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先生

予生也晚，没能赶上蔡先生，于是从蒋校长说起。

孟邻先生对北大的贡献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北大同学却实在很少见到他。因为北大既从不举行纪念周，更没有开学或毕业礼，他又不兼课，如果你再不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于是，有什么机会见到他呢？不过，事实上也没有见他的必要。他的汽车却是大众熟悉的，一部深蓝色的轿车，挂着七十八号的牌子（很巧，胡适之先生的车牌是八十七号。这是北大教职员中仅有的三位汽车阶级中的两位。）停在二院门口，于是大家知道校长来办公了。

我首次见到他，却并不在校内，他很瘦，但精神极好，面上充满了秀气，那副眼镜和不高大的身材更显出是位学者，但那双锋利的眼神，却立刻使人觉到他并不仅是位普通的书生，鬓边微灰的头发和一口蓝青浙江官话记录着他奋斗的痕迹。说话声音不大，但非常清楚，有条理。而且从一次偶然的机缘上，我知道他是非常细心的。二十四年夏，熊秉三先生和新夫人毛彦文女士在香山请客，有他也有我，他将一只抽烟用的打火机叫我带在身旁，再三嘱咐我记得交给胡适之先生，结果到了山上，记起这回事的是他，不是我。

从十九年起，这北大校长的职位即使说不比蔡先生时代或陈大齐先生时代更困难，但仍旧是不好当的。九一八事变，长城之战，冀察问题，一连串的动荡，在这国防前线的文化城中，北大校长的一举一动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且向例，一切的学生运动，北大同学没有不站在前面跳的，并且跳得复杂。

据说日本特务机关曾将孟邻先生请了去，想挟他赴大连，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而北平教育文化界一切拥护中央反对分裂的宣言文告，领衔的却仍旧是他。二十四年冬，中央大学教授们打来的电报所称：“危城讲学，大节凛然”，虽被胡适之先生笑为悼文，现在回想却确实能说出当时北平的正气。孟邻先生就是这正气的代表者。

但是同时，同学们常常有难题给他作。那次委员长在南京召集全国大学生代表训话，命令全国大学都要派代表去。北大应派三个，而学生大会却偏议决了不派。学校没法，只得指定了三个人参加。后来让同学们知道了，将那充代表的行李书籍从东斋一起掷到马路上，连爱人相片都撒了一地。并且继续着罢课。于是孟邻先生出布告召集全体同学开会，在这会场上他沉痛地说：“我是中华民族国立大学的校长，我不能不服从国家的命令！这三位同学是我要他们去的，一切的责任当然我负。……”又说：“从前海上有一只船遭难了。船主镇静地指挥着让妇孺老弱们坐了救生船逃生，剩下的人和他自己无路可走，他却命船上的乐队奏着‘近乎我主！’（NearerMyGodtoThee）的赞美诗，随着这船慢慢地沉下去。现在如果我们所乘的这只船（中国）要沉了，那我们也应当如这位船主一样，在尽了自己的责任以后，站在岗位上从容就义。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可是同学们依然顽劣地拒绝了他诚恳的建议。

又有一次，全北平各校的学生抬了一口棺材来北大三院开会，这一次把他气坏了，但从此学生运动也入了尾声，真正的爱国青年将力量转入了抗战的实际行动。

胡适先生

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的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听说过的。

他有着宽阔的前额，这表现着宽阔的心胸。一副阔边眼镜，一副常笑的面容，使我们感到常是很愉快的。他似乎没有悲观或消极这两种情绪存在，即使在最可虑的时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号前后的某一晚上，我从他家搭他的汽车回校，他用严肃的语调告诉我：“也许明天，五色旗就要挂出来，‘华北国’就要宣布了！”这话闪电似地打击着我，我呆了，千万道的忧思袭上心来，感到：“大祸终于来了！”车中的沉默更增加了我心上的压力。到了北池子北头，车停了，我下车来，他笑着说：“不要着急！——你怎么没穿外套呢？在北平得穿一件外套，不然，很容易伤风的。”果然，车外寒风吹得我一噤，可是那语调的轻快，却将我心中的寒冷减少了。

他家那时在米粮库。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适之先生。这是个很阔的大红门，里面一个很不小的栽满花木的院子，北头一座相当大的洋楼，这房屋的东家，大概过去很有点势力，所以平台的石栏和小径的瓦砌，都是从圆明园搬来的旧物。

