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伟成家回来，已经是下午两点半。

“怎么样，我同周伟成关系甚好吧？”赵锡平问女儿。

“好得很。”女儿笑着回答，父亲又在沾沾自喜啦。

“我就佩服两种人，”每当这时。赵锡平就显得非常淳朴，“要么真有学问，要么会打仗……”他说到这儿又刹住了，他想起了许基鑫。

但女儿并无反应，却说：“爸爸，是不是今晚有舞会？”

“对——”赵锡平一听到舞会，就高兴起来，“怎么，你想去？”

“想啊，想看你跳舞，人家都说你跳得特好。”

“谁说的？”赵锡平一边反问一边就在屋子里转了几下，“那个时候，一比赛我就是冠军。那些文工团的女孩子都愿意找我跳。她们看我不但是个将军，还是个东方美男子嘛。”

女儿大笑起来，正待再说什么，电话铃响了。“保证是你妈妈。”赵锡平说着就去接电话。

果然是顾琳！

“喂，老顾吗？是我呀是我呀！新年好新年好哇！”赵锡平显得那么高兴，妻子三天两头要来长途的，这已经成了他钦差大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进进也凑上去。

电话里，顾琳的声音格外响，因为加了增音，甚至比市内电话还要清楚。

“我上午打了两次电话，没有人接。”顾琳说。

“噢，我们到周伟成家击了。”赵锡平说，“怎么样，你身体好吗，”

“身体不错。过年嘛，一般化，和平时差不多，每天上午学习，下午还是学习……”

赵锡平不由得皱皱眉：“那好，那好，喂，进进在这里呢！”

“怎么，进进来了？”顾琳的语调立即变得很吃惊。

“她昨天突然到了，来出差。”赵锡平忙向妻子说明。

进进拿过父亲手里的电话。“妈妈，我是进进，给你拜个年。”进进热情地叫着。

“哦，谢谢你，进进。”顾琳顿时温和了，“你出差有什么要事吗？”

“搞点资料。走得太急，也没打电话告诉你，妈妈，有什么最高指示吗？”

“哈哈哈，”顾琳在电话里发出一串快活的笑声，“没有指示，我们随便谈谈吧！”

赵锡平在一边立即猜出：顾琳又要开电话会议了——这是她离休后的一大嗜好。他不由得又皱皱眉。

果然，只听得顾琳在讲：“你不知道啊，进进，我每天不学习不行啊，我正在学《资本论》，好得很哪，我一口气就读了二百页……涨价只能说明货币贬值，对不对？”

“对，对！”女儿连忙附和，“妈妈。你真是活学活用。你算得上是个马列主义老太太。”

“这两天我们这里又搞起舞会了，”只听顾琳又讲道，“美其名曰丰富文化生活，其实还不是互相揩揩油呗，什么东西！你们那里呢？”

“我们这里没有舞会，有我们也不去。”进进忙向父亲使眼色。

“这就好，这就好。”顾琳说，“我早就对人家讲，我的孩子个个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我们没有一个沾边的。改革，改革也不见得样样都改得对，搞改革的人也有左中右，我才不相信那些大把大把捞钱的人就那么好。我告诉你，我都调查过了，万元户不是壮劳力多，就是有后台，再不就是些搞投机倒把的家伙。不管怎么样还是少数吧，低收人的还是大多数。不要去赶浪头，东边浪头西边跑，西边浪头东边跑，跑到最后还是糊里糊涂。”

“对，对，”进进从来不同母亲争辩——没有用。与其伤了感情，倒不如随声附和，“妈妈，北京有些干部子女到特区去挣大钱啦，还有的老干部要搞什么开发公司。”

“热昏颠倒！”顾琳说，“我才看不上！我们参加革命就是要打倒资本家的，我们的水平不知比资本家要高出多少倍，怎么能向资本家看齐？我们去挣那个大钱做什么？腐蚀你们？”

“说得好！妈妈，你的无产阶级立场确实坚定！确实值得我好好学习！”进进笑起来。他们家的人。对顾琳的言论，都是这样对待的，反驳只会多费唇舌。

“怎么样，很坚定吧？”不料这话竟使顾琳更来劲了。赵锡平又皱皱眉。

可惜顾琳看不见，看见了她也不会理睬，她在家里闷得慌，她愿意同女儿聊聊：“进进，我告诉你一个笑话：那天我没事去火车站走走，看到几个年轻人，头发跟女人一样长，再留下去，就该梳辫子了。”

进进又笑起来。

顾琳还在说：“反满嘛，剪辫子；搞改革嘛，留长发，中国人的头发永远是一面旗帜……”

赵锡平终于站起来了，他拿过女儿手里的话机：“老顾，以后再讲吧，讲多了总机有意见。”

