方式来适应普及和提高的不同要求的。
1．补习夜校。这一教育方式基本上是为了适应业余人员的需要。学生都是各企业或机关的在职人员，年龄比较大，三四十岁的学生很多，甚至有五十九岁的老学生。其中一部分是旧会计人员为适应改帐需要来学习的，一部分是适应社会对西式会计人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而来学习的。
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加，为了照顾交通便利和各区职工学习方便，上海补校，除在黄浦、卢湾区自有校舍可开日夜班外，曾在黄浦、静安、提篮桥、南市、虹口各区，租借其他学校教室开办夜校。在重庆也曾与工商企业、政府机关合办分校六处，其中与重庆市基督教青年会合办的时间最长，班数和人数也最多。
2．函授学校。立信函授学生曾遍及全国各省市，乃至港、澳和南洋群岛，参加学习的数很多，影响也较大。
3．晨校、星期日校。这是为不能读夜校的在职职工，利用早晨和星期日的休息时间，研习会计而开办的。
4．日校。主要对失学失业青年和外埠专程来沪求学的学生而设，一般经济比较困难，年龄比较大，要求短期速成，因此又称“速成科”，开办时规定三学期毕业。
5．专科学校。这是正规的高等学校，入学程度为高中毕业，经过入学考试，择优录取。
6．高级职业学校。也是正规学校，投考学生需有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三年毕业。
7．训练班。这是依照解放前旧教育部《短期职业训练班办法》开办的，办法规定学习期限为一年以上。立信曾办高级会计职业训练班（高中毕业程度入学，一年毕业）、中级会计职业训练班（又称初级会计职业训练班，初中毕业程度入学，一年毕业）、会计职业训练班（初中毕业程度入学，三学期毕业）。抗战开始后，旧教育部曾委托各校设立各种中等技术短期训练班，并发给必需的经费，立信亦曾几次接受委托，因此立信训练班一度设有公费生。
8．广播讲座。一九五○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普及簿记知识，曾和本校合办初高级簿记讲座。
严格和实用的培训方针
立信学校要求学生毕业后能胜任会计实务工作，因此，坚持严格和实用的培训方针。首先在学习时间上，保证每学期授课二十个星期，上课时一律点名，规定在一学期内学生缺课三分之一以上，不能参加期终考试，迟到早退三次作旷课一次。其次，在考核学习成绩方面，各类学校都严格实行考试，补习学校规定七十分为及格，不及格者不准毕业。
为了贯彻切合实用的方针，各项课程除讲授课文外，特别重视练习题。高级商业簿记等课程，平时加强练习题，最后并有实习题，印成“实习题应用文件”，使学生通过实习，对整个簿记过程有一个模拟实践的机会。同时实行助教改卷制度，对各项习题编有详解，由助教掌握，认真改卷，对学生复看自己演算习题有无错误，如何纠正，比较有利。此外，还用簿记会计竞赛、增加习字课程、加强珠算练习等办法，使基础技能训练得到可靠保证。为了训练学生阅读英文书籍和担任英文会计工作或外贸会计工作的能力，学校曾设英文簿记会计课，或参用英文习题。设英文课程的班级，按程度进行分班教学，以便加强教学效果。
更重要的是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同学会的配合下，经常组织学生去工商企业和政府机关参观、实习，派成绩优良的学生参加查帐实习，后期学校还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附设“会计职业咨询所”，让学生参加。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不但使学生加深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实际运用，而且为他们扩大了就业的机会，使许多实习学生和查帐员被机关、企业留用。同时学校（包括补习学校在内）也常留用一部分优秀学生为助教，有条件时，并培养为教师。
函授学校系用通讯教学，学生对课业容易自流。针对这一特点，我们对函授学生解答疑问，力求迅速，批卷力求详尽，并发行函授刊物，作为补充教材，使学生减少学习困难。规定修业期限为半年，可以请假延期。并规定学生至少每天阅读讲义一小时，练习及解答问题一小时，使学生能按时学完课程。对中途停学的学生，经常函催复学，尽量使学生能学完全部课程，并规定七十分及格，以保证毕业生的学习质量。
立信毕业生虽然大部分是补习学校学生，但由于在教学中注意照顾全面，因此不少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成为能够全面掌握企业管理的厂长、经理。这主要是学生自己的努力，但学校的严格训练也是有利条件之一。
