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摆摆手不让他说。

苏北往人事处办公室走的时候，脑袋昏沉沉的，脑子里喧嚣着的全是申诉材料里面的话，全是那个动刀的大夫沉着冷静的面容，愤愤不平的情绪和呼唤正义的理性交织成为可怕的音响。

苏北还记得韩思成在给儿子动手术前跟他讲给主刀大夫送红包的事情。

“那是一个独立的房间，”韩思成说，“房间里没有别的人。我把信封拿出来，从桌子上推给戴眼镜的大夫，说：‘这就是那么个意思。’大夫说：‘别，不必要这样。’我说：‘嗨！也就是那么个意思……’大夫又说：‘你看这样可不好。’就在他这样说着的时候，他已经把信封拿起来，装到白大褂里面的兜里了。大夫的态度就好起来，嘱咐这嘱咐那的。当时我挺感动的，觉得这红包送得还是对的。”

苏北也不觉得韩思成有什么不对———医院早已经成了道德肮脏的地方，韩思成不过是按照潜规则做了他应当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去办手续，”韩思成继续说，“过了不到半个小时，那个大夫在厕所门口拦住我，说：‘你刚才给我那东西，怎么不见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见您装到口袋里的呀！他解开白大褂，翻开口袋给我看。我说是不是掉到地上了？我把疼得喊爹叫娘的儿子安放在走廊里的椅子上，就和大夫一道到诊室里去找，桌子底下都看过了，就是没有。我说：‘你看这事闹的。’大夫挺好，说：‘算了算了，我本来就说没必要。’老苏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嫌钱少，让我再送一回呀？”

苏北问：“红包里多少钱？”

“五千块。”

“他不是嫌钱少，”苏北说，“五千块绝对不少了，这是你半年的工资呀！还少吗？”

“那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收了我的钱。”

苏北笑了，突然想透了这件事情，说：“嗨！我知道了，他是告诉你：他没收这份钱。不管到什么时候，他都可以说他没收你这份钱。”

韩思成大为惊讶：“你看现在这人，简直都成精了……”

谁也没想到，送了红包也没保证儿子不出事情。韩思成知道儿子的肾被切走以后，呼天抢地，怪自己给大夫送的钱太少，而且人家大夫也做了暗示……这样，苏北就认为自己有了某种责任———他当时做的分析不是这样的。他开始帮助韩思成打官司。

…………

见到正襟危坐的周燕玲和梳着公鸡尾巴一样发式的余馨娇，谈着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谁具备或不具备担任职务的条件的时候，不知怎的，苏北产生出一种极为荒诞的感觉，就好像这一系列事情都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人随便组合在一起的。

苏北谈得不好，他的心好像根本不在周燕玲提出的那些问题上，对苏北不很了解的周燕玲也没有感觉到这个人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做出过什么贡献。而对于未来，他也没有谈出什么新的见解，他脑子里晃动着的是卫生管理部门那个乳臭未干的工作人员的身影，他的傲慢无礼，他那纤细而苍白的手拿烟的姿势，他朝下乜斜他和韩思成时那种绝对没有文化教养、类似于在街头用扑克牌行骗的小流氓的那种目光……出了大门，苏北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话：“我想把那个小混蛋掐死!”韩思成迷迷茫茫地说：“这样的人不知道怎么到这样的单位来的？”苏北当时一句话也没说。

现在他也什么都不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