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 下-过去的大学

曹禺和老舍的祝词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我国宣布抗战胜利。先生闻讯后的喜悦心情,自不待说,更重要的是他早已预作准备的大事——南开复校工作到来了。先生立即召集在校的基干同仁,开会研究复校工作的安排、经费的筹措。大学部已改为国立,经费可由政府拨给,而中学部仍是私立,一切经费均需自筹。因此,这项复校工作,不是一件小事,既要人力和物力,更要紧的是财力。且幸先生凡事机先,他深知南开的建立,全仗社会人士的玉助,南开的复校,也离不开社会人士的支援,所以他早已尽力联络各方面人士,吁请支持。他更明白,南开校友遍布国内外,这是很大的力量,所以他平日极关注校友会的活动,经常把复校计划详细地告诉校友们。今日复校工作开始了,只须再作一番呼吁和号召就行了。

大学部是整个由昆明迁回天津,除整修残存的废旧校舍之外,又由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在市内甘肃路,拨给一所日本学校,作为南大东院,招生开学。先生决定派喻传鉴、丁辅仁和王九龄三位老同仁先到天津,筹备中学部的复校,具体工作由丁辅仁负责。在他们行前,先生只简单地嘱咐说:“你们只扛着南开这面大旗去干吧!”第二年(一九四六)夏初,我回到天津,丁辅仁先生笑着对我说:“你看啊!校长给了我们这面大旗,我扛着它真是无路不通。刚回来,中学部这几所楼,都破烂不堪,大礼堂里面空洞洞,图书馆被寇兵用来作马棚。现在都修起来了,真是焕然一新。又在甘肃路接收了一所日本女学,作为女中部校舍。一切教学设备也全有了,大礼堂一排排的座椅,能容纳两千人,这些东西,单是有钱是买不来的,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全亏这些位社会人士们、校友们,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没费什么劲,就把工作全办好了,这不是奇迹吗?”这一段复校史很顺利,大学、男中和女中,都已恢复,只有小学部还没有恢复起来。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四月五日,是先生的七十诞辰,一些侨居美国的中国社会人士和南开校友相联合,为先生祝寿。席间,贺客联名题词志贺,内容丰富多采,其中以作家老舍(南开老教师舒舍予)和剧作家曹禺(南开学生万家宝)二位先生的贺词,最能道出先生的生平业绩。原贺词记录如下:

张校长七十大庆

知道有个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

不用胡吹,不要乱讲,

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

就仿佛提到华盛顿,

或莎士比亚那个样。

虽然他并不稀罕作几任总统,

或写几部戏剧教人鼓掌,

可是他会把成千上万的小淘气儿,

用人格的薰陶,

与身心的教养,

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

把古老的中华,

变得比英美还更棒!

*

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

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

他不慌,也不忙,

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

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

也变成学府,带着绿柳与荷塘。

*

看这股子劲儿,

哼!这真是股子劲儿!

他永不悲观,永不绝望,

天大的困难,他不皱眉头,

而慢条斯理的横打鼻梁!

*

就是这点劲儿,

教小日本儿恨上了他,

哼!小鬼儿们说:“有这个老头子,

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烧啊!毁啊!

小鬼儿们连烧带杀,

特别加劲儿祸害张校长的家!

他的家,他的家,

只是几条板凳,几件粗布大褂,

他们烧毁的是南开大学,

学生们是他的子女,

八里台才真是他的家!

*

可是他有准备!他才不怕,

你们把天津烧毁,

抹一抹鼻梁,

哼!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

什么话呢?

有一天中国,便有一天南开,

中国不会亡,南开也不会垮台!

沙坪坝,不久

又变成他的家,

也有荷塘,也有楼馆,

还有啊!红梅绿栀,

和那四时不谢之花。

*

人老,心可不老,

真的!可请别误会,

他并不求名,也不图利,

他只深信授教青年真对,

对,就干吧!干吧!

说句村话:

有本事不干,简直是装蒜!

*

胜利了,

他的雄心随着想象狂驰,

他要留着沙坪坝,

还要重建八里台,

另外,在东北,在上海,

到处都设立南开。

南开越大,中国就越强,

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主张,

而是大家的信念和希望!

*

他不吸烟,也不喝酒,

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

他爱的是学生,

想念的是校友,

他的一颗永远不老的心,

只有时候听几句郝寿臣,

可永不高兴梅博士的贵妃醉酒。

*

张校长!

你今年才七十,还小的很呢!

杜甫不是圣人,

所以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们,您的学生

和您的朋友,

都相信,您还小的很呢!

起码,还并费不了多大的劲,

您还有三四十年的好运!

您的好运!也就是中国的幸福。

因为只有您不撒手南开,

中国人才能不老那么糊涂。

*

张校长!

今天我们祝您健康,

祝您快乐!