在这楼房的西翼，连着一片一层的洋房，有很大的三间。那是适之先生的书房，里面满满的都是书，据我看到西安现在的几个公家图书馆藏书，没有一个及到这一半的。他的书桌放在向南的那房里，极大的一张，但上面纸张，书籍，文具，堆得像小山一样，直到他写东西的时候，只好将这些小山堆推开，当中挤出一方尺左右的空隙放纸。可是这乱山丛中自有它的条理，不论什么东西，在适之先生自己要找时，绝对一找就着。这书房的最大忌讳是有个多事的人去替他整理书桌。如果有人这样做了，那就适得其反，将条理系统都给破坏了。幸亏适之夫人是一位旧式女子，也不在乎这书桌的乱不乱。本来嘛，这三间书房自成单位，将通大楼的门一关，这就是适之先生的世界了。

向例，他起的是不很早的，通常在七八点钟。吃了早点就去北大上课或办公，午饭常有人请。下午仍旧办公，或到校外办事。晚饭更少在家吃，而且通常应酬完回家总在十一点钟，这才到了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读书，写文章，就在这全家入睡，夜深人静时。在两点以前睡觉是很少有的。遇到《独立评论》要发稿时，那就更说不准了，也许四点睡，也许五点睡，甚至有时六点睡。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他文章末尾所记的日期时刻看出来。不过他给《大公报》写的星期论文却是例外，因为要赶下午五点多钟那班车送天津，所以总是星期六下午闭门谢客写的。他写文章却不快（这到底还是学者的作风，下笔慎重得很），常常到了快开车时，看着表，叫小二（他的听差，一个壮小伙子）骑车飞赶送到前门邮局去，有时甚至用汽车送。所以，虽然他很好写评论政治的文章，但当有一时期《申报》请他去作主笔时，他终于拒绝了，因为他文章写不快，这是和新闻记者条件不相合的。

他有一个本子，叫做“每天一首诗”，一页一首，各朝各代的都有。每天他抄一首进去，是限定要背出来的。这大概是写中国文学史的预备功夫吧。他也记日记，有时记得很长，有时记得很短。书桌抽斗里有一大盒大大小小各样各色的图章，其中刻得最多的是：“只开风气不为师”。据说是提倡古文，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先生和他合摄了一张像，还题了一首白话诗赠他，大意是恭维他为白话文大师，并说自己写白话诗“算我老章投降了！”于是他答了一首七绝，其中一句就是：“只开风气不为师”。

到了礼拜日的上午，是他公开接见客人的时候，在他那会客室里常坐满一二十人，各种各色的人都有，有未识一面的，有很熟的，有老学究，也有共产党青年。各种不同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延长到三四个钟头。他自己称这个叫“做礼拜”。常常许多不知名的青年这样认识了他，他也藉此和天下英雄“以谈会友”。

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传记研究，传记研究是研究院课程，而且要缴几万字的论文，选修的较少。文学史则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他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和钱宾四（穆）先生的意见不相合，有一次他愤然的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是很客观的，当某一位同学告诉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那一个对时，他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合乎真理。”

在课堂上也常谈论时局问题，但都是言之有物的。将该说的说了，就马上开讲正课，决不像有些教员借谈时局而躲懒敷衍钟点。在那种动荡的时间和地方，加以他的地位，绝对不谈政治是不对的，所以他恳切的谈。在他堂上有日本派来的留学生听课，所以他的措词当然是不失体的。

二十二年长城战役后，他曾为三十五军（傅作义部）抗日阵亡将士写了一篇白话文的碑记和墓铭，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篇白话墓志铭，由钱玄同先生写了，刻成碑，立在大青山的烈士公墓上。二十四年夏他受傅将军邀去绥远旅行，那时正是中日“亲善睦邻”的时候，这碑奉军委会北平分会之命封掉了。他们看着这被封的碑，“大家纳闷，都有些伤心！”（二十四年夏他曾作一文评述河北事件，以此为题）于是写了一首诗，说天有阴晴，时有否泰，最后两句是：

“有朝祖国抬头日，来写青山第二碑！”

