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顾了和邱小康的交往，从写作《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到在Z部做的那些事情，回顾了与这些事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对于今后怎样和邱小康打交道更加胸有成竹。

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因素铸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Z部，谁都处在可变动位置上，唯独邱小康不可动摇，邱小康至高无上。这是一个巨大的事实，巨大到足以在这个环境当中确立一种价值尺度：邱小康的意志、意愿、态度、主张会成为判断人与事的标准。邱小康的尺度未必不是好的尺度。

问题在于，一种体制不仅仅创造体制运行规则，它还在创造人本身。这样，你就不能责备说邱小康身边的人对于邱小康的意志、意愿、态度、主张的猜测会搀杂进很多非邱小康的东西，尤其是在对人的评价上。如果有人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想轻慢或者想致某个当事人于死地的话，那么，它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我们的观察再微观一些的话———将是极为可怕的。

此时，当事人面临的已经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他面对的是一个坚固的整体，一座不能反抗的高墙。他不能反抗，他必须默默承受只有他才能够体验的精神动荡，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无声地呼喊，在无处诉说的境况中被愤懑所折磨。

而这些，站在云端的邱小康也许全然不知。邱小康也许全然不知吴运韬的谋略，也许不知道总是有人在这个人的运筹中跌下马去；邱小康也许全然不知在这个他亲手建立并珍惜和热爱的队伍中，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被牺牲掉的人。他也许不知道。

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之中，我们说一个人能否被邱小康欣赏或者承认，邱小康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眼神，谈到某人的时候，沉默或者轻轻一句询问，都会深刻影响一个人的生存，成为这个人在这个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尺度，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了。

身在其中的人都是在这个价值尺度的无情丈量下，变动、上升或者沉降自己的位置的，个体在整体的空间中被一种非我力量推动，进行着危险的移动。

没有人得到乐趣，上升的人也没有乐趣。吴运韬常常非常失望地想到：没有乐趣。有时候，他甚至很厌恶自己把简单的生存变得如此复杂和沉重。

但是，要想改变自己，谈何容易？

人生是一条没有折返点的通道，你既然选择了它，你就必须沿着它走下去。利用好任何你能够接触到的站在权力顶端的人物，是吴运韬从父辈那里得来的人生经验。上大学以后，被知识武装起来的他，把这条人生经验包装成了能够随时在心灵深处调用的定理。三十年了，三十年来他一直在这个定理指导下做每一件事情，他做得很好。

但是现在，这个已经经历过人生沧桑的人，突然意识到，三十年来他用这个定理解决的都是初等问题，在广阔延展的人生舞台上，他突然发现了这个定理应当有的更精当深刻的内容。

现在吴运韬会上会下嘴里唯邱小康是尊；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接近或可以和邱小康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他竭力给人一种印象，邱小康曾经单独对他说过许多话，他总是郑重其事地转述那些话。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职工大会上，他总是把邱小康描绘为和他无所不谈的朋友。

Z部顾问小组组长梁峥嵘也不得不三缄其口———他不知道邱小康这个童年伙伴是不是真的像吴运韬表现给人的那样看吴运韬。他听了邱小康一句话：“你这个人脾气太坏。你要有一个新的姿态。”现在，他就用这种新姿态在Z部做着他喜欢的工作。

廖济舟大感意外：吴运韬竟然矫正了不可一世的梁峥嵘！

廖济舟的工作显见得比过去好做多了，他正在进入到Z部常务副部长的标准状态中去。

他感谢吴运韬。

吴运韬和左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左强也时不时通报一些重要信息，比如邱小康对什么事情较为关注等等。这些只言片语对于吴运韬判断Z部形势非常有用。两个月以前，左强和吴运韬嘟囔一句：“小康对咱们的《前沿》刊物不怎么满意。”马上引起了吴运韬的警觉。

《前沿》杂志还是Z部刚刚成立的时候，邱小康一手创办起来的，十几年来，发挥了很大的宣传效用。

吴运韬升任Z部副部长以后，从廖济舟手里把刊物接了过来，杂志社成为他主管的直属单位之一。尽管他不希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在短时间内出现新的局面，但对于《前沿》杂志，却一心想着马上改变原来的面貌，在它的突飞猛进发展中打下吴运韬的印记，这是他到Z部以后的征战中必需的战绩，没有这样的战绩，就无法展望更高的目标。无奈《前沿》现任社长兼总编辑周明寓品性清高，或者说性格古怪，竟然完全不了解吴运韬的需要，仍然固守平稳的办刊方针，在很多事情上像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一样和吴运韬拗着，这使得吴运韬非常恼火。

吴运韬在经历了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最终认为无法改变周明寓之后，自然而然想到要把周明寓换掉。这也是掌握合法伤害权的人解决问题的通常办法。

让谁来取代周明寓？他毫不犹豫想到师林平。自从把金超、夏昕和苏北提拔起来以后，师林平在他心里始终是个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