“哦，”顾琳大概也意识到了，这才放下电话。

“唉——”赵锡平叹一口气，“你那个妈妈，她最好把嘴缝上。”

“嗨，”女儿说，“她愿讲什么你就让她讲讲吧，最极端的观点里也可能包含着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再说，她憋着也难受。”

“哪一天人家搞大批判，她就成了活靶子！”

进进耸耸肩，不说话了。

赵锡平知道这两年来，顾琳牢骚满腹。

顾琳是解放后作为调干生就读于军医大学的，毕业后在军队医院当了二十余年医务副院长。她酷爱医学，尤其喜欢研究冠心病和免疫学，在医学杂志上发表过不少很有见地的论文。她爱病人胜亲人，每次大抢救她必到，为了观察危重病人，她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病人抢救无效死了，她亲自为死者擦身换衣。她收到的表扬信极多，附近不少老百姓慕名而来求医。

那几年，报上一再强调重用知识分子，顾琳颇为得意：“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干到六、七十也有用。医生就靠临床经验的积累，越老越值钱。再说，我的脑力一点也不见退化。老赵，等你离休了，你就管家，我就住在医院里，多看点病人。”谁知，没有几个月，她就被宣布离休了——没有人拿她当知识分子，而是拿她当老干部，换班子，割韭菜、一刀切。顾琳真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宣布离休命令的那天，她回到家里，抱起她的听诊器，象个孩子般呜呜地哭了。

“唉，不要哭啦，”赵锡平被她哭得心也酸起来，“又不是你一个人下来，开朗点嘛。”

“对，不哭，哭个屁！”顾琳真的抽泣着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不再哭了。

几天之后，她开始看书写文章了，自题为《顾琳杂文集》，她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将她的杂文集装潢得极为别致。

她天天写，写完就锁在柜子里，不准任何人看。这举动使赵锡平产生了好奇心。有一天，乘她不在，赵锡平打开了她的柜子：《天有不测风云》、《一个女人的谈话》、《寓言二则》、《必然》、《墙头一棵草》……

赵锡平越看越吃惊，顾琳回来了，他多年来第一次对她大发雷霆：“你赶快给我烧掉！全是些右派言论！”

“噢哟！”顾琳说，“你连批判发言也不会。现在‘右派’都是些英雄，‘左派’才是些坏东西。”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怕什么？”顾琳说，“不工作就等于死了，我还管他那些！马上连军装也不发了。说我是老百姓吧，没有户口；说我是军人吧，没有军装。青蛙还是两栖，我倒是两不栖。”

赵锡平说不出活来，妻子的嘴比他厉害十倍。想当初她刚到部队的时候，才十五岁，平日默不作声，可一开会就有慷慨激昂的发言。而赵锡平恰恰喜欢她这一点。那时，部队号召“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顾琳（她原名顾素玲）这个初中生，在这种口号的感召下，竟真的放弃了一个她自认为是“心心相印”的高中生营长（那营长还不够结婚资格），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他赵锡平。她为他生了六个孩子。尤其生老大老二时，部队天天行军打仗，年轻的她，却无论如何不肯将孩子寄出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自己哺养。她吃了多少苦！顾琳一生都在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她自称没有任何要求，她的嗜好就是看书、上班。她甚至一辈子没有穿过一双象样的皮鞋，没有烫过发（其实她长得很漂亮，可就是不打扮）。这两年离休后，她常常腰里扎条破裤子，就腌咸蛋啦，晒干菜啦，有一次一位客人来，正撞上顾琳搞得满手泥污，他还以为顾琳是赵锡平家的保姆！

顾琳把自己改造成了“苦行僧”，过去，她一直认为这就是“革命化”，是“工农本色”。谁知道这几年，社会上的许多事情，正在将她头脑里的一切固有观念打得粉碎。

报上宣扬“能挣会花”，宣扬那些发了大财的万元户们，据说他们有的入党，有的当了政协委员。她勃然了：“什么名堂？革命就是这样搞法吗？”

赵锡平答不上来。他也看不惯诸如牛仔裤、蝙蝠蝠衫，男人留长发、穿高跟鞋之类，但他不象妻子那么偏激，他相信“上面”的改革，不轻易表露自己的倾向。停了一刻，总算找到了一句话反驳妻子：“总不见得社会主义就是越穷越好吧？”

顾琳很少象这样竟半晌答不上来。

赵锡平趁势又说：“既是改革，就允许探索和试验嘛，也难免走点弯路嘛！你要看不惯，可以上书中央，提提你的方案，你看该怎么搞？”

顾琳更是语塞。真是，你骂了半天，你有什么高招？但她还是看不惯，并且注定了还要写杂文，发言论。

“怎么搞的呢？”赵锡平放下电话以后问女儿，”我们年轻的时候，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现在好象是……是不是我们真的老了，该被淘汰了？”

女儿的表情严肃了。她没有回答——她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