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的开学典礼

在新校建筑完成之年，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开幕典礼。

来宾中有欧、美、亚洲（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各国的大学校长或教授、团体负责人（美国医学会会长、国际卫生组织和教会的代表等），罗氏驻华医社代表、罗氏基金社社长、中国的著名医学科学家及中国政府的代表（总统、内政部、教育部），和罗氏第二（JohnD.Rockefeller，jr.）。后者既代表他的父亲，而又是以罗氏基金社董事长的名义来讲话的。除中国政府官员外，教育和科学界的贵宾共有五十名。另外，还收到了罗氏本人和欧美与国内的贺电。

新校长胡恒德（HenryS.Houghton）在致词中指出，新建立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同时也要进行科学研究；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必须要求有高标准的专业训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爱科学的热情和精神鼓舞力——求知欲和友谊协作精神。另外，他也希望日后与代表们的单位建立国际性的友谊联系。

罗氏第二叙述了筹办这个学校的经过和目的。他说，这个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有前途的男女学生成为高质量的、将来可以作领导的医师，教员和科学家。

开幕式之隆重还表现在学术活动方面。参加学术活动的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包括五十六名校内的科学家，其他工作人员未计算在内）达二百八十名之多。从九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每天（包括星期日）都有学术报告或讨论，而且差不多（除了参观外）每天都有三次（即上午、下午和晚上，晚上都在九—十时）；报告内容都纳入了开幕典礼专集。

在这里还应该交代一下关于组织领导的问题。这时将该校过渡时期的董事会（成员十三名，其中六名各代表一个原办学校的教会，其他七名由罗氏基金社聘任）进行了改组，新董事十三名皆由罗氏基金社聘任（皆住在国外），以PaulMonroe为董事长。学校新任的行政负责人员有：校长胡恒德，医院院长RalphB.Seem和副院长T.Twightsloan，预科教务主任WilliamW.stifler，护士学校校长（总管护士工作）AnnaD.Wolf，及总务长JamesS.Hogg。

“协和”对中国医学事业的影响

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创办对于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下面仅就协和医学校本身对中国医学事业的影响提出几点情况。

1．高标准，高质量：从调查研究的过程、计划、投资、房屋建筑、设备、人员的选择和安排，以及学制方面来看，协和医学校的标准是高的；同时为了保证高标准，也确实作了很大的努力。这些已经在前面提到了。此外，我想在这里还作一点补充。

一个医学校的质量决定于很多因素，例如经济和物质设备条件、学制、教育计划和教育方法；对于医疗工作来说，服务态度和精神、组织管理等；另外，科学研究和学术空气都很重要。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特别是教师和学生的质量。这个新校在人的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总的来说它吸收了欧美办学校和医院的经验，并从他们那里聘请了一些有经验的人员（从考察、筹办，直到开办——特别是在早期，霍普金斯和哈佛两个医学院对新校的影响和支持是较多的）。在学生方面则要求广泛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八年的严格训练。特别要指出的是北京协和医学校（特别是在创办早期）不断聘请欧美有名的教授（甚至世界性的权威）到中国讲学，一般是一年。这种措施起了不少的好作用，如交流经验、沟通学术思想、提高学术水平、活跃学术空气等。我认为这是培养科学技术干部极为有效的措施，这种措施也值得目前国内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采用。目前我国的高级技术干部少，中初级人员的比重大，为了保证高质量的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工作，必须首先解决干部培养的根本问题。我认为高等学校之间以及和科学研究机构之间交流教授讲学，是发挥高级技术指导力量的多快好省的办法；虽然某一单位可能有些暂时损失，但广大技术队伍的成长将是快的，这也是长远的利益所在。从我个人的回忆里也体会很深。我在本科学习期间，直接教过我的就有五名欧美专家（包括世界性权威Councilmann和Kappers）分布在病理、寄生虫、药理、解剖和外科方面；这些人不仅对于学生，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全校起了巨大的影响。另外在国内，协和也曾与日本人办的南满医科大学交换过讲座。根据个人的回忆和体会，协和的教员和毕业生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有相当大比重的人占有相当高的学术和工作地位，从而反映了学校的质量是比较高的。

2．学术活动和学术贡献：这也是北京协和医学校创办之初即予以足够重视的一个方面。例如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通告书（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AnnualAnnouncement）中，即载有中国解剖学和人类学会在新校门前拍摄的第一张相片。一九二二年在协和成立了实验生物与医学会（SocietyofExperimentalBiologyandMedicine，总会在纽约市）的北京支会，不少中国教员也陆续入会，并得到了发表论文的机会。同年成立了协和教员医学会（FacultyMedicalSociety）和杂志会（JournalClub）。对于中华医学会及《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和外文版，特别是后者）来说，协和的教员作了有力的支持和贡献。一九二六年，根据林可胜和吴宪（协和的两位教授）的倡议，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并于一九二七年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报》（ChineseJournalofphysiology，季刊，该年一月开始发行）。《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和《中国生理学报》都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载入InternationallndexMedicins），说明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另有其他的学术活动和贡献就不在此叙述了。所要指出的是，通过这些例子来说明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学术活动的基地和场所，乃是推动科学和事业不可缺少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条件），另外还反映北京协和医学校的质量和促进医学事业在我国发展的情况。

3.干部培养：协和曾根据既定方针，培养了不少进修生。一九二一—一九三三年共有九百零八名医师、护士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到协和进修，一百九十一名校外医师到协和医院作住院医师（也是一种进修形式），平均每人十八个月。一九三五—一九三六这一年，共有一百七十五名进修生。到一九三六年，协和共毕业一百六十六名医师和八十六名护士。此外，协和的教员和留校的医护毕业生中有不少得到了国外进修的机会。一个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人才，而它们的质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干部的质量，因此干部培养便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现在我国对这个问题已予以相当的重视，这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指出，协和医学校的毕业生是不多的。从客观上讲，这是由于学校规模的限制；从主观方面说，它的指导思想是高标准和少而精，立场和观点不是面向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来考虑问题。解放后，我国的医学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首先考虑的是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医务人员的实际情况，方针是先解决数量的问题。我认为在具体的情况下，这个立场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而在大发展之后，又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提高质量为中心，这个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二者的适时改变和结合，是更全面、更有利于医学事业发展的。目前中国医科大学的创办和八年制的实施，既是吸收协和经验的尝试，又是一项提高质量的措施。

4．医院管理：目前看来，旧协和医院的组织管理和工作制度，在经过批判和修改之后还是可以吸取运用的。在这个原则下，我想提出关于住院医师和住院总医师、病案管理、图书资料管理以及病人追踪等制度，还是值得我们尽快作进一步研究，经过改进之后加以应用的。此外，医院管理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例如在组织编制和各级人员的比例方面，也还可以利用旧协和的经验来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