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以教学为职业的悠长的一生中，先后遇到与结交的大学校长，中国与美国的，为数实在不少，约在十人以上，在他们中间，与我会面次数较多而年代最长久的，要推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但就是他们两位，我所知道与能叙述的，也只是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已，他们的伟大人格与办事精神，曾给我莫大的鼓舞与启示。

张梅两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人物，卓越的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为终身事业。他们的成就将永远昭垂后代。张伯苓是一位综合教育集团的创造者，他一手开办与大力支持的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大学，以及经济与工程研究所。他眼光远大，在卢沟桥事变前一两年，预知邻近日本军营的南开学校将朝不保夕，就在重庆郊外沙坪坝另设一所南开分校，为后来抗战期间的南开大本营。南开与清华关系密切，非但二校同在华北，又同为战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员，而且张伯苓与他的弟弟张彭春都当过清华教务长。梅贻琦却是张伯苓的学生，曾就读南开。张梅二校长的办学作风不尽似，但同样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为二校留下光辉的一页。正如一般人听说的，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南开；但没有梅贻琦与他的周流潜默的教化，清华也不能获得它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张校长有如一座巍巍南山，令观者不胜仰止，生着尊敬的心情；梅校长可比一棵高矗的枝叶茂盛的青松，在他的坦荡而宁静的荫蔽下，旅途中的人们获得慰藉与爱护。这些就是我对于他们二位的概括的印象，因为亲自经验到的，也许值得记录下来。

抗战期间，在渝郊沙坪坝的南开学校，我们的女儿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那位大校长去参观了她的教室。对于任何人，无论小学学生或大学教授，张伯苓是名符其实的“大校长”。一个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雄健，体格魁梧，他那样的高个儿，正如他那样的伟人事业，使在旁边与他一同走路的人不免相形见矮。可是他的强健的身材，只是令人肃然起敬，不是敬畏而远避之。

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生长于中国国难初期，当他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时，正值北洋舰队为日本海军所击沉，只剩下慈禧在颐和园内用海军军费所盖的一座大理石石舫。目击国家所遭遇的耻辱，他深受刺激，便弃武就文。在这时期，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新时代青年的培植，实为立国之本，救国之途。从二十二岁（一八九八）在天津严范孙家设馆教徒始，至七十二岁（一九四八）辞去南开校长，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止，张伯苓从事于教育事业，可谓五十年如一日。南开中学的前身（私立中学堂），在一九○四年有学生七十三名；而在一九三七年抗战初天津南开学校被日军毁灭时，南开大、中、小学各部共有三千人。在战时陪都重庆，重建的南开中学，有一千六百人；而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合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无论在课程与师资方面，堪称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

张伯苓常对朋友说，有如胡适所引的：“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虽然他要为学校用去每一分钱，自己却度着俭朴的生活。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址，就时常看见一辆洋车远远地从校门进来，沿着长长的马路，一直去到秀山堂的校长办公室。从天津城西南角南开洼（南开以此得名）他住的那所中国式校长住宅，到八里台大学，是一段有几里的路程，但是他不坐汽车，不管天晴天雨，他总是天天来校办公。在冬季朔风怒号，刮起阵阵“尘暴”的时候，他那辆包车就盖上一层深蓝色帐幕，而裹在厚厚的大棉袍内的大校长，也更显得十分巨大了。

张校长有时请客，邀教授作陪，不在他家中，而在秀山堂改排饭桌的教室内。在那种场合，我们的食指并不蠕蠕欲动，因为校长宴客，饭菜简朴，但是大家心情愉快，为的是能与校长及贵宾在一席。有一次，我还记得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来南大访问，负责招待的为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夫妇，黄太太是美国生长的，她就派我们请客人早餐，因为我们回国不久，还染有一些洋习惯，早上吃吐司与咖啡。虽然家中有厨子与老妈，作为主人的不能不事前布置周到，害得我同太太起了一个大早。校长本人住得太远，不能来（我想他也不惯洋式早餐），由秘书长夫妇陪贵宾来临舍下。居住在八里台的五年中，记不得校长是否曾来我们家中吃饭，大概没有（我的太太不以为然，她说校长来过我们家，并在吃饭时告诉她，那碗剩下的鸡汁不要丢掉，可以泡饭吃）。但是，这不是说校长没有与教授接触。有时候，兴致来时，他会光顾教职员住宅，看看教授家里情况，并检查房子是否清洁整齐。他的办法很简单，只要看一下在会客厅内的那些电灯罩上是否积有尘埃，就可知道。我想，我们的家是经过考验而及格的，好像还博得校长的赞许。

