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英雄，我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甚至不能说我这—生给党做了多么大的贡献。但是，有许多比我崇高的人在与我同行，我从他们身上汲取到的思想力量和人格力量才使得我像现在这样走过了八十五年……”

苏北以卢荻老人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

像所有此类书籍一样，他也撰写了“后记”，在“后记”中，他回述了和卢荻老人接触过程中受到的感染和激励。那都是他的真实的感受，至于以何人名义发出，要由吴运韬决定，已经不是他考虑的事情。

苏北还要对书稿进行最后一遍整理，所以他没告诉吴运韬写作的进展情况。

最近这段时间，苏北帮助韩思成料理完了儿子的事情，单等医疗管理部门做事故责任鉴定和法院宣判了———据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把关于调动和任命之类的事情，也几乎全部忘掉了，他深深陶醉到了写作之中。他从卢荻老人的经历中看到了崇高，看到了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生活在成为历史的时候才会显示出观念性的一面，人只有从观念的角度才能看出生活的可爱之处。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记叙和回忆过去的生活的时候，会牺牲掉多少细节，恰恰是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个人最为实际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在这样的日月里，你能够让他们在细节的砂粒上建构精神的殿堂吗？不能。你需要比砂粒坚固的东西，你需要基石。你必须从历史的山岩上开采这些基石。但是历史已经远离沙地，那是一些高高在上的峰峦。在这样的时候，哪个空间才能够从本质上反映一个人灵肉相合的这十年时光？你能把沙地和山岩合二而一吗？你能够看到全面的人生吗？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辨析自己，你又怎么能够辨析那些蒙着岁月风尘的人呢？你能从他们的纷繁琐碎的记忆中得到他们的整体吗？你不能。不管是文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不能。进入记忆的历史必须是做了某种舍弃的历史，否则它将什么也不是。他这样做着的时候，感受到了精神的愉悦。他做着的工作把他推到生存之外。那是一个形而上的领域。他听到的全部是精神的喧唱。只有在这里他才是全面的，立体的，充满健康活力的。

“这样一个人在生存层面遇到任何难题都不值得同情，”苏北笑着对罗伯特·罗森说，“人总是处在灵与肉的冲突之中，问题在于你强化了哪一方。一个面对稿纸比面对活生生的生活更兴奋的人，不可能处理好生存层面的问题。你说是吗？”

罗伯特·罗森沉重地点点头，说：“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一直在想，你的主人公的生存为什么总是这样难呢？你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以他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在精神意义上建构他的大厦呢？我知道你又要对我说这是人类的普遍处境了，我不这样认为，苏北，你从来没有说服我。我作为从另外一个世界来到中国的人，习惯于比较不同的世界在人的生活中的意义，习惯于从这种比较中寻找答案。我不能不认为，是社会窒息了人的精神选择，窒息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在我们看来极为重要的原则……你的主人公没有选择，或者说他基本上没有选择，这是他全部可悲之处。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但是我认为，你的主人公的生活就在他那里，他过的就是那样一种生活，因为他无选择，他是在那个某种强力为他选择好了的生活中生活的，他的全部痛苦就在于他知道这不是他的生活……你也是这样，苏北。关于这个人物你有许多真知灼见，但是，苏北，我不得不对你说，有些地方，你是错的。这使我想到你们经常作为俗语引用的那两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是在这座大山中太久了……”

苏北说：“可能，你说的可能是对的。”

这天上午，苏北接到吴运韬的电话，一时反应不过来他说的是什么。

吴运韬说：“定了。”

苏北问：“什么？什么定了？”

吴运韬笑了，说：“你一定是写作太累了。今天上午党组开会研究决定了。”他沉吟了一下，接着又用不想让苏北听到一样的轻微语气说了一句：“哦，对了，还有金超和夏昕。”

苏北沉浸在写作之中，对这件事没有思想准备，他也无法做更多联想，但是他想到这时候应当对吴运韬表示一下感谢。他说得很笨拙，吴运韬阻止了他。

“这样就行了。新班子很快开一个会，研究一下近期工作，然后，你还先安心写你的东西，把这件事做完之后，再介入到中心的领导工作中来……”在电话里只说了这些。

晚上，静下来的时候，苏北大致想了一下。他对新班子人选不感到意外，他知道吴运韬一定会用金超的，只有夏昕的入阁和师林平不在其中让人感到有些奇怪。尽管师林平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员工中有诸多说法，但是，这个人凭着善于逢迎的天才，吴运韬难以拒绝对他的好感和信任，人们已经普遍认为吴运韬会重用他；夏昕外表性格绵软，但是内心特立独行，尽管他所负责的编辑室效益是全中心最好的，尽管他显示出了一个经营管理人材的全部优势，但是他实际上不是被吴运韬赏识的人，夏昕和苏北处在同一种情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