终于在他的驻美大使任内，日本走上了自杀的攻美之路。祖国在抬头了，我们欢迎适之先生回来写第二块碑记！

钱穆先生

宾四先生，也是北大最叫座教授之一。这并不需要什么事先的宣传，你只要去听一堂课就明白了，二院大礼堂，足有普通女课室的三倍，当他开讲中国通史时，向例是坐得满满的。课室的大，听众的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的宾四先生似乎更矮小些。但这小个儿，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他并不瘦，两颊颇丰满，而且带着红润。一副金属细边眼镜，和那种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的雍容潇洒。向例他上课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也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显而易见开讲时的翻书不过是他启触自己的一种习惯，而不是在上面寻什么材料。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长期吸引了人。奇怪的是他那口无锡官话不论从东西南北来的人都听得懂。

他常慨然于中国没有一部好通史。二十五史当然只是史料，而近年出版的几本通史他也不满意。他认为通史应当是作者读了无数书之后，融会贯通，钩玄扼要，用自己的文字写出来的。因此他对于某老先生的某书认为只是史钞而谈不到通史。他自己很有意思写一部理想的，但他也常说这并不容易。大概现在他一切的努力都是在作这大著作的准备吧？

他写过厚厚的《先秦诸子系年》，这表示他对于先秦的史哲下过深刻功夫。他写过有名的《向歆父子年谱》，也教过两汉史，这表示他对于中古史很有成就。他又写过《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这表示他对于近代史极为注意。在许多教授中，他年纪不算大，头发还全是黑的，而成就已经这样多而广，将来将整个中国史融会贯通，写一部为史学界放一异彩的新通史出来，是极有望的，那时对于中国和世界文化贡献之大将不可计量。

据说他早先当过小学教员，由自己的用功和努力而成为中学教师，又进而为大学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而名教授。这传说如果是真的，则给我们青年人的启示太大了。

就我个人说，我受过宾四先生一次教诲，而这教诲将终身不忘。当二十五年冬，我发现《汉书》记恒山王有五点错误，非常高兴，仔仔细细写了篇论文，很得意地呈给他看。过了两天，他拿来还我，问我看过王先谦《前汉书补注》没有？我文中所述前两点是这书所曾指出过的。说实话，这书我看过，但我之发现这两点也确实在看这书之前。当时少年好胜心重，就不肯注一笔说前人已有发明，以为人家不一定知道王先谦说过这事。一种掠美、侥幸、欺人自欺的心理充分表现，谁知一送到行家手里，马上指出来了，反倒连其他几点前人所确没有说过的也减了色。这次教训，和另一次在陈援庵先生处碰的钉子，使我刻骨铭心，誓不再存半分掠美的卑鄙心理，其实这是治学者的基本道德。我不能不感谢宾四、援庵两先生给我的启示。

抗战后在南岳附近公路上曾和宾四先生打了一个照面，后来知道他转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了，但因为他住在乡间，我五次去成都不曾遇到，真是遗憾。不过常在杂志和报章上见到他的文章，我知道他施教的范围更广大了。

陈垣先生

在图书馆架子上放着一函书，精精致致的仿佛没有人动过。我这不安分的人当然不会放过它，打开来，装订得极漂亮的五册。翻开，却不由得使我纳闷，满纸都是数目字，有阿拉伯字，有中国字，有黑的，也间着有红的，一格一格一行一行整整齐齐，排列得像才喊过“看齐”的集合队伍，顶上面一格却空了大半，只印着大字的年号、年数、西元，等等，仿佛队伍前面站着一位大队长，两位大队副。我觉得好有趣味，研究了半天却始终没看懂，没奈何，只好捧回架去，心里想：这看不懂的天书，印得这么讲究干嘛？

这年，说起来该是写论文年份了，自然不能不多翻点书。一翻书，就来了问题。譬如《明史》，打开《庄烈帝本纪》看不到三行：“八月熹宗疾大渐，召王入受遗命，丁巳即皇帝位。……”这丁巳是初几？十几？或竟是二十几？不知道！只好搁在心里纳闷，想：“学历史的又不是八字先生，哪里记得这么多丁巳？”老师到底是有用处的，张西山先生教我们史学方法，这天谈到年月日问题，我睁大了眼睛看他变戏法，看怎么一来丁巳就变了初三！他一声不响地捡出一部书来，乖乖！就是那本我研究半天看不懂的有字天书——《中西回史日历》。三言两语的一点拨，我全懂了，敢情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作这书的人真伟大，造福于学史者真像大海里给了个指南针。从此以后：“新会陈垣”四个字深深印到了我脑中，我还记得他的书斋号作“励耘书屋”，这是刻在这书的右下角的。

