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伯苓公（以下简称先生）的一生，确实是不平凡的一生。他七十年来，为祖国的复兴，献身于教育事业，知交遍海内，桃李满门墙，毕生业绩，屈指难数。

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先生以优等第一的名次，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乘机出兵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事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全部被击溃，清政府又急调北洋水师增援，先生参与了这一战役。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消息传来，我全家大惊，久庵公为此曾废寝忘食。后来听说议和了，先生也满怀激愤地返师归来，全家惊惧心情，虽得稍安，但先生的爱国赤诚，却受到第一次打击，时年方一十九岁。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因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亚洲大陆，妄想瓜分中国，于是德、法、俄等先后强租了我国的胶州湾、广州湾和旅顺大连，又割台湾、让朝鲜给日本。英帝国则藉口利益均沾，除强租我九龙之外，还要强租我威海卫。惟威海卫因甲午战败，已被日本占据，英帝乃约集其他各列强，强制日本先将威海卫交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轮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租手续，先生也随轮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帝国旗。先生亲身参与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接收和转让的仪式，真使他目击心伤，悲愤欲绝。于是，先生下定决心，毅然退役于海军，转而献身于教育事业，立下了兴办新学、复兴祖国的宏愿。

从塾馆到大学

那时，天津有一位严范孙先生，名修，是清末翰林，道德学问颇为时人所景仰。戊戌变法前，曾任贵州学政，政绩斐然，以奏请废科举，开经济特科，闻名于时。政变后，辞官退隐家居，素慕先生之名，特设塾馆，礼聘先生，以新学教授严家子弟，是为严馆。先生平素敬重严先生之为人，视严先生为师，严先生也待先生如友，宾主之间，志同道合。从此，为南开学校之创办奠定了基石。严馆自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起，到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南开学校成立，这六年的期间，是南开的胚胎时期。

次年，天津邑绅王奎章先生，也设馆延请先生教授他家子弟，是为王馆。王氏本为天津盐商，即所谓益德王家。这时，严、王两馆，共有学生十余人，先生分在上下午两处授课，这是南开中学的前身。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先生与严范孙先生东游日本，参观博览会，同时考察该国的教育发展情况。先生和严范孙先生回国后，一致认为：要想富强中国，必先兴办学校，推广新学，启发民智，建设国家。遂决心创办中学。

光绪三十年（一九○四）秋，先生合并了严、王两馆，借用严宅偏院，辟住宅为教室，办起中学。当年招收学生七十余人，初名“私立中学堂”，后改“敬业中学堂”，次年又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经费由严、王两家拨助。中学之外，为培植师资人材，又设立师范班。两年以后，师范班学生毕业，学校从中挑选成绩优秀者四人，资送日本深造，为学校未来的发展作准备。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助地名南开的空地（座落天津城西南）十余亩，作为扩建中学之用。后由严、王二氏，及徐菊人（世昌）、卢木斋、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舍，因地处南开，故改“私立第一中学堂”为“南开中学”。转年，复得严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初具规模。

