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和老舍的祝词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我国宣布抗战胜利。先生闻讯后的喜悦心情，自不待说，更重要的是他早已预作准备的大事——南开复校工作到来了。先生立即召集在校的基干同仁，开会研究复校工作的安排、经费的筹措。大学部已改为国立，经费可由政府拨给，而中学部仍是私立，一切经费均需自筹。因此，这项复校工作，不是一件小事，既要人力和物力，更要紧的是财力。且幸先生凡事机先，他深知南开的建立，全仗社会人士的玉助，南开的复校，也离不开社会人士的支援，所以他早已尽力联络各方面人士，吁请支持。他更明白，南开校友遍布国内外，这是很大的力量，所以他平日极关注校友会的活动，经常把复校计划详细地告诉校友们。今日复校工作开始了，只须再作一番呼吁和号召就行了。

大学部是整个由昆明迁回天津，除整修残存的废旧校舍之外，又由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在市内甘肃路，拨给一所日本学校，作为南大东院，招生开学。先生决定派喻传鉴、丁辅仁和王九龄三位老同仁先到天津，筹备中学部的复校，具体工作由丁辅仁负责。在他们行前，先生只简单地嘱咐说：“你们只扛着南开这面大旗去干吧！”第二年（一九四六）夏初，我回到天津，丁辅仁先生笑着对我说：“你看啊！校长给了我们这面大旗，我扛着它真是无路不通。刚回来，中学部这几所楼，都破烂不堪，大礼堂里面空洞洞，图书馆被寇兵用来作马棚。现在都修起来了，真是焕然一新。又在甘肃路接收了一所日本女学，作为女中部校舍。一切教学设备也全有了，大礼堂一排排的座椅，能容纳两千人，这些东西，单是有钱是买不来的，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全亏这些位社会人士们、校友们，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没费什么劲，就把工作全办好了，这不是奇迹吗？”这一段复校史很顺利，大学、男中和女中，都已恢复，只有小学部还没有恢复起来。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四月五日，是先生的七十诞辰，一些侨居美国的中国社会人士和南开校友相联合，为先生祝寿。席间，贺客联名题词志贺，内容丰富多采，其中以作家老舍（南开老教师舒舍予）和剧作家曹禺（南开学生万家宝）二位先生的贺词，最能道出先生的生平业绩。原贺词记录如下：

张校长七十大庆

知道有个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

不用胡吹，不要乱讲，

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

就仿佛提到华盛顿，

或莎士比亚那个样。

虽然他并不稀罕作几任总统，

或写几部戏剧教人鼓掌，

可是他会把成千上万的小淘气儿，

用人格的薰陶，

与身心的教养，

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

把古老的中华，

变得比英美还更棒！

*

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

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

他不慌，也不忙，

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

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

也变成学府，带着绿柳与荷塘。

*

看这股子劲儿，

哼！这真是股子劲儿！

他永不悲观，永不绝望，

天大的困难，他不皱眉头，

而慢条斯理的横打鼻梁！

*

就是这点劲儿，

教小日本儿恨上了他，

哼！小鬼儿们说：“有这个老头子，

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烧啊！毁啊！

小鬼儿们连烧带杀，

特别加劲儿祸害张校长的家！

他的家，他的家，

只是几条板凳，几件粗布大褂，

他们烧毁的是南开大学，

学生们是他的子女，

八里台才真是他的家！

*

可是他有准备！他才不怕，

你们把天津烧毁，

抹一抹鼻梁，

哼！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

什么话呢？

有一天中国，便有一天南开，

中国不会亡，南开也不会垮台！

沙坪坝，不久

又变成他的家，

也有荷塘，也有楼馆，

还有啊！红梅绿栀，

和那四时不谢之花。

*

人老，心可不老，

真的！可请别误会，

他并不求名，也不图利，

他只深信授教青年真对，

对，就干吧！干吧！

说句村话：

有本事不干，简直是装蒜！

*

胜利了，

他的雄心随着想象狂驰，

他要留着沙坪坝，

还要重建八里台，

另外，在东北，在上海，

到处都设立南开。

南开越大，中国就越强，

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主张，

而是大家的信念和希望！

*

他不吸烟，也不喝酒，

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

他爱的是学生，

想念的是校友，

他的一颗永远不老的心，

只有时候听几句郝寿臣，

可永不高兴梅博士的贵妃醉酒。

*

张校长！

你今年才七十，还小的很呢！

杜甫不是圣人，

所以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们，您的学生

和您的朋友，

都相信，您还小的很呢！

起码，还并费不了多大的劲，

您还有三四十年的好运！

您的好运！也就是中国的幸福。

因为只有您不撒手南开，

中国人才能不老那么糊涂。

*

张校长！

今天我们祝您健康，

祝您快乐！

在您的健康快乐中，

我们好追随着，

建设起和平的、幸福的新中国。

大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九日

学生曹禺

后生老舍

纽约城

这首贺词写得非常的妙，也非常真实。先生说：“这首诗写得很好，给我好好地保存着。”先生的一生事业，早已闻名国外，三十年前，先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过教育，今天该校为了表彰先生的事业成就，特赠名誉博士学位，以志荣誉。