离济南前，西山师告诉我到北平后最好去拜见援庵先生：“不过他架子大，不容易见到。”

我却没有去请见，可是我对他的钦仰更加深了。我见到了他著作书目的一部分，一部部全是结结实实的惹不起。我只挑着买了两本小书，一本《史讳举例》，一本校勘《元典章》后归纳写成的校书错误举例（原名忘了）。同时将他所有在北大开的课全旁听了。

这是位不长不矮，胖胖的典型身材，方方大大的脸，高高阔阔的前额，一副黑边老花眼镜，平常是不大戴的，每次讲课时，总是临时从怀里掏出来戴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两撇浓浓的八字胡，这八字胡带来了无限威棱。经常的穿着件黑马褂，长袍。

他在课上将二十五史从头地一一介绍，把所有有关的事件告诉我们，而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这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归纳了一个时常提到的结论：“著书要提笔三行不出错才行。”而在他的讲授中，我们发现三行不出错的著作竟然很少！

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有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可是他实在已经是十分克制自己了。常对大家说：“还是不说吧，免得又得罪了人。”他对于他的同乡，梁任公先生，就是不大满意的。任公晚年颇以治史自期，但他雄才大略则有余，写出来的东西，每每是自恃才气，凭着记忆写下去，粗疏是不免的，这在援庵先生看来，不免有点不合适。他也常讲批评人是求止于至善，不一定批评者就比被批评者强。他举《东塾读书记》的骂崔东壁，说：“休因东塾讥东壁，便谓南强胜北强！”

援庵先生同时也非常幽默。当时学生运动闹得正凶，民族解放先锋队（共产党外围组织）极见长的一种本事是油印一种小型传单，字迹小得几乎像蝇头，散得到处都是。这天上他的课，讲桌上，椅子上，散了不少。他如常地踏着方步进来，如常地安详坐下，然后如常地慢腾腾地戴上那副老花眼镜，从从容容郑郑重重像披阅一件公事似的将那纸片捡起来，看了一眼，看不清，放下那纸，慢慢地说道：“这一定是年轻人干的！”全课堂的学生本就聚精会神在注意他的动作和期待他读传单的反应，听了这话，哄堂大笑。

又有一次，在研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时，讲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宝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钱大昕作的）。他说这应该是当时一位有地位的学者，但他多少年来注意考查这位李先生事迹，却除了这篇序外得不到半点材料。有一次，琉璃厂的书商，拿了张拓片到他那里请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权威学者，当然不断地托书商搜罗典籍。而书商得到了一些不经见的图书，无从估定其价值，也不能不去他那里请求评定，可是如果经他一品评为珍品，那价钱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仿佛凸出来似的有着“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脸上却不动声色，淡淡地翻了翻，缓缓地说道：“不值什么！”那书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没用，求着他用贱价收了。他绘声绘影地说完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

他论到清代三部史学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钱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赵著最差。所以就将赵著作为研究的对象，专开一门课，逐字逐句地审查，寻找里面的错误。这一课虽以一书为中心，但牵涉的方面极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对证，有时发现不但赵瓯北错了，甚至连原书都错了，所以趣味浓厚得很。但他只注意客观的史实考订，而将所有主观的史论部分略了过去。也许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过刺激吧，每当讲到史书中“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之类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的说：“所以政治没有意思啊！今天是这样说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样说法！”

不过这并不是他不注意国家兴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气恶劣得很，“华北国”在酝酿之中，大家都烦闷而不安，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突突突突！”地直送入大红楼课室中来，我们要求他对时局作一个指示。他沉沉地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在这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报国的地步了，在他所干的部门内，不但压倒了日本人，而且赢得日本学者的衷怀钦服。

北平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迟早还是得走！”一转眼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我今夜诚心地遥祝他健康，永远保持着那超然的健斗！

“北大老”

“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是北平每一位女学生所熟知的话。我初到北大时自负年轻，对这话颇不服气。