在您的健康快乐中,

我们好追随着,

建设起和平的、幸福的新中国。

大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九日

学生曹禺

后生老舍

纽约城

这首贺词写得非常的妙,也非常真实。先生说:“这首诗写得很好,给我好好地保存着。”先生的一生事业,早已闻名国外,三十年前,先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过教育,今天该校为了表彰先生的事业成就,特赠名誉博士学位,以志荣誉。

南开中学自从一八九八年的严馆时期,只有几个学生,两年后,合并严、王两馆,中学部成立,也只有学生七十三名,一直发展到全国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前后五十年来,南开建成了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学生,计达四千余人,历年离校的校友,更不下数万人。中国自清王朝的覆没,到民国肇兴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列强的入侵和军阀的割据,战乱频仍,南开就是处在这种风雨飘摇之中。后来又惨遭日寇的洗劫,天津南开虽全部被摧毁,而重庆的南开迅又开放出灿烂的鲜花。有全国人民都在爱护和支持南开,所以,她虽处在急风暴雨之中经受着种种困难,但她有着强烈的生命力,仍然是在成长、在壮大。先生常说:“南开学校的诞生和发展,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不过是借我的手来完成罢了。”事实的确是如此。

南开的基本干部,多是严、王家馆或南开早期毕业的老学生,师生间,情谊深厚,过于父子。所以,南开的一切工作,都能得心应手,同仁们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即使是外地人,进入南开工作的,只要经过一个时期,他也会熔化在这座大熔炉里。五十年来,南开之所以冲破所有难关者,主要原因在于她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一个勇敢顽强的组织和一个纯朴为公的校风。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南开中学的董事长,先生的老友颜惠庆博士,在北京组织摄政内阁,约请先生担任教育总长,先生以与严范孙先生有约:“终身办教育,不作官”,婉言谢绝。同年,奉军进关,张学良氏又约先生出任天津市市长,先生也予辞谢。当时,舆论界有人评论说:“先生终身办教育,不作官,他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位事业家!”先生点点头说:“对的,救国之道万端,端在各行其志。所谓见仁见智者,各有千秋。”

盖棺论定

一九五○年六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派飞机接先生和夫人由重庆来北京。同年秋回津,在大理道租了一所房子,与三子锡祚同住。这时,先生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但对祖国大事,仍然很关心。天天要看几份报纸,接待些来访的客人,在每一个星期里,他以两天的时间,分别约请老校友和老同事,来家吃饭、欢聚和畅谈。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午后,有客人来访问,相谈甚欢,来客临走,他还送出门,回来已是六点多钟。晚饭后,他坐在椅子上,忽然一阵口角歪斜,左臂麻木,我们急把他扶到床上睡下,神智似还清醒,但嘴已不能说话了。经医生急救,据说是脑栓塞,恐怕希望不大了。因喉咙麻痹,已不能进饮食,虽经鼻饲法,也效果不大,延至二十三日午后六时半,先生溘然长逝。时年七十六岁。

周总理闻讯后,专程来津吊唁,叹息先生死得太早了,日后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和伟大的教育计划,先生是看不到了。远近的知交和南开校友,函电飞来或亲临吊唁。国外各地,凡有南开校友的地方,都在集会吊唁先生的一生。三月四日发引,参加丧仪的宾客近千人。先葬吴家窑永安公墓,后移津东杨家台祖坟安葬。王夫人一九六一年冬去世。次年春清明节,与先生合葬于天津市北仓第一公墓。为先生和夫人立碑,由老同学吴玉如先生书文,铭曰:

故南开大学校长张公伯苓,讳寿春,生于公元一八七六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与中日甲午之战,慨国事之日非,痛民族之濒危,奋志以教育救国,毕生殚精力无渝。先后五十年,历考中外,不畏艰难,创立天津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作育人才,力崇实践,始终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自奉则绳检澹泊,待人惟和易笃诚。卒于公元一九五一年。夫人王氏,生于一八七三年,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公生平志业,亦赖于内顾无忧也。卒于一九六一年。

先生有教育家风度,直率而热情,最喜欢青年学生而又好客。在早期南开中学时,每到暑假,先生必邀请应届毕业学生,来家作客,王夫人亲自下厨,做好大碗炖鱼炖肉,大盆的米饭馒头。饭菜上桌,这些毕业同学们便一齐动手,又吃又喝。饭后还有游艺节目,务使大家玩个尽兴才散。通常每逢星期日也不断有同学们来玩。后来,四部成立,学生太多了,家里招待不下了,才改到大礼堂,去进行师生同乐的游艺晚会了。星期日之外,平日也有老朋友、老校友和慕名来访的生客人,不管客人多少,先生总是留住吃饭。若到每年清明日他的生日那天,更是门庭若市,家里有数不清的客人。客人们也不择饭菜粗细,宾主之间,总是笑声不绝。

先生一身不蓄私产,他常说:“我用不着攒钱,那些学生们,就是我的子女,等我老了,他们会养活我。”王夫人打趣地说:“你有学生养活,我呢?”先生答说:“你有四个儿子养活,怕什么!”夫人说:“你不给他们钱,他们怎能养活我?”先生说:“我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做事,岂不是害了他们吗?我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南开中学成立后,董事会给他规定薪金一百八十元,他自己一文不用,悉数交给王夫人,作为家用。后来大学部成立时,董事会又给他定薪,他说:“中学部已给我定了薪,我不能再兼薪了。”最后,严范孙先生给他强定了一百元。这笔款,先生从未往家里拿过,只存在学校里,作为给学生们作保的赔偿费。

抗战前,天津比商的电灯电车公司,聘先生为该公司的董事,月给车马费,先生便把这些钱给南开的老职员们。他说:“他们工资低、责任重,而又忠于职守,家庭困难,我要这钱没用,应该送给他们!”王夫人深明大义,对先生解囊助人之举,从未有过意见。

先生平易近人,笃实而直率,从不自炫高明,无论是说话、做事或待人,总是力求通俗化,他说的话,让人听的明白,道理让人容易懂,他本人也让人乐于接近。他认为教育的对象是群众,若离开了群众,他就办不成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