精打细算，勤俭办学
立信是一所私立学校，经费来源主要靠学生所缴的学费，再加收少许杂费。立信补习学校收取学费以各科每星期上课的时数为标准。初级班在一学期内每小时收学费一元五角至一元七角，中级、高级班每小时收二元至二元五角。这都是按没有贬值时的通用银元或纸币计算的，后来“法币”迅速贬值，学费定额也按物价适当调整，但决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
为了严格要求学生练好基本功，开设珠算、习字、商业算术等科，收费都照初期班计算。这种收费标准，在解放前一般私立学校中，算是比较低的。另外学校还对无力缴付学费的学生订有减免费的办法，一般可减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但全免的很少，因全免学费的学生，往往会对课业不加重视，半途而废，失去培植之意，所以限制较严。
补校每学期所收学费，大致足以支付专任职员和兼任教师的薪金。补校教师都是业余兼职的，每授课一小时支薪一元。专任职员，人数极少，所支薪金，在整个学期的工薪总额中，所占百分比很低，这是因学校职员大都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或会计员兼任，补校校长、教务主任、分校主任等，全是义务职，不支付兼薪。所收杂费，用来支付校工工资和文具、水电等费。至于扩充校舍、购置校具等基本建设经费，原则上由《立信会计丛书》向出版发行机关所收的版税负担。
事实上，上海立信补校在学生人数增至几千人时，总校的专职教务员只有二三人，校工只有一两人，分校都在晚间上课，主任都由教师兼任，每月略支数元补贴，分校校工，则由晚间出租教室的中小学原雇工友兼任，每月给予二三元补贴。总校、分校所用水电、文具、邮电、修理等费，都是精打细算，不使有少许浪费。至于少数专任职员的膳宿问题，都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负担。因此上海补校学生数虽年有增加，有几学期增至一万六千人，但学校的经常费，几乎可以全靠学什费收入支付，有时还可略有盈余贴补学校扩充的经费。重庆和其他各地补校、训练班，在经济方面，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情况，也大都如此。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是高、中级正规学校，也用这种作风力求达到自力更生。不过专校学生绝大部分是寄宿的，校舍规模较大，专任教授职工的人数也多，当然不能与补校相比，可是学校有书籍版税和书社投资盈利两项巨额收入，所以学校的经常费，只有小部分依靠学费收入，每年仍有积余。各地的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虽也是正规学校，但学生大都走读，仍能做到自给自足。至于扩展设备所需经费，则与专校同样由校董会筹补。因此，一九五二年起，立信各校陆续移交人民政府接收时，除交了几十座建筑物和大量校具、图书而外，上海专校还交了现金四万数千元，重庆高级职校交了五千元。
立信学校虽以自力更生为主，但在必要时也不能不争取“外援”。这里所谓“外援”，可分人力、物力、财力三项来说。人力方面的外援首先表现在师资的征聘，其次是教材的编写；物力方面的“外援”则是图书的收集；财力方面则为校舍的大规模兴建，不得不向工商界募捐。
在立信最初建校的十二三年间，所用教本，都是由我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人顾询、钱乃瀓、顾准、李鸿寿、陈文麟、钱素君、张蕙生、王澹如、施仁夫、唐文瑞、王成杰等编著的，图书室的图籍，都是我们把自有的书籍凑集而来的。至于财力则以学费收入为主，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收入为补充，没有向外募捐的需要。
