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要设宴了。
一般来说，将军们都喜欢慷慨设宴，可家宴的风格却因人而异。每一个曾经涉足于将军世界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差异，不同的宴席，反映出将军们不同的气质和脾性，以及不同的审美情趣。洪定国的家宴是非常实惠的，“一碗制”，快节奏，不管三七二十一，冷热甜接踵而上，甚至藕合、带鱼、面条也会端上来，“吃！吃！吃！”主人一个劲地相劝，唯恐你吃得不多。赵锡平的家宴则是另一番风昧，他也讲排场，也讲质地，也殷勤周到，但只是善于模仿而少有个性。在他的饭桌上，你会发现酷似某筵席的拼盘、热炒或如同某将军家的器皿。周伟成的家宴则以清淡著称：白花瓷器，极细的刀工，一律不用酱油的热炒和大菜，正如他那知识分子的本性，清高孤傲，难以入俗。
而许基鑫的家宴，也同他的性格一样，可谓集中国将军家宾之大成。烤、溜、爆、炒均有，质、色、味、形俱佳，一应上等的景德镇青花瓷器，两碗（甜咸分开）、两杯（红白酒分开）、两筷制（公私分开）。
宴会的节目也是独特而热闹的。拼成孔雀、蝴蝶或花篮的二尺拼盘一端上来，就标志着宴会开始，许基鑫口出个“请”字，大家便一齐捣毁了那绝妙的造型工艺。“不要紧，下次拼个更好的！”这是主人的口头禅。然后，五热炒五大案逐一而上，全是精心安排的。许基鑫一边吃一边绘声绘色地讲起每一样菜的来由和掌故。这时，一个个宜兴产的造型极为别致的小烟罐上来了，焖罐里放着令人惊叹的绝菜：大连的牡蛎，内蒙的驼峰，东北的熊掌和青海的裸鲤。“先猜，”东道主说，“猜着了我这一罐归他。”于是宴会进入了高潮，宾客们凭着各种灵感绞尽脑汁——很难猜中的，往往是苏立慷慨地说：“还是吃吧！”于是众口交赞，感谢这位主妇。最后，是甜食和点心，当上好的蛤上蟆、或银耳、或湘莲端上来时，宴会就要结束了，此刻，许基鑫必然大发幽默，仿佛随手拈来，讲上个笑话。这笑话大多不过是由民间笑话改头换面而来，只是这会儿再妄加在某宾客身上，就不免要逗得大家捧腹喷饭了。
参加宴会的自然多是将军，久而久之，许家宴会的名声便超过了当地任何官方宴会。若是遇到了偶尔来A城恰巧碰上宴会。又被邀请参加了的人，则更是要绘声绘色地到处向人描述。其间自然不乏新鲜感受，但也少不了渲染夸张，尤其对于许基鑫，他那出色的表演渐渐被神化了，他成了许家宴会永恒的主题。
只是，宾客们实在夸大了许基鑫的作用，正如夸大了电影中“主角”的作用，另一个人才是最主要的——这个人便是“导演”苏立。
苏立永远属于女性的世界。她聪明，能干，倘若将全都才干用于工作，她理应有所建树。但她却象许多标准的东方淑女那样，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丈夫。她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丈夫，估价自己，一直到晚年，她对自己始终是满意的。
元旦一早，她就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忙碌。她同炊事员定下拼盘的招法，商讨好焖罐里的惊人之作，又亲自去察看海参发得如何，银耳摘得是否干净。她永远是个事无巨细的总管，喜欢这样调遣和忙碌。当她上楼去拿鲍鱼罐头的时候，许基鑫还在梦乡。
接着，她就坐在客厅里打电话了。她先找到周伟成，要他的炊事员明天一早来帮忙。十天前，在全区的烹饪大赛上，那小伙子精湛的刀功获得了第一名，苏立真心地羡慕他。
她又用电话通知各位宾客，告诉他们宴会的确切时间，请他们准时到达、打完电话，她将客人的名字依照职务和级别高低的顺序写在一张纸上，一会儿保卫干事要来的，她要把名单交给他——明天饭后送客，将按这顺序安排先后。（这“名次学”在中国着实是一门学问哩）
做完这些，她轻轻喘一口气，安心地靠在沙发上了。可是，她的手又触到了昨晚扔在沙发上的毛衣活，便拿起来赶织，那是为儿子织的。
儿子进来了。他是被妈妈的电话吸引过来的。本来，他正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妹妹的女儿（他们一直在苏立身边长大），在隔壁的娱乐室里看电视。
