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上午，赵锡平父女驱车前往周伟成住宅。从昨晚到今晨，女儿对父亲是那么顺从体贴：同他聊天，帮他打洗脚水，为他收拾衣柜，这使赵锡平的情绪大大好转。早上，他告诉进进，今天准备去周伟成家。
“周伟成？”进进叫起来，“他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有个把月了吧？到这里养老。”
“我们几点出发？”女儿又问。
“急什么，老头子都是慢吞吞的。八点起床九点吃饭……我们九点走吧！唔，”赵锡平想了想又道，“他这人也有意思，春天房子刚刚盖好，就差警卫员跑了一趟，专门在房前种上五棵柳树，自称什么‘五柳先生’。那是……陶渊明的别号吧？”
“对，对，”进进一听，好奇心大增，立即背起了《五柳先生传》。赵锡平就要女儿教他，可如同惯常的那样，他又是背了下句忘上句，女儿不由得哈哈大笑。父亲的短处每逢此刻便暴露无遗，甚至那张俊气的脸庞也变得粗浅起来。
其实，周伟成——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将军，全不象赵锡平猜测的要睡到八、九点。他五点半就起床了。先做一套自编的保健操，搓头脸，捏双耳，活动浑身关节。然后，一双健身鞋，一身运动衣，从家里一路小跑，直奔凤凰山下。不多不少，刚好四千步——他腰间的计步器，报给他一个准确的数字。
凤凰山下，每天早晨，有一位晒得黝黑的“老乡”在等他，见面互相问候，再一同从凤凰山往碧霞寺，又经绿浪坡，再绕回一个三叉路口。两人分手，刚好又是四千步。然后，周伟成独自回家，这是两千步——所以，他每天早上，整整要跑一万步。
周伟成同这位“老乡”，是近二十天来在晨练中结识的莫逆之交，至今互相不知姓名，不明身分，只是凭了那亲切的四川乡音，便在这界上他乡成了“老朋友”。
“老乡”向他介绍各种养身之道，讲述长跑的好处，背诵长寿的口诀：“少车多步，少盐多醋，少糖多果，少荤多素。”这给周伟成的晨练带来了乐趣。
今天早上，“老乡”一见他就喊：“新年好新年好哇，老哥！我还怕今天碰不上你了呢！”
“哪里会！”周伟成说，“要是碰不上，这元旦我们两个谁能过得好！”
“老乡”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又同往碧霞寺去。周伟成觉得有趣：他并不晓得我是个将军！我只怕他知道了会不自在，其实，人到了老年就又会回到儿童时代，什么将军不将军！
诚然，这个从来不穿军装，说话如此随和，长跑这般积极的老人，已经没有一点将军架子了。倘若有一天，周伟成突然将当年身穿礼眼的照片递给“老乡”一张。“老乡”也许会惊得跌在地上。啊，到那一刻，再看看这“老哥”堂堂的仪表，高大魁伟的身躯，便会大彻大悟了。倘若周伟成再拿一张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照片给“老乡”看，这老乡更该惊异生活何以将一位书生改造得如此虎里虎气呢？
但周伟成是永远不会拿出一张什么照片去向一个老百姓炫耀的。更何况自从八三年离休之后，他真的起了“脱俗”之心，不然，他干吗要自称“五柳先生”呢！
离休近两年，周伟成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游山逛水中度过的：长城、泰山、庐山；太湖、西湖、滇池。儿女们说：“爸爸，你做得对，就是要趁走得动。多玩玩。”，
他笑而不答。孩子们太年轻，刚刚过了而立之年。他们现在正象他当年那样，是凭想象在寻找和品尝人生。他们对一切的理解还太浪漫，太浅显，他们不能真正懂得他。人是一定要到了暮年才会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的。
应当说，从幼年开始，周伟成就在人类文明的教养中熏陶着，这使他身上浸满书卷气。年轻的时候，他有着非凡的雄心，报国的赤诚，这心思化作一派豪情壮志，将他抬得离地面很高。但这气质逐渐减弱，在现实的洪流中冲刷殆尽，到了八三年，正式离休之后，他觉得他是真的站在地上了。他胸中的豪气到底有多少化作了现实？他一生的努力到底有多少获得了成效？当他发现自己离休后仅仅是在打发日子时，悲哀与烦恼笼罩了他的心。