可是年复一年，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学生人数和班级迅速增加，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应付。于是三四十年代，在人力方面，广泛征聘了数百位校外的会计专业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担任日夜校教职员工，又征求国内政治经济、工商管理等学科的专家，来为本校的出版机构立信会计书社编写各科教本。到五十年代，出版刊物多达二百数十种。在物力方面，由立信同学会数以万计的校友为本校新设的图书馆征募图书，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就征集到中外图书五万余册，其中最大的捐赠人是校董会副董事长王云五，捐赠了两万册左右，其次是我的胞兄潘伯彦，捐赠了线装书三千数百册，我也把存书两千数百册全部捐赠。在财力方面，一九四二年迁往重庆以及抗战胜利复员回沪以后，因开始大量购建校舍，除我以会计师的大部分收入捐作建筑基金外，还靠立信同人同学所募集的捐款和立信书店所给学校的版税开支，此外并扩充校董会，大量向工商界募捐，使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
会计学术研究和教材编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人日间从事会计业务，晚上多兼在学校教课，因为对于会计理论和实务的研究、进修，具有迫切的需要，又因这种需要进一步引起了钻研的兴趣。
一九二八年立信补习学校开办后，由于国内会计读物非常缺乏，而外文书籍在文字上既多隔膜，在制度和习俗上亦多与国情不合，乃由同人等结合实务，编写讲义在补校试讲，修正后付印出版。
随着学校的扩大，师生们在会计事务和会计教学中的成果需要交流探讨，乃由同学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以顾准为主编，出版《会计季刊》。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接办，改称《立信会计季刊》，除登载会计论著外，并特约专家编写各业会计制度，为工商各业采用新式会计制度创造条件。这些制度，以后汇编成《各业会计制度》三册先后出版。
一九三三年后，立信事务所设立编辑科，《立信会计丛书》的编辑工作更有计划地进行，出版速度加快。截至一九三六年底编辑出版了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会计学、银行会计、审计学等书，翻译了成本会计（劳氏）和成本会计原理及实务（陀氏等）等会计书刊，共计五十余种。
在编辑书籍过程中，深感我国会计名词不统一，译名无标准，对编译工作和广大读者都增加了不少困难，于是集合同人进行讨论，积有成果，出版《会计名词汇译》一书，收集会计名词二千四百余条，每条之下，先录我国会计书刊中原用的各不相同的译名，再列我们选定、拟定或暂拟的译名，末备附注，加以说明。名词选译标准有三：一、含义恰当；二、习用普遍；三、用字简赅。此项工作，对便利翻译工作，减少学生阅读困难，有所帮助。
随着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会计方面曾发生改良中式簿记和引进西式簿记的争论。在争论中，立信出版了《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一书，汇集专家们关于改良中式簿记的研究和批评论文，对收付与借贷的比较、四柱结算法和帐簿的分割等问题，讨论颇详，可算是我国会计技术发展史中的一篇实录。
《立信会计丛书》编辑之初，曾订立四项原则：（1）材料必须切实，各书所作学理和实务的讨论，都要按照我国实情，特别注意法律规定和商界习惯。其中备作教本者，对于课程标准、教材分配，均须详细研讨，书成以后，先用油印讲义，在立信补习学校试教一两次，若有不妥，不惜再三修改，待教师学生都满意才付印。（2）说理不厌详明，力求学者阅读以后，即可全部明了，而无模棱费解或一知半解之苦。（3）编制注重合理，务使巨纲细目，支节相承，组织系统，可合可分。（4）文笔力求畅达，一稿完成必须数度修饰，待全部顺妥而后定稿。这些努力未必都能如愿，但从效果检查，以后立信丛书获得畅销，与此不无关系。
一九四一年，随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会计职业训练班的开办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内迁，深感工商管理书籍不足，又约集专家编写《立信商业丛书》，以后又扩充到统计、法律等书籍，先后出版二百余种。
学校的出版机构