过了些日子有机会出城，走入了清华园，悲哀得很。到这里一比，自己果然老了！他们的学生就是年轻，而且许多许多青年得出奇，像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尽管是蓝布大褂，但干干净净的熨得笔挺，一张张红润的笑脸，在宽广无垠的碧草地上闪着，不容易见到北大常见的那种“老气横秋”或“自思自叹”的面孔。下课的十分钟，从园这头的工业馆，顺着对角线，赶到园那头的化学馆、地质馆去，即使是骑脚踏车也不敢走慢，于是来往如织的行人，很少有北大雍容大雅、满不在乎的“方步”。走进体育馆满屋子光着膀子的人滚做一堆，我明白这是“斗牛”，北大没有人做这种傻事。有时还看到一个光着脊梁、只穿一条短裤的人爬在晶滑的地板上，用鼻子向前拱一只小皮球。我不禁哑然笑了，怪不得，连我这做客的都顷刻感到年轻了十五岁！

老，并不一定在年龄上，空气可以叫你老。走进北大大红楼，一些穿着长衫，无所事事的工友在两旁垂手一站，马上使你想到京师大学堂时：“请大人立正”的威风，于是自己不觉将头微微一点，很够谱，可是立刻老了二十岁。有人说北大的工友多到每两位同学可以摊一名，这也许说得过分点，但一与三之比是有的。据说教育部派来视察的督学，曾建议裁工友，但成效似乎不多，我记得我住的乙巳楼楼下，那位老路（倒的的确确是位很好的老人）好像就成天只盘着我们三人的事。当然我们也并不会有多少事的。

初次到注册课，一屋子十多个人都是办注册的，偏偏管我那事的一位不在，于是只好站在柜台外静观办公桌上的职员先生们慢慢喝完了豆浆，吃完了烧饼果子，闲谈。好半天，那位先生来了，我说明是领入学证的，这一下坏了，入学证不知长了腿溜到哪里去休息了，翻箱倒卡的再也找不着，没法，只好再预备一个。这是很讲究的红色硬卡纸做的，小而俊。于是另外一位书记先生为着他那铁画银钩的书法得到了用武之地，一笔不苟地恭楷重新写起。半晌，写完，晾干，交给那位先生，这时就缺一个教务长的章子了，也是活该有事，咔嚓盖下去，偏偏盖倒了，我因为等得已久，建议“倒着就倒着吧，还不一样用？”那位先生却是守正不阿，坚持非重新再写一个不可。书记当然不会反对（他正闲得嫌没事做）。我的腿肚子虽有点不赞成，但也没法拒绝他的好意。又过了半点钟，写妥。注册先生举起了教务长章子，我有点胆颤。总算还好，这回盖得端端正正。于是我欢天喜地地捧了这第三张入学证出了注册课。真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站在那里等的时候，不知怎样想起一幅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老了。

我更想起另一所学校里一位工友管着上上下下两座楼房，七八十学生的杂务。也想起另一处注册课，一个人将北大这一屋子的活全做了，而且做得没漏洞。

如果北大“老”，仅只老在这种地方，则可以休矣！幸得还并不如此。

当你下课回宿舍，迎面走来那头发花白的老门房，一言不发地从一堆信里捡出一封来给你，没错，准是你的。也许你诧异你搬进来才不几天，这几百人中他怎会认识你？不相干，岂在乎你这一个！他脑中一本四十年雪亮的帐，当初谭平山住的是哪间房，顾颉刚和毛子水是同屋……他可以如数家珍地告诉你。

摩娑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面的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难同学纪念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一串古老的历史的累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我们埋头，从图书馆、实验室中去建立我们国家的新文化；我们苦斗，在学生运动中写上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史诗。北大的历史愈古老，北大的精神更发扬！文化教育都不是一朝一夕能有成就的，北大地质馆里几十年收集编制的标本图表，物理化学实验室里精美的仪器，图书馆中一年比一年多的图书，没有一处不使我们感到“北大老”的可贵！