在我记忆中颇深刻的，是学校每星期的周会，校长登坛训话，演说他的那一套教育理论。像他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之弊病有五大端：愚、弱、贫、散、私。他开办南开的目的，就在育才救国，以匡正此五大弊病。针对着“弱”，他提倡体育；为挽救国家的“贫愚”，他造就有“能”的青年人才，而以“公”（矫正“私”）“能”为南开校训。因为“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他强调团结：“聚则力强，散则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为了证实这个道理，在训话时他喜耍一个小玩意儿。就是在训话中间，他临时叫坐在礼堂前排的几个学生上台来表演。先把一只筷子给某个年轻力壮的学生，让他把筷子轻而易举地一折两段；然后给他好几双筷子，捆成一束，不论那学生如何力大，如何用力试着，他终于无法把那束筷子摧断。另一办法，我也亲自见过，是让一个看上去像运动员的高大强壮的学生，与四五个其他学生在台上作拔河之戏。当那个运动家寡不敌众而败北时，台下的学生在哄堂大笑中懂得了“聚则力强”的教训。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张校长住重庆沙坪坝，很少来昆明，我没有见到他。一九四一年春，我们在昆明的家为敌机炸毁，狼狈的我先把家眷送去重庆。蒙张校长把她们收留在南开中学，随后我应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之聘，去重庆与妻女团聚。到南开的下一天，忽然校役来传讯，说校长请我们到他家中去吃饭。别的客人，如伉乃如，何廉夫妇，我们都熟识，却首次遇到当时颇令人注目的南开校友，周恩来夫妇。这一次大家有说有笑，有吃有喝（校长并不是戒酒者，虽然他自己不大喝），空气十分融洽。听说以后的情形有改变，我不得而知。当时我们虽住在南开（太太在中学教英文），我却在中大任教，与南开没有直接关系，此后似乎并未去过校长家中；校长也并未来教职员住宅，查看电灯泡上的灰尘（这时候没有一家置得起有罩子的桌灯）。只是在校园散步时，偶而碰到了那位戴墨晶眼镜、庄肃而慈祥的大校长，与之点头致敬而已。可是，校长并没有忘记我们。在南开校址内，就是校长家有一台唯一的电气冰箱，在暑热时他曾赏赐我们一些极为名贵的冰块。另一回，有人从新疆远道带给校长哈蜜瓜，他也分给我们几片尝新。

抗战胜利，我们离渝经沪去美，没有参加南开复校的工作，一直没有回去天津，更没有看到校长。他曾在一九四六年来美，为南开筹款，并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赠他的名誉博士学位，称他为世界公认的builderofeducationalinstituitionsandbuilderofmen。那时我们远征美国南部佛州。在他七十岁那年，他的一些美国朋友编集一册为他祝寿的文章，书名《ThereIsAnotherChina》（两年后出版），内有前曾提及的胡适撰的《教育家张伯苓》。这时的张伯苓，已成为蜚声国际的伟大人物了。此后，他去过南京、重庆，于一九五一年病逝天津，但已不是南开的校长。可是，对于从前南开的教职员与学生，亦即现在分散各地的南开校友，南开是张伯苓，张伯苓是南开，它的大校长。

也许，我们不能同样地说，清华是梅贻琦，梅贻琦是清华。但是，毫无疑问地，梅校长对于清华的贡献远比任何其他校长为大，而清华校友对于梅校长的敬爱，也同于南开校友对于张校长那般。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梅校长，清华不可能有今日的名誉与地位。大家公认着，清华能在一九三○与一九四○年代追上北大，同为中国最高学府（联合大学期间，就是在文学院方面，清华也足与北大抗衡，而理工学院更优越于其他学校），梅校长是数一数二的功臣。

梅贻琦（一八八九—一九六二）比张伯苓小十三岁，他们同是天津人，因此梅贻琦早年即就读于张校长创办的南开中学（当时称私立中学堂），与张校长的弟弟彭春同学，四年后毕业（一九○八）。下一年，梅贻琦考取首批清华庚款留美学生，比张彭春、胡适、赵元任早一年。在美国麻省武斯特工科大学读书期间，又与张彭春相遇，时张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同在一城有数年之久。五年后，梅贻琦学成归国，去清华学校任教。此后几将五十年，一直为清华服务，自教授、主任、教务长（一九二六）、留美学生监督（一九二八）以至校长（一九三一）。西南联大时期，与北大蒋梦鳞、南开张伯苓二校长，同任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而梅贻琦以主席名义，经常驻校办公，实际主持校务，对于西南联大在抗战七年（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期间的发展，厥功至巨。战争结束，梅校长返北平办理复校事宜，曾有《复员后之清华报告》。一九四九年，梅贻琦来美国，寓纽约有六七年之久，曾负责管理清华基金事宜，并组织清华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去台湾，重建清华大学，并任教育部长三载，一九六二年在清华校长任内逝世。