立信学校所编的《立信会计丛书》，抗日战争开始前，主要的只有二十多种，都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前期，商务印书馆总部迁至香港，在重庆设一规模很小的分馆，所售书籍大部分由香港运来，在重庆印刷的数量很少。当时东南各省的工商企业纷纷迁往西南，带动西南各省工商业蓬勃发展，非常需要会计人员，我们曾开办短期训练班为他们训练会计人才。可是当时要买到《立信会计丛书》，颇不容易，不仅使我校教学发生困难，而且商务印书馆不能大量出版《立信会计丛书》适应需要，也使我校的版税收入大大减少，影响扩充计划。经多次与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经理交涉，他总以香港厂印刷力量有限，港渝间运输困难等语推诿。后来该馆总经理王云五来到重庆，我建议把该馆总部迁至重庆，他坚决不同意，再三商讨，始允立约把《立信会计丛书》全部版权交还我校，并由该馆把所存《丛书》的纸版作价出让，由我校自行印刷发行。
我校收回了《丛书》的版权，又拿到纸版，立即与当地印刷厂订立印书合同，印制新书，并委托立信会计师重庆分事务所代为发行。但当时重庆纸张来源不足，质量低劣，加之《丛书》发行量迅速扩大，会计师事务所无法继续担任发行工作。经立信同人决定，另设出版机构，并与当时迁渝的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商妥合作办法，由生活书店和立信各出资金三万元创设立信会计书社，经理由生活书店方面推荐原任该店副经理的诸度凝担任，副经理则由立信职员蒋春牧担任，我以不受薪金的社长名义，主持社务。
抗战胜利前后，书社营业蒸蒸日上，资本需要增加。生活书店方面因资金周转困难，把所有生活书店股权作价让与立信。从此立信书社的股份，就为立信会计学校和一部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人所有。
立信书社成立后，鉴于当时各单位需用的西式帐表，都要自己设计印制，能力较差的会计人员设计有困难，而各单位印制帐表，时间长，费用大。我们就根据日常业务中所了解的情况，设计印制了各种帐册、表单，供各单位选购，并赠送“使用说明”，内附几种“簿记组织系统图”，减少了会计人员设计和改进会计制度的困难，保证了各单位的需要，深受各界欢迎。这时，立信书社也就改名为“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解放后，由于人民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对于企业管理和会计技术的重视，会计书籍更为畅销，帐册表单的销数大量增加，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的营业额和利润也相应增长，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现金存款达三十六万元之多。
解放后的立信会计学校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一向以“专重业务，不问政治”为口号的立信会计学校，在政治形势和社会制度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当然要经一番重大改革，首先像我这样在旧社会积习较深的人，不宜继续担任校长，因此我申请当时担任专科学校董事长的黎照寰先生，召开董事会，推选原任本校副校长的李鸿寿为校长。李校长任职以后，对于校务多所改革，使专校在一九五二年移交政府接收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以前，仍能继续发展。所聘教职员大都是进步人士，学生人数继续增加，每学期在学学生近一千人，毕业后成为新社会工商企业的称职人员。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会计补习学校校长，也改由原副校长陈文麟担任。并在解放后的两三年内，陆续扩充校舍，广设分校，增收学生，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间，学生人数竟多至一万五千六百余人。但这种无计划的发展，与当时工商业的需要很不适应，所以后来逐期收缩，于一九五二年移交上海市教育局，改组为几所中学。
在上海的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也有四百人，由我继续担任校长，但校务实际上交由副校长陈文麟、教务主任向江南、辅导主任王成杰等处理。一九五五年五月移交上海市教育局，改组为上海市会计学校。
在重庆北碚和广州的三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原由庞怀陵、刘芷休、蔡经济三位立信老同学、老同事分任校长。重庆解放之初，学校经费支绌，来电告急，我曾以私款汇去接济。后由重庆市教育局接收，改组为其他学校。广州一校自行停办，并未移交当地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