现在这一切好的坏的老北大全给敌人破坏了，我们要打回去，用年轻的勇气，重建起年轻的“老北大”来，去掉那一切腐旧衙门气，那么北大之“老”才是百分之百的值得骄傲了！

沙滩

在一个“天阶夜色凉如洗，卧看牵牛织女星”的晚上，一位朋友问我道：“下个月你将在哪里赏月呢？清华园？未名湖？还是沙滩？”这话问得非常有诗意。“沙滩”两个字，在神韵上一点也不次于清华园或未名湖，于是我就到了沙滩。

“沙滩”却并没有一粒沙。它只是介于汉花园、银闸、北池子、景山东街之间一个路口的街名，但它之在北平，是和马神庙同样，代表了它本身以外的崇高意义——北京大学。这地方看来虽不美，但正和北大一样，有着极深的“内美”（InnerBeauty）。更何况它的周围绕着很美的地区？在东面顺着北大的砖墙，出了汉花园东口，一道小河，两行绿柳，直引你到三院去，这就是五四时代大家艳称的：“写完于北河沿”。直到今天，当你课前课后，走在那荫道上，还可以平添三分清智。如果你高兴，更可以在大树下静看秋天悬下来的虫子，或观察一只结网的蜘蛛垂下丝来，在你面前摇晃。也许你吹口气将它荡了过去，又看它荡了过来，因此而忘掉了课。但你也正不必发愁，因为教授们既决不会来查你缺堂，而你也许就在这小虫儿的启示中完成了一篇新哲学或作了第二位伽利略（Galileo）。

汉花园东口峙立着著名的一院大红楼，虽说个个人都为它的逾龄服役担忧，但每天仍有无数知名的学者和不知名的未来学者进去，出来，做着文化上承先启后的伟大工作。尤其每年夏天，足有三四千青年集中到这里，坐满了上上下下四层楼大大小小的课堂，来作一年一次的龙门竞跃，每到这时候，我们更为这大群人捏两把汗。可是大楼却有着蔡先生提倡的骆驼精神，始终是老当益壮。听说现在已作了日本兵营，地下室印讲义的印刷所变成了马厩和黑牢。我觉得现在是大楼粉身报国的时候到了。

沙滩往北走是东斋和松公府，这里藏着我们智慧的源泉。从二十四年以后，这里耸起了三座立体型的洋楼，中间那座图书馆，更是分外的窗明几净。每当我坐在这现代化的大阅览室中读古书时，总涌起了一种极端的愉快。我感谢自蒋校长以次的各位先生赐给我这种幸福，这是过去在北大的老大哥们所梦寐祈求而不得的。

松公府往西拐的一条街通到二院、西斋和五斋。二院是我们的科学家们活动中心，别人除了上大班课是不常去的。但这古式的清代四公主府，却给人以幽静的好感。红柱的大礼堂前砖砌的庭院异常平洁，当中一个小荷池，四面几张长坐椅，左右亭亭对立着两棵罗汉松，“花气袭人知昼暖”，课余小息于此也不亚神仙。转到堂后，又是一番景象，静寂寂的院子，悄悄的不见人影，花池里几棵怒放的玉兰花招来成群蜂蝶，点缀了寂寞中唯一的热闹。我最爱饭后一个人踱到这院里来，席地坐在阴凉的花下拆读刚才收到的情书。花香，清冷，悠远的沉思，浑然自忘。

再往后面去最后是一座破旧得不能上去的高楼。孤零零的一个院子，人迹罕至。有时一阵风过，吹得人一身寒噤，仿佛带着三分鬼气。

沙滩往西就是北平最美最平的那条北池子北口。隔着满开着荷花，宽宽的护城河，耸立着玲珑剔透的紫禁城角楼，朱红的隔扇，黄碧的琉璃，在绿树丛中时露出一窗一角。平平的柏油路，覆着两旁交叉成盖的洋槐浓荫，延伸着向南，朱门大宅分列道旁。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在烟雨迷蒙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烟树万人家。”

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

“拉丁区”与“偷听生”

沙滩附近号称为“中国之拉丁区”，这一带有着许多许多的小公寓，里面住着一些不知名的学人。这些人也许是北大的学生，也许不是。这些小公寓通常是一个不太大的四合院，院中种上点鸡冠花或者牵牛花之类，甚至有时有口金鱼缸，但多半是并不十分幽美的。东西南北一间间的隔得自成单位，里面一副铺板，一张窄窄的小书桌，两把凳子，洗脸架，运气好也许还有个小书架。地上铺着大小不一的砖，墙上深一块淡一块，裱糊着发了黄或者竟是发黝黑的白纸，衬着那单薄、残废、褪色的木器，在十六支灯光下倒也十分调和。公寓的钟通常比学校的快半点，这样，老板娘夜间好早点关电门。

