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良似乎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黄以恒，即使能找出来，也不能在黄以恒将自己待为上宾的时候，为一瓶好酒上纲上线。

黄以恒不停地给郑天良夹红烧猪蹄，又招呼钱萍给周玉英舀老母鸡汤，从场面上看，不像上级请下级吃饭，倒像下级请上级吃饭。郑天良在这种感觉中对黄以恒就多了一份情感的东西，情感就像老母鸡汤，又浓又稠，让你无法拒绝。

两个孩子吃两口，就去玩一气，他们对吃饭不感兴趣，他们生活在游戏中。

桌上实际上只有四个大人在吃喝，黄以恒倒了满满一大杯酒敬郑天良夫妻俩：“我一直是把老郑当作兄长来尊重的，这不仅是因为老郑年龄比我大又是我以前的老上级，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合作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工作分歧，但最终都是老兄让着小弟，而且在很多谣言和挑拨离间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以私人的名义向郑兄和嫂子表示感谢。”说着一仰脖子将酒全都倒进了喉咙里。

郑天良也站起来回敬黄以恒夫妻，一是对盛情招待的感谢，再就是接着黄以恒的话表明了态度，他说：“当我以工作为重，以事业为重，以党的原则为重的时候，我就不会把工作分歧上升到个人恩怨上去，也不会相信什么谣言。”

黄以恒接着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无限地扩大化和阶级斗争化，比如说在老郑到实验区任职一事上，就有人传言说这是梁邦定书记的安排，说我跟老郑都是梁书记的人，是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其实这完全是我跟老郑协商的结果，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美差。进常委怎么啦，以老郑的政绩和能力，早该接任县长了，但有些事就是摆不平，市里县里的有些人就是不希望我们两个人同时上嘛，我都干累死了。”

黄以恒叹了一口气，又给郑天良倒满酒，郑天良说自己酒量不行，黄以恒就说你喝半杯我喝满杯，两人你来我往竟将一瓶酒对吹了。

周玉英在用汽水敬黄以恒夫妇，她说：“我家老郑是直脾气，有得罪黄书记的地方，还请你多多包涵，他这个人没心眼。”

黄以恒也恰到好处地说：“我有时候跟老郑沟通不够，事情一多，就不大注意细枝末节了，在有些事上做得也很不周到，也产生了一些误解，还望郑兄和嫂子能宽恕。”

灯光照耀着桌上渐渐变凉了的菜，郑天良面前是一堆骨头，嘴上不可避免地油光灿烂。这次家庭宴会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聚会，成了一个互相谅解互相团结的聚会。家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地方，家里的事任何时候都显得很好解决，因为家里的矛盾是定位在自家人这一性质上的，所以一般说来，私人的事在家里解决，工作上的事在酒桌上解决，这几乎就成了中国国情的另一道风景。

临走的时候，黄以恒送给郑天良一条“红塔山”香烟，郑天良坚决不要，黄以恒说：“你不要把我们的私下里的关系工作化好不好，这是老弟给你老兄的一点敬意，总不能算是我向你行贿吧？你不还带来一瓶芝麻油吗，如果你非要在大过年的时候按工作原则办事，那你就将麻油带回去，另外我们再坐下来算算今晚的伙食费，人均分摊一下要付多少钱。这不是存心要将我们的关系庸俗化嘛。”

郑天良无话可说，周玉英接过黄以恒的香烟，说：“只要是黄书记给你的，一千条也照收不误，既不是建筑队给你的，也不是下级给你的，怕什么？”

黄以恒说：“嫂子，我可没有一千条烟送老郑，我这还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省给他抽的，因为他烟瘾比我大。”

郑天良晚上回来后，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他觉得黄以恒对自己除了在工作上有些分歧外，在对待妻子周玉英工作的事上，在推荐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件事上，在对他的人格尊重上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的，即使在他当副县长一事上也都是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从私人情感上说，黄以恒对自己关爱有加，到王桥实验区当管委会主任，给自己的进退都留好了路，还进了常委。把三省交界的这样一个全省瞩目的综合经济实验区交给自己，也就是给了自己第二次独挡一面再创辉煌的机会，也等于是为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这里面包含着信任，更包含着关心，但黄以恒不愿直接说出来，他只是说这是不好干的工作，是一个让他很为难的工作，只有不好干的工作为难的工作才能做出政绩来。

九十年代第一个春节是郑天良过得最愉快的一个春节，他像一个加满了油的推土机，野心勃勃地要在王桥集推出一片崭新的世界来。

年初六一大早，郑天良就让沈一飞开着县委的一辆旧的桑塔纳送他到了王桥集乡，路况太差，沙石路坑坑洼洼，车子开到半路坏了，郑天良下车后，看光秃秃的土地在阳光下就像被撕碎的枯黄的古书铺在冬天的风中，郑天良站在风中抽了一支烟，又撒了一泡尿，上车后，他感到有些冷。沈一飞捣鼓了好半天才将车子弄响，破旧的车子与破烂的道路相互折磨，车轮下面发出古怪的声音，像一个残废的老人发出的哮喘声。

沈一飞现在的态度很好，他上下车前都主动为郑天良开车门，郑天良就不客气地对他说：“像你这样把注意力放到开车门上的司机，我对你能否把好方向盘很不放心。”沈一飞态度谦恭地说：“黄书记叫我一定要将郑县长服务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郑县长多多批评。”

郑天良问：“黄书记叫你给我开车门了？”

沈一飞不支声。郑天良并没有考虑如何让黄以恒兑现配一辆新桑塔纳的事，他在想如何让第一期五百万资金尽快到位，通往县城的这条路简单地维修一下就要花四五十万，而实验区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占地一万二千平方米，即使建简单的铺面，加上道路水电改造，至少要六百万，五百万根本不够，还有王桥集位于合安县的“西伯利亚”，要想让外省的商户们都来交易，首先是王桥集联结外省边界的三条公路四十七公里按初等级标准修建，至少也要三百多万，还有二期的小商品批发交易市场的资金两千万能不能保证得了，县里的“五八十”工程资金缺口大概还有一个亿左右，这种矛盾怎么解决。好在合安县现在是全省经济改革的试点县，有省市领导的支持，银行里有的是钱，银行里的钱是国家的，国家当然不会在乎合安县两三个亿资金的。社会主义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拿国家的钱办小家的事，花国家的钱比花老子的钱还轻松，有时儿子不还老子的钱，老子跟儿子动手打架，但花国家的钱没人来跟你打架，钱不是银行私人的，你花的钱都用在了建设上，又没贪污，怕什么呢？因此官员们最担心的不是欠债，而是借不到债，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就是靠从银行搞来多少钱而评定的，不搞白不搞，为了借债搞一点不正之风就像儿子借老子钱的时候给老子送一包点心一样文明礼貌。郑天良没本事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