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里五条商贸大道一起修，拆迁工程庞大，百分之四十的老城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成为废墟，站在县政府办公楼里向下看，整个县城像被刚刚轰炸过一样呈现出一派劫后余生的荒凉，砍倒的树歪在碎砖断瓦中，干枯的枝叉在寒冷的空气中流露出死不瞑目的绝望。黄以恒对郑天良说，“毛主席讲过不破不立，我们正在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数千老百姓在帐篷里度过了除夕，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年的鞭炮声中。

各个乡镇舞龙、舞狮的队伍都来了，锣鼓队、高跷队还有一些花灯在县城的废墟上经过。他们盲目乐观的情绪感染着每一个市民，市民们在这些队伍经过时就自发地燃起了鞭炮，县政府大楼顶上的高音喇叭里整天播放着《亚洲雄风》的歌曲，这一年北京要举行亚运会，县城里的人被歌声鼓舞着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

大年初二郑天良回乡下给姐夫拜年，去年他给姐姐买了一件羽绒服，姐姐说穿不惯这轻飘飘的东西，还是老棉袄厚实，郑天良说姐姐你的胃不好这衣服是暖胃的，姐姐就说让兄弟破费了，郑天良说没有姐姐我就活不到今天，说到往事，姐弟俩唏嘘不已，没想到姐姐还没将衣服穿热就去世了，郑天良看着姐姐的遗像愣了好半天。今天他给姐夫带去了一条“红梅”香烟和两瓶县酒厂生产的“合安特曲”，周玉英带着女儿清扬在厨房里帮着洗菜做饭，而外甥大宝却在舅舅来的这一天出远门到同学家去了，他对父亲说不想见舅舅。饭后姐夫对郑天良说：“玄慧寺是靠乡邻们筹钱修的，才建了三间正殿，悟能法师云游四方也化了不少缘，你要是能批就批一点钱，村里人对你有些意见，再说悟能法师就是灵，他说今年国家要出事，你也有灾，全应验了。天安门闹出了人命，你也被下放到了乡下。”姐夫迟疑了一下，带有征求意见地说：“你最好去玄慧寺烧几柱香，也请法师给你解一解凶结。”

郑天良当然不会去玄慧寺烧香拜佛，他说：“我是共产党的县长，怎么能干这种事。”但他说完后心里却有些虚怯，他没想到当了常委后却被理解成了遇到凶险，到王桥集实验区被看成了降职，郑天良觉得姐夫的话肯定不是代表他一个人的观点。他不会解释什么，但心里还是有了一些当年刚坐沙发时的感觉，有点不踏实。

回到县城后，黄以恒要请郑天良一家过来吃饭。黄以恒想推掉，他不愿意搞这种吃吃喝喝的名堂，但周玉英却非要去，就说：“大过年的，你抹人家黄书记的面子，还有一点人情味吗？钱萍说老母鸡汤她昨天就炖好了，还烧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猪蹄。”郑天良问钱萍是怎么知道自己喜欢吃猪蹄的，周玉英说是黄书记说的。郑天良听到这里心里还滋生出一些感动来，吃猪蹄还是十多年前在朝阳公社食堂时的习惯，那时每到星期天加餐，食堂万师傅总要给单身的公社干部们加一个荤菜，征求郑天良的时候，郑天良就说红烧猪蹄，工资低，一个星期只能奢侈一次。

周玉英要带点礼品到黄以恒家去，郑天良不同意，周玉英说过年不能空手到人家去，你去乡下不是也带礼品给你姐姐姐夫吗，郑天良说那是亲戚。周玉英坚持拎上了从姐夫家带回来的一瓶芝麻油，郑天良看了看就没再争执什么，但他心里还是有点怪怪的，那是一种吃饭时牙齿硌到了一粒沙子一样的感觉，虽不伤人但又很别扭。

两家虽说一个在院子东头一个在西头，郑天良从来没踏进过黄家的门，倒是黄以恒为周玉英工作的事到郑府上征求意见，黄以恒将私事放在私下的场合办，将郑天良的事当作是自己的事来办，大年初三又将郑天良一家人请到自己家里，这就多少将两人的关系放在私人的范围里来对待，而这两次私人交往如果要概括一下主题的话，即黄以恒不仅对郑天良尊重和关心，而且愿意以一种私人感情来消化工作中的一些分歧和社会上的许多谣传。

黄以恒一见面就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连连道贺：“郑兄、嫂子，新年好！快请进！”

郑天良也同贺新春，周玉英手里拎着一瓶芝麻油奔厨房找钱萍去了，两位县长夫人见面就谈如何烧菜的事。两个小孩在院子里玩起了花炮和橡皮筋，下午的阳光落在院子里，冬青树和腊梅花的枝叶与花瓣相辅相成。

黄以恒让郑天良坐在沙发里，郑天良个子高大，一下子又陷进了弹簧里，不过他很快调整姿势让自己稳定下来。黄以恒泡茶递烟的动作极其熟练，这让郑天良又想起了朝阳公社的一些生活场景，这种历史场景的还原总是容易破坏郑天良平静的情绪，这时，他就感到历史确实是一个包袱。

黄以恒坐下后说：“年初一要去几个退下来的老干部家拜年，昨天去建群外婆家拜年，直到今天才有空请老兄过来叙叙。”

郑天良说：“我也是从乡下才回来，总体看来，农民收入有提高，但思想觉悟始终提不高，过年就是忙赌钱，还有就是封建迷信活动很盛行。”

黄以恒说；“是呀，我们现在改革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观念和行动都跟不上去，这一点你在几年前那篇文章所提到的观点是很准确到位的。”

一提起那篇文章，郑天良很自然又联想起了行政干部学院的日子，又想起了省委魏廷旺副书记。这种联想让郑天良无法面对往事。他岔开话题说：“没想到你家里比我家也好不到哪儿去，也不装修装修？”

黄以恒指着简陋的家具和朴素的墙壁：“好像比你面积要大一些，多一间房，另外就是我有十七寸的彩电，就好这么多。”

郑天良也就顺水推船地说了一些心里话：“可我们有些干部却把掌权当着捞钱的工具，我真搞不清他们是怎么想的？”

黄以恒说：“是呀，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要那么多有什么意思。我记得好像是香港的哪位富豪说过，人是1，钱是0，钱越多，0就越多，比如从100到10000，如果人没有了，也就是1没有了，剩下的全是0了，钱就毫无意义了。”

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一些尽可能与工作无关的轻松的话题。黄昏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一点点地来临了。厨房里的菜香味一阵阵地飘过来，钱萍招呼吃饭。

两家六口人，桌上堆满了二十四个菜，冷盘、热炒、烧菜、烩菜、汤煲一应俱全，郑天良差点说出了“吃饭还要搞这么多形式主义干什么”，但大过年的，场合不对，也就不说了。黄以恒拿出了一瓶“茅台”，他一边给郑天良倒酒，一边解释说：“我这可不是什么搞腐败捞来的，我是特地为你来在百货公司买的，当然了，这是钱萍开后门买来的。我们两个在县里一年忙到头了，开后门买一瓶好酒也算不上什么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