在这里面的物质设备，尽量保存着京师大学堂的原状：不干净的毛房，雨季从墙里面往外渗的霉气，每天早晨你得拉开嗓门洪亮地喊“茶房！打水！”但是有着成百成千的人从几百几千里路外来到北平，住到这十九世纪的公寓里，恋恋地住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四年，直到逼不得已，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甚至到了西北，还有一位不是北大的朋友，三番两次地向我赞叹中老胡同（著名的三老胡同就是沙滩附近布满了公寓的东老、中老、西老三条小胡同）的公寓生活。他说他第一次到北京，冬天的半夜里出了车站，坐着辆洋车在漆黑中摸索到一位朋友住的公寓里，轻轻地推开门，小小的房，小小的煤炉已经冷冷的只剩下了一点烬火，万籁俱寂，一枝短短的洋烛，伴着那位朋友伏案疾书。这一幅图画给了他一个永世不磨的印象。

就这样，多少的无名学者在这里苦学，埋头！

因为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学习区域。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茶水、电灯、用人，一切在内。吃饭，除附近的便宜小饭馆外还有最便宜者，几分钱就可以吃饱一顿。读书则去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馆，不论你是不是北大学生，绝对将你当作北大学生似的欢迎你进去。如果你高兴溜达溜达，顺便检阅一下崇祯殉国的煤山、宣统出宫的神武门、供玉佛的团城和“积翠”“堆云”的金鳌玉■桥，你可以大模大样走进那钉着九九八十一个金黄钉子的朱红大门，踱过那雕龙舞爪的玉石华表，以一位主人翁的姿态进入金碧辉煌的北平图书馆。我想老杜如走到这里来，他一定也张开嘴笑了。这是民主国家的寒士，强过“盛唐”的拾遗之处。

而最痛快的是求师。北大的学术之门是开给任何一个愿意进来的人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全国只有北大无忝于“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更不会市侩也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最妙的是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决不小家气地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因此你不但可以听，而且听完了，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地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虚心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到第二堂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揄扬。这种学生是北大极欢迎的。虽然给了个不大好听的名称：“偷听生”。

就这样，形成了“拉丁区”最可贵的区风——浓厚而不计功利的学术风气。

自然，有一部分“偷听生”是以此为一阶段，藉此准备考试或升学。但也尽有毫无别意为学问而求学问，一年又一年偷听下去的。并且所产生的英雄并不少。听说沈从文就是此中人物。而常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极精采的文章，为胡适之先生所激赏的申寿生，也是“拉丁区”的一位年轻佳客。

这班不速之客和北大的学生平分天下。许多在班上常见的面孔，在北大的浴室和球场里也常见到。熟到使我们在别处遇着时，义不容辞地自动愿为他们证明学籍，偏偏他们婉谢了：“我只在北大旁听了两年。”同时，又有许多真正的北大生，却成年地看不到他们上班，直到学年考试时才来应一应卯。好在这时偷听生都不参加的，正好腾出位子来（正像平时他们腾出位子来一样），使教室里坐得如常舒畅。

学术是天下的公物，“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属爱山人！”我希望北大精神能风行全国！

“凶”“松”“空”三部曲

“偷听生”是好学的。相形之下，正式的北大生反不来上课，岂不是太自暴自弃了吗？从而有人编出了一套说词：“北大三部曲：投考时是‘凶’，入校后是‘松’，毕业肚中‘空’。”此中得失，不妨细细道来。

每年夏季，天下英雄，会于燕市。这些才出高中的青年们目标类皆集于北大与清华。因此两校有着最优先的机会选拔最优秀的学生。通常报考的人，在北平一处即在三千以上。但录取的名额一总不过三百多人。两者比例的悬殊至少是十与一。换句话说，每一个考北大的学生，都得压倒二千七百以上的竞争者，才能进入门墙。当你走近大红楼，看着无数无数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来，蓝布大褂、西装、学生服，墨盒、自来水笔、三角板、圆规，漂亮的、不漂亮的，城里人、乡巴佬，黑压压地将大红楼围住，在心灵上你就不因不由地受了威胁。当你依照准考证的号数，也许是三千五百八十一吧，找你的座位时，好容易才寻着了，门口：“第五十七试场”的白纸条，也自然而然地引起你的惴惴。这时毫无他念，—心一意只有许愿，“如果让我考取，我一定不再像从前那样马马虎虎，我要特别用功，十分守规矩！”偏偏题目有时却故意古古怪怪地为难。