于是，他寄情山水，仿佛当年在书卷中寻找人生的真谛。有一次，他偶尔经过一处农舍，便进去攀谈。他见到一位八十岁的老妇人，那妇人满脸满手都是皱纹，可谈起死亡，却象谈起回家一样，竟有些温情的向往。他相信这是因为那老妇人一辈子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缘故。生命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也许，一个人只有真正将自己化入大自然中，求得自身与自然的和谐，才会彻底达观……
他的心绪渐渐变得平和，他发现在社会之外还有一个更广博的天地，这就是大自然。只有大自然才是无穷无尽，它永远对一切生命怀着母亲的柔情。即使对一个离休的老人，大自然也不会将你遗弃。它有永恒的风光让你欣赏。为了尽可能长久地投入它的怀抱，他开始了每天的晨练，象任何一个期望长寿的老人那样，认认真真地开始长跑。
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对年轻时代不再留恋。青春才是生命最美好的象征，作为一个曾经将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一个伟大事业的将军，他是不免常常要回忆过去的。
一九三一年，他年仅十六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燕京大学经济系。他很快接近了地下党，接受了马列主义。那时，祖国正面临危难，偌大的北平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他积极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直到“一二·九”时被捕。党组织营救他出狱后，才接受了这个大学生提出了四年之久的入党要求，并将他送到A城一带的游击区。
在游击区，他第一个认识的是赵锡平，几年后，他又认识了许基鑫。这些工农干部待他甚好，许基鑫一有空就拉着他要学中学文化课程，赵锡平则从见面的第一天起，就没掩饰过对他的爱慕和饮佩。他原以为同工农打成一片是很难的，这些出身贫苦的人从本能上肯定是敌视知识分子的。但他现在知道了这些“穷人”原来都是这样善良、勇敢、忠诚，这使他非常感动，以至于下决心一辈于投笔从戎。甚至到离休之后，还一定要回到这片他最眷恋的土地上来。
这次，他一到A城，还没站稳脚跟，就接到了赵锡平热情友好的电话问候。可惜他忙于安家，一直到快过年了，他才又想起了赵锡平：这位远离家园的钦差大臣过年一定很冷清吧？便也顾不得新居还没布置完善，就打电话邀他元旦来玩。
一见赵锡平还带来了进进，周伟成更是欢喜不胜。
走进会客室，周伟成的爱人金敏端来了糖果，瓜子，见到赵锡平父女，不免又感慨一番。
“一别正好二十年，”周伟成说，“六四年在高等军事学院一道学习，分手就再没见过。”
“嘿，你还记不记得那次我们去看常香玉的戏，一路走一路吃桔子。到了戏院门口，你问我票，我问你票，谁知什么时候同桔子皮一道扔掉了，互相埋怨了半天。”赵锡平抢着说道。
“就是就是。”周伟成笑起来。
“那后来戏看成了吗？”进进问。
“看成了，”周伟成说，“收票的人看我们两个都不象骗子。当时也确实很少有骗子。”
大家都笑了。
“怎么样，”周伟成换一个话题，“搞整党，担子不轻吧？”
“是啊，问题不少，复杂得很。”赵锡平说。
“够你喝一壶的，吃住条件还好吧？”
“条件倒不错，”赵锡平又有些得意，“喏，还配辆‘红旗’。”
“人家等着你对上奏好事，对下保平安嘛。我是不问国家大事罗。”周伟成双手合十。
“哪里，还是你这样好。”赵锡平说，“我看你这房子挺漂亮，我离休了还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算了吧！不错个屁！”谁知周伟成伸出了右手的食指，“一砖墙，外面搞得花里胡哨，那是骗土包子的！”