南开中学建立后，以倡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热心教育人士纷纷解囊捐助。因此，校舍得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先生被推举为直隶（河北）省代表，去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同时参观美国教育兴办情况；后又便道赴欧，考察欧洲各国教育发展情况，次年回国。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天津提学使傅沅叔饬令将天津客籍学堂和长卢中学堂，并入南开中学。原来两学堂的经费，每年白银八千两，也一并拨归南开中学支用，校名改为“公立南开中学堂”。同年，先生的好友范静生出任北京清华学校总办，约请先生兼任该校的教务长。先生到任后，对于清华学生的课业，多有改革，深为该校的一些外籍教师所敬佩。半年后，先生为专心致力于南开教育，乃辞职回津。是年九月间（阴历）武昌起义，学生纷纷请假回家，学校课业因此停顿。一九一二年，民国建立，颁布改元，采用公历，时乃旧历正月十三日，恰好是公历（阳历）三月一日，而三月二日，天津发生了兵变，到四月里，变乱平定后，南开才得开学。学校经费，月需银币一千零六十元，由学务公所补助，学校还规定了每年十月十七日，为南开中学的校庆日。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直隶省工业专门和北洋政法两校的附设中学班，同时并入了南开中学，于是学校经费又有增加，校舍又有扩建。是年，先生兼任北洋女子师范校长。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先生鉴于中学既已建立，并且逐渐有所发展，遂下定决心，创办大学教育。以前曾试办过专科学校和高等师范班，均因种种困难而暂时停办。先生为进一步研究大学教育，乃第二次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班。同时，遍游美国各地，考察美国各私立大学的设施。翌年冬，先生回国后，就开始筹备大学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北京各学校爱国师生，发起了五四运动，天津各校学生纷纷响应，其中以南开中学学生和先进的教职员为主干，组织请愿和游行示威。那时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竟派军警围捕请愿的代表，拘捕示威的爱国群众。南开中学的学生周恩来、马骏等和教师时子周、马千里等四十余人被捕，后经先生设法营救，才获得释放。就在这年的秋天，南开中学校舍之旁，建起了一座楼房，随即聘请教授，招收学生百余人，设文、理、商三科，是为南开大学的雏形。那时，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天津人），久慕故乡南开学校之名，后因病笃，遗嘱以家产之四分之一（折合当时银币五十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先生得此巨款，即在天津城南八里台附近，购地四百余亩，建造大学校舍，两年后落成，南开大学乃迁入八里台新校址。继李纯督军之后，响应捐款的社会名流，大有人在，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常年经费，袁述之先生捐助建筑资金。即异邦人士，闻名捐款者也颇不乏人。秀山堂、思源堂等之命名，皆为纪念捐资助学的诸位先生。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先生应社会人士之要求，增设南开中学女中部，在中学附近，租用民房一所，招收女生七十余人。两年后，又经各方人士捐助，在男中部操场之南，购地十亩，建筑了女中部新校舍。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先生鉴于东北各省蕴藏丰富，而东邻日本谋我甚急。于是在校内组织东北研究会，先生并亲去东北黑龙江考察，回来又组织东北考察团，到东北作实地调查，搜集资料，编写教材，作为中学部的地理课本。为此，深遭日本人的嫉恨。后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天津事变，南开学校惨遭日寇炮火轰击，被夷为废墟，实肇因于此。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又成立了南开小学。同年冬，先生第三次出国考察教育，周游世界，环绕地球一周。所到之处，深受热烈欢迎，留学各国的南开校友，也都分别远道赶来，与先生欢聚，无论到哪里，都能看到南开的学生。先生最爱学生，爱青年人，他常说：“我看见了青年人，就忘记了自己的老了。”这一年，先生得卢木斋先生资助，修建了一幢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可供藏书三十万册，命名为木斋图书馆，以资纪念。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在女中部对面，购地十亩，起建小学部校舍。到此，南开学校的大学部、男中部、女中部和小学部，全部建成，规模齐备。校舍绵延达一里，蔚然成为一片文化区。大学部自校门起，大道笔直，两旁绿树成荫，曲池芳荷，红楼相望，已成为津南的风景区了。先生平生殚精竭虑，为祖国之复兴，创办南开学校，培植人材，到此，已初见成效。平居时常对我们说：“我死后，一定要葬在南开大学，我永远看着南开学校的存在和发展。”

教育思想

先生见及清末国势之衰颓，原因在于五病：曰愚、曰弱、曰贫、曰散、曰私。他创办南开学校，在培植学生时，要力矫以上“五病”。其教育方法，着重在下述五个方面：

1．培养新道德，力矫时弊。严禁吸食鸦片、酗酒、嫖妓、赌博和早婚。学生有违犯者，即予开除，决不宽贷。在教室楼门侧，立一面大镜子，镜铭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是立镜以力矫当时颓靡不振之风，要求学生们随时精神饱满，生气勃勃。每星期三下午有修身课，给学生讲授读书爱国和做事作人之道，间或旁及国内外大事，有时也请些学者名流来校讲演，使学生接受新思想，增长新知识和提高新的道德观念。

2．提倡科学知识，介绍西方科学，灌输新思想。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科学实践。南开中学创建一开始，就在国内外购置了大批实验仪器和教材，教给学生亲手做理化实验。这样的设备，颇受来校参观者的赞许。

3．注重体育锻炼，培养健强的体魄。平时训练学生，首先在于加强课内课外的体育锻炼，有关各种体育设施、运动场地，都力求完善，在历年国内国际的各届运动会中，南开学生都有出色的成绩。在体育锻炼时，更重视体育道德的培养。南开中学初时每星期六下午，还有一次全校学生大会操，加强训练学生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4．培养组织能力。为了训练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多方面指导学生做课外组织活动，组织各种团体，如：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比赛会，出版刊物，创办新剧团，成立音乐研究会，组织体育队，等等，使学生在幼年时就能适应团体生活，加强团结思想。总之，要使每个学生，不但要会念书，也要会办事。