所以“凶”字是有相当根据的。

待到榜发，竟然高中，自然欢天喜地。盼到注册那天，一老早就去二院等着；报到，缴费，选课，一切手续办妥，最后记起去买了那个愁眉苦脸的北大证章，将他向帽子或大襟上挂起，眉开眼笑地走出大门，昂昂然成了“北大人”了。可是，从此也就很少人来管你。

你爱住在学校里，可以（只要你有办法弄到房子）；你爱住在家里，也可以；你爱和你的爱人同住在公寓里，更可以。你爱包饭，可以；你爱零吃，也可以；你爱吃一顿面，再吃一顿大米加包子，更可以。推而至于：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爱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准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这样一来，你没主意了。试场里的心愿也许就飞到九霄云外。

指定给一年级住的三院，学校规定锁大门的时间，是午夜一点钟。正好中和，哈尔飞散戏回来赶得上。其实这还是说傻话，你就再晚点回来，还不一样开门？只要你过节时多赏门房两块钱就是。甚至你一夜不回来，又有哪个理会你？耽误了的两天上堂，只要你不选那蹩扭教授的课也就毫无问题。事实上我知道有位同学住在西山养了半年肺病，变得白白胖胖的回来参加考试，依然如期毕业。因为只要你选那好说话的老师，则“指定范围”之外，还可以正大光明地做“滕文公”。无论如何，能进北大的决不是低能儿，总不至于连抄的地方都找不着吧？六十分是易如拾芥的。

就这样，在五分钟步行可到的东安市场里，只要你愿意晃晃，就可以将四年晃过去。所以，“松”字也是有相当根据的。

但是，“空”字却毕竟得重予考量。真正“空”的人究竟还是少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上面将“松”字的极端，不为亲者讳地坦白写了出来，但对于大多数人，北大之“松”却成为了一种预防疾病的抗毒素，甚至对于许多人更是一种发挥天才的好机会。

北大的教育精神是提倡自立、自主的。进得大学，年纪有那么大了，应该懂得了辨别是非。给你逛窑子的机会你不逛，那才是真经得起试探的人；给你抄书机会你不抄，那才是真有读书心得的人；将你搁在十字街头受那官僚封建腐烂的北平空气熏蒸而不染，那才是一个真能改造中国的人。关在“象牙之塔”里受尽保护的，也许出得塔门，一阵风就吹散了。但丢在社会的洪炉中七上八下锻炼过的北大生，却也许什么都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宿舍的大门是锁不住人的。而事实上，近年浓厚的学术空气使大家的志趣都倾向于学术的竞争，没有心，没有时间，也没有精神去注意声色犬马。到市场里听四年戏的时代到底过去了，而“松”的唯一结果却是天才的充分发展。

北大有一种特别规定，入学考试如果有一两门惊人地出色，则即使总平均不及格，仍旧可以取录的。入学的第一年就分系，不必读多少普通课程就可以选专科。所以显而易见是一种鼓励天才的教育。在这种奖励下，于是一般的人都在各就所好，专心发展。往往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他注意的这门学问是重要的，其他全可从简。当他逃课的时候，其实就是全付精神研究学问的时候。我们常听说某某人英文考试年年不及格，以至于毕业都成问题，但在国内研究金文的，他已是权威学者之一。也听说过某某教授开讲中西交通史，第一堂就有位同学呈给他一部自著的中西交通史稿，使教授为之变色。这种人才是别的学校不易产生的，而北大所在皆是。

北大和清华是正相反的。清华门门功课都要不错，个个学生都在水平线上，你不行的非拉上来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你下来。北大则山高水低，听凭发展。每年的留学生考试，五花八门的十来样科目，北大向例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学校所赶不上的。

所以“空”字得予以保留。四十五年来的北大贡献可以证明这个字的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