赵锡平一楞，但他对周伟成向来随和：“那你为什么不住老房子呢？”
“唉，”周伟成叹一口气，“我五二年来这里，干了十八年，再回来倒成了外来户。我过去那房子漂亮得很。我提出离休要回A城，这里干部部知道了，连忙派人来找我。说；周副政委，你原来的房子谷参谋长住着呢，你是不是要，你如果要，我们做工作让他腾出来。我说你们放心吧，那是公家的房子，我住过不等于我的私有财产。他们一听，又说：那你要哪一栋呢？我们可以陪你去看看。我说谢谢！我哪里也不看，看什么！你前脚走了，人家后脚就跟着骂娘。我按我的标准盖新房子就是了。”
“也是，”赵锡平又附和他，“老房子超面积。将来房费都交不起。”
“算了吧，老赵，”周伟成又摆摆手，“人家在职的住房比我大一倍，交起房费来和我也差不多。他们会说：这阁楼差两公分，不收钱；那间会客，不收钱；这间办公，不收钱……七扣八扣，结果一个平方米也不超，这种事情还瞒得过我？我也讲点实际吧。我搬到这里以前，就把我那‘达特桑’交上去了，换了台新‘桑塔那’。我那‘达特桑’已经跑了五万公里，再跑六万就完了，谁还给你换新车？这台‘桑塔那’又轻巧又省油，等车跑完了，我也差不多啦！你看看那个钱启军，我劝他把红旗’换成‘桑塔那’，他非要摆那个架子，结果那‘红旗’今天修好明天坏，接个客人半路还抛锚，说是要用‘红旗’换‘皇冠’。他还在做光绪的梦哟……”
周伟成突然发现赵锡平有些尴尬，这才想起他的“红旗”车，倒有些不安了：“算啦算啦，难得见一面，就讲这些不该讲的，我们这里讲这里完。”
进进却问：“伯伯，那你干吗主动要求离休呢？”
“老了就下来嘛！”周伟成坦然一笑，“当兵当到八十岁，不成了老油条啦？将来挂起军衔，满街都是将军，也不象话嘛。我对有些人讲：你们就那么想当司令？我看你们啊，一没能力，二没水平，三没才干，有的就是那些不正之风。与其你们当司令，不如我来当司令！不过我有自知之明，我也不当！有人就会拍马屁，这种人我鄙视得很！没有人格，没有人气。他就是当了天王老子。我也看不起他！”
进进很吃惊，她没想到周伟成会说这些。她认识周伟成是在七四年，那时周伟成牢骚满腹，骂江青，骂张春桥，嘲笑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可那毕竟是十年前！那时，年仅十六岁的她当兵被退回来了，赵锡平觉得实在对不起她，八号文件一下来。就开始为她找出路，结果打长途找到了周伟成。周伟成豪爽地在风头上收下了她。当她风尘仆仆、泪流满面地来到了那个遥远的内地时，周伟成亲自在火车站迎接她，一见她便说。“莫哭，姑娘，你放心，只要我周伟成有军衣穿，你就也有军衣穿！”这话给了她多少勇气和力量！她多么感激这个周伯伯！后来，形势稍有好转，周伟成立即设法送她上了大学：“念点书吧，孩子，你爸爸吃亏就在念书少。”她上大学了，她奇怪周伟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胆魄和能耐，不象父亲只知忍气吞声。后来，她从一些叔叔阿姨和朋友嘴里听说，周伟成是个难得的人才，通晓三国外语，围棋下得极好。抗战胜利后，他曾作为某地区“停战小组”的我方代表，周旋于国民党与美国人之间，纵横捭阖于复杂的斗争当中，以他的胆识和才智，赢得对手的钦敬。“文革”十年，周伟成“利用职权”帮过许多老战友的忙，他善于“有理有利有节”。她更敬重他了。
一别十年，现在，她已经长大成人，已经是用成人的眼光在观察世界，当她听父亲说周伟成号称“五柳先生”时，她以为周伟成现在一定象个隐士。陶渊明不是”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吗？历来中国的读书人，不都是做官时信奉“儒家”，不做官就成了“道家”吗？
“伯伯，”她开口了，“我没想到你现在还有这么多牢骚！”
