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囚禁了。

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大教室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很宽敞。吃饭有人伺候，被褥还算干净，看起来这里是某个红卫兵总部要员的办公室。周汉元再也没有来过，大概是战场上的事把他拖住了。来过一名总部委员，咆哮了一阵，走了，对我这个老红卫兵还算客气。从窗户望出去看不很远，有几幢楼房挡住了视线，那些楼房是我们过去的宿舍。楼下的空场上停着几辆打坏的汽车，还有两大堆烧过的纸灰。这里是后方，很少看见银盔铁甲的武士。每天，从远处传来高音喇叭的呼啸，偶尔夹杂几下枪声。高音喇叭停下来的时候，这里死一般寂静。

桌子上放着一叠《红卫兵报》。为了消磨时间，我翻来翻去看了几遍。我找到一年以前的报纸，有我写的几篇文章，读起来觉得好笑。记得周汉元说过，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我虽然不曾认为这句话是真理，起码受过它的影响，把无耻行为解释为策略上的需要。如今看到自己写的文章，不是也在说假话吗?是谁教我这么做?如果说是周汉元，那么又是谁教的他?我走过许多地方，文化大革命实在无奇不有。为什么人们都有这种策略上的需要?世上的道理完全颠倒过来，一个人如果正直，讲真话，会被认为固执、傻气、不近人情、没有政治头脑。反之，虚伪、讲假话，会被认为聪明、合乎情理、政治上有一套。不是讲“大民主”吗?究竟多少人有讲话的权利?我有过这种权利，但是必须遵循他们规定的方向，在他们规定的范围之内。如果想迈出这个范围，权利就被取消了。我没有发言权了，乔建国也没有发言权了。爸爸、苏阿姨、苏秋雨早就没有发言权了。最有权利的是周汉元们。他们不但有说话的权利，还有捕人的权力，还有开枪开炮草菅人命的权利。时势造英雄，他们就是这个时代制造出来的英雄。

我并不太为自己担心，我想到小明，想到苏阿姨。爸爸此刻肯定知道我被捕了，家里也不知道弄成个什么样子，但是爸爸是无能为力的……乔建国会把琴藏到保险的地方……我特别强烈地想到小明，她的照片此刻正在我的手里。她的样子，同我最后一次见到的多么不同。那一天简直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回忆欢快的日子，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攥住，一下一下用力攥紧。

我又想起她在长城上疯疯癫癫的样子，她在周家痛苦和乞求的目光，她哭着离开了北京，她把钢笔留下作纪念，她把这一切背着苏阿姨，那把琴她也没有拿走。这都是极为反常的。我是有自信心的人，从不怀疑自己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女孩子是真情是假意，我完全看得出来。即使感情发生变化，也需要变化的时间。到底为什么?

有几次我激动起来，象一头愤怒的狮子在屋子里乱撞，和看守我的人大声争吵。我知道这样做无济于事，周汉元不会轻易放过我。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上午，门缝里塞进来一张最新的《红卫兵报》。我拿起报纸，心中诧异。从来没有人给我送过报纸，这是怎么回事?我打开报纸，扫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再仔细看看，发现第三版有的铅字下面用钢笔点了黑点，把点过的字从上到下连起来，则是“今夜十二点我来接你。乔”。是乔建国！这个鬼家伙准是串通了警卫，半夜来接我出去。整个白天我又兴奋又紧张，不时看看手表，看看窗外。天气很好，下午有一阵子枪声紧起来，大概周汉元又发起攻击了，让他们打去吧。

傍晚的时候，外面安静下来。吃过饭，我坐在灯下看了一会儿报纸。其实我什么也看不进去，一分一秒等待午夜的来临。九点钟，我关了灯，躺到床上去。忽然间，楼道里传来重重的脚步声。我一阵紧张。门开了，大约走进来四五个人，手电筒的光柱打在我身上。

“把灯打开！”

我坐起身，打开灯。面前是戴着钢盔穿着皮靴的武士，有两个人腰里别着手枪。

“起来，穿上衣服，跟我们走！”

这是命令。我想，完了，乔建国的计划破产了。我慢慢穿衣服。

“快一点！混蛋！”

我被带上一辆带篷的“嘎斯”中型卡车。车上已有三个人，两个武士和一个囚犯。那个囚犯我认识，是学校的团委副书记，三十七、八岁，五花大绑，口中塞着毛巾。他大概被绑得很难受，向前探着身子，伸长脖子，抬不起头，只能翻起眼珠看看我。等到押解我的四个人上了车，汽车发动了，拐了几个弯以后加足马力，速度足有七、八十迈，这样不停地开了一个半小时，下车的地方是一幢楼房，我被推进四层楼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没有灯，月光下看见地上有一张草垫子，垫子上有一条腥臭的线毯。我在草垫子上坐下，把线毯围在身上。我整夜未眠，冻得浑身发抖。

天亮以后，我猜到自己到了什么地方。窗外是清幽的山林，听得到悦耳的鸟鸣。远处晨雾蒙蒙，山势秀美。我屋然没有来过这里，但是我知道这里是学校的一所休养地，在南口以外的山中。从武斗开始，周汉元就把这里变成了他的集中营，关押走资派和战场上的重要俘虏。如今我也到这里来了，不为别的，为的是一把琴。这里警戒森严，窗户上焊了铁栏杆，墙角里搭起了了望台，院子里布置了持枪的巡逻哨。这是一所真正的监狱。

两天以后，我被带到一间地下室里。这间地。下室潮湿、幽暗，一片恐怖肃杀之气。屋子当中站着一个人，上身只穿一件从肩头撕开的衬衣，从铁窗射下的一线阳光正好打在他的脸上，半明半暗的脸好象变歪了。他就是同我一起押来的团委副书记。他的两旁站着杀气腾腾的打手。我心中一阵紧张。我早已准备挨打，进到这间屋子里，立即感到动刑就在眼前。

“你还不承认吗?你整了中央文革的黑材料。”

一个人打着泊滑腔调审问那个团委副书记。团委副书记不回答。

“我们对你太客气了。你是什么东西?文化大革命前你耀武扬威，如今居然敢反中央首长，你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

那个人仍不回答。

“叭”地一记耳光。那小人晃了晃，铁栏杆映在他脸上的粗影子也晃了晃。我觉得这声音象是打在我身上发出来的。

“你不说?好。来，咱们撬开他的嘴！”

三个人走上前，一个揪住他的头发，一个抠住他的下巴，第三个手持一把老虎钳子，伸到他嘴里，“咔叭”一下拔掉两颗门牙。那个团委副书记惨叫一声，摔倒在地，嘴里冒出一般鲜红的血。

我似乎也要晕厥过去。我清楚这个团委副书记为什么受刑，他是支持另一派的干部，被周汉元看作眼中钉。

第二天我也挨了打。