至于我与梅校长的关系，在学校内可说没有。清华读书时，没有上过物理学梅教授的课，也并未进过后来梅教务长的办公室。他来美在华盛顿任留学生监督，我正好去耶鲁大学研究院。但在这三年中，梅监督没有来到新港，虽然当时在耶鲁有好几位清华同学，如读音乐的黄自，英语文学的孙大雨（孙铭传）与我，意大利文学的李唐晏，历史的皮名举，与建筑的粱衍。一九三一年我毕业耶鲁，申请去欧洲研究一年，由梅监督批准，但我们只是信件往回，我没有去华盛顿看他。同—年秋季，我去英国，梅贻琦返国任清华大学校长。我在南开大学教书的五年中，曾去过清华数次，看我的二舅父（郑桐荪，数学系教授），并未拜访过梅校长。西南联大期间，我们同在昆明，有时在路上相值，只是点头招呼而已。对于梅校长，一直等到他已不是清华校长而住在纽约时，我方始有进一层的认识，沐浴着他的恩泽。愈与他交结长久，愈觉得他待人的真挚与亲切。他不轻然诺，笃实谦诚，是一位楷模的君子人。

我初次与梅校长有较长的时间当面谈话，是在我即将离去西南联大的时候。像上面所讲的，日机的轰炸拆散了我在昆明的小家庭。太太与小孩离去后，我搬入青云街清华教职员宿舍暂住。在一间有三人床的房间，正好有一只床及书桌空着，作为我安身之处，虽然名义上我不是清华教授。那里人才济济，有吴宓、闻一多、金岳霖、陈福田、陈省身、邵循正等十余位。此时，北大的叶公超辞职去新加坡任外交部办事处专员，遗下的外文系主任一职，学校嘱我代理，但当时我已决定去重庆中央大学，与家人重聚。当我向联大当局请求辞职的信发出不久，忽然一天下午，梅校长光临青云街宿舍，专诚来找我。他的话不多，但情意恳挚。他要我留在联大，并解释为什么学校只给我一个代理主任的名义，因为那是在学期中间，下学年主任一职就可除真。他误会了我辞职的动机。我把家庭关系的理由向他陈述，他点头称是，不再挽留，我感动地敬送他走出宿舍大门。

抗战后，我们一家搭乘美国运兵船来美，先在佛州冬园，后在康州新港住下，时为一九四八年秋季。隔了一两年，梅校长也寓居纽约，在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为清华同学）内设一间办公室，处理清华未尽事务。这时我与华美协进社已有关系。每年夏季，孟治在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师范学院开办中国文化暑期班，约我去讲中国文学（这时我已自两洋文学转入中国文学），同事有教历史的洪业，哲学的梅贻宝，美术的汪亚尘。学生们都是本州的中、小学教员，大半是女性，有些比教授年纪更大，但对中国文化十分热忱，大家处得很融洽，也很热闹。我后来又在华美协进社开一门中国文学课程，每星期去一次。除看到孟治外，有时也乘便进谒梅校长，见面的机会反而比在联大时代多了。

有两件事情使我与梅校长有较多的接触，发生较深的关系。第一件是《清华学报》的复刊。那全是梅校长的意见，更可说是他了不起的远见，而我幸有机会参与此事的筹备。他觉得清华在学术界的地位，不能任其骤然中断，如办一份学报，可能保持那不绝如缕的清华学术传统。正好清华校友在美国弄文史哲的还有一些人。于是有一天梅校长来新港何廉家里，中饭时约李田意与我去何家，共同商议出版新学报的事宜。他邀梅贻宝、杨联升、李田意（联大教职）与我，以及在台湾的浦薛风，组织一个学报编辑委员会，并请何廉（清华津贴留美）为委员会主任。梅校长自己虽然是理工的，却主张新学报应为一种有国际性的研究中国文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因定英文名字为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学报于一九五六年发刊，迄今亦有二十余年历史，未曾中断，总算有一点成绩，可告慰于它的创始者。学报的编辑与刊行，并非一帆风顺，中间便有一段不愉快的经过，在此不愿多说，尤其当事人都已物过。但是梅校长对于此事的关切与负责心，以及对于学报的期待，却使我们十分感动。在与清华校友某君信中，梅校长表示他对于学报的恢复，“曾煞费周章”，并说道：“再者：清华学报之继续维持，甚至清华大学之发扬光大，端赖各方谨慎爱护。就学报言，无论经费来源，或学术专文，无论主持编辑，或经理印刷，均属不易。校友如有指教，务请径寄此间，不必先于报端披露。”①这时为一九五九年七月，梅校长在台湾教育部部长任内。另外，他还各方面去信，如纽约清华同学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与哥大教授。在与我们编委会的私人函件中，他表示“甚盼此事能化大为小，息事宁人”。其用心之苦，办事之周到与谨慎，使我们极为佩服，也就遵照他的意见而“息事宁人”，这一件公案因此不了了之。