一句话触到了周伟成的痛处，这话只有妻子金敏说过，想不到进进竟如此锐敏！他不觉看了看这位晚辈人。可他从她那含着疑虑的目光里，看到的依旧是信赖与敬重，万般思绪涌上这位将军的心头：好姑娘，你问得好，我实在是很想同你探讨一下我自己的。是的，他真的想告诉她很多话。自从离休之后，这些话就装在心里了。有时，他希望忘却，他愿意学习陶渊明，真正陷逸于桃花源里。可是，他也许永远达不到那无怨无虑的“脱俗”境界，那境界对于他宛如数学中的一个极限，他最多只能接近一个最小值；却永远无法达到“零”。因为他毕竟当了一辈子“社会的人”——一个戎马半生的将军！
他想告诉她，他同她的父亲的的确确是不一样的。她的父亲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一生的道路都是从“现实”这个基点出发走过来的。他同中国绝大多数将军一样，来自长江中游的山区，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才在黑夜里找到了穷人的救星共产党。他们一无所有，革命，战争，对他们来说只是打碎身上的枷锁。他们接受马列主义，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而他自己则不同，他接受马列主义，是从认识回到实践的。他是先从书本上，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原理，然后寸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这条路，从思想上来说，也许比赵锡平那条路更为艰巨。所以，他应当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这种理想主义就必然带有怀疑主义的成分。这是因为理想是那么高远，现实却是那么复杂甚至低俗，若要在现实与理想中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桥梁就必然由无数的问号组成。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身上大都具有这种由怀疑而求索的特征。然而，一切事物均有其两面性，这种理想主义既是优点，也是弱点。当理想与现实出现差距，当一个理想主义者终于感觉到力不从心时，便可能表现为逃避与遁世。周伟成主动要求离休，难道没有这个因素吗？当时，机关的小伙子们要为他写一篇“高风亮节，主动让贤”的通讯，他却说：“不要胡扯淡！”这些娃娃们如何懂得他！象他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将军。在部队里如凤毛麟角，可他离休前也还只是个大军区副政委。其实，在他那个单位，他是威信最高、说话最管用的人。他有几个当年的同学，比他还低两届，如今都成了中央的主要人物，如果他解放初就脱了军装呢？可他那时多么舍不得军队……
“唉，姑娘，我并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崇高，尽管我做过许多好事，但同我认识到的相比，实在太少了。三十几年来，我咽下去了多少话！就说当年为你的事吧，我也不象你想象的那么英勇！我了解你的爸爸，可我也考虑了三天才答复他。你来了，我带你到司令政委家转了一圈，我是想万一有人查起来我要把他们全搁进去！你至今也不知道吧，我也有阴谋诡计……一个人的能力实在太小了，人是很难超越自我的，这正是人会自我悲哀的根本原因。越是到了晚年，我越是免不了自我反省，便越是对自己不满意……”
他多么想对姑娘说这些，但他却没有说，因为赵锡平也在场。如果将来有一天他单独同这姑娘谈话，他肯定会告诉她的。他相信这姑娘比她的父亲更能理解他。文化教养所造成的差异，有时比年龄的差异更难弥补……
金敏来了，端来了酒酿甜羹：“饿了吧？先垫垫饥，今天中饭可能要晚一点。”
“谢谢，谢谢！”赵锡平忙说，“不要搞那么多，吃点便饭就行了嘛。”
“那老周就要怪我啦，”金敏说，“难得见面，还不在一起好好聚一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