5．灌输爱国思想。先生平日念念不忘图强雪耻（实际上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经常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以便将来毕业离校做事时，不论什么事，都能联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学生们从幼年就接受着这种教育，其爱国思想，就会终身不忘。

先生从幼年承久庵公教诲，办学重实践，贵启发，并且常以“干、干、干”三字训导学生，他常说：“凡事必须亲自动手实干，才能懂，才能会，才能精。”先生还多次讲：“我是学海军的，对教育本是外行，但我有志于办教育，所以才研究教育，办教育。我是干中再学，学了再干，尽毕生精力于干、干、干，今天我已经由一个外行，变成一个内行了。”又如我校的华午晴先生，他是严、王家馆的学生，没学过土木工程，但他能总管学校的建筑，连年修建，现在女中部的教室楼，就是他绘图设计的，该楼用地不多，楼上楼下，每一方寸之地，他都加以利用，虽一般的工程师，也不能过之。还有王九龄先生，他是师范班毕业生，没学过农林、园艺，但他管理学校的花木以来，经过处处向别人学艺，天天看书钻研，今天已成为一名花木专家了。

先生又常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有一天中学的修身课，先生看见一个学生食、中两指被烟薰得焦黄，先生指着他说道：“看你，把手指薰得这么黄！吸烟对青年人的身体有害，你应该戒掉它。”学生回答说：“你不是也吸烟吗？怎么说我呢？”先生当时很受启发，深感欲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凡事都要以身作则。于是立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先生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此后，南开在校学生，再没有吸烟的了，先生也终身不再吸烟。

课外活动

南开学校为了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团结精神，由学校派有专人指导，成立各种各类的课外组织活动，同学们可根据各人的爱好，自由参加。每天下午散学后，学生们就各自去参加课外活动了。这些课外组织有：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青年会、童子军、新剧团、国剧社以及各种体育组织、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比赛会和出版刊物，等等，其中以新剧团、体育会两个组织最为活跃。

南开的新剧团，成立于清宣统元年（一九○九）。最初的目的是锻炼学生的演说能力，并利用剧情，针砭时弊。最早上演的剧目为《用非所学》，由先生主编和导演，剧本描写一个学而不化、到处碰壁的人，很富于幽默感。先生对新剧团负责了启蒙第一课，以后即由师生共同创作，共同演出。剧本：集体创作有《仇大娘》、《一元钱》、《新少年》、《一念差》、《新村正》等。其后张仲述由美回国，他很喜欢研究西洋戏剧，编导了《人民公敌》、《娜拉》、《少奶奶的扇子》等。负责舞台布景的是华午晴。剧情报告则为章辑五。早期演员有时子周、马千里、周绍西、王祜辰、尹劭勤、伉乃如等；继后有周恩来、马骏和万家宝（曹禺）。以后，随剧团之发展，服装、道具、灯光、效果以及化装等，也都渐具规模，各有专人管理。剧团每在校庆日，公开演出，一连两天，轰动一时。除校庆日之外，每周星期六或一般小的节日，也有演出。学生们花费一角钱，买上一张票附带一包糖果，又看、又吃、又玩，师生同乐。那时，万家宝正在中学部读书，他受到不少的影响，他创作的名剧《日出》、《雷雨》等，都曾在南开新剧团上演过。戏剧公演之同时，还不断穿插些相声、魔术等小节目。特别有一位同学姓杨（忘其名），他在读中学时，就常表演魔术（变戏法），后来，他升入大学攻化学，他利用物理、化学的实验，丰富了他的魔术内容，颇得观众的喝采。那时南开的新剧团，实已超过了一般剧团的技艺水平。

后来，南开又成立了京剧社，在学校的节日，也常常上演。每次演出时，先生总是坐在前排，聚精会神地观赏，直到剧终为止，不论台上演的好或不好，他都兴高彩烈地为演员们打气。他常说：“这是师生们在一起玩，不能要求太高嘛！”他平生的爱好，就是跟学生在一起玩。