自从昨天下午和进进相约之后，他就揣了件心事，刚才听到妈妈在请客人，从头到尾果然没有赵锡平，尽管这是已知的事，可他仍旧感到失望。
他静静地坐在妈妈身边。妈妈并不知道他的心思。儿子每次回家，总喜欢陪妈妈坐坐，不说话。可心里总是热的。
只是坐着坐着，苏立不觉又想起了儿子即将来临的命运，心就微微颤抖。这样出色的小伙子，你一手带大的儿子，他就要到前线去了，下次，什么时候才会再见面？那时，儿子是比现在更老沉、更能干，还是……还是什么？
但儿子在想别的事。他是那么沉静，那么安详。前线，对于他仿佛不是什么险境而是衷心向往的热土——这是他爸爸遗传给他的，那种标准军人的血液。
标准军人——因为战争，因为日本鬼子的侵略，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那一代许多女兵一样，将名字改成单名（她原名叫苏立云），于是，她的一生，就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军人紧紧相联了——她和许基鑫的婚姻也是标准军人式的。那时，因为这批女兵的到来，二四八团们（二十四岁，八年党龄，团级干部）掀起了恋爱结婚的热潮，当赵锡平连蒙带唬将她带到许基鑫面前时，她不过十七岁呀。可现在，已是花甲之年了。
“我这几天总想起以前的事。”她向儿子讲起，似乎还有些腼腆，“真快，我第一次看见你爸爸是在四０年元旦，他给我们这群新兵讲话，一晃已经四十五年了。那时候，我们刚分到他的旅，一见到他大家都害怕，他一天到晚绷着个脸，吃相真难看，还喜欢骂人。”
“可你还是嫁给他了，妈妈。”儿子说。他愿意听妈妈说话，因为妈妈一向说话不多，尤其难得谈起她和爸爸的事。
“是啊，”苏立微笑着，“还不是赵锡平拉的皮条。”
“是吗？”儿子很吃惊，没想到妈妈会主动提到他。
可苏立提到他多半没有目的，要说有，那也许是在昨天遇上进进之后，对明天请不请赵锡平闪过一念，但她马上打消了那念头——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天，”苏立一边织毛衣一边向儿子诉说，“赵锡平突然叫我，说是组织上找我谈话。我以为什么大事，一路走一路紧张，谁知一进那屋子，赵锡平关了门就退出去。”她从来没向儿子讲过这些，今天破例谈起，也许是因为儿子要走了，她有些激动，并由此想到了这个家庭的形成史，“我一看，是你爸爸一个人在里面，他一脸胡子，两手搓来搓去不知道要干什么。突然他就冒出一句话；‘怎么样，我们结婚？’我吓了一跳，我说我是来打鬼子的。你爸爸以为我没听懂，又重复一遍：‘我是说我们结婚，你愿不愿意？’我说不愿意。谁知他一听就火了，拔出手枪说要枪毙我。我一看，干脆豁出去说：‘旅长，枪是打鬼子的。’没想到这话还真顶用，他真的收起手枪，说了句“走吧走吧’，就自顾看地图了。我拔腿就跑，边跑着才感到害怕。”苏立笑起来。
儿子也笑起来：“妈妈，你们那个时候根本不懂谈恋爱吧？”
“就是，要么愿意，要么就不干，你爸爸他们那些人，想法就这么简单。”
“可后来你还是跟他啦，”儿子说，“是不是赵锡平后来又拉皮条了？”
“哪里，再没人对我说过他，他也再没来找过我。过了一年，打陈庄时，他左腿负伤，送到后方医院（其实就是老百姓家）治疗，恰好我管他。我听说他是因为深入到前线才挂的花，又听到了好多关于他英勇善战的故事，心里对他挺敬重；看他手术、换药时，连哼也不哼，想起上次的事，更觉得过意不去。他一开始还不理我哩，装作不认识我，后来见我对他照顾特别好，渐渐地火气也消了。有一天，我去给他换药，他突然掏出一支‘51型’钢笔说：‘喂，你们知识分子用得上，拿去吧！’我一听，顿时就翻肠倒肚了，我问他：‘许旅长，你可有对象了？’他摇摇头，我说：‘要是你还愿意，我……我也愿意。’他楞了，说：‘真的啊？你不怕我成个瘸腿佬？’我说不怕。”
苏立的故事打动了儿子，爸爸妈妈也有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啊，尽管简单，却很真挚。
可苏立戛然而止，以后的事她不再讲下去，那些事仿佛不该再对任何人讲，只该存在心里——当时，许基鑫一听她的话，便用那粗大的手紧紧地将她的手攥住了。他说：“我早就讲过，我是非你不娶的。这钢笔我从那一次一直揣到现在。”
她落泪了：“你伤好了我们就结婚，”她说，“我会对得起你的。”