南开中学自从一八九八年的严馆时期，只有几个学生，两年后，合并严、王两馆，中学部成立，也只有学生七十三名，一直发展到全国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前后五十年来，南开建成了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学生，计达四千余人，历年离校的校友，更不下数万人。中国自清王朝的覆没，到民国肇兴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列强的入侵和军阀的割据，战乱频仍，南开就是处在这种风雨飘摇之中。后来又惨遭日寇的洗劫，天津南开虽全部被摧毁，而重庆的南开迅又开放出灿烂的鲜花。有全国人民都在爱护和支持南开，所以，她虽处在急风暴雨之中经受着种种困难，但她有着强烈的生命力，仍然是在成长、在壮大。先生常说：“南开学校的诞生和发展，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不过是借我的手来完成罢了。”事实的确是如此。

南开的基本干部，多是严、王家馆或南开早期毕业的老学生，师生间，情谊深厚，过于父子。所以，南开的一切工作，都能得心应手，同仁们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即使是外地人，进入南开工作的，只要经过一个时期，他也会熔化在这座大熔炉里。五十年来，南开之所以冲破所有难关者，主要原因在于她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一个勇敢顽强的组织和一个纯朴为公的校风。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南开中学的董事长，先生的老友颜惠庆博士，在北京组织摄政内阁，约请先生担任教育总长，先生以与严范孙先生有约：“终身办教育，不作官”，婉言谢绝。同年，奉军进关，张学良氏又约先生出任天津市市长，先生也予辞谢。当时，舆论界有人评论说：“先生终身办教育，不作官，他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位事业家！”先生点点头说：“对的，救国之道万端，端在各行其志。所谓见仁见智者，各有千秋。”

盖棺论定

一九五○年六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派飞机接先生和夫人由重庆来北京。同年秋回津，在大理道租了一所房子，与三子锡祚同住。这时，先生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但对祖国大事，仍然很关心。天天要看几份报纸，接待些来访的客人，在每一个星期里，他以两天的时间，分别约请老校友和老同事，来家吃饭、欢聚和畅谈。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午后，有客人来访问，相谈甚欢，来客临走，他还送出门，回来已是六点多钟。晚饭后，他坐在椅子上，忽然一阵口角歪斜，左臂麻木，我们急把他扶到床上睡下，神智似还清醒，但嘴已不能说话了。经医生急救，据说是脑栓塞，恐怕希望不大了。因喉咙麻痹，已不能进饮食，虽经鼻饲法，也效果不大，延至二十三日午后六时半，先生溘然长逝。时年七十六岁。

周总理闻讯后，专程来津吊唁，叹息先生死得太早了，日后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和伟大的教育计划，先生是看不到了。远近的知交和南开校友，函电飞来或亲临吊唁。国外各地，凡有南开校友的地方，都在集会吊唁先生的一生。三月四日发引，参加丧仪的宾客近千人。先葬吴家窑永安公墓，后移津东杨家台祖坟安葬。王夫人一九六一年冬去世。次年春清明节，与先生合葬于天津市北仓第一公墓。为先生和夫人立碑，由老同学吴玉如先生书文，铭曰：

故南开大学校长张公伯苓，讳寿春，生于公元一八七六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与中日甲午之战，慨国事之日非，痛民族之濒危，奋志以教育救国，毕生殚精力无渝。先后五十年，历考中外，不畏艰难，创立天津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作育人才，力崇实践，始终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自奉则绳检澹泊，待人惟和易笃诚。卒于公元一九五一年。夫人王氏，生于一八七三年，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公生平志业，亦赖于内顾无忧也。卒于一九六一年。

先生有教育家风度，直率而热情，最喜欢青年学生而又好客。在早期南开中学时，每到暑假，先生必邀请应届毕业学生，来家作客，王夫人亲自下厨，做好大碗炖鱼炖肉，大盆的米饭馒头。饭菜上桌，这些毕业同学们便一齐动手，又吃又喝。饭后还有游艺节目，务使大家玩个尽兴才散。通常每逢星期日也不断有同学们来玩。后来，四部成立，学生太多了，家里招待不下了，才改到大礼堂，去进行师生同乐的游艺晚会了。星期日之外，平日也有老朋友、老校友和慕名来访的生客人，不管客人多少，先生总是留住吃饭。若到每年清明日他的生日那天，更是门庭若市，家里有数不清的客人。客人们也不择饭菜粗细，宾主之间，总是笑声不绝。

先生一身不蓄私产，他常说：“我用不着攒钱，那些学生们，就是我的子女，等我老了，他们会养活我。”王夫人打趣地说：“你有学生养活，我呢？”先生答说：“你有四个儿子养活，怕什么！”夫人说：“你不给他们钱，他们怎能养活我？”先生说：“我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做事，岂不是害了他们吗？我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南开中学成立后，董事会给他规定薪金一百八十元，他自己一文不用，悉数交给王夫人，作为家用。后来大学部成立时，董事会又给他定薪，他说：“中学部已给我定了薪，我不能再兼薪了。”最后，严范孙先生给他强定了一百元。这笔款，先生从未往家里拿过，只存在学校里，作为给学生们作保的赔偿费。

抗战前，天津比商的电灯电车公司，聘先生为该公司的董事，月给车马费，先生便把这些钱给南开的老职员们。他说：“他们工资低、责任重，而又忠于职守，家庭困难，我要这钱没用，应该送给他们！”王夫人深明大义，对先生解囊助人之举，从未有过意见。

先生平易近人，笃实而直率，从不自炫高明，无论是说话、做事或待人，总是力求通俗化，他说的话，让人听的明白，道理让人容易懂，他本人也让人乐于接近。他认为教育的对象是群众，若离开了群众，他就办不成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