南开的体育，也开展得最早。无论是田径，或是各种球类，包括篮球、足球、棒球、排球和网球等，以及武术会，都是很发达的。在历届华北或全国运动会上，南开是享有盛名的。那时，先生总是担任着总裁判。田径赛里出现过“大金刚”、“二金刚”；篮球队里出现过南开“五虎将”即李国琛、刘建常、王锡良、唐宝堃和魏蓬云等。他五人曾代表中国，出席过远东运动会。当先生看到这些神采奕奕、生气勃勃的年青一代各显身手时，从他微笑的面容里，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喜悦。后来，在重庆南渝中学时，先生不惜出大力，修建了一座运动场，叫学生们在里面跑跑跳跳。他常说：“这些孩子们像一群野马，哪能关在笼子里？”又说：“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身体若不好，就失掉做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到了。”先生不仅重视男学生的体育，同时也重视女学生的体育。一切运动项目，也有女学生参加。要求男、女学生都是文武全材，这就是他的体育方针。

抗战期间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发动了事变，进占了沈阳，不久，日军又北上，攻陷了吉林，吞占了黑龙江。继而寇军占锦州，侵山海关，犯热河，于是我东北大好河山，全部沦为敌有。日寇掠夺东北得逞后，进而窥伺华北，经常在天津编组便衣队，用以滋事骚乱。那时，日本租界里的海光寺兵营，正处在南开大学部和中学部的中间，日本侵略者，常常以军事演习为名，越出租界，一直跑进南开学校来打靶，对准教室楼，架设机关枪，肆行寻衅，制造骚乱。南开师生，早已识破日寇的伎俩，置之不理，照常上课，日寇虽恨之入骨，也无可奈何？！

南开学校虽处在急风阵雨之中，但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发展着。是年，大学设工科和化学工程、电机工程两系。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又增设经济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冬天，先生到四川游历，见到蜀中真乃天府之国，人文荟萃，物产丰饶，于是先生有在川省建立南开分校之意。先生又看到当时的华北局势，日趋紧张，应早作准备，为未来后撤时留有回旋余地。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春，先生派中学部主任喻传鉴到四川，视察川省教育。四月间，在重庆沙坪坝购地八百亩，随即鸠工破土。八月间一部分校舍竣工，招录新生二百余人，九月间正式开学，定名为南渝中学。当时一般社会人士，莫不惊奇于建校之神速。到此时，南开学校由五名学生的严馆，经过四十年来的苦心经营，已发展到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学生三千多人。这一成绩，纯属时间的堆积而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仍沿用其一贯的侵略伎俩，挑起了“芦沟桥事变”，七月二十八日，战祸延及天津。在前一天（即二十七日）下午，有日本军车一辆，满载日寇侵略军，自津南驶来，到八里台南大校门刹车，几个兽兵把校门外悬挂的抗日标语牌，用军刀砍下来拿走，临上车时又大声嗥叫，还有一个兽兵从车上扔到校内一枝枪，然后狂傲地乘车散去。当时先生在南京，校内各部负责人见日本侵略兵来意不善，情势危急，时值暑假期间，校内仅少数住校生，还有部分教职员及其家属。学校紧急通知，限他们要在当晚前离开学校，迁往安全住处。学校虽已早在迁移，这时尚有部分图书仪器未及迁出，乃紧急转移。当夜即二十八日凌晨，日寇果然在津发动了事变，由二十八日午夜到二十九日，日寇从海光寺兵营，用密集的炮火，轰击南开大学彻夜未停。第二天寇机又来投掷大批炸弹，之后，有军车开进学校，把未炸平的楼房，泼油纵火烧毁。中学部也遭到同样厄运。事后查明：大学部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的宿舍楼和大部平房，均被夷为平地。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室楼，也化为一片废墟。大学校有大钟寺赠送的一口大钟，重一万八千斤，钟面镌有全部金刚经，是罕见的一件历史文物，也被日寇拉走，熔做枪炮子弹，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当日，日本特务率领几个朝鲜浪人，还到先生家捉人。且幸家人已事先逃离，特务们只把未搬走的衣物抢掠而去。是时，先生适在南京，惊闻南开四部校舍被毁，异常忿怒，念及四十年来惨淡经营，一草一木，莫非亲手建树，今朝日寇入侵，一旦化为灰烬，不禁悲从中来。当时他坚毅地说：“我深信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南开学校是为复兴祖国而产生，必须遭到日寇所嫉恨，其被炸、被烧，固意料中事耳，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南开也必存在！我们继续努力吧！”

先生的精诚感动了当时的社会人士，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为重庆南渝中学捐款，在很短的时期内，添建了南渝校舍，学生名额迅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为了保存南开的传统精神，并符合各方人士和南开校友的心愿，把重庆南渝中学，改名重庆南开中学。这个南开中学，成了战争时期中国学校的典范，它是战后中国复兴的象征。那时，所有到重庆来的国外人士，都争先参观重庆南开，会会张伯苓校长这个人物。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南京国民党政府迁移汉口后，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公推先生为副议长。先生力举国难当头，同舟同济，消弥内争，团结抗战。