可是许基鑫只做了两天的郎君就又上前线。去了，分手的时候连头也没回。从此，他再也没有温存过她，只是偶尔才想起让警卫员给她送点战利品，或者偶尔在行军路上遇见她，塞给她一把不知能不能用的边币。倒是赵锡平常常问寒问暖，让警卫员送衣物，把她当嫂嫂待……
“妈妈，”儿子打断了她的思绪，“要是明天赵锡平叔叔和她的女儿都来该多好。”
苏立有些吃惊，儿子正和她想着一个人，可儿子居然又一次提到要请他们赴宴。她迟疑了一下：“还是尊重你爸爸的意见吧。”
“爸爸为什么不能改变态度呢？”儿子又进了一步，“妈妈，你应当说服他。我就能原谅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有过错误的人。”
“你看你看，只顾讲话了，针都织错了。”苏立开始自顾数毛衣针了。
可她总是数错，来回敬了好几遍还是不对，索性让儿子帮着数。儿子真的就替她数针。她呢，却因为儿子方才的一句话，想起了文革中的事。
是啊，儿子的话也许有道理，“文化大革命”是个非常时期，谁若说自己十年前早知道，那是吹牛。但它的确又是块试金石，每个人都会在它面前显出本来面目。有些人，也许一生都在准备迎接一个这样的关键时刻，可在一瞬间却迈错了关键的一步，从而失去了友情、信任、人格……比如她苏立，她似乎从没有想到自己会经历这样的考验，可她经受住了。她对丈夫的爱得到了日报……
那是一九六七年第一次批斗许基鑫的大会上，造反派将她也拉上了台，那场面回忆起来真叫人啼笑皆非。有个叫吴涛的科长站在台上，吓得连语录第一页第一段都背不出了。造反派追问他一封“反革命信”，是谁指使他写的？他开始低声答道是他自己写的。但禁不住会场一片喊叫和打倒许基鑫的口号声。等造反派再追问时，他便改口抖抖瑟瑟地回答是许基鑫指使的。
“这小子怎么吓成这样！”站在一旁的苏立心里说。
一会儿，造反派要她揭发。她把头一抬，声音同平时一样镇定：“我没什么好揭发的。我就知道许司令会打仗。”
“不许你放毒！”台上台下顿时一片喊叫。有个打手几步窜上来，一巴掌将她打翻在地。但她很快就站了起来。撩撩头发，还是把头抬得那么高，不管造反派再问什么，再喊什么，再拳打脚踢，她一个字也不说了。
晚上回到家里，她替丈夫洗去脸上的墨汁、颜料，换下身上的脏衣肌，替他揉搓浑身疼的关节：“不要紧，老许。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跟到哪里，大不了回你老家种地。我年轻，我千得动，我来养活你。”许基鑫一听这话，一把抓住了苏立的手——这是他自从送给她那支钢笔以后，第二次这样深情地拉她的手。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就这样手拉手坐着，久久地，久久地，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但苏立没法陪着丈夫了，第二天，造反派勒令他俩分开。还住在这个家里，只是能闻其声，却无法见面。再后来，许基鑫被关起来，最后，又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押送到遥远的边疆去了。
一九七五年元旦，许基鑫衣衫褴褛，瘦骨嶙峋，重返A城。苏立一见他，泪水便止不住地淌，第一顿饭，他吃了满满一大碗米饭，满满一大盘红烧肉。哦，这就是她的丈夫！
从那以后，许基鑫对苏立明显地温和了，有事总同她商量，而且常常让她拿主意。“你们哪一个都要爱你们的妈妈！”他对儿女们说。
但苏立一如既往地敬重丈夫，尤其尊重丈夫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儿子把毛线活递给母亲，不再发问。
“铃——”电话铃响了，苏立拿起听筒。总机告诉她：军区总医院高干病房，洪定国找许基鑫。
“你请他等一下。”她对总机说，并不与洪定国直接通话，而是将话筒放在一边，支使儿子：“上去看看你爸爸醒了没有，要是醒了，就告诉他洪定国来电话。”
许基鑫睡得太晚了，所以起得也迟。其实，他醒了有好一阵了，只是仍在闭目养神。直到儿子进来，他才睁开眼。
一听说是洪定国来电话。他忙要总机将电话转到楼上来。洪定国说有急事找他，他立即表示马上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