第二件事，涉及我私人方面。一九五○年，国家发生变化，羁旅美洲的中国学人，困顿挣扎，一筹莫展，甚至有不少数人接受美国国务院特发的救济金。我依靠太太在耶鲁图书馆任事，有固定薪金，外加一些基金团的研究奖金，耶鲁的两年客座教席，以及华美协进社的暑期文化班的零星收入，足以弥补家用，度过经济难关。但生活仍未安定，不无忧虑。正在此时，有一天去华美协进社教书，梅校长约我在课后去他的办公室谈话。他告诉我，在纽约州北部奥尼昂塔城的哈脱威克大学，其校长亚诺德博士，对中国文化甚感兴趣，有意在该校开办中国文化系，正在物色一个教授兼主任。该大学经费困难，需要与清华合作，梅校长答应帮忙，担负教授薪金，并问我是否愿意前去。他又告诉我，亚诺德校长曾到过我的班上旁听，对我印象很好。他劝我去一试，因为他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学人，在国外可能尽力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这时，我的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聘约正好完结，别无教书机会，就立刻答应了下来，虽然去哈校教书的报酬甚低，又要远离家人，两处来回奔波。

这样，由于梅校长的帮忙，我在哈脱威克大学教上两年（一九五三——一九五五）书，作了最大的努力，在本地社会上各处去演讲，在学校内设法招揽学生。几门中国文学、哲学、美术、历史等班，倒也是“人头挤挤”的，但是那个中国文化系却冷落着找不到一个主修学生。奥城僻在农牧的纽约州北部，哈校仅有二三百学生，对于他们，中国文化实在没有用处，毕业后更是无法找得职业。既没有主修学生，我那个空头主任如何能做下去？更况那时亚诺德博士已退休（他在哈校最后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请去开设一个中国文化系），新校长为一位人事关系专家，对中国文化并无兴趣。维持到一九五五年初，哈校事情即将结束，别的学校没有机会，那时我曾与关怀我的生活的梅校长通了几次信。

时间不觉已过了二十四年，但即在今日读起梅校长的回信来，仍使我有无穷的感想。信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我的关怀爱护之情，写得平稳周致，避免损伤我的自尊心，给我正当时艰难的环境中莫大的慰藉与鼓励，使我终身感激无尽。

就在此时，我于耶鲁大学的一个人类学机关，人类关系地区档案研究所，找得一份工作，主持英译中文少数民族的材料，有五年之久。此后，美国大学内掀起了学习非西方语言与文化的热潮，各校增聘东亚语文教授，我也就顺利地先后去匹兹堡（一年）及印第安纳（十五年）大学任教，并主持系务，在美国学术界占有一个地盘。这样，我并未辜负梅校长生前对我传播中国文化的期望，而在哈脱威克所失败的企图，在印第安纳却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不幸的，当我在印大创办东亚语文系时，正是梅校长在台湾逝世的那年。至于梅校长许我的清华学术奖助金，我并未去要，但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做出一点成绩来，出版了三册《现代中国文学读本》（与李田意合编，耶鲁大学远东出版社印），与一部《中国文学概论》（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印）。同时，在《清华学报》的编辑方面，我仍将遵照梅校长的嘱咐，继续努力，以告慰于他的在天之灵。

写到此地，不免把话说回来，略述一下张校长对我私人的爱护。上面已经说过，在抗战期间，当我的妻女自昆明去重庆南开学校时，校长在教职员宿舍腾出一间房室安置她们，随后我去渝也住在那边。不久，受不了敌机的疲劳轰炸，我把她们送去香港，以为安全。不料，珍珠港事变发生，港地为日军占领，妻女幸而逃出魔窟，经韶关、衡阳、桂林等地而返重庆。当时复蒙校长让我们暂住学校招待来宾的两间客房，然后再迁去空出的教职员住宅。最后，抗战尚未结束，敌人进攻桂林，我的父母亲自桂避难至渝，与我们一同挤在两间房内，校长又在另外一所住宅拨出一间空房，让他们安身，直到胜利后我们大家回去上海。这种对我的恩情，无论张校长或梅校长的，使我一生不忘，写时不免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对他们两位最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