同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迁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继又迁往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系先生的老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南开中学第一班毕业生。先生与蒋、梅二氏，共任西南联大常委，先生力举合作到底，直到抗战胜利，三校复校时，三常委始终是和衷共济的。

抗战期间，先生在重庆专心致力于南开中学的建设。几年的工夫，他把沙坪坝八百亩荒地建成为一座大花园。他修建的计有：教室楼二，图书馆一，男生宿舍三，女生宿舍一，其余如医院、饭厅、浴室，以及教职员工住宅，等等，样样齐备。另外，依山地起伏，开辟了一座雄伟宽阔的运动场，两旁砌有石看台，坡下凿有养鱼池，环绕池边，遍植腊梅和栀子花，阵阵清香，薰人欲醉。图书馆前，一片青翠的柏树。外来参观的客人，无不惊奇道：“沙坪坝变了，南开学校焕然新貌，张校长是一个魔术师啊！”先生听了微笑着说：“不是魔术师，我是一个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了，我随手又起来了，而且，今天我在建设一个雄伟壮丽的教育基地，准备建设新中国。”但是，日本侵略者对于这个民族教育基地，更加嫉恨，愈呈凶残，于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八月间，又以几十架寇机，围绕着这个毫无军事设施的教育基地，投下了大批巨型炸弹。日机撤离后，南开学校的损失虽很严重，但先生毫不在意，立刻派工整修，迅即复原，学校课业依然照常进行。当时，有人忧心如焚地说：“日机若再来轰炸，怎么办！”先生坚毅地说：“再炸再修！”先生的确是个不倒翁。

抗战时期，先生的家就住在津南村三号，那是一所四开间的小平房，设备简单而朴素，经常有南开校友、老朋友和慕名人士来看望和访问他，先生总是盛情接待。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邓颖超二同志，就是先生家的座上客，周恩来同志与先生有师生谊；邓颖超同志五四时期，在北洋女子师范读书，当时先生兼任该校校长，故与先生也是师生关系，彼此间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深厚的情谊。后来毛主席到重庆时，周恩来同志陪同毛主席曾来拜望先生，会面后，相谈甚欢。次日，先生还带我们进城，到上清寺张治中宅回拜毛主席，适值主席外出，不遇而返。

南开校训

在南开学校建立初期，先生为矫“五病”，树新风，制定了五项教育方针。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已由蒸汽机时代，进入原子能时代了。时代在向前进展，先生的教育思想，也是随时代之进展而进展的，他的五项教育方针，现已进入“公能教育”时期了。他在重庆南开中学运动场坡地上，用绿色的冬青草植成两行标语，即“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就是南开校训。

允公与自私是对立的，先生常着重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这就是南开校训“允公允能”的真实含义。

为了赶上时代和跨过时代，先生又在大学部成立了经济研究所和各种理工研究所，号召学生向世界科学文化新的高峰进军。所谓日新月异者，即要求学生一天天在变，一天天在长，使每个学生亲眼看到南开学校也在时时变，天天在向前发展。先生常教育学生们说：“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务，而且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这就是南开精神。

先生极其重视环境教育，他认为清洁整齐，生活有规律，事事有条理，这些对学生都能收到潜移默化之功。在先生指导下，不论是在大中女小各部，也不论是在天津或重庆，学校里随时随地地保持着清洁整齐，秩序井然。因此，所有在校学生、教职员工们，都是精神勃勃的。南开学校是私立的，一切经费和建设维护，都依仗募捐来维持，所以平日对校舍的保护和维修特别注意，年年粉饰油刷，即或一块窗纱，一片玻璃，也是随破随修，地上永远看不到碎木板、烂砖瓦，使人踏入南开校门，便感到气象清新，生气盎然。

先生平日最注意于培植后进，选拔人才，不论谁有一点儿长处，他都要尽力奖掖，给以发展的机会。先生最能知人善任，他常说：“各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都有短处，世间没有十全的人，我们使用人才，要尽量使他发挥所长，避其所短，在他长处得到发展时，短处就会退缩不显了。如果我们处处吹毛求疵，世间将无可用之人了！”先生的一生，不论对人对事，都着眼在明朗面上，这是一个教育家特有的性格。人们见了他，总要亲热地叫一声“老校长”